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有哪些
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跨国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从产生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不仅是某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其他国家或整个人类利益的问题；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而且可能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 二是不确定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一定来自某个主权国家，往往由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 三是转化性。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非传统安全问题矛盾激化，有可能转化为依靠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 四是动态性。非传统安全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例如，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某些流行性疾病可能不再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威胁；而随着恐怖主义的不断升级，反恐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主权性。国家是非传统安全的主体，主权国家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拥有自主决定权。 六是协作性。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国际合作，旨在将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 （转载）
恐怖主义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一大难题，从根本上说是国际和国内各种矛盾和冲突激化后的产物。但因为他产生的根源和背景非常复杂，国际社会对其概念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恐怖”一词本身并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它经常被当作实施恐吓性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是人类历史上有效的政治工具，也是强势团体和弱势团体都可能选择使用的方法。因此，恐怖主义即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甚至为改变某种政治进程现状而对个人，组织或国家采取的极端和暴力行为。它具有政治性和暴力性两大特征。
恐怖主义作为人类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并非近现代才出现，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荆轲刺秦王以及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的遇刺都是非常典型的恐怖事件，它们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新生政权，执政的雅各宾派决定用红色恐怖主义对付反革命分子。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行动”。因此，它常常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恐怖主义随之产生，它要么是广泛的革命战争的伴生物，要么是以内部对抗的形式出现”。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卡尔? 海因茨在《刺杀》一书中总结到：对民众起义来说，统治当局太强大、太残忍了，不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必须接受刺杀作为历史进步的主要工具，这也是“为实现历史目的而需要的不可避免的工具。”这一工具很明显可以看到恐怖活动的踪迹。有时“恐怖主义”也可以看做是革命者虚弱的表现。革命者在没有群众运动支持的情况下，企图用孤立的暴力行为来实现巨大的变革。恐怖主义事件经常在群众运动失败后革命者想实现变革时产生。如意大利的红色旅便是群众运动失败后的产物。另外，在上世纪50年代，拉美有些国家内部的革命派就公开主张以此为武器“呼吁使用革命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手段推翻殖民主义势力在第三世界的统治”。
民族主义，那些抵御和反抗外来统治和压迫, 争取民族独立已成为产生恐怖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根源。特别是在二十世纪，许多民族主义分子通过恐怖主义的形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自治，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如1954年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而二
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晚期，发生了一系列少数民族试图与主体民族分离的行动，如英国的“北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 ”，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当然，在民族主义中我们也不应落下那些宣扬种族至上，崇尚法西斯，暴力的极端残忍的种族“恐怖主义”，如德国境内如今尚存的“光头党”及美国的“3K 党”。总体说来，由民族主义引发的恐怖主义繁多而复杂，据统计, 目前世界恐怖主义组织中有三分之一是这种类型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也是国内外矛盾激化的产物。随着南北关系恶化，发展中国家贫穷状态的加剧和全球化的日趋发展，弱势国家和民族不但在经济和技术上无法与发达国家和大国分庭抗礼，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日益被边缘化；在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层面上，部分人享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便利，而同时相当多的人却愈益缺乏改善自身状况的手段。社会制度的缺憾，不公平现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失业，疾病，饥荒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了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和背景。此时的恐怖主义便成为了弱者反抗强者的手段。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对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成为了他们的动机。当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全世界人民在齐声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也指出了这次恐怖主义袭击的实质根源, 冷战后，世界格局体现为美国的一极独霸，美国依靠强权，不顾及他国安危与尊严，坚决采取干预他国政策，在全球撒开信息大网干涉中东事务，支持以色列，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使得美国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众矢之的.
宗教因素和文明冲突也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当今的很多恐怖主义组织中，宗教性已成为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极端狂热的宗教信徒成为一次次恐怖事件的主角。有人认为“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最为普遍与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类型。西方国家有些学者曾提出过“文明冲突论”的问题，他们倾向于将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反西方的恐怖主义, 因此也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
总之，恐怖主义的根源多种多样并已成为了各种势力都可以利用的工具。
根据恐怖主义行为主体的划分，可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恐怖活动，另一类是非政府恐怖活动。一国政府用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属于政府恐怖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利比亚、伊朗等国就常常受到这样的指责。非政府行为的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个大类，其表现形式较为复杂
恐怖主义是时代的一股逆流，已具全球性。它不择手段，惨无人道，伤害无辜，破坏社会稳定，闹得世界不安宁。恐怖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派生出来的，包括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以及一些原教旨主义的驱动，某种条件下还是对霸权主义的报复行动。当前恐怖主义日益网络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自应付，任何一项孤立的反恐行为都难以收到实效。国际社会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
长期以来，恐怖主义以其血腥的暴力活动为显著标志，在世界许多地区制造混乱，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9·11”事件更是使这种活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以空前的破坏力、冲击力和影响力，给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带来深刻的变化；它也迫使世界各国再度聚焦恐怖主义，重新评估恐怖主义危害，并把反恐纳入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虽然恐怖主义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在国际反恐斗争的严厉打击下日趋减小。仍不断发生的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显示，恐怖主义威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一些地区还不断恶化。由此可见，反恐斗争仍是一项十分复杂、长期、艰巨的任务。
一、正确评估恐怖主义的危害
虽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只是极少的一小撮，但由于恐怖活动所具有的特性，使它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普通的刑事暴力犯罪，并影响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
（一）恐怖主义危害不因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员减少而缩小。恐怖主义既不同于普通刑事
犯罪，也不同于常规战争，它是一种“以小搏大”的极端不对称的暴力活动。这种“不对称”之所以极端，是因为它并不是军事作战中的不对称，而是恐怖组织有预谋地针对毫无防范能力的平民进行袭击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还体现在政府难以给予“受害群体”全面保护而防范这种袭击，也就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像保护要人一样地保护起来，不可能把所有民用建筑、设施都像保护使领馆、军事基地、政府办公驻地一样地安装各种防恐设备。由此可见，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与各国军队相比是“弱者”，但与它们袭击对象相比则是“强者”。
虽然说恐怖组织不断遭到重创，许多恐怖分子不断落网，但残余的恐怖分子“以小搏大”的危害并没有减少。这种“以小搏大”，可以通过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或交通工具里放置炸弹、大规模劫持人质、使用汽车炸弹、用导弹袭击民用航空器等方式实现。在这些恐怖活动中，几个恐怖分子、几个炸弹、几枚导弹同它们所造成的伤害与影响可以说难以成比例。因此，我们评估恐怖主义的危害，不能仅仅因其人员的减少而放松警惕。
（二）恐怖主义危害仍在不断扩大。常规恐怖活动已经显示了它的杀伤性与破坏力，每年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有增无减。与此同时，人们更加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出现的可能。恐怖主义无视人类的任何道德规范，不受任何国际法约束，因此，它追求最具轰动、最具血腥、最具影响的各种恐怖活动方式，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直是其寻求使用的手段之一。1995年造成1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使人们更加警觉使用化学武器的恐怖主义；越来越多的放射性材料的走私活动，也使人们对包括“脏弹”在内的核恐怖主义的恐惧与日俱增；而在美国蔓延的炭疽恐慌更使人们忧虑生物恐怖主义的来临。随着国际社会的日益开放，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恐怖分子得到制造包括核、生、化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和制造材料的途径与方式也越来越多，亟需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与警惕。
“9·11”事件中，载满乘客和油料的大型客机撞向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恐怖举措表明，恐怖分子在使用常规武器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新的更具危害的恐怖活动方式。一些恐怖组织逐渐超越传统，尝试高科技带来的恐怖效应。它们在异地建立支持性网站，从事各种培训、宣传等活动；利用现代两用技术如全球定位系统、移动电话、寻呼机等进一步加强其恐怖活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非暴力恐怖主义的危害越来越大，信息恐怖主义就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当人们在享受现代化传播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当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网络时，恐怖主义也把邪恶的目光瞄准这一领域。他们不仅利用互联网结成跨地区、跨国界的大型组织，利用网络的便利条件获取和发送各种信息、交流经验，利用网络从事各种犯罪活动；同时，他们也把这种支撑现代化社会的系统作为攻击目标：瘫痪网络、干扰攻击通信卫星等。此外，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也处在恐怖活动的威胁之下。
(三）恐怖主义危害还在于它造成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影响经济发展。恐怖主义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以滥杀无辜来追求更大规模的血腥效果；二是力图制造更大范围的恐慌效应。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与物质财产损失只是恐怖主义危害的一个方面，它的危害还表现在对人们心理的冲击。虽然恐怖活动最直接的受害者只局限于案件现场，但人们由此所产生的心理恐慌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因心理恐慌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全方位的：一是对政权的稳定有所影响，有时甚至造成政府的更迭；二是造成社会一定程度的动荡不安，人人自危；三是妨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秩序，一遇到事件便与恐怖活动相联系，造成交通中断、工作停止等状态。
而且，恐怖主义的危害还在于恐怖活动的放射性作用，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表现一，通过各种类型的恐怖活动，增加社会安全成本。为防范恐怖袭击，各国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各种安保措施。这不仅使得人们工作生活的各种快捷途径大打折扣，而且这种安全成本也使其他经济活动的效益有所下降；表现二，直接对经济构成冲击。1997年埃及旅游胜地
卢克索发生屠杀外国游客的恐怖事件后，世界各国纷纷取消原定去埃及的旅游计划，使埃及当年的旅游收入下降了30%；2001年印尼巴厘岛爆炸事件后，不仅已在该岛的游客匆匆离去，而且去该岛的人数也急剧下降。事发第二天，印尼股市开盘，综合指数下降了10%。“9·11”事件中，美国纽约在其地标性建筑物——100多层400多米高的世贸双子塔被两架被劫民航客机撞击后轰然倒塌的同时，既造成了2800多人的死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美国笼罩在恐怖阴影之下，一时间草木皆兵。此次事件除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外，间接影响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四）恐怖主义危害日益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稳步发展。在此状态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性更是不断加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各国的脆弱性增加了。这种脆弱性的实质，是指威胁国家安全的跨国因素增多，而恐怖主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因素之一。我们看到，尽管恐怖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热点，但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其危害的全球化现象尽显。“9·11”事件虽只是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但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据联合国估计，此次事件将使世界经济发展放慢1个百分点，损失高达3000多亿美元。在2800多死亡人员中，涉及的国家多达几十个。换言之，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人民都要承担恐怖风险与反恐成本。
评估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不应只着眼于恐怖事件的发生，而应看到它的全部。恐怖主义既有极端理论作宣传，也有一定组织机构进行策划；既有募集资金网络，也有走私武器军火渠道；恐怖事件只是恐怖主义的一种最终表现形式。由此可见，虽然恐怖攻击主要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但其他恐怖主义活动则有可能在世界各地进行。由于以往忽视这一点，使恐怖主义问题造成了许多国家之间的摩擦。这种摩擦不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就是发达国家之间也有，而且这种摩擦现在仍然存在。
二、认清恐怖主义的本质
“9·11”后，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的严厉打击下仍很猖獗，个中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从内部看，恐怖主义的产生具有深刻复杂的历史社会根源，当今社会存在着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从外部看，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依然有待统一，特别是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反恐双重标准等问题。因此，反恐斗争也应从多方面着手，靠单一手段、单一国家很难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一）恐怖主义披上的种种掩护外衣。恐怖主义使用恐怖暴力作为自己的旗帜，其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武装宣传”。纵观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成立之初也只是由几个、十几个极端分子所组成。他们的极端主义思想与理论很难为现实社会所接受，更不为那些受“利益驱动”的媒体所关注。为了“引起”人们对他们主张的重视，为了“强迫”政府接受他们的“政见”，恐怖分子找到了这条让世界不安宁的极端之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虽然以民众的生命为代价进行“武装宣传”，但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恐怖主义。他们往往找到许多貌似正义的理论伪装自己：把屠杀民众称之为“暴力革命”；把分裂活动冠名为“争取民族解放”；把宗教矛盾大写为“宗教压迫”；把极端民族主义谎称为“争取民族独立”，如此等等。以此，他们蛊惑了一些人；以此，他们煽动了一些人；以此，他们吸收了一些人；以此，他们也迎合了某些别有用心的“第三势力”的需要。
（二）恐怖主义为自身发展制造的怪圈。恐怖主义沾满民众鲜血的“血路”之所以能够走下去，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制造的一个怪圈。因许多客观原因而形成的贫困、贫富差异，成为被他们利用的工具；而他们的恐怖暴力活动又大大阻碍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这种落后状况转而再次成为他们所谓“正确主张”的有利“注脚”。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恐怖怪圈。在世界上恐怖活动的高发区，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从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法国的科西嘉，到斯里兰卡的泰米尔、菲律宾的棉兰佬岛，从非洲到美洲，大都如此。原因之二在于，恐怖活动不仅“引起”当地人民与政府的关注，更是“引起”国际社
会，特别是别有用心的“第三势力”的介入。这也使得恐怖组织有了跨国活动的余地与资本，于是这块“乌云”越来越大。针对恐怖主义这种状况，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是打破这种怪圈的关键。
（三）“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仍是一个关键分歧。虽然国际社会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威胁越来越大，但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世界各国政府，包括专家学者给“恐怖主义”所下定义已达150多个，这实质上也突显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来源不一，需对付的目标不同；二是，恐怖主义跨国活动的“一地策划，异地实施”的特点，导致一些“势力”把恐怖主义作为一张“牌”；三是，一些国家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只打击对本国利益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有时甚至支持纵容对他国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当然，国际社会反恐也有一些可喜的现象：在恐怖主义定义方面，许多国家都认识到，只要是针对平民的恐怖暴力活动就是恐怖主义；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联合国通过的12项反恐国际公约；联合国在国际反恐中的地位与作用正在不断加强。
三、标本兼治全面防范打击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反恐斗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反恐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严厉打击现存的恐怖主义；二是防止潜在恐怖主义的产生。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一）不断拓宽国际反恐斗争合作领域，使恐怖分子无处藏身。我们看到跨国活动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一地策划，异地实施”的恐怖活动迫使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反恐斗争合作。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基础仍是双边合作。面对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采用双边合作方式较有成效。国际反恐斗争的多边合作正在蓬勃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一些地区性组织的反恐斗争合作上。基于一定的地缘与共同的利益，合作趋势良好。但这两种层面上的反恐合作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恐怖主义不会受这种合作区域的限制。因此，全球性反恐斗争合作仍亟待在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建立、完善并机制化。
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用具体的措施来充实完善各种反恐协议、协定与公约，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领域也应随之不断扩大。由于恐怖主义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反恐合作既要有道义上的支持，也要有司法合作；既有情报交流，也有技术合作；既有经济制裁，也有联合军事打击；既有国家领导人的会面，也有具体执行部门相互协助，从而达到从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地限制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使恐怖分子无论躲到哪里，都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从挖掘恐怖主义的根源着手加强综合治理。恐怖主义之所以还很猖獗，还得到一些人的同情与支持，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还披着形形色色的伪装：民族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如此等等。如果将恐怖主义的这些外衣剥去，看清实质，其为达到一定政治目标而进行残忍屠杀的本质就会完全暴露。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恐怖主义在各种措施的严厉打击下仍在泛滥，还有其根源问题。贫困、贫富差距、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种族部族冲突等，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副作用还在加深加重这些问题。要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就必须采取综合治理。在打击各种现存恐怖主义的同时，更应注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不平衡，缓解国际社会矛盾，减少冲突，防止潜在恐怖主义的出现。
（三）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的主导作用。综上所述，反恐斗争既是一项长期
的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为了解决当前反恐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使国际反恐合作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联合国不仅要发挥更大作用，而且要起主导作用。因为，联合国是二战以来经过近50年发展涵盖国家最为广泛的国际政治机构，作用非常广泛，而且联合国已有12项反恐国际公约，这已经为联合国在今后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以联合国为框架，建立和完善全球性的反恐斗争合作机构，是彻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本出路。
反对恐怖主义必须治本。应在缓和地区及国际紧张局势、消除贫困和加强反恐合作三方面同时开展工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以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面对恐怖主义的新挑战，世界各国显然予以了高度重视，并积极寻求新的应对之策。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其反恐战略，并制定了“反恐B 计划”，将“重点转向打击恐怖组织的中下层”。俗话说，擒贼先擒王。这些年来，美国动用了浑身解数布下天罗地网，力图把拉登等恐怖头目捉拿归案（现已抓获并杀死拉登）。国际社会的反恐决心和勇气无疑给了恐怖主义沉重的打击和震撼，使得他们不敢抛头露面。从这一层面上说，反恐斗争还是颇有成效的。但从之前发生的恐怖活动，特别是这次伦敦爆炸事件来看，恐怖分子开始采取不同的破坏策略和方式。同时，参加自杀性袭击活动以及各种破坏的人已经不再是恐怖网络头目，而是“清一色的中下层人员”。美国出台的“反恐B 计划”就是为了打击恐怖组织的生力军，破坏其后备力量。在国外的军事研究方面，有这样一句老话：外行研究战术，内行研究后勤。“反恐B 计划”还将采取新举措破坏和打击恐怖组织赖以运转的后勤基地，摧毁其进行联络、获取经费、解决交通和供应等诸多能力。
应当说，“反恐B 计划”无疑会给恐怖组织以更为沉重和精确的打击，但是，从恐怖主义的根源和发展历史来看，只靠简单的战术转变是不太可能彻底消除恐怖主义的。人所共知，贫困是恐怖主义得以滋生和赖以生存的温床，而恐怖活动又会造成更多的贫困和绝望。正如日前举行的八国峰会发表的声明所说，反恐斗争不仅需要遏止恐怖活动，同样重要的是防止更多极度贫困的人投入恐怖主义怀抱。
乱云飞渡亦从容。在恐怖活动猖獗的今天，我们决不能有丝毫退却，而要坚定决心，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战术严加打击，同时也更要冷静地思考，如何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
“伊斯兰国”崛起的影响及前景
来源： 《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作者： 董漫远 时间： 2014-10-14
[提 要] “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叙利亚、伊拉克乱局迅速崛起，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不仅威胁叙伊两国政权，而且催生“溢出效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挑战。“伊斯兰国”的崛起打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部署，迫使美国调整地区议程，将遏制“伊斯兰国”扩张作为优先事项。但是，美目前出台的相关举措局限性明显，恐难遏制“伊斯兰国”扩张势头，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扩大国际合作。
[关 键 词] “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中东形势
[作者简介] 董漫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4）5期0051-11
一、“伊斯兰国”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
自2014年6月以来，极端恐暴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 或ISIS ，以下简称“伊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迅速扩张，既直接危及伊拉克政府的生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叙利亚战乱的性质，并产生域外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斗争目标不断升级
“伊黎”前身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 ），成立于2004年初，只招募逊尼派极端分子，异教徒皈依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教义后也可加入，[1] 首任领导人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斗争目标是将美军赶出伊拉克。2006年6月，扎卡维遭美军空袭身亡后，“基地”伊拉克分支选举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Abu Abdullah al-Rashid al-Baghdadi）为埃米尔，拥戴阿布·阿尤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 ）为首席伊斯兰法学家, 并将“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斗争目标扩展为在赶走美军的前提下，推翻亲美“傀儡政权”，将伊拉克变成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 [2] 2010年4月18日，巴格达迪和马斯里二人遭美军和伊政府军突袭，同时阵亡。“伊拉克伊斯兰国”于5月16日再次选举，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 ）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为埃米尔并兼任首席伊斯兰法学家，大权独揽。[3] 巴格达迪自诩“先知穆罕默德后裔”，在“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内树立了绝对权威。在他的指挥下，该组织同时袭击美军、伊政府军和什叶派“迈赫迪军”，并策划和实施了对逊尼派清真寺的汽车炸弹攻击，随后“留下物证”嫁祸于什叶派，借此为教派冲突火上浇油。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作战部队后，“伊拉克伊斯兰国”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减。2013年初，巴格达迪决定抽调部分主力挺进叙利亚，将叙战乱演化为“伊斯兰圣战”，政治目标是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叙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同年4月8日，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展为“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阿拉伯语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
[4] 该组织扩名标志“伊斯兰圣战”变为升级版，既要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也要在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灭亡背后有美国鼎力支持的以色列。巴格达迪称，不能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后盾，伊斯兰圣战者就不去灭亡以色列，“伊拉克伊斯兰国”已经在两河流域同美军较量过了，美军拿伊斯兰圣战者毫无办法，否则他们就不会从伊拉克“滚蛋”。[5]
“伊黎”宣布成立后，重创叙政府军和“叙利亚自由军”（世俗主义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叙北部和东北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巴格达迪野心膨胀，要求在叙作战的“支持阵线”（al-Nusra Front ）归顺“伊黎”。“支持阵线”头目贾拉尼请求“基地”总部掌门人扎瓦赫里进行仲裁。扎瓦赫里裁定，“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名违背伊斯兰法，试图吞并“支持阵线”更不会得到真主同意，责令巴格达迪将本组织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伊拉克境内。巴格达迪拒绝接受扎瓦赫里的裁定，命令所属各部解除“支持阵线”武装。2014年1月，“伊黎”发起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造成“支持阵线”被逐出拉卡省，80%的武装人员投降。为此，扎瓦赫里宣布“基地”总部断绝与巴格达迪的一切关系。
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确立了“伊黎”在叙利亚的根据地。鉴于这种形势，巴格达迪决定打通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大战场的联系。从2014年6月开始，“伊黎”抽调半数主力，东进伊拉克，攻克摩苏尔、提克里特、费卢杰等重镇，控制尼尼微、萨拉赫丁等省的大部地区，逼近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并控制伊叙、伊约边界的全部过境点。6月29日，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布，“伊黎”更名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简称“伊斯兰国”），疆域不仅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OIC ）所有成员国，还包括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中国新疆。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统治。巴格达迪号召追随者“征服罗马和西班牙”，[6] “把真主的旗帜插上白宫”，“几年内占领新疆”，进而“获得全世界”。 [7]
（二）极端和凶残程度超过其他恐怖组织
自2004年成立至2014年8月底，伊拉克境内发生的绝大多数针对平民的恐暴活动，都是刚改名的“伊斯兰国”所为。从2013年初至2014年8月底，叙利亚境内半数以上针对百姓的恐暴袭击，也是“伊斯兰国”所为。为了打造和传播“伊斯兰圣战”的威慑力，该组织重视以血淋淋的行动来扩展影响，旨在从精神上摧毁对手和民众的意志，尽快成为“易卜拉欣哈里发”（Caliph Ibrahim，即巴格达迪）的顺民。例如，2014年6月15日，“伊黎”攻克尼尼微省塔勒阿法尔市，将被俘的1700名伊军官兵“以残忍方式”集体处死，并将视频传播到网络上；[8] 7月17日，“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霍姆斯省沙尔天然气田，将270名叙军官兵集体处死，尽管一些官兵求饶，但未能唤起刽子手的恻隐之心；[9] 7月28日，斋月结束之际，“伊斯兰国”在网络上播出长达半小时的录像，内容是摧毁摩苏尔和巴格达郊外什叶派清真寺，以及大量处死什叶派百姓的血腥镜头；从8月5日开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辛贾尔地区对亚兹迪人展开种族清洗，对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男子一律斩尽，女子则一律变为性奴，“分配”给恐暴分子，约5万亚兹迪人被迫逃往山区；8月19日和9月2日，“伊斯兰国”在网络上公布美国记者弗利和斯蒂芬被斩首的视频，要挟美国停止空袭，否则“还将处死美国人”。
（三）跃升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
从2014年6月开始，“伊斯兰国”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其武装人员由1万余人扩编到9万多人（叙境内5万多人，伊境内3万多人），[10] 控制区域达26万平方公里，暂时“定都”叙利亚的拉卡。
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构成看，骨干来自原“基地”伊拉克分支和车臣伊斯兰武装，后来吸纳了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圣战者”，这部分人的数目大约3000人，包括具有欧美公民身份的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几十名欧美“纯种白人”，还包括几十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 ）恐怖分子。自2013年7月以来，“伊斯兰国”劫持了多座监狱，除了能够从伊斯兰法角度提供“特殊理由”者，所有囚犯都被要求成为“圣战者”，否则格杀勿论。[11] 另外，“伊斯兰国”接收了数千名原萨达姆时期的军政人员和哗变的叙军官兵。
从财力看，沙特、卡塔尔等国的一些伊斯兰基金会为“伊斯兰国”提供长期资助，为此时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公开指责沙、卡等国，而沙、卡王室不承认“有官方资助”。[12] 实际上，来自沙、卡等国的资助已无法满足“伊斯兰国”扩张的需要，该组织主要运行资金来自“战场创收”，包括每攻占一座城镇，都要将银行和珠宝店洗劫一空，同时倒卖文物；在所控区域征税，拒绝交税者将被处死；设关卡向过往车辆收“买路钱”；占领叙伊油气田和电站后，转而向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国出售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而获利。伊拉克情报机构估计，“伊斯兰国”目前资产约20亿美元，包括抢劫摩苏尔银行所获得的4.3亿美元现钞和大量金条。
从装备水平看，“伊斯兰国”在伊叙夺取了十余座政府军武器库，获得大量军事装备。就其拥有的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防空武器等的数量和打击力而言，已经超过“基地”总部、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车臣伊斯兰武装等其他激进武装。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占据了叙利亚塔布卡空军基地和伊拉克摩苏尔机场，获得了十余架“黑鹰”直升机和几十架米格—23战机。巴格达迪称，受 “9·11” 事件启发，“伊斯兰国”将让这些飞机“派上用场”。[13]
（四）引来全球恐暴势力效仿
“伊斯兰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崛起和壮大，令世界各地恐暴组织刮目相看，一些组织已表示服从，另一些组织表示“愿借鉴成功经验”。例如，车臣伊斯兰武装主力之一“迁徙者支持军”（JMA ）头目阿布·奥马尔·希沙尼（Abu Omar al-Shishani）于2013年11月
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在“伊黎”扩名为“伊斯兰国”后，希沙尼又宣布车臣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2014年7月，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头目阿布巴卡尔·舍考（Abubakar Shekau）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乍得等国将并入“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疆域。2014年7月8日，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哈里发运动”（Tehrik-e-Khilafat ）宣布效忠巴格达迪，并宣称南亚次大陆和呼罗珊地区将成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14]
与此同时，“基地”各分支及伊斯兰世界另外一些恐暴组织，如印尼“伊斯兰团”、菲律宾阿布萨亚夫武装、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虽未表示效忠巴格达迪，但都承认“伊斯兰国”的斗争经验值得借鉴。另外，“伊斯兰国”与“基地”总部、巴格达迪与扎瓦赫里之间的反目，造成“基地”系统的分裂。“基地”阿拉伯半岛、马格里布、西奈、索马里等分支都拒绝宣布与“伊斯兰国”为敌，说明“基地”总部和扎瓦赫里对各分支严重失控。
二、“伊斯兰国”崛起产生“溢出效应”
“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国崛起，打破了西亚北非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强拧地区形势偏离原有走向，并对域外产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
（一）同时损害各攸关方的利益
“伊斯兰国”树敌很多，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异教徒、无神论者及其政权，美欧俄等属于异教徒范畴，中国属于无神论政权。根据这一划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和国家都属于“伊斯兰的敌人”。当然，对敌人并不是要杀绝，只要皈依伊斯兰教，就可以变成“自己人”。第二类主要指伊斯兰教的“叛徒”，包括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由于“伊斯兰国”是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与运动，笃信“圣战萨拉菲”教义，因此什叶派教理教法被视为异端邪说，什叶派必须皈依逊尼派，否则就将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叛徒个体”。什叶派掌权的国家是“违背伊斯兰法的”，属于“叛徒政权”，必须予以推翻。根据这一划分，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的国家政权均必须推翻。按照马斯里和巴格达迪的宗教解释，不但什叶派个体和政权是“伊斯兰的敌人”，且逊尼派中也存在大量“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除了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埃及和东南亚的“伊斯兰团”（Jemaah Islamiah）、“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菲律宾“班萨摩洛伊斯兰解放斗士”（BIFF ）、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 ）等思潮、运动和组织外，余者均为“离经叛道政权”，是伊斯兰圣战的对象，因此伊斯兰世界亟待拯救和改造。
“伊斯兰国”以伊叙两国为依托扩展疆域，首先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为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将使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地缘政治和“民主改造”成果化为乌有。该组织决意灭亡以色列，也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伊斯兰国”开展的伊斯兰圣战，直接挤压“什叶派新月地带”，挑战了伊朗的地缘战略利益。“伊斯兰国”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挑战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伊斯兰国”发誓占领新疆，对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构成潜在威胁。
（二）打乱美国中东战略部署
其一，迫使美国推迟更迭巴沙尔政权的时间表。2013年9月以来，美国利用俄罗斯“化武换和平”倡议，迫使叙交出化武并参加了涉及“政治过渡”的日内瓦会议。美国的算盘是，一旦叙同意排斥巴沙尔的“政治过渡”安排，则低成本“政权更迭”就实现了。如叙拒绝，则以2013年“8·21化武事件”等为由，推动海牙国际法院向巴沙尔发出含有相关指控的逮捕令，限期答复，逾期便实施外部武力干预，支持“叙利亚自由军”等推翻巴沙尔。目前，由于叙军与“伊斯兰国”正在较量，美国希望“借刀杀人”，因此“政权更迭”事宜推迟。2014年6月巴沙尔启动大选并“蝉联总统”，挑战了日内瓦“政治过渡”进程。
其二，废除伊朗“核武功”一事推迟，代之以与伊朗寻求妥协和利益交换。2013年11
月24日，伊核问题六方与伊朗达成第一阶段措施协议，伊朗承诺停止5%浓度以上的铀加工，不再增加离心机。作为交换，美欧承诺部分解除对伊制裁。六方与伊朗同意从2014年1月24日起落实协议，并同意为达成最终协议展开谈判。截止7月24日，六方与伊朗遵守了承诺。2014年5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同意采取5项措施，以增加核计划的“透明度”。2014年9月1日，伊朗外长扎里夫与欧盟外交代表阿什顿会晤。扎里夫称，他对在2014年11月24日前与六方达成最终协议“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尼呼吁“开展国际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与伊朗积极态度相比，阿拉伯国家除口头谴责“伊斯兰国”暴行外，囿于内外因素制约，不愿为打击“伊斯兰国”做出实质性贡献，特别是军事贡献。在伊朗有能力和意愿打击“伊斯兰国”的情况下，与伊朗开展“有限合作”就成为奥巴马政府最终选项之一。伊朗通过支持阿巴迪组阁一事，已经向美示好，而交换条件就是彻底解除美欧制裁和对“和平利用核能”持宽容态度。从种种迹象看，美伊在打击“伊斯兰国”和核问题最终协议方面的妥协空间在增大。
其三，遏制“伊斯兰国”扩张成为地区政策优先。美国已要求阿拉伯国家表明对“伊斯兰国”的态度，堵截本国极端分子与“伊斯兰国”的联系，并向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允诺，将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这些国家阻隔“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与“伊斯兰国”的勾连，支持它们取缔本国穆兄会和其他宗教极端组织。
（三）亚非两洲出现大范围动荡
在亚非各类恐暴组织中，学习和借鉴“伊斯兰国”斗争经验成为时髦。阿富汗塔利班发动“秋季攻势”， 9月初在加兹尼等省重创政府军。巴基斯坦塔利班在开伯尔山口等险要地段伏击北约车队，屡屡得手。印尼“伊斯兰团”宣布，成立东南亚“伊斯兰国”，疆域拟从印尼扩展到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文莱。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从2014年8月中旬起，沿尼喀、尼乍边界向首都阿布贾推进，已造成65万民众流离失所。在利比亚，以米苏拉塔民兵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和以津坦民兵为代表的世俗主义武装，围绕机场和炼油厂的争夺战日益激烈，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也门、索马里、肯尼亚、乍得等国的安全局势也在恶化。
三、“伊斯兰国”发展前景
“伊斯兰国”将美国列为主要敌人，其崛起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相撞，双方较量实属必然，只是彼此“亮剑”之快出乎各方预料。自2014年8月7日奥巴马宣布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目标展开空袭以来，该组织调整战术，灵活与美周旋，不但避免了主力遭创，且成倍扩编了队伍。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扩张势头强劲，在德尔祖尔以南地区顶住了政府军攻势，在幼发拉底河北岸地区压缩了“叙利亚自由军”的实控区域，不断收编一些小股反政府武装。
2014年9月11日，奥巴马宣布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补充措施，包括：其一，将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范围由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其二，组建遏制“伊斯兰国”扩张的国际联盟，由西方盟国、北约成员、西亚北非地区伙伴组成。美要求西方盟国和北约成员向伊政府军、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自由军”等提供武器弹药、情报、人员培训支持，加强入境管控，严防“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向欧美渗透，要求包括埃及、约旦、黎巴嫩以及海合会6国在内的地区伙伴，切断本国宗教基金会对“伊斯兰国”的资助，把好出入境关，严防本国极端分子前往叙伊两国，堵截“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入境建立恐暴分支；其三，向伊拉克增派475名军人，使驻伊美军顾问及特战队员总数增至1700人，其使命是保卫美驻伊机构和公民安全，指导伊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反恐，并择机猎杀“伊斯兰国”主要头目。
但是，上述措施很难根除“伊斯兰国”恐暴组织，甚至阻遏不住其继续扩张，原因如下：
1. 西亚北非各类基本矛盾为“伊斯兰国”的繁衍和扩张提供了条件。这些矛盾包括社会公平正义严重缺失，贫富鸿沟扩大，政府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西方利益服务，物价飞涨，通货
膨胀加剧，大量青年失业，官员普遍贪腐，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美国偏袒以色列并在“民主”、“人权”、“反恐防扩”等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冲击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笃信等。这些矛盾已经长期存在，难以得到根本解决。针对这些矛盾，“伊斯兰国”主张“拯救和改造”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广大穷人和弱势群体中有号召力。
2. “伊斯兰国”战斗力超过伊军、叙军、库尔德武装和“叙自由军”，在没有外部强大地面部队介入的情况下，仅凭美军空袭无法重创“伊斯兰国”有生力量。但是，奥巴马已数次强调美国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而美国不带头，就很难指望其盟国和地区伙伴派出地面部队。
3. 美国将空袭范围扩至叙利亚，即将陷入窘境。如空袭只针对“伊斯兰国”，则是在帮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忙；如果同时空袭叙军和“伊斯兰国”目标，在没有安理会决议授权的情况下，则构成对叙主权的侵犯，美国不仅在政治和道义上要“失分”，而且既推翻不了巴沙尔政权，也剿灭不了“伊斯兰国”。
四、结语
“伊斯兰国”的崛起已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国际社会期待尽快遏制该组织的蔓延。早在2004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就认定“伊斯兰国”的前身“基地”伊拉克分支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09年5月5日认定“伊拉克伊斯兰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当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更名为“伊黎”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14年5月13日认定“伊黎”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将“伊黎”扩展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联合国安理会又于2014年7月30日认定“伊斯兰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除联合国安理会外，美、英、法、德、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沙特、阿盟等也将“伊斯兰国”认定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目前，美国主导着打击“伊斯兰国”的进程，但如果美国不扩大国际合作，包括寻求与伊朗、俄罗斯甚至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合作，既无法遏制“伊斯兰国”的扩张势头，也无法阻止“伊斯兰国”把“圣战”延伸到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摒弃冷战思维及“零和”观念，或许有助于应对“伊斯兰国”的挑战。
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反恐问题上历来旗帜鲜明。2014年8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打击“伊黎”等恐怖组织的217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当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表示，“伊黎”等恐怖组织对中东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呼吁各国认真执行第2170号决议，切断上述恐怖组织从外界获得人员、武器和资金支持，遏制恐怖主义在伊拉克等国进一步蔓延，维护中东与世界的和平稳定。[15]
非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有哪些
是相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而言的，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 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跨国性。非传统安全问题从产生到解决都具有明显的跨国性特征，不仅是某个国家存在的个别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其他国家或整个人类利益的问题；不仅是对某个国家构成安全威胁，而且可能对别国的国家安全不同程度地造成危害。 二是不确定性。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一定来自某个主权国家，往往由非国家行为体如个人、组织或集团等所为。 三是转化性。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如果非传统安全问题矛盾激化，有可能转化为依靠传统安全的军事手段来解决，甚至演化为武装冲突或局部战争。 四是动态性。非传统安全因素是不断变化的，例如，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某些流行性疾病可能不再被视为国家发展的威胁；而随着恐怖主义的不断升级，反恐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是主权性。国家是非传统安全的主体，主权国家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拥有自主决定权。 六是协作性。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加强国际合作，旨在将威胁减少到最低限度。 （转载）
恐怖主义作为当今国际社会中的一大难题，从根本上说是国际和国内各种矛盾和冲突激化后的产物。但因为他产生的根源和背景非常复杂，国际社会对其概念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恐怖”一词本身并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它经常被当作实施恐吓性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是人类历史上有效的政治工具，也是强势团体和弱势团体都可能选择使用的方法。因此，恐怖主义即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甚至为改变某种政治进程现状而对个人，组织或国家采取的极端和暴力行为。它具有政治性和暴力性两大特征。
恐怖主义作为人类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并非近现代才出现，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荆轲刺秦王以及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的遇刺都是非常典型的恐怖事件，它们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恐怖主义”一词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为保卫新生政权，执政的雅各宾派决定用红色恐怖主义对付反革命分子。国民公会通过决议，“对一切阴谋分子采取恐怖行动”。因此，它常常与革命联系在一起。“恐怖主义随之产生，它要么是广泛的革命战争的伴生物，要么是以内部对抗的形式出现”。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卡尔? 海因茨在《刺杀》一书中总结到：对民众起义来说，统治当局太强大、太残忍了，不会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者必须接受刺杀作为历史进步的主要工具，这也是“为实现历史目的而需要的不可避免的工具。”这一工具很明显可以看到恐怖活动的踪迹。有时“恐怖主义”也可以看做是革命者虚弱的表现。革命者在没有群众运动支持的情况下，企图用孤立的暴力行为来实现巨大的变革。恐怖主义事件经常在群众运动失败后革命者想实现变革时产生。如意大利的红色旅便是群众运动失败后的产物。另外，在上世纪50年代，拉美有些国家内部的革命派就公开主张以此为武器“呼吁使用革命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手段推翻殖民主义势力在第三世界的统治”。
民族主义，那些抵御和反抗外来统治和压迫, 争取民族独立已成为产生恐怖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根源。特别是在二十世纪，许多民族主义分子通过恐怖主义的形式争取民族独立和自治，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如1954年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而二
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晚期，发生了一系列少数民族试图与主体民族分离的行动，如英国的“北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 ”，俄罗斯的“车臣”问题。当然，在民族主义中我们也不应落下那些宣扬种族至上，崇尚法西斯，暴力的极端残忍的种族“恐怖主义”，如德国境内如今尚存的“光头党”及美国的“3K 党”。总体说来，由民族主义引发的恐怖主义繁多而复杂，据统计, 目前世界恐怖主义组织中有三分之一是这种类型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也是国内外矛盾激化的产物。随着南北关系恶化，发展中国家贫穷状态的加剧和全球化的日趋发展，弱势国家和民族不但在经济和技术上无法与发达国家和大国分庭抗礼，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日益被边缘化；在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层面上，部分人享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便利，而同时相当多的人却愈益缺乏改善自身状况的手段。社会制度的缺憾，不公平现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失业，疾病，饥荒等一系列问题都成为了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和背景。此时的恐怖主义便成为了弱者反抗强者的手段。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反对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成为了他们的动机。当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全世界人民在齐声谴责恐怖主义的同时也指出了这次恐怖主义袭击的实质根源, 冷战后，世界格局体现为美国的一极独霸，美国依靠强权，不顾及他国安危与尊严，坚决采取干预他国政策，在全球撒开信息大网干涉中东事务，支持以色列，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使得美国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众矢之的.
宗教因素和文明冲突也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在当今的很多恐怖主义组织中，宗教性已成为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极端狂热的宗教信徒成为一次次恐怖事件的主角。有人认为“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已成为当代世界最为普遍与最为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类型。西方国家有些学者曾提出过“文明冲突论”的问题，他们倾向于将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对立起来，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反西方的恐怖主义, 因此也是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
总之，恐怖主义的根源多种多样并已成为了各种势力都可以利用的工具。
根据恐怖主义行为主体的划分，可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恐怖活动，另一类是非政府恐怖活动。一国政府用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另一个国家的人民属于政府恐怖主义。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利比亚、伊朗等国就常常受到这样的指责。非政府行为的恐怖主义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一个大类，其表现形式较为复杂
恐怖主义是时代的一股逆流，已具全球性。它不择手段，惨无人道，伤害无辜，破坏社会稳定，闹得世界不安宁。恐怖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派生出来的，包括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以及一些原教旨主义的驱动，某种条件下还是对霸权主义的报复行动。当前恐怖主义日益网络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自应付，任何一项孤立的反恐行为都难以收到实效。国际社会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有效地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
长期以来，恐怖主义以其血腥的暴力活动为显著标志，在世界许多地区制造混乱，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9·11”事件更是使这种活动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以空前的破坏力、冲击力和影响力，给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关系、国际秩序带来深刻的变化；它也迫使世界各国再度聚焦恐怖主义，重新评估恐怖主义危害，并把反恐纳入国家安全的战略层面。虽然恐怖主义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恐怖主义威胁并没有在国际反恐斗争的严厉打击下日趋减小。仍不断发生的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显示，恐怖主义威胁不仅依然存在，而且在一些地区还不断恶化。由此可见，反恐斗争仍是一项十分复杂、长期、艰巨的任务。
一、正确评估恐怖主义的危害
虽然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人只是极少的一小撮，但由于恐怖活动所具有的特性，使它所造成的危害远远大于普通的刑事暴力犯罪，并影响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国际关系等各个领域。
（一）恐怖主义危害不因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员减少而缩小。恐怖主义既不同于普通刑事
犯罪，也不同于常规战争，它是一种“以小搏大”的极端不对称的暴力活动。这种“不对称”之所以极端，是因为它并不是军事作战中的不对称，而是恐怖组织有预谋地针对毫无防范能力的平民进行袭击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还体现在政府难以给予“受害群体”全面保护而防范这种袭击，也就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把所有人都像保护要人一样地保护起来，不可能把所有民用建筑、设施都像保护使领馆、军事基地、政府办公驻地一样地安装各种防恐设备。由此可见，恐怖组织、恐怖分子与各国军队相比是“弱者”，但与它们袭击对象相比则是“强者”。
虽然说恐怖组织不断遭到重创，许多恐怖分子不断落网，但残余的恐怖分子“以小搏大”的危害并没有减少。这种“以小搏大”，可以通过在人群密集的地方或交通工具里放置炸弹、大规模劫持人质、使用汽车炸弹、用导弹袭击民用航空器等方式实现。在这些恐怖活动中，几个恐怖分子、几个炸弹、几枚导弹同它们所造成的伤害与影响可以说难以成比例。因此，我们评估恐怖主义的危害，不能仅仅因其人员的减少而放松警惕。
（二）恐怖主义危害仍在不断扩大。常规恐怖活动已经显示了它的杀伤性与破坏力，每年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有增无减。与此同时，人们更加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出现的可能。恐怖主义无视人类的任何道德规范，不受任何国际法约束，因此，它追求最具轰动、最具血腥、最具影响的各种恐怖活动方式，核、生、化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直是其寻求使用的手段之一。1995年造成10多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的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使人们更加警觉使用化学武器的恐怖主义；越来越多的放射性材料的走私活动，也使人们对包括“脏弹”在内的核恐怖主义的恐惧与日俱增；而在美国蔓延的炭疽恐慌更使人们忧虑生物恐怖主义的来临。随着国际社会的日益开放，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恐怖分子得到制造包括核、生、化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技术和制造材料的途径与方式也越来越多，亟需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与警惕。
“9·11”事件中，载满乘客和油料的大型客机撞向世贸大厦和五角大楼的恐怖举措表明，恐怖分子在使用常规武器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新的更具危害的恐怖活动方式。一些恐怖组织逐渐超越传统，尝试高科技带来的恐怖效应。它们在异地建立支持性网站，从事各种培训、宣传等活动；利用现代两用技术如全球定位系统、移动电话、寻呼机等进一步加强其恐怖活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非暴力恐怖主义的危害越来越大，信息恐怖主义就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问题。当人们在享受现代化传播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当人们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网络时，恐怖主义也把邪恶的目光瞄准这一领域。他们不仅利用互联网结成跨地区、跨国界的大型组织，利用网络的便利条件获取和发送各种信息、交流经验，利用网络从事各种犯罪活动；同时，他们也把这种支撑现代化社会的系统作为攻击目标：瘫痪网络、干扰攻击通信卫星等。此外，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也处在恐怖活动的威胁之下。
(三）恐怖主义危害还在于它造成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影响经济发展。恐怖主义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以滥杀无辜来追求更大规模的血腥效果；二是力图制造更大范围的恐慌效应。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与物质财产损失只是恐怖主义危害的一个方面，它的危害还表现在对人们心理的冲击。虽然恐怖活动最直接的受害者只局限于案件现场，但人们由此所产生的心理恐慌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因心理恐慌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全方位的：一是对政权的稳定有所影响，有时甚至造成政府的更迭；二是造成社会一定程度的动荡不安，人人自危；三是妨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秩序，一遇到事件便与恐怖活动相联系，造成交通中断、工作停止等状态。
而且，恐怖主义的危害还在于恐怖活动的放射性作用，极大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表现一，通过各种类型的恐怖活动，增加社会安全成本。为防范恐怖袭击，各国都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各种安保措施。这不仅使得人们工作生活的各种快捷途径大打折扣，而且这种安全成本也使其他经济活动的效益有所下降；表现二，直接对经济构成冲击。1997年埃及旅游胜地
卢克索发生屠杀外国游客的恐怖事件后，世界各国纷纷取消原定去埃及的旅游计划，使埃及当年的旅游收入下降了30%；2001年印尼巴厘岛爆炸事件后，不仅已在该岛的游客匆匆离去，而且去该岛的人数也急剧下降。事发第二天，印尼股市开盘，综合指数下降了10%。“9·11”事件中，美国纽约在其地标性建筑物——100多层400多米高的世贸双子塔被两架被劫民航客机撞击后轰然倒塌的同时，既造成了2800多人的死亡和巨大的经济损失，也使美国笼罩在恐怖阴影之下，一时间草木皆兵。此次事件除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外，间接影响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四）恐怖主义危害日益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稳步发展。在此状态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性更是不断加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意味着各国的脆弱性增加了。这种脆弱性的实质，是指威胁国家安全的跨国因素增多，而恐怖主义就是其中最突出的因素之一。我们看到，尽管恐怖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区域性热点，但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使得其危害的全球化现象尽显。“9·11”事件虽只是针对美国的恐怖活动，但却对整个世界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据联合国估计，此次事件将使世界经济发展放慢1个百分点，损失高达3000多亿美元。在2800多死亡人员中，涉及的国家多达几十个。换言之，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人民都要承担恐怖风险与反恐成本。
评估恐怖主义的全球化不应只着眼于恐怖事件的发生，而应看到它的全部。恐怖主义既有极端理论作宣传，也有一定组织机构进行策划；既有募集资金网络，也有走私武器军火渠道；恐怖事件只是恐怖主义的一种最终表现形式。由此可见，虽然恐怖攻击主要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但其他恐怖主义活动则有可能在世界各地进行。由于以往忽视这一点，使恐怖主义问题造成了许多国家之间的摩擦。这种摩擦不仅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有，就是发达国家之间也有，而且这种摩擦现在仍然存在。
二、认清恐怖主义的本质
“9·11”后，恐怖主义在国际社会的严厉打击下仍很猖獗，个中原因很多，但主要有两个方面：从内部看，恐怖主义的产生具有深刻复杂的历史社会根源，当今社会存在着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从外部看，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认识依然有待统一，特别是对恐怖主义的界定、反恐双重标准等问题。因此，反恐斗争也应从多方面着手，靠单一手段、单一国家很难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一）恐怖主义披上的种种掩护外衣。恐怖主义使用恐怖暴力作为自己的旗帜，其理论基础之一就是“武装宣传”。纵观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成立之初也只是由几个、十几个极端分子所组成。他们的极端主义思想与理论很难为现实社会所接受，更不为那些受“利益驱动”的媒体所关注。为了“引起”人们对他们主张的重视，为了“强迫”政府接受他们的“政见”，恐怖分子找到了这条让世界不安宁的极端之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虽然以民众的生命为代价进行“武装宣传”，但他们并不承认自己是恐怖主义。他们往往找到许多貌似正义的理论伪装自己：把屠杀民众称之为“暴力革命”；把分裂活动冠名为“争取民族解放”；把宗教矛盾大写为“宗教压迫”；把极端民族主义谎称为“争取民族独立”，如此等等。以此，他们蛊惑了一些人；以此，他们煽动了一些人；以此，他们吸收了一些人；以此，他们也迎合了某些别有用心的“第三势力”的需要。
（二）恐怖主义为自身发展制造的怪圈。恐怖主义沾满民众鲜血的“血路”之所以能够走下去，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制造的一个怪圈。因许多客观原因而形成的贫困、贫富差异，成为被他们利用的工具；而他们的恐怖暴力活动又大大阻碍了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这种落后状况转而再次成为他们所谓“正确主张”的有利“注脚”。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恐怖怪圈。在世界上恐怖活动的高发区，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从英国的北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法国的科西嘉，到斯里兰卡的泰米尔、菲律宾的棉兰佬岛，从非洲到美洲，大都如此。原因之二在于，恐怖活动不仅“引起”当地人民与政府的关注，更是“引起”国际社
会，特别是别有用心的“第三势力”的介入。这也使得恐怖组织有了跨国活动的余地与资本，于是这块“乌云”越来越大。针对恐怖主义这种状况，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水平是打破这种怪圈的关键。
（三）“恐怖主义”定义问题仍是一个关键分歧。虽然国际社会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威胁越来越大，但迄今为止对于什么是“恐怖主义”这个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世界各国政府，包括专家学者给“恐怖主义”所下定义已达150多个，这实质上也突显国际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状态。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来源不一，需对付的目标不同；二是，恐怖主义跨国活动的“一地策划，异地实施”的特点，导致一些“势力”把恐怖主义作为一张“牌”；三是，一些国家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实行“双重标准”，只打击对本国利益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有时甚至支持纵容对他国构成威胁的恐怖主义。当然，国际社会反恐也有一些可喜的现象：在恐怖主义定义方面，许多国家都认识到，只要是针对平民的恐怖暴力活动就是恐怖主义；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联合国通过的12项反恐国际公约；联合国在国际反恐中的地位与作用正在不断加强。
三、标本兼治全面防范打击恐怖主义
恐怖主义的发生发展有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反恐斗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反恐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严厉打击现存的恐怖主义；二是防止潜在恐怖主义的产生。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主张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要加强国际合作，标本兼治，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努力消除产生恐怖主义的根源。”
（一）不断拓宽国际反恐斗争合作领域，使恐怖分子无处藏身。我们看到跨国活动是恐怖主义的主要活动方式之一，“一地策划，异地实施”的恐怖活动迫使国际社会必须进行反恐斗争合作。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基础仍是双边合作。面对共同的恐怖主义威胁，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采用双边合作方式较有成效。国际反恐斗争的多边合作正在蓬勃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一些地区性组织的反恐斗争合作上。基于一定的地缘与共同的利益，合作趋势良好。但这两种层面上的反恐合作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恐怖主义不会受这种合作区域的限制。因此，全球性反恐斗争合作仍亟待在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建立、完善并机制化。
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用具体的措施来充实完善各种反恐协议、协定与公约，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领域也应随之不断扩大。由于恐怖主义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反恐合作既要有道义上的支持，也要有司法合作；既有情报交流，也有技术合作；既有经济制裁，也有联合军事打击；既有国家领导人的会面，也有具体执行部门相互协助，从而达到从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地限制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使恐怖分子无论躲到哪里，都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从挖掘恐怖主义的根源着手加强综合治理。恐怖主义之所以还很猖獗，还得到一些人的同情与支持，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还披着形形色色的伪装：民族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如此等等。如果将恐怖主义的这些外衣剥去，看清实质，其为达到一定政治目标而进行残忍屠杀的本质就会完全暴露。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恐怖主义在各种措施的严厉打击下仍在泛滥，还有其根源问题。贫困、贫富差距、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种族部族冲突等，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副作用还在加深加重这些问题。要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就必须采取综合治理。在打击各种现存恐怖主义的同时，更应注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不平衡，缓解国际社会矛盾，减少冲突，防止潜在恐怖主义的出现。
（三）加强联合国在国际反恐怖斗争中的主导作用。综上所述，反恐斗争既是一项长期
的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这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为了解决当前反恐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使国际反恐合作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联合国不仅要发挥更大作用，而且要起主导作用。因为，联合国是二战以来经过近50年发展涵盖国家最为广泛的国际政治机构，作用非常广泛，而且联合国已有12项反恐国际公约，这已经为联合国在今后国际反恐斗争中的主导作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以联合国为框架，建立和完善全球性的反恐斗争合作机构，是彻底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根本出路。
反对恐怖主义必须治本。应在缓和地区及国际紧张局势、消除贫困和加强反恐合作三方面同时开展工作，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采取措施，以彻底铲除恐怖主义。
面对恐怖主义的新挑战，世界各国显然予以了高度重视，并积极寻求新的应对之策。美国开始重新评估其反恐战略，并制定了“反恐B 计划”，将“重点转向打击恐怖组织的中下层”。俗话说，擒贼先擒王。这些年来，美国动用了浑身解数布下天罗地网，力图把拉登等恐怖头目捉拿归案（现已抓获并杀死拉登）。国际社会的反恐决心和勇气无疑给了恐怖主义沉重的打击和震撼，使得他们不敢抛头露面。从这一层面上说，反恐斗争还是颇有成效的。但从之前发生的恐怖活动，特别是这次伦敦爆炸事件来看，恐怖分子开始采取不同的破坏策略和方式。同时，参加自杀性袭击活动以及各种破坏的人已经不再是恐怖网络头目，而是“清一色的中下层人员”。美国出台的“反恐B 计划”就是为了打击恐怖组织的生力军，破坏其后备力量。在国外的军事研究方面，有这样一句老话：外行研究战术，内行研究后勤。“反恐B 计划”还将采取新举措破坏和打击恐怖组织赖以运转的后勤基地，摧毁其进行联络、获取经费、解决交通和供应等诸多能力。
应当说，“反恐B 计划”无疑会给恐怖组织以更为沉重和精确的打击，但是，从恐怖主义的根源和发展历史来看，只靠简单的战术转变是不太可能彻底消除恐怖主义的。人所共知，贫困是恐怖主义得以滋生和赖以生存的温床，而恐怖活动又会造成更多的贫困和绝望。正如日前举行的八国峰会发表的声明所说，反恐斗争不仅需要遏止恐怖活动，同样重要的是防止更多极度贫困的人投入恐怖主义怀抱。
乱云飞渡亦从容。在恐怖活动猖獗的今天，我们决不能有丝毫退却，而要坚定决心，采取更加灵活机动的战术严加打击，同时也更要冷静地思考，如何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
“伊斯兰国”崛起的影响及前景
来源： 《国际问题研究》2014年第5期 作者： 董漫远 时间： 2014-10-14
[提 要] “伊斯兰国”组织利用叙利亚、伊拉克乱局迅速崛起，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不仅威胁叙伊两国政权，而且催生“溢出效应”，对地区和全球安全构成挑战。“伊斯兰国”的崛起打乱了美国的中东战略部署，迫使美国调整地区议程，将遏制“伊斯兰国”扩张作为优先事项。但是，美目前出台的相关举措局限性明显，恐难遏制“伊斯兰国”扩张势头，打击恐怖主义亟需扩大国际合作。
[关 键 词] “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中东形势
[作者简介] 董漫远，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4）5期0051-11
一、“伊斯兰国”已构成国际恐暴势力主干
自2014年6月以来，极端恐暴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 或ISIS ，以下简称“伊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迅速扩张，既直接危及伊拉克政府的生存，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叙利亚战乱的性质，并产生域外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斗争目标不断升级
“伊黎”前身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 ），成立于2004年初，只招募逊尼派极端分子，异教徒皈依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教义后也可加入，[1] 首任领导人是臭名昭著的恐怖分子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斗争目标是将美军赶出伊拉克。2006年6月，扎卡维遭美军空袭身亡后，“基地”伊拉克分支选举阿布·阿卜杜拉·拉希德·巴格达迪（Abu Abdullah al-Rashid al-Baghdadi）为埃米尔，拥戴阿布·阿尤布·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 ）为首席伊斯兰法学家, 并将“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I)，斗争目标扩展为在赶走美军的前提下，推翻亲美“傀儡政权”，将伊拉克变成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 [2] 2010年4月18日，巴格达迪和马斯里二人遭美军和伊政府军突袭，同时阵亡。“伊拉克伊斯兰国”于5月16日再次选举，阿布·巴卡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 ）以绝对优势胜出，成为埃米尔并兼任首席伊斯兰法学家，大权独揽。[3] 巴格达迪自诩“先知穆罕默德后裔”，在“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内树立了绝对权威。在他的指挥下，该组织同时袭击美军、伊政府军和什叶派“迈赫迪军”，并策划和实施了对逊尼派清真寺的汽车炸弹攻击，随后“留下物证”嫁祸于什叶派，借此为教派冲突火上浇油。2011年底，美国从伊拉克撤出作战部队后，“伊拉克伊斯兰国”所面临的军事压力骤减。2013年初，巴格达迪决定抽调部分主力挺进叙利亚，将叙战乱演化为“伊斯兰圣战”，政治目标是推翻巴沙尔政权，在叙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统治。同年4月8日，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展为“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阿拉伯语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
[4] 该组织扩名标志“伊斯兰圣战”变为升级版，既要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国”，也要在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其中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灭亡背后有美国鼎力支持的以色列。巴格达迪称，不能因为美国是以色列的后盾，伊斯兰圣战者就不去灭亡以色列，“伊拉克伊斯兰国”已经在两河流域同美军较量过了，美军拿伊斯兰圣战者毫无办法，否则他们就不会从伊拉克“滚蛋”。[5]
“伊黎”宣布成立后，重创叙政府军和“叙利亚自由军”（世俗主义反政府武装），控制了叙北部和东北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使巴格达迪野心膨胀，要求在叙作战的“支持阵线”（al-Nusra Front ）归顺“伊黎”。“支持阵线”头目贾拉尼请求“基地”总部掌门人扎瓦赫里进行仲裁。扎瓦赫里裁定，“伊拉克伊斯兰国”扩名违背伊斯兰法，试图吞并“支持阵线”更不会得到真主同意，责令巴格达迪将本组织活动范围严格限定在伊拉克境内。巴格达迪拒绝接受扎瓦赫里的裁定，命令所属各部解除“支持阵线”武装。2014年1月，“伊黎”发起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造成“支持阵线”被逐出拉卡省，80%的武装人员投降。为此，扎瓦赫里宣布“基地”总部断绝与巴格达迪的一切关系。
德尔祖尔和拉卡两大战役，确立了“伊黎”在叙利亚的根据地。鉴于这种形势，巴格达迪决定打通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大战场的联系。从2014年6月开始，“伊黎”抽调半数主力，东进伊拉克，攻克摩苏尔、提克里特、费卢杰等重镇，控制尼尼微、萨拉赫丁等省的大部地区，逼近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并控制伊叙、伊约边界的全部过境点。6月29日，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宣布，“伊黎”更名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简称“伊斯兰国”），疆域不仅包括伊斯兰会议组织（OIC ）所有成员国，还包括地中海北岸的意大利、西班牙和中国新疆。巴格达迪自封为“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服从他的统治。巴格达迪号召追随者“征服罗马和西班牙”，[6] “把真主的旗帜插上白宫”，“几年内占领新疆”，进而“获得全世界”。 [7]
（二）极端和凶残程度超过其他恐怖组织
自2004年成立至2014年8月底，伊拉克境内发生的绝大多数针对平民的恐暴活动，都是刚改名的“伊斯兰国”所为。从2013年初至2014年8月底，叙利亚境内半数以上针对百姓的恐暴袭击，也是“伊斯兰国”所为。为了打造和传播“伊斯兰圣战”的威慑力，该组织重视以血淋淋的行动来扩展影响，旨在从精神上摧毁对手和民众的意志，尽快成为“易卜拉欣哈里发”（Caliph Ibrahim，即巴格达迪）的顺民。例如，2014年6月15日，“伊黎”攻克尼尼微省塔勒阿法尔市，将被俘的1700名伊军官兵“以残忍方式”集体处死，并将视频传播到网络上；[8] 7月17日，“伊斯兰国”占领叙利亚霍姆斯省沙尔天然气田，将270名叙军官兵集体处死，尽管一些官兵求饶，但未能唤起刽子手的恻隐之心；[9] 7月28日，斋月结束之际，“伊斯兰国”在网络上播出长达半小时的录像，内容是摧毁摩苏尔和巴格达郊外什叶派清真寺，以及大量处死什叶派百姓的血腥镜头；从8月5日开始，“伊斯兰国”在伊拉克辛贾尔地区对亚兹迪人展开种族清洗，对拒绝皈依伊斯兰教的男子一律斩尽，女子则一律变为性奴，“分配”给恐暴分子，约5万亚兹迪人被迫逃往山区；8月19日和9月2日，“伊斯兰国”在网络上公布美国记者弗利和斯蒂芬被斩首的视频，要挟美国停止空袭，否则“还将处死美国人”。
（三）跃升为全球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恐怖组织
从2014年6月开始，“伊斯兰国”在三个多月的时间内，其武装人员由1万余人扩编到9万多人（叙境内5万多人，伊境内3万多人），[10] 控制区域达26万平方公里，暂时“定都”叙利亚的拉卡。
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构成看，骨干来自原“基地”伊拉克分支和车臣伊斯兰武装，后来吸纳了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圣战者”，这部分人的数目大约3000人，包括具有欧美公民身份的穆斯林二代、三代移民，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几十名欧美“纯种白人”，还包括几十名“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ETIM ）恐怖分子。自2013年7月以来，“伊斯兰国”劫持了多座监狱，除了能够从伊斯兰法角度提供“特殊理由”者，所有囚犯都被要求成为“圣战者”，否则格杀勿论。[11] 另外，“伊斯兰国”接收了数千名原萨达姆时期的军政人员和哗变的叙军官兵。
从财力看，沙特、卡塔尔等国的一些伊斯兰基金会为“伊斯兰国”提供长期资助，为此时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公开指责沙、卡等国，而沙、卡王室不承认“有官方资助”。[12] 实际上，来自沙、卡等国的资助已无法满足“伊斯兰国”扩张的需要，该组织主要运行资金来自“战场创收”，包括每攻占一座城镇，都要将银行和珠宝店洗劫一空，同时倒卖文物；在所控区域征税，拒绝交税者将被处死；设关卡向过往车辆收“买路钱”；占领叙伊油气田和电站后，转而向土耳其、黎巴嫩、约旦等国出售石油、天然气和电力而获利。伊拉克情报机构估计，“伊斯兰国”目前资产约20亿美元，包括抢劫摩苏尔银行所获得的4.3亿美元现钞和大量金条。
从装备水平看，“伊斯兰国”在伊叙夺取了十余座政府军武器库，获得大量军事装备。就其拥有的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防空武器等的数量和打击力而言，已经超过“基地”总部、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车臣伊斯兰武装等其他激进武装。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国”占据了叙利亚塔布卡空军基地和伊拉克摩苏尔机场，获得了十余架“黑鹰”直升机和几十架米格—23战机。巴格达迪称，受 “9·11” 事件启发，“伊斯兰国”将让这些飞机“派上用场”。[13]
（四）引来全球恐暴势力效仿
“伊斯兰国”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崛起和壮大，令世界各地恐暴组织刮目相看，一些组织已表示服从，另一些组织表示“愿借鉴成功经验”。例如，车臣伊斯兰武装主力之一“迁徙者支持军”（JMA ）头目阿布·奥马尔·希沙尼（Abu Omar al-Shishani）于2013年11月
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在“伊黎”扩名为“伊斯兰国”后，希沙尼又宣布车臣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2014年7月，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头目阿布巴卡尔·舍考（Abubakar Shekau）宣布，该组织效忠巴格达迪，尼日利亚、喀麦隆、尼日尔、乍得等国将并入“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疆域。2014年7月8日，巴基斯坦恐怖组织“哈里发运动”（Tehrik-e-Khilafat ）宣布效忠巴格达迪，并宣称南亚次大陆和呼罗珊地区将成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的组成部分。[14]
与此同时，“基地”各分支及伊斯兰世界另外一些恐暴组织，如印尼“伊斯兰团”、菲律宾阿布萨亚夫武装、阿富汗塔利班、巴基斯坦塔利班、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等，虽未表示效忠巴格达迪，但都承认“伊斯兰国”的斗争经验值得借鉴。另外，“伊斯兰国”与“基地”总部、巴格达迪与扎瓦赫里之间的反目，造成“基地”系统的分裂。“基地”阿拉伯半岛、马格里布、西奈、索马里等分支都拒绝宣布与“伊斯兰国”为敌，说明“基地”总部和扎瓦赫里对各分支严重失控。
二、“伊斯兰国”崛起产生“溢出效应”
“伊斯兰国”在叙伊两国崛起，打破了西亚北非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强拧地区形势偏离原有走向，并对域外产生“溢出效应”，主要表现为：
（一）同时损害各攸关方的利益
“伊斯兰国”树敌很多，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包括异教徒、无神论者及其政权，美欧俄等属于异教徒范畴，中国属于无神论政权。根据这一划分，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和国家都属于“伊斯兰的敌人”。当然，对敌人并不是要杀绝，只要皈依伊斯兰教，就可以变成“自己人”。第二类主要指伊斯兰教的“叛徒”，包括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由于“伊斯兰国”是逊尼派原教旨主义极端思潮与运动，笃信“圣战萨拉菲”教义，因此什叶派教理教法被视为异端邪说，什叶派必须皈依逊尼派，否则就将被视为伊斯兰教的“叛徒个体”。什叶派掌权的国家是“违背伊斯兰法的”，属于“叛徒政权”，必须予以推翻。根据这一划分，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的国家政权均必须推翻。按照马斯里和巴格达迪的宗教解释，不但什叶派个体和政权是“伊斯兰的敌人”，且逊尼派中也存在大量“叛徒个体”和“叛徒政权”。除了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埃及和东南亚的“伊斯兰团”（Jemaah Islamiah）、“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菲律宾“班萨摩洛伊斯兰解放斗士”（BIFF ）、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 ）等思潮、运动和组织外，余者均为“离经叛道政权”，是伊斯兰圣战的对象，因此伊斯兰世界亟待拯救和改造。
“伊斯兰国”以伊叙两国为依托扩展疆域，首先挑战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因为在伊拉克和黎凡特地区建立伊斯兰国，将使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地缘政治和“民主改造”成果化为乌有。该组织决意灭亡以色列，也是美国所不能允许的。“伊斯兰国”开展的伊斯兰圣战，直接挤压“什叶派新月地带”，挑战了伊朗的地缘战略利益。“伊斯兰国”致力于推翻巴沙尔政权，挑战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势力范围”。“伊斯兰国”发誓占领新疆，对中国主权和国家统一构成潜在威胁。
（二）打乱美国中东战略部署
其一，迫使美国推迟更迭巴沙尔政权的时间表。2013年9月以来，美国利用俄罗斯“化武换和平”倡议，迫使叙交出化武并参加了涉及“政治过渡”的日内瓦会议。美国的算盘是，一旦叙同意排斥巴沙尔的“政治过渡”安排，则低成本“政权更迭”就实现了。如叙拒绝，则以2013年“8·21化武事件”等为由，推动海牙国际法院向巴沙尔发出含有相关指控的逮捕令，限期答复，逾期便实施外部武力干预，支持“叙利亚自由军”等推翻巴沙尔。目前，由于叙军与“伊斯兰国”正在较量，美国希望“借刀杀人”，因此“政权更迭”事宜推迟。2014年6月巴沙尔启动大选并“蝉联总统”，挑战了日内瓦“政治过渡”进程。
其二，废除伊朗“核武功”一事推迟，代之以与伊朗寻求妥协和利益交换。2013年11
月24日，伊核问题六方与伊朗达成第一阶段措施协议，伊朗承诺停止5%浓度以上的铀加工，不再增加离心机。作为交换，美欧承诺部分解除对伊制裁。六方与伊朗同意从2014年1月24日起落实协议，并同意为达成最终协议展开谈判。截止7月24日，六方与伊朗遵守了承诺。2014年5月，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同意采取5项措施，以增加核计划的“透明度”。2014年9月1日，伊朗外长扎里夫与欧盟外交代表阿什顿会晤。扎里夫称，他对在2014年11月24日前与六方达成最终协议“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和总统鲁哈尼呼吁“开展国际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恐怖武装。与伊朗积极态度相比，阿拉伯国家除口头谴责“伊斯兰国”暴行外，囿于内外因素制约，不愿为打击“伊斯兰国”做出实质性贡献，特别是军事贡献。在伊朗有能力和意愿打击“伊斯兰国”的情况下，与伊朗开展“有限合作”就成为奥巴马政府最终选项之一。伊朗通过支持阿巴迪组阁一事，已经向美示好，而交换条件就是彻底解除美欧制裁和对“和平利用核能”持宽容态度。从种种迹象看，美伊在打击“伊斯兰国”和核问题最终协议方面的妥协空间在增大。
其三，遏制“伊斯兰国”扩张成为地区政策优先。美国已要求阿拉伯国家表明对“伊斯兰国”的态度，堵截本国极端分子与“伊斯兰国”的联系，并向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允诺，将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支持这些国家阻隔“基地”阿拉伯半岛和马格里布分支与“伊斯兰国”的勾连，支持它们取缔本国穆兄会和其他宗教极端组织。
（三）亚非两洲出现大范围动荡
在亚非各类恐暴组织中，学习和借鉴“伊斯兰国”斗争经验成为时髦。阿富汗塔利班发动“秋季攻势”， 9月初在加兹尼等省重创政府军。巴基斯坦塔利班在开伯尔山口等险要地段伏击北约车队，屡屡得手。印尼“伊斯兰团”宣布，成立东南亚“伊斯兰国”，疆域拟从印尼扩展到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文莱。尼日利亚“博科圣地”从2014年8月中旬起，沿尼喀、尼乍边界向首都阿布贾推进，已造成65万民众流离失所。在利比亚，以米苏拉塔民兵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武装和以津坦民兵为代表的世俗主义武装，围绕机场和炼油厂的争夺战日益激烈，中央政府无力控制局面。也门、索马里、肯尼亚、乍得等国的安全局势也在恶化。
三、“伊斯兰国”发展前景
“伊斯兰国”将美国列为主要敌人，其崛起与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利益相撞，双方较量实属必然，只是彼此“亮剑”之快出乎各方预料。自2014年8月7日奥巴马宣布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目标展开空袭以来，该组织调整战术，灵活与美周旋，不但避免了主力遭创，且成倍扩编了队伍。与此同时，“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扩张势头强劲，在德尔祖尔以南地区顶住了政府军攻势，在幼发拉底河北岸地区压缩了“叙利亚自由军”的实控区域，不断收编一些小股反政府武装。
2014年9月11日，奥巴马宣布了打击“伊斯兰国”的补充措施，包括：其一，将对“伊斯兰国”的空袭范围由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其二，组建遏制“伊斯兰国”扩张的国际联盟，由西方盟国、北约成员、西亚北非地区伙伴组成。美要求西方盟国和北约成员向伊政府军、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自由军”等提供武器弹药、情报、人员培训支持，加强入境管控，严防“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向欧美渗透，要求包括埃及、约旦、黎巴嫩以及海合会6国在内的地区伙伴，切断本国宗教基金会对“伊斯兰国”的资助，把好出入境关，严防本国极端分子前往叙伊两国，堵截“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入境建立恐暴分支；其三，向伊拉克增派475名军人，使驻伊美军顾问及特战队员总数增至1700人，其使命是保卫美驻伊机构和公民安全，指导伊政府军和库尔德武装反恐，并择机猎杀“伊斯兰国”主要头目。
但是，上述措施很难根除“伊斯兰国”恐暴组织，甚至阻遏不住其继续扩张，原因如下：
1. 西亚北非各类基本矛盾为“伊斯兰国”的繁衍和扩张提供了条件。这些矛盾包括社会公平正义严重缺失，贫富鸿沟扩大，政府不为人民服务而为西方利益服务，物价飞涨，通货
膨胀加剧，大量青年失业，官员普遍贪腐，巴勒斯坦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美国偏袒以色列并在“民主”、“人权”、“反恐防扩”等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冲击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笃信等。这些矛盾已经长期存在，难以得到根本解决。针对这些矛盾，“伊斯兰国”主张“拯救和改造”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在广大穷人和弱势群体中有号召力。
2. “伊斯兰国”战斗力超过伊军、叙军、库尔德武装和“叙自由军”，在没有外部强大地面部队介入的情况下，仅凭美军空袭无法重创“伊斯兰国”有生力量。但是，奥巴马已数次强调美国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而美国不带头，就很难指望其盟国和地区伙伴派出地面部队。
3. 美国将空袭范围扩至叙利亚，即将陷入窘境。如空袭只针对“伊斯兰国”，则是在帮巴沙尔政权和伊朗的忙；如果同时空袭叙军和“伊斯兰国”目标，在没有安理会决议授权的情况下，则构成对叙主权的侵犯，美国不仅在政治和道义上要“失分”，而且既推翻不了巴沙尔政权，也剿灭不了“伊斯兰国”。
四、结语
“伊斯兰国”的崛起已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国际社会期待尽快遏制该组织的蔓延。早在2004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就认定“伊斯兰国”的前身“基地”伊拉克分支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基地”伊拉克分支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09年5月5日认定“伊拉克伊斯兰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当巴格达迪将“伊拉克伊斯兰国”更名为“伊黎”后，联合国安理会于2014年5月13日认定“伊黎”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2014年6月29日，巴格达迪将“伊黎”扩展为“伊斯兰哈里发帝国”，联合国安理会又于2014年7月30日认定“伊斯兰国”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除联合国安理会外，美、英、法、德、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尼、沙特、阿盟等也将“伊斯兰国”认定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
目前，美国主导着打击“伊斯兰国”的进程，但如果美国不扩大国际合作，包括寻求与伊朗、俄罗斯甚至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合作，既无法遏制“伊斯兰国”的扩张势头，也无法阻止“伊斯兰国”把“圣战”延伸到更多的阿拉伯国家。摒弃冷战思维及“零和”观念，或许有助于应对“伊斯兰国”的挑战。
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在反恐问题上历来旗帜鲜明。2014年8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打击“伊黎”等恐怖组织的2170号决议，中国投了赞成票。当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大使表示，“伊黎”等恐怖组织对中东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呼吁各国认真执行第2170号决议，切断上述恐怖组织从外界获得人员、武器和资金支持，遏制恐怖主义在伊拉克等国进一步蔓延，维护中东与世界的和平稳定。[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