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衰落，中国的教科书多数只是口号式总结成“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出卖主权”、“内外勾结”、“丧权辱国”。这里我想从当时士大夫阶层思想认识的角度，对比着日本，探讨一下中国衰落的原因。
我认为，在客观上，近代中国实际上是接触到了西方的文明，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后，也完全有可能踏进国际世界，经历大胆的改革之后，周旋于列国之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由于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中国从统治者到思想者，在观念上基本上都否认了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的存在。如前面所述，西方列国在中国近代大部分士大夫的思维中，被归为“夷狄”的范畴，西方制度，被视为“夷俗”。士大夫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正统思想，基本上断绝了他们主动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可能。
在对待外侮，中国也经历了否认、承认、图变自强的历程。1860年，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终于艰难的启动。洋务派是比较具有危机意识的士大夫阶层。其中又以奕?和李鸿章为代表。
李鸿章最早向皇帝乃至全体中国士大夫们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相对于当时以倭仁为首的国粹派的空谈阔论，李鸿章的“大变局”、“强敌”观念，无疑是对西方挑战的严峻现实的认识上的深化，其进步意义不容忽视。李鸿章在1864年写了一封信给恭亲王和文祥，信中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在这封信中，李鸿章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惟有学习西洋科技方能自存；第二、中国与日本孰弱孰强，要看哪一个国家变得早、变得快；第三、改革要从培养人才入手，他要求改革科举制度。不能不说，在公元
1864年，李鸿章是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世界的认识，是最为清醒的。
洋务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文祥，在临终前上奏清廷，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吁：“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
北京条约签订后，恭亲王拟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以夷器和夷法对付夷人，即接受西方文化军事部分，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在自强尚未实现时，中国应当谨守条约，避免战争。
事实上，洋务派也确实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
首先，在外交思想和实践上，主动迈出了近代化的步伐。中国外交的第一项重大调整是1861年1月在恭亲王提议下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文祥和桂良掌管；在总理衙门之下还设有南北各一个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十几个通商口岸和开放口岸的一应事务。这改变了以往由礼部、理藩院和两广总督等机构兼办外交从而使内政与外交界限不分的状态。这是中国向近代国际体系迈进的第一项认真的措施。对外交往的日益顺畅，伴随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主管清廷外交的恭亲王，其个人的外交经验也不断积累，视野不断拓宽。丁韪良呈上的《万国法原理》译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高度重视，恭亲王下令将该书作仔细润色后刊印300册，分发给京内外大员。恰在《万国法原理》刊印期间，清廷面临一件外交纠纷，使恭亲王有机会检验西方国际法的有效性：1864年4月，新任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von Relflues)在赴任时于大沽口外捕掠了3艘丹麦商船。恭亲王根据新近从《万国法原理》中获取的关于“内洋”与“公共洋面”不同法律地位的国际法知识，照会李福斯，对这一“显夺中国之权”、“轻视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并称李福斯必须先解决此事才能被中国接纳。李福斯在恭亲王的压力下被迫让步，释放了3艘丹麦商船并支付1500元洋钱的赔偿金，还向恭亲王奉上处事“甚为明智，甚为公平”等颂辞。李福斯事件的结局增强了恭亲王的信心，使他开始信赖于西方的国际法规则和外交手段。1867年l0月，清政府一改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竭力规避与西方列强谈判的态度，于中英《天津条约》规定的修约谈判期限前3个月就主动筹划修约谈判事宜。由此达成的1869年lO月签订《中英新约》，虽然仍使中国出让了一些权利，但它至少是一项形式上完全平等、内容上也体现了互惠互让原则的条约，而且它还是中英通商以来第一次在和平环境下通过谈判方式取得协议而后订立的条约，与1842年以来中外签订的历次“城下之盟”有着重大的差别。
其次，在发展军事国防上成就斐然。仅以北洋水师为例，其规模和实力便在日本之上。
但是洋务派毕竟是失败了。我认为原因在于：
其一、洋务派的这种图变自强的举措，仍然局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里面。洋务派对于西方的兴趣，并不包含着追求更高的社会目标与伦理思想的内在精神要求
和丰富的社会内涵。丁日昌就曾说：“西学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洋务派妄图通过“体”（根基）、“用”（功能）的范畴把中学和西学加以分隔和联系，虽然从表面上解决了异质文化价值观念的形式上的互容性，但是，正如程颐所说：“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体和用是不能机械分离的。张岱年认为，“一原即一本，体用一本，即谓体与用非二本，有体即有用，体即用之体，用即体之用„„用即由体出。非于体之外别起一用，与体对立而并峙。”因此，当洋务派把西学这一异质文化因素，勉强地安置在用的范畴位置上时，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之间，就实质上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洋务运动这种重物质、轻思想的改革，受到了后来梁启超的批评：“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其二、即便如此，国粹派仍然对洋务运动嗤之以鼻，不断加以怀疑和破坏。首先是反对，倭仁在听说恭亲王要办同文馆后，就上书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 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当洋务出现差错时，尤其是甲午战败后，则不仅怀疑洋务思想，进而怀疑兵器的功效。正统士大夫的圣学本位的价值观念与他们对西方军事和现代机械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以致产生了大学者王?运在《论夷务疏》中的谬论：“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况陆地行战，船炮无施；海口遥攻，登岸则困蹙而击之，我众敌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故机器船局，效而愈拙。”
无论是洋务派还是国粹派，我们不能说他们是不爱国的。但是悲剧在于，曾经给予他们无上光荣的圣学思想，在近代成了沉重的历史和现实包袱，严重禁锢了他们的视野，以至于一误再误，最终从一个超级大国沦入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在大致相同的一个时期内，日本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侵略。日本长期以来实行锁国政策。但是随着美国的强盛，日本处在了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进行扩张的要冲上。1853年，美国舰队抵达日本，强迫日本“开国”。1854年，日本被迫签订《日美友好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准许美舰停泊；允许美国在下田派驻领事。1858年，美国再次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有：日本开放横滨、长崎、江户、大阪等地通商；美国享有领事裁判权；通商自由；协定关税等。此后，荷、俄、英、法等国也相继强迫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当时日本年号“安政”，这一系列条约，总称“安政条约”。安政条约的陆续签订，也差不多使日本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地。
但是为什么日本没有最终陷入中国那样的悲惨境地呢？我认为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
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事实上分散了列强对日本的注意力，而且，日本本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利益可供西方列强抢夺。第二个原因，日本没有过重的历史思想包袱，轻装上阵的日本得以迅速地开始了自强维新。后者尤为重要。
在自强维新方面，日本有与中国不同的理念，作出了与中国不同的选择。
日本学习西方，并不是单纯的学习技术，更多的成分是基于广泛的文化比较以及基于这种比较作出的选择。日本明治时代的思想先驱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明确地说道：“世界上的各种不同文化，可以通过开化程度的高低来进行横向的比较，人们可以通过这一比较来发现孰优孰劣”，他指出，正如一切事物的长短、轻重、是非、善恶都是相对的一样，世界上各种文明的开化程度也是相对的。福泽用“文明开化的相对性”这一概念作为分类标准，把欧洲各国和美国判为最为文明的国家；把土耳其、中国、日本判为半文明的国家；把非洲、澳洲等地的国家判为野蛮国家。福泽作出了的结论是，处于“半文明”的日本，必须以西洋各国的更加先进、更加发达的近代文明作为自己全面学习的榜样。同时，福泽根据其“开化的相对性”理论指出，西方国家对于未来尽善尽美的社会来说，，仍然是相对野蛮的。他认为，“文明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日本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以欧洲文明为学习目标，这是日本民族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作出的选择。
对比一下日本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和中国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可以发现两个区别：
首先，“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建立在西洋文明比日本固有文明先进、处在更高的发展阶段的认识的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日本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军事、还要学习西方的近代政治制度、宪政、法律、教育等，并认为二者是有机统一不可分隔的。福泽谕吉指出，在学习西方文明时，人们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其中“一种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把它培养起来，就能保罗天地万物”，福泽把这个“无形的东西”称为“文明的精神”。他认为，“使欧亚两洲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福泽提出，“不应当单纯地仿效西洋，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学习中国哲学思想的众多学生中学得最好的一个，对中国传统的“体、用”辨证关系把握得非常好。
把西洋文明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精神。那些留学西洋的日本维新人士，一开始就以战略的远见，从整体上学习西洋文明，并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制度、法律、学术、教育上面。时任中国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曾敏锐的观察到这一点，郭嵩焘注意到，当时在英的中国留学生不过十几人，并且全是学习海军。在他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所见二十余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冈良艺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爵，亦在此学习律法。„„而学习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其结果是，日本不失时机地从西方迅速而有成效地学习了各种先进的东西。发展了近代
的军事、工业、科学、教育、交通、金融制度，更建立了近代国家的宪政制度。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这个在地理上离欧洲更远，承受打击更晚的“蕞尔小国”，便迅速的发展起来，并与欧美并驾齐驱。
就在1864年那封信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中，李鸿章就已经既羡慕又忧虑的说道：“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甲午战争的结果，使李鸿章的这番话不幸言中。
与明治维新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不同，在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中，仍然把中国固有的儒家文明视为天下文明的最高形态。在圣人之道至高无上的理念支配下，西学也仅仅局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卫功用上。洋务派的另一为领袖人物张之洞在其《劝学篇 序》中便说：“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 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予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以这种态度制订出来的学习西方的战略、自然是急功近利，难免于肤浅。
其次，明治维新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在国民中所激发的对西洋文明的情绪和态度是明显不同的。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认为西洋文明是一个从整体上比日本所处的“半文明”高级的文明，那么，日本向之过渡的任何努力，都是顺应民族进步的要求的。福泽曾经这样描绘当时日本国民学习西洋文明的热情：“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的新鲜事物„„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然要渗透到人们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骚乱„„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者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种热情的基础，是在理性上承认自己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洋文明。这种来自民间和精英分子的强有力的社会潮流，对于排除守旧势力的干扰，推动日本近代化，无疑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日本的国民心理，也因此形成了一个“开放??积极理解??再开放”的良性循环。
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由于中国洋务派的士大夫们，认为不可能还有比中国传统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对待西方文化时必然是消极的，其中还包含着对异质的西洋文明的“功利末技”的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和不得已而为之的屈尊心理。当洋务派自身都是这样消极的时候，就更不要指望他们去发动中国的普通人民了。在日本，明治维新派学习西洋文明，是为了使一个民族实现更高远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中国，洋务派效法西洋，是为了避免这些夷狄对天朝的统治构成外部的威胁。前者是主动的、积极的；后者是被迫的、消极的。前者是发自内心的；后者是不得已、心不甘、情不愿的，洋务派的出发点，充其量只是为了求得恢复传统时代的那种盛世，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秩序。洋务派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不能像理学大师倭仁那样完全拒绝西学，另一方面，对儒家传统的圣学
至上的理念又阻止他们走向明治维新派那种彻底的改革。
洋务运动与思想启蒙
内 容 提 要：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是和向西方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向西方学习层次的不断推进,思想启蒙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洋务运动开启了向西方学习之门,也就为思想启蒙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洋务运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眼界开阔了的人缺陷, 们又认识到了洋务运动的此后才有了早期维新思想、维新变法思想、革命思想。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就是这样递进的。
关 键 词：洋务运动 思想启蒙 近代思想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洋务运动历史作用的时候多注重经济方面的作用,而对其在社会思想发展方面的作用研究较少。作为一场长达几十年,规模遍全国的社会改革,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此进行认真总结,对全面、正确地评价洋务运动有重要的意义。
一、 洋务运动开展的本身就是对封建保守观念的有力冲击
近代的中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和西方国家出现巨大的反差。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新发明、新技术不断出现,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而中国,却正处在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阶段,政治腐朽,经济、军事落后。落后招致受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蒙受了空前的民族屈辱。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社会发展水平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竟然远远地落在了世界潮流的后面,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实。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在连续遭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事实。愚昧无知和虚骄自大是清朝君臣的两大特点,无知强化自大,自大加重无知。他们一方面对手持先进火器的侵略者束手无策,屈辱求和;另一方面却仍然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里,自我欣赏,夜郎自大,拒不承认落后。鸦片战争时期道光皇帝的情况就很有典型性。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在“上谕”中仍不断使用对英军“开恩”、“示恩”等词句。鲁迅笔下所深刻讽刺的“阿Q”精神在清朝君臣身上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愚昧无比又顽固无比,思考问题的方法是极端
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肯睁眼面对现实,不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在一连串的失败面前仍然拒绝做出任何不符合传统观念的改革。他们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盲目排斥,一概斥之为“奇技淫巧”;对中国以外的国家不屑一顾,依然贬称为“蛮、貊、夷、狄”。他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都是古圣先王定下的垂之万世而不可更改的东西,谁若对此稍有怀疑,就是大逆不道。面对列强的侵略,他们想的不是如何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以与之抗衡,而是如何避免“圣道沦亡”,如何制止“师事洋人”。至于外面世界的形势怎样,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们不但懵然无知,而且根本不想知道。这些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落后、腐朽势力的代表。这些封建顽固派的思想行为,一方面是闭塞愚昧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惰性保守成分积淀而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存在着重伦理,轻科技;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的思想成份。传统文化在培育人们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培育了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对外则首重所谓“华夏夷狄之辨”,强调“以华变夷”,严防“以夷变夏”。清末的顽固派,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培育出来的。他们不审时,不度势,面对发生剧变的外部世界,依旧抱残守缺,敌视一切新事物,拒绝学习外国的长处。封建顽固派的这种思想行为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从中国近代伊始,封建士大夫阶层中林则徐、魏源等有远见者即从洋人的船坚炮利中认识到了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落后,发出了“师夷长技”的呼喊。但是,在封建保守思想布成的满天阴霾中,他们的呼声太微弱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统治阶级实权人物中的开明者终于从连续的失败中对中国贫弱的状况有了认识,看到了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的进步,于是发起了学习西方科技,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思想的实施。洋务运动触犯了保守思想之大忌,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其进行举步维艰。当洋务派拟招收一些官员学习天文、算学,并聘西人任教时,顽固派官员即提出:“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①还有人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如此下去,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②更有人上条陈荒唐地说,洋务派所设立的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文
馆是招致“久旱不雨”、“大风昼晦”的“不祥之物”。③针对洋务派修铁路的建议,有人反对说:“乾隆之世非有火车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④还有人说:“自强之策,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⑤在顽固派的反对下,修铁路的建议被一再搁置。当数年后终于修了11公里长的唐山至胥各庄的中国第一条铁路时,在顽固派以震动皇陵为借口的围攻下,竟不得不一度弃掉机车而用马拉。为了反对向西方学习,有人大叫:“臣闻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⑥更可气而又可笑的是,有人提出:“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其理由是:“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⑦顽固派之愚腐竟达如此地步!可见保守势力反对洋务运动之声甚嚣尘上。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描述这种情况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⑧梁启超也曾追述此情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9洋务运动就是在顽固派的一片反对声中进行下去的。以上情况就充分说明,在保守观念极为浓厚、顽固派反对甚烈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它本身就是对传统保守观念的一个有力冲击。发动洋务运动的前提是承认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对传统的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对“夷夏之大防”、“华夷之辨”等封建保守思想藩篱的一个突破。学习西方科技,这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层次。对此,林则徐、魏源有首倡之功,而洋务运动使之付诸实践。只有在它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之后,才对社会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洋务派固然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习西方,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从完全排斥“西学”到决定“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正是因为有了“西学为用”,才有了后来“西学”的大量传入。
二、洋务运动引入西方近代文明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步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的规模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其内容由军工到民用,由文化到教育,多方面地展开。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近代文明,使许多新事物出现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洋务运动中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和陆军。中国终于有了用新式火器武装起来,用西法操练的军队。洋务运动中创办了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中国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
具,有了电报作通讯手段。洋务运动中兴办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中国有了一些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与旧式私塾、书院全然不同的新式学堂,有了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一批西方的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的书籍被介绍到中国。新事物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犹如一股劲风吹动了中国封建社会这潭死水,引起阵阵动荡。在动荡中,因惰性积淀几近僵死的社会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在经济结构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在阶级结构中,出现了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社会思想观念在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洋务运动带来的社会存在的变化,强烈地冲击了封建传统观念。传统保守观念构成的堤防在新事物的冲击下一点一点地破损,形成一个个越来越大的缺口。新思想、新观念冲堤而入,并成日见汹涌之势。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人们逐渐改变了对西方文明一律排斥的观念。过去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一方面是传统落后观念在作怪,另一方面也要归之于对西方世界的无知,对近代科技的无知。洋务运动开始了引入西方近代文明的历史,把许多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原来对之茫然无知,甚至还存在许多荒唐误解的中国人面前。人们开始切切实实地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文明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慢慢地澄清了种种误解,改变了错误的看法。人们开始知道,西方各国并非都是以前想象的“茹毛饮血”之辈,中土也不是处处胜西方。于是,盲目自大的观念日见萎缩,越来越多的人能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西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方进步文明引入中国。例如,在鸦片战争时期,有人视洋人的近代火器为“妖术”,曾欲以猪羊狗屎破之,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清军也弃掉了弓矢刀钺,换上了洋枪洋炮;弃掉了木板舟船,换上了钢甲火轮。从皇室到达官显宦后来都用上了电灯,官府也使用了电报,并不因它们来自西方而排斥。后来连慈禧太后都不再相信照像会“摄人魂魄”,愿意让洋人为她照像。这足以说明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也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在兴办的新式企业中,不仅使用西方的技术、设备也应用西方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以至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社会思想的另一个大进步是人们逐渐改变了轻工商、轻科技、耻言利的旧观念。在封建传统观念中,把农业作为国家经济之“本”,把工商看作“末”。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本抑末”政策,对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工商在后。另外,在封建传统文化中,一直教育人们“君子不言利”,所以,以君子自诩者,皆
以耻于言利作标榜。在轻工商、耻言利的情况下,读书人只重政术、伦理,专攻典籍、词章,而对科技、生产的学问极少有人问津。这样,对科技知识的缺乏就成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一大缺陷。洋务运动兴起以后,人们从西方国家由工商发达、科技先进而达于富强的事实中受到启发,认识到国家要“求强”、“求富”,必须振兴工商、发展科技,经营工商,讲求获利,是于己、于国都有益的好事。早期维新派人士提出的“富民说”、“商战论”,可以作为这种新思想的代表。在新观念的催动下,一批拥有资本的官僚和地主改变了传统的投资于土地的作法,而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一些资本雄厚的手工作坊主也转而兴办新式工厂。一些士子们也放下了线装书,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即所谓“格致”之学)和军事科学。科技之学从此在我国知识分子崇尚的“学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可以说,洋务运动把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禁锢在里面的人开始对外面世界有所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道缝越来越宽,中国人也就对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透过这道越来越宽的缝,外面的空气也吹入得越来越多,催发着里面的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变化。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洋务运动把封闭的中国打开一道缝的功绩,而不应该一味指责它把这道缝开得如何如何小。
三、洋务运动为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首先是在知识分子阶层进行的,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既是社会思想启蒙的产物,也是推动思想启蒙进一步发展的主力军。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对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变化至关重要。洋务运动为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其一,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新式学堂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办洋务需要具有新知识的洋务人才,所以,洋务派很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他们兴办了一批新学堂,在这些学堂里培养外语人才、军事人才、科技人才。据统计,从1862年至1890年,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22所,其中较著名的有1862年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办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办的广州同文馆,以及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等。这些学堂都聘有洋人任教习,开设外语,格致(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以及各类专业课。从课程内容到学习方式,这些学堂都与旧式的学校截然不同。它
所培养出来的,不再是满口诗云子曰,专习八股制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生,而是通晓外语和各类自然科学知识,并具有专业理论与技能的新式应用型人才。这些新式学堂的出现,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虽然最初新式学堂不多,学生人数也少,但它是新的社会细胞,其生长与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质变。虽然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还不能摆脱封建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已经初具近代化的知识结构,是第一代新知识分子。其二,洋务运动中派遣留学生,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认识到,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光靠在国内培养不行,必须派人到外国去学。于是,开始向海外派留学生。这是近代中国人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开始。海外留学生的队伍,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股洪流。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至1875年,共派出四批,共120人。后来,李鸿章又奏派三批留学生赴欧洲各国学习。自此以后,清政府中央及一些地方督抚不断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派赴海外的留学生人数激增。甲午战争之前,派赴欧美的留学生不过200多人,而甲午战争之后的十几年中,赴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竟达2万多人,仅赴日本的留学生,在1906年就有13000人。10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一股出洋留学的热潮,许多青年学生搭帮结伙,自费到海外求学。洋务运动为中国人赴海外留学之滥觞,这是它的一大历史功绩。这些留学生在海外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接受欧风美雨的沐浴,其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我国近代新知识分子重要来源。他们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专业化人才,许多人归国以后成为近代化事业的栋梁,其中出类拔萃者不乏其人,如修建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即为优秀的代表。留学生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梁敦彦曾任民国外交部长。有的人成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如严复翻译了《天演论》、《法意》等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多部,把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等理论介绍到我国。这些译作在思想启蒙方面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兴起时,其骨干力量大部分是海外留学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海外留学生功不可没。在我们称颂海外留学生的作用时,不能不想到洋务运动开了海外留学之先河。其三,在洋务运动中,一些封建士大夫发展为新知识分子。实践能改造人。在洋务运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一些参与洋务运动的封建士大夫通过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阔了视野,逐渐对西方近代社会制度及文化的长处
有所认识,对中国封建制度的缺陷有所批判,产生了新思想,由封建官员发展为具有早期维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主要人物中,由洋务官员转化而来的占了多数,其中郭嵩焘、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可为杰出代表。郭嵩焘是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他在出使期间写的《使西纪程》如实地记录了在外边的所见所闻而朝廷勒令将此书毁版,他本人也遭到朝廷的冷落和保守派的疯狂攻击。郭嵩焘还是我国第一位对中西哲学和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比较研究的人。薛福成曾是我国第一个赴西方学习社会科学并获博士学位者,他写的《富民说》可以称得上早期维新派经济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则是我国近代有名的企业家,掌管洋务企业20多年,他提出的“商战论”在当时的思想界独树一帜。这些由洋务官员转化的新知识分子,在早期维新派思想界有突出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办洋务阅历使他们见多识广,思想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地位较高,因而其思想影响较大。他们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支重要生力军,而洋务运动是他们生长的土壤。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是和向西方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向西方学习层次的不断推进,思想启蒙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洋务运动开启了向西方学习之门,也就为思想启蒙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洋务运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眼界开阔了的人们又认识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此后才有了早期维新思想、维新变法思想、革命思想。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就是这样递进的。洋务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启蒙作用是洋务运动的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这正体现了历史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注释①、②、④、⑤、⑥、《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卷第29页;第3031页;第6册第165页;第208；209页;第153页。③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第99页。⑦叶德辉:《西医论•自阝园书札》,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⑧、⑨《戊戍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47页;第2册第18页.
对于中国的衰落，中国的教科书多数只是口号式总结成“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出卖主权”、“内外勾结”、“丧权辱国”。这里我想从当时士大夫阶层思想认识的角度，对比着日本，探讨一下中国衰落的原因。
我认为，在客观上，近代中国实际上是接触到了西方的文明，即使是在鸦片战争后，也完全有可能踏进国际世界，经历大胆的改革之后，周旋于列国之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由于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中国从统治者到思想者，在观念上基本上都否认了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的存在。如前面所述，西方列国在中国近代大部分士大夫的思维中，被归为“夷狄”的范畴，西方制度，被视为“夷俗”。士大夫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的正统思想，基本上断绝了他们主动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制度和科学技术的可能。
在对待外侮，中国也经历了否认、承认、图变自强的历程。1860年，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化进程终于艰难的启动。洋务派是比较具有危机意识的士大夫阶层。其中又以奕?和李鸿章为代表。
李鸿章最早向皇帝乃至全体中国士大夫们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相对于当时以倭仁为首的国粹派的空谈阔论，李鸿章的“大变局”、“强敌”观念，无疑是对西方挑战的严峻现实的认识上的深化，其进步意义不容忽视。李鸿章在1864年写了一封信给恭亲王和文祥，信中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在这封信中，李鸿章提出了三点主张：第一、惟有学习西洋科技方能自存；第二、中国与日本孰弱孰强，要看哪一个国家变得早、变得快；第三、改革要从培养人才入手，他要求改革科举制度。不能不说，在公元
1864年，李鸿章是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世界的认识，是最为清醒的。
洋务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文祥，在临终前上奏清廷，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吁：“料敌审己，实有万万不能不办之势，亦实有万万不可再误之机。一误即不能复更，不办即不堪设”。
北京条约签订后，恭亲王拟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以夷器和夷法对付夷人，即接受西方文化军事部分，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在自强尚未实现时，中国应当谨守条约，避免战争。
事实上，洋务派也确实取得了了不起的成绩。
首先，在外交思想和实践上，主动迈出了近代化的步伐。中国外交的第一项重大调整是1861年1月在恭亲王提议下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恭亲王、文祥和桂良掌管；在总理衙门之下还设有南北各一个通商大臣，负责处理十几个通商口岸和开放口岸的一应事务。这改变了以往由礼部、理藩院和两广总督等机构兼办外交从而使内政与外交界限不分的状态。这是中国向近代国际体系迈进的第一项认真的措施。对外交往的日益顺畅，伴随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了解的加深。主管清廷外交的恭亲王，其个人的外交经验也不断积累，视野不断拓宽。丁韪良呈上的《万国法原理》译本得到了总理衙门的高度重视，恭亲王下令将该书作仔细润色后刊印300册，分发给京内外大员。恰在《万国法原理》刊印期间，清廷面临一件外交纠纷，使恭亲王有机会检验西方国际法的有效性：1864年4月，新任普鲁士驻华公使李福斯(von Relflues)在赴任时于大沽口外捕掠了3艘丹麦商船。恭亲王根据新近从《万国法原理》中获取的关于“内洋”与“公共洋面”不同法律地位的国际法知识，照会李福斯，对这一“显夺中国之权”、“轻视中国”的行为提出抗议，并称李福斯必须先解决此事才能被中国接纳。李福斯在恭亲王的压力下被迫让步，释放了3艘丹麦商船并支付1500元洋钱的赔偿金，还向恭亲王奉上处事“甚为明智，甚为公平”等颂辞。李福斯事件的结局增强了恭亲王的信心，使他开始信赖于西方的国际法规则和外交手段。1867年l0月，清政府一改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竭力规避与西方列强谈判的态度，于中英《天津条约》规定的修约谈判期限前3个月就主动筹划修约谈判事宜。由此达成的1869年lO月签订《中英新约》，虽然仍使中国出让了一些权利，但它至少是一项形式上完全平等、内容上也体现了互惠互让原则的条约，而且它还是中英通商以来第一次在和平环境下通过谈判方式取得协议而后订立的条约，与1842年以来中外签订的历次“城下之盟”有着重大的差别。
其次，在发展军事国防上成就斐然。仅以北洋水师为例，其规模和实力便在日本之上。
但是洋务派毕竟是失败了。我认为原因在于：
其一、洋务派的这种图变自强的举措，仍然局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框里面。洋务派对于西方的兴趣，并不包含着追求更高的社会目标与伦理思想的内在精神要求
和丰富的社会内涵。丁日昌就曾说：“西学除船械一切必须效法西洋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洋务派妄图通过“体”（根基）、“用”（功能）的范畴把中学和西学加以分隔和联系，虽然从表面上解决了异质文化价值观念的形式上的互容性，但是，正如程颐所说：“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体和用是不能机械分离的。张岱年认为，“一原即一本，体用一本，即谓体与用非二本，有体即有用，体即用之体，用即体之用„„用即由体出。非于体之外别起一用，与体对立而并峙。”因此，当洋务派把西学这一异质文化因素，勉强地安置在用的范畴位置上时，中学之体和西学之用之间，就实质上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
洋务运动这种重物质、轻思想的改革，受到了后来梁启超的批评：“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其二、即便如此，国粹派仍然对洋务运动嗤之以鼻，不断加以怀疑和破坏。首先是反对，倭仁在听说恭亲王要办同文馆后，就上书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 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当洋务出现差错时，尤其是甲午战败后，则不仅怀疑洋务思想，进而怀疑兵器的功效。正统士大夫的圣学本位的价值观念与他们对西方军事和现代机械的厌恶交织在一起，以致产生了大学者王?运在《论夷务疏》中的谬论：“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况陆地行战，船炮无施；海口遥攻，登岸则困蹙而击之，我众敌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故机器船局，效而愈拙。”
无论是洋务派还是国粹派，我们不能说他们是不爱国的。但是悲剧在于，曾经给予他们无上光荣的圣学思想，在近代成了沉重的历史和现实包袱，严重禁锢了他们的视野，以至于一误再误，最终从一个超级大国沦入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在大致相同的一个时期内，日本也受到了来自西方的侵略。日本长期以来实行锁国政策。但是随着美国的强盛，日本处在了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进行扩张的要冲上。1853年，美国舰队抵达日本，强迫日本“开国”。1854年，日本被迫签订《日美友好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开放下田、函馆准许美舰停泊；允许美国在下田派驻领事。1858年，美国再次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有：日本开放横滨、长崎、江户、大阪等地通商；美国享有领事裁判权；通商自由；协定关税等。此后，荷、俄、英、法等国也相继强迫日本签订了类似的条约。当时日本年号“安政”，这一系列条约，总称“安政条约”。安政条约的陆续签订，也差不多使日本陷入了半殖民地的境地。
但是为什么日本没有最终陷入中国那样的悲惨境地呢？我认为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
是，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事实上分散了列强对日本的注意力，而且，日本本身，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利益可供西方列强抢夺。第二个原因，日本没有过重的历史思想包袱，轻装上阵的日本得以迅速地开始了自强维新。后者尤为重要。
在自强维新方面，日本有与中国不同的理念，作出了与中国不同的选择。
日本学习西方，并不是单纯的学习技术，更多的成分是基于广泛的文化比较以及基于这种比较作出的选择。日本明治时代的思想先驱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明确地说道：“世界上的各种不同文化，可以通过开化程度的高低来进行横向的比较，人们可以通过这一比较来发现孰优孰劣”，他指出，正如一切事物的长短、轻重、是非、善恶都是相对的一样，世界上各种文明的开化程度也是相对的。福泽用“文明开化的相对性”这一概念作为分类标准，把欧洲各国和美国判为最为文明的国家；把土耳其、中国、日本判为半文明的国家；把非洲、澳洲等地的国家判为野蛮国家。福泽作出了的结论是，处于“半文明”的日本，必须以西洋各国的更加先进、更加发达的近代文明作为自己全面学习的榜样。同时，福泽根据其“开化的相对性”理论指出，西方国家对于未来尽善尽美的社会来说，，仍然是相对野蛮的。他认为，“文明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日本不应满足于目前的西洋文明。??以欧洲文明为学习目标，这是日本民族对西方列强的挑战作出的选择。
对比一下日本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和中国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可以发现两个区别：
首先，“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建立在西洋文明比日本固有文明先进、处在更高的发展阶段的认识的基础上的。这就决定了日本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军事、还要学习西方的近代政治制度、宪政、法律、教育等，并认为二者是有机统一不可分隔的。福泽谕吉指出，在学习西方文明时，人们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其中“一种无形的东西”，“这种无形的东西是很难形容的，如果把它培养起来，就能保罗天地万物”，福泽把这个“无形的东西”称为“文明的精神”。他认为，“使欧亚两洲情况相差悬殊的就是这个文明的精神”，因此，福泽提出，“不应当单纯地仿效西洋，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承认，日本人学习中国哲学思想的众多学生中学得最好的一个，对中国传统的“体、用”辨证关系把握得非常好。
把西洋文明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正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基本精神。那些留学西洋的日本维新人士，一开始就以战略的远见，从整体上学习西洋文明，并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制度、法律、学术、教育上面。时任中国驻英公使的郭嵩焘曾敏锐的观察到这一点，郭嵩焘注意到，当时在英的中国留学生不过十几人，并且全是学习海军。在他写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九十人，嵩焘所见二十余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冈良艺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爵，亦在此学习律法。„„而学习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其结果是，日本不失时机地从西方迅速而有成效地学习了各种先进的东西。发展了近代
的军事、工业、科学、教育、交通、金融制度，更建立了近代国家的宪政制度。经过若干年的努力，这个在地理上离欧洲更远，承受打击更晚的“蕞尔小国”，便迅速的发展起来，并与欧美并驾齐驱。
就在1864年那封信给恭亲王和文祥的信中，李鸿章就已经既羡慕又忧虑的说道：“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甲午战争的结果，使李鸿章的这番话不幸言中。
与明治维新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不同，在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中，仍然把中国固有的儒家文明视为天下文明的最高形态。在圣人之道至高无上的理念支配下，西学也仅仅局限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卫功用上。洋务派的另一为领袖人物张之洞在其《劝学篇 序》中便说：“中国学术精致，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 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予夷狄之陋，学术义理之微，则非彼所能梦见矣。”以这种态度制订出来的学习西方的战略、自然是急功近利，难免于肤浅。
其次，明治维新的“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在国民中所激发的对西洋文明的情绪和态度是明显不同的。
“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的思想，认为西洋文明是一个从整体上比日本所处的“半文明”高级的文明，那么，日本向之过渡的任何努力，都是顺应民族进步的要求的。福泽曾经这样描绘当时日本国民学习西洋文明的热情：“我国人民骤然接触到这种迥然不同的新鲜事物„„不仅在人们的精神上掀起波澜，而且还必然要渗透到人们内心深处，引起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骚乱„„这种骚乱是全国人民向文明进军的奋发精神，是人民不满足于我国固有文明而要求汲取西洋文明的热情。因此，人民的理想是要使我国的文明赶上或者超过西洋文明的水平，而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种热情的基础，是在理性上承认自己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洋文明。这种来自民间和精英分子的强有力的社会潮流，对于排除守旧势力的干扰，推动日本近代化，无疑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日本的国民心理，也因此形成了一个“开放??积极理解??再开放”的良性循环。
在中国，情况刚好相反。由于中国洋务派的士大夫们，认为不可能还有比中国传统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对待西方文化时必然是消极的，其中还包含着对异质的西洋文明的“功利末技”的欲迎还拒的矛盾心理和不得已而为之的屈尊心理。当洋务派自身都是这样消极的时候，就更不要指望他们去发动中国的普通人民了。在日本，明治维新派学习西洋文明，是为了使一个民族实现更高远的社会发展目标；在中国，洋务派效法西洋，是为了避免这些夷狄对天朝的统治构成外部的威胁。前者是主动的、积极的；后者是被迫的、消极的。前者是发自内心的；后者是不得已、心不甘、情不愿的，洋务派的出发点，充其量只是为了求得恢复传统时代的那种盛世，重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封贡秩序。洋务派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不能像理学大师倭仁那样完全拒绝西学，另一方面，对儒家传统的圣学
至上的理念又阻止他们走向明治维新派那种彻底的改革。
洋务运动与思想启蒙
内 容 提 要：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是和向西方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向西方学习层次的不断推进,思想启蒙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洋务运动开启了向西方学习之门,也就为思想启蒙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洋务运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眼界开阔了的人缺陷, 们又认识到了洋务运动的此后才有了早期维新思想、维新变法思想、革命思想。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就是这样递进的。
关 键 词：洋务运动 思想启蒙 近代思想
长期以来,人们在评价洋务运动历史作用的时候多注重经济方面的作用,而对其在社会思想发展方面的作用研究较少。作为一场长达几十年,规模遍全国的社会改革,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影响是巨大的。对此进行认真总结,对全面、正确地评价洋务运动有重要的意义。
一、 洋务运动开展的本身就是对封建保守观念的有力冲击
近代的中国,在社会发展水平上和西方国家出现巨大的反差。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方主要国家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从农业文明步入工业文明,新发明、新技术不断出现,生产力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而中国,却正处在封建社会江河日下的阶段,政治腐朽,经济、军事落后。落后招致受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蒙受了空前的民族屈辱。有着数千年文明史,社会发展水平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中国,竟然远远地落在了世界潮流的后面,这是十分可悲的事实。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大部分人在连续遭到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个事实。愚昧无知和虚骄自大是清朝君臣的两大特点,无知强化自大,自大加重无知。他们一方面对手持先进火器的侵略者束手无策,屈辱求和;另一方面却仍然沉迷在“天朝上国”的梦幻里,自我欣赏,夜郎自大,拒不承认落后。鸦片战争时期道光皇帝的情况就很有典型性。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他在“上谕”中仍不断使用对英军“开恩”、“示恩”等词句。鲁迅笔下所深刻讽刺的“阿Q”精神在清朝君臣身上有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愚昧无比又顽固无比,思考问题的方法是极端
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不肯睁眼面对现实,不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在一连串的失败面前仍然拒绝做出任何不符合传统观念的改革。他们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盲目排斥,一概斥之为“奇技淫巧”;对中国以外的国家不屑一顾,依然贬称为“蛮、貊、夷、狄”。他们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都是古圣先王定下的垂之万世而不可更改的东西,谁若对此稍有怀疑,就是大逆不道。面对列强的侵略,他们想的不是如何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以与之抗衡,而是如何避免“圣道沦亡”,如何制止“师事洋人”。至于外面世界的形势怎样,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他们不但懵然无知,而且根本不想知道。这些人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落后、腐朽势力的代表。这些封建顽固派的思想行为,一方面是闭塞愚昧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惰性保守成分积淀而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量存在着重伦理,轻科技;重政术,轻生产;重传统,轻创新的思想成份。传统文化在培育人们民族自豪感的同时,也培育了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下,对外则首重所谓“华夏夷狄之辨”,强调“以华变夷”,严防“以夷变夏”。清末的顽固派,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培育出来的。他们不审时,不度势,面对发生剧变的外部世界,依旧抱残守缺,敌视一切新事物,拒绝学习外国的长处。封建顽固派的这种思想行为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从中国近代伊始,封建士大夫阶层中林则徐、魏源等有远见者即从洋人的船坚炮利中认识到了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落后,发出了“师夷长技”的呼喊。但是,在封建保守思想布成的满天阴霾中,他们的呼声太微弱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统治阶级实权人物中的开明者终于从连续的失败中对中国贫弱的状况有了认识,看到了西方国家在科技方面的进步,于是发起了学习西方科技,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师夷长技”思想的实施。洋务运动触犯了保守思想之大忌,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其进行举步维艰。当洋务派拟招收一些官员学习天文、算学,并聘西人任教时,顽固派官员即提出:“若以自强而论,则朝廷之强莫如整纪纲、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若令正途科甲人员习为机巧之事”,是“重名利而轻气节,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①还有人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如此下去,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②更有人上条陈荒唐地说,洋务派所设立的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文
馆是招致“久旱不雨”、“大风昼晦”的“不祥之物”。③针对洋务派修铁路的建议,有人反对说:“乾隆之世非有火车也,然而廪溢库充,民丰物阜”。④还有人说:“自强之策,不务修道德、明政刑,而专恃铁路,固已急其末而忘其本。”⑤在顽固派的反对下,修铁路的建议被一再搁置。当数年后终于修了11公里长的唐山至胥各庄的中国第一条铁路时,在顽固派以震动皇陵为借口的围攻下,竟不得不一度弃掉机车而用马拉。为了反对向西方学习,有人大叫:“臣闻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⑥更可气而又可笑的是,有人提出:“华夷之辨,即有先天人禽之分。”其理由是:“西人之论胞胎也,谓儿在母腹其足向天,其头向地„„中国则自生民以来,男女向背端坐腹中。”⑦顽固派之愚腐竟达如此地步!可见保守势力反对洋务运动之声甚嚣尘上。早期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描述这种情况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⑧梁启超也曾追述此情说:“朝士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士类。”○9洋务运动就是在顽固派的一片反对声中进行下去的。以上情况就充分说明,在保守观念极为浓厚、顽固派反对甚烈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洋务运动,它本身就是对传统保守观念的一个有力冲击。发动洋务运动的前提是承认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认识到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对传统的盲目自大的民族心理,对“夷夏之大防”、“华夷之辨”等封建保守思想藩篱的一个突破。学习西方科技,这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层次。对此,林则徐、魏源有首倡之功,而洋务运动使之付诸实践。只有在它成为广泛的社会实践之后,才对社会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洋务派固然是在维护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学习西方,这一原则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从完全排斥“西学”到决定“西学为用”,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正是因为有了“西学为用”,才有了后来“西学”的大量传入。
二、洋务运动引入西方近代文明推动了社会思想的进步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运动的规模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其内容由军工到民用,由文化到教育,多方面地展开。洋务运动引进了西方近代文明,使许多新事物出现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洋务运动中建立了近代化的海军和陆军。中国终于有了用新式火器武装起来,用西法操练的军队。洋务运动中创办了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中国有了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工
具,有了电报作通讯手段。洋务运动中兴办了近代文化教育事业。中国有了一些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上与旧式私塾、书院全然不同的新式学堂,有了翻译、刊印西方书报的机构,一批西方的自然科学类和社会科学类的书籍被介绍到中国。新事物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犹如一股劲风吹动了中国封建社会这潭死水,引起阵阵动荡。在动荡中,因惰性积淀几近僵死的社会开始缓慢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的:在经济结构中,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在阶级结构中,出现了资产阶级;更重要的,是社会思想观念在变。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洋务运动带来的社会存在的变化,强烈地冲击了封建传统观念。传统保守观念构成的堤防在新事物的冲击下一点一点地破损,形成一个个越来越大的缺口。新思想、新观念冲堤而入,并成日见汹涌之势。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进步是人们逐渐改变了对西方文明一律排斥的观念。过去人们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一方面是传统落后观念在作怪,另一方面也要归之于对西方世界的无知,对近代科技的无知。洋务运动开始了引入西方近代文明的历史,把许多西方近代文明成果呈现在原来对之茫然无知,甚至还存在许多荒唐误解的中国人面前。人们开始切切实实地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这些文明成果的优越之处,从而慢慢地澄清了种种误解,改变了错误的看法。人们开始知道,西方各国并非都是以前想象的“茹毛饮血”之辈,中土也不是处处胜西方。于是,盲目自大的观念日见萎缩,越来越多的人能客观地面对现实承认西方科技的进步,不再反对把西方进步文明引入中国。例如,在鸦片战争时期,有人视洋人的近代火器为“妖术”,曾欲以猪羊狗屎破之,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清军也弃掉了弓矢刀钺,换上了洋枪洋炮;弃掉了木板舟船,换上了钢甲火轮。从皇室到达官显宦后来都用上了电灯,官府也使用了电报,并不因它们来自西方而排斥。后来连慈禧太后都不再相信照像会“摄人魂魄”,愿意让洋人为她照像。这足以说明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也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步,在兴办的新式企业中,不仅使用西方的技术、设备也应用西方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以至整个社会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社会思想的另一个大进步是人们逐渐改变了轻工商、轻科技、耻言利的旧观念。在封建传统观念中,把农业作为国家经济之“本”,把工商看作“末”。历代统治者都实行“重本抑末”政策,对社会阶层的排序是“士、农、工、商”,工商在后。另外,在封建传统文化中,一直教育人们“君子不言利”,所以,以君子自诩者,皆
以耻于言利作标榜。在轻工商、耻言利的情况下,读书人只重政术、伦理,专攻典籍、词章,而对科技、生产的学问极少有人问津。这样,对科技知识的缺乏就成为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一大缺陷。洋务运动兴起以后,人们从西方国家由工商发达、科技先进而达于富强的事实中受到启发,认识到国家要“求强”、“求富”,必须振兴工商、发展科技,经营工商,讲求获利,是于己、于国都有益的好事。早期维新派人士提出的“富民说”、“商战论”,可以作为这种新思想的代表。在新观念的催动下,一批拥有资本的官僚和地主改变了传统的投资于土地的作法,而投资于近代工商业,一些资本雄厚的手工作坊主也转而兴办新式工厂。一些士子们也放下了线装书,进入各类新式学堂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即所谓“格致”之学)和军事科学。科技之学从此在我国知识分子崇尚的“学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可以说,洋务运动把封闭的中国打开了一道缝,透过这道缝,禁锢在里面的人开始对外面世界有所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道缝越来越宽,中国人也就对世界了解得越来越多。透过这道越来越宽的缝,外面的空气也吹入得越来越多,催发着里面的人产生越来越大的变化。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充分肯定洋务运动把封闭的中国打开一道缝的功绩,而不应该一味指责它把这道缝开得如何如何小。
三、洋务运动为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首先是在知识分子阶层进行的,知识分子是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先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这些新式知识分子,既是社会思想启蒙的产物,也是推动思想启蒙进一步发展的主力军。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对中国社会后来发生的变化至关重要。洋务运动为新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其一,洋务运动中兴办的新式学堂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办洋务需要具有新知识的洋务人才,所以,洋务派很重视洋务人才的培养。他们兴办了一批新学堂,在这些学堂里培养外语人才、军事人才、科技人才。据统计,从1862年至1890年,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22所,其中较著名的有1862年办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办的上海广方言馆、1864年办的广州同文馆,以及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武备学堂等等。这些学堂都聘有洋人任教习,开设外语,格致(数、理、化等自然科学),以及各类专业课。从课程内容到学习方式,这些学堂都与旧式的学校截然不同。它
所培养出来的,不再是满口诗云子曰,专习八股制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儒生,而是通晓外语和各类自然科学知识,并具有专业理论与技能的新式应用型人才。这些新式学堂的出现,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虽然最初新式学堂不多,学生人数也少,但它是新的社会细胞,其生长与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质变。虽然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还不能摆脱封建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们已经初具近代化的知识结构,是第一代新知识分子。其二,洋务运动中派遣留学生,培养出一批新知识分子。洋务运动的领导者认识到,要培养足够的、合格的新式人才,光靠在国内培养不行,必须派人到外国去学。于是,开始向海外派留学生。这是近代中国人迈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开始。海外留学生的队伍,由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股洪流。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至1875年,共派出四批,共120人。后来,李鸿章又奏派三批留学生赴欧洲各国学习。自此以后,清政府中央及一些地方督抚不断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派赴海外的留学生人数激增。甲午战争之前,派赴欧美的留学生不过200多人,而甲午战争之后的十几年中,赴欧美及日本的留学生竟达2万多人,仅赴日本的留学生,在1906年就有13000人。10在20世纪初,形成了一股出洋留学的热潮,许多青年学生搭帮结伙,自费到海外求学。洋务运动为中国人赴海外留学之滥觞,这是它的一大历史功绩。这些留学生在海外亲身感受到资本主义文明,接受欧风美雨的沐浴,其文化知识结构和思想意识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我国近代新知识分子重要来源。他们是受过科学训练的专业化人才,许多人归国以后成为近代化事业的栋梁,其中出类拔萃者不乏其人,如修建京张铁路的工程师詹天佑即为优秀的代表。留学生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梁敦彦曾任民国外交部长。有的人成为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者,如严复翻译了《天演论》、《法意》等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多部,把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等理论介绍到我国。这些译作在思想启蒙方面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党兴起时,其骨干力量大部分是海外留学生。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中,海外留学生功不可没。在我们称颂海外留学生的作用时,不能不想到洋务运动开了海外留学之先河。其三,在洋务运动中,一些封建士大夫发展为新知识分子。实践能改造人。在洋务运动对外开放的实践中,一些参与洋务运动的封建士大夫通过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阔了视野,逐渐对西方近代社会制度及文化的长处
有所认识,对中国封建制度的缺陷有所批判,产生了新思想,由封建官员发展为具有早期维新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主要人物中,由洋务官员转化而来的占了多数,其中郭嵩焘、薛福成、郑观应、马建忠可为杰出代表。郭嵩焘是清朝第一位驻外公使,他在出使期间写的《使西纪程》如实地记录了在外边的所见所闻而朝廷勒令将此书毁版,他本人也遭到朝廷的冷落和保守派的疯狂攻击。郭嵩焘还是我国第一位对中西哲学和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比较研究的人。薛福成曾是我国第一个赴西方学习社会科学并获博士学位者,他写的《富民说》可以称得上早期维新派经济思想的代表作。郑观应则是我国近代有名的企业家,掌管洋务企业20多年,他提出的“商战论”在当时的思想界独树一帜。这些由洋务官员转化的新知识分子,在早期维新派思想界有突出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办洋务阅历使他们见多识广,思想新;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地位较高,因而其思想影响较大。他们是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支重要生力军,而洋务运动是他们生长的土壤。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是和向西方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向西方学习层次的不断推进,思想启蒙的水平也不断提高。洋务运动开启了向西方学习之门,也就为思想启蒙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洋务运动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眼界开阔了的人们又认识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此后才有了早期维新思想、维新变法思想、革命思想。中国近代的思想启蒙就是这样递进的。洋务运动所产生的思想启蒙作用是洋务运动的发动者始料所不及的,这正体现了历史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注释①、②、④、⑤、⑥、《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卷第29页;第3031页;第6册第165页;第208；209页;第153页。③李侃:《中国近代史散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第99页。⑦叶德辉:《西医论•自阝园书札》,转引自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0页。⑧、⑨《戊戍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第47页;第2册第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