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海清，1941年12月生，四川省南部县人。在1985年1月至1996年9月，先后担任四川省计经委主任、副省长、常务副省长等职。1996年10月，任重庆市市长、市委副书记。1999年6月至2001年2月，任国家冶金工业局党组书记、局长。2001年2月，任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2003年10月至今，任国务院三峡建委副主任，三峡办党组书记、主任。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其实是一种“回归”，因为历史上重庆曾两次直辖：国民政府时期，重庆为陪都，也是特别市(后改为行政院院辖市)，同时也称为直辖市；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4年，重庆先为中央直辖市，后改为西南行政大区直辖市。
20世纪60年代的重庆，虽然不再是直辖市，但仍然是四川省甚至整个西部地区最好、最大的一个城市。当时重庆人口有400多万，而成都还不到200万。
改革开放初期，重庆也是朝气蓬勃。但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当时不知道的是，早在8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把重庆从四川分出来、单独建省的设想。1985年1月19日，小平同志在参加了广东大亚湾核电厂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的李鹏同志，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当李鹏说“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同志提出，“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中央正式酝酿设立重庆直辖市是1994年。1995年中央派人到四川进行调研工作。1996年6月19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我知道重庆成立直辖市，已经是1996年了。对此，我可以说是经历了三部曲，开始是不相信，然后是高兴，再后来就是直接参与筹备工作，到重庆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先说说 “不相信”。1996年1月，具体哪天记不清楚了，我找到时任四川省省长的肖秧，他以前是重庆市委书记。我说：“肖秧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下重庆经济发展情况，请你考虑。”这个时候，肖秧说：“海清，你不要着急。我告诉你个事，你不要告诉别人。我从李鹏总理那里听到，中央正在研究重庆成立直辖市，国务院已经研究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重庆要成立直辖市。回来以后，我想了一下，觉得肖秧讲的话很难说一定准确，不大相信。
再说说 “高兴”。1996年4月，我作为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到北京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汇报干部工作和党建工作。他对我讲：中央原来准备让你作四川省省长，但是考虑到重庆要成立直辖市，重庆的工作任务更艰巨，中央准备调你到重庆市工作。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我说，能不能告诉一下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胡锦涛说，对谢世杰同志也不要讲。因此，我当时没有向任何人讲，连老婆也没告诉。
不久，我就到重庆，直接参与筹备工作。1996年6月26日下午，李鹏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参加的中央领导还有胡锦涛、李贵鲜(时任国务委员)，四川省参加的有谢世杰书记、宋宝瑞省长、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和我。在这个会上，正式宣布成立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张德邻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管辖范围的四套方案之争
关于重庆直辖市管辖范围，中央先后共提出了四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以三峡库区为中心建立一级行政区，成立省或者直辖市，包括湖北宜昌，也就是和之前的“三峡省”模式差不多。但后来觉得牵涉地方太多，不能精简机构，中间管理成本过高，放弃了，没有怎么讨论。第二个方案，即大方案，除了把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等划过来外，还把广安、达川、南充等也拿过来。第三个方案，即小方案，直接把老重庆地区升格为直辖市，这个办法简单，不过无法解决三峡库区移民的问题，只能放弃。第四个方案，即现行的重庆市区划，老重庆地区、黔江地区、涪陵市、万县市合在一起成立重庆直辖市。
1996年6月26日下午，在李鹏办公室就管辖方案展开了讨论。当时谢世杰、宋宝瑞提出了大方案，建议把广安、南充、达川都纳入重庆直辖市范围。中央不同意。李鹏说，这是小马拉大车，贫穷的县太多了，人口也太多了。
我将到重庆工作，感觉要是按照谢世杰、宋宝瑞的意见办，压力太大了。当时四川省达川、涪陵、万县都很穷。但是，我想把广安划过来，因为当时广安产粮，而重庆缺粮(现在重庆农业发展了，实现粮食自给了)。当时四川省每年调一些粮食给重庆。要是重庆成立直辖市，四川省的粮食就不能再按照国家粮价划拨了，必须要给补差。这中间就会有很多争议。因此，我发言提出，不赞成大方案；南充和达川还是由四川省管辖，而黔江地区本来就是从涪陵市分出去的，可以纳入重庆市，同时把广安接收过来。李鹏说：广安现在不纳入，以后再研究。后来我才知道，小平同志多次讲：“我是四川人”，广安如归入重庆市，也不合适。
经过讨论，李鹏作结论，意思是就按照现在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和老重庆市组建成立重庆直辖市。因为要成立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暂时不把涪陵、黔江、万县直接纳入，而是交给重庆代管。以后四川省开会，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还是去参加，重庆市开会，也可以列席，逐渐适应。
为什么成立直辖市而不是省
为什么重庆成立直辖市而不是省?我觉得中央决策的英明就在这儿。按照我国现在的行政体制，省下面是市，市下面是县，县下面是乡镇，这就是四级体制；而直辖市不同，可以直接管县，是市、县、乡镇三级体制。从四川省来讲，要直接管221个县确实有困难；而重庆就可以，当时是管42个县。这样一来，重庆直辖市就没有地市级机构这一中间层了。地市这一级五套班子都是齐全的，公务人员不少，撤销了以后，整个直辖市的编制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样就初步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当然我只能说是初步形成，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我个人体会，设立直辖市而不是省有几大好处：一是去掉中间层，效率提高了。二是公务人员少了，现在重庆市公务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全国最低的，这样就减少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三是干部责任感增强了，工作积极性提高了。
9月18日，我被选举为重庆市代市长。9月20日至21日，胡锦涛同志视察重庆，主要是研究考虑重庆直辖市班子建设问题。他对我们的做法表示认可。这样，重庆直辖市行政体制就确定下来了。
财政体制的调整
1996年10月14日到20日，李鹏总理带领李贵鲜、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财政部长刘仲藜等，到重庆和三峡库区视察，同我们一起研究了重庆财政体制问题。
当时重庆市的财政体制，是1983年被列为全国首批计划单列市以后形成的，简单来讲就是：上缴四川省1．8亿，上缴财政部13亿
10月19日，李鹏把张德邻和我叫到船上，同李贵鲜、陈锦华、刘仲藜等领导一起研究重庆财政体制。李鹏说，既然重庆要设立直辖市了，财政体制直接和中央挂钩，交四川省的1．8亿就算了，给中央的13亿减1．5亿，一共减五年。我表示不能同意：重庆现在财政收入一年才74亿，人均财政收入在全国来讲是很低的，确实困难。我提出，交四川省的1．8亿就算了，由中央财政补给四川省；交中央财政的13亿减6亿。说着说着，我就和刘仲藜争论了起来。李鹏一下子生气了，批评了我一顿，他说：蒲海清，你不要讲了。你老讲困难，现在中央这么支持你，你还叫穷。李鹏的意思是这个方案是集体先行研究过的。听完批评后，我说：总理息怒。今天总理在，财政部长在，计委主任在，李贵鲜同志在，这是我最好的发言机会。现在我不说，等到哪个时候说呢?我感谢中央的支持，但我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叫穷，希望中央多支持一点。这时，陈锦华悄悄跟李鹏说了一句：再加个“倒板”吧?我在旁边听到了。李鹏对刘仲藜说：算了，这个不研究了，散会。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到李鹏那儿诚恳地说：总理请您批评我，我太冲动，话说得多了一点，不过实在是困难，现在也确实是一个机会，请您谅解。李鹏当时很客气，表示理解我的困难。后来他们又研究了一下，告诉我重庆每年上缴中央财政减少3亿。同时，李鹏还答应从总理预备费中拨给重庆1亿元，作为建直辖市的开办费。
12月13日至22日，***副总理受中央委托，带领19个部委的同志，到重庆调研解决工业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我跟***说，上次李鹏总理来，决定我们每年财政减少上缴3亿，但重庆实在太困难，我们建议全部减下来，不再上缴中央财政了。***说做不了这个主，回去研究。后来财政部研究决定重庆上缴中央财政再减少3亿，就是重庆上缴中央财政总的减少6亿，还要上缴7亿。
后来，重庆市又一再向中央反映，同时这一时期的国家财政大为好转。最后，中央同意重庆免予上缴中央财政，开始时说免上缴5年，后来财政体制改革，到现在一直没有上缴。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投票通过国务院提出的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方案。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方案通过以后，很多重庆的人大代表跟我拥抱，还有外省的代表跟我握手。大家都非常高兴。重庆整个城市沸腾了，但相比较而言，我更大的感受是肩上的担子重了、压力大了。
蒲海清，1941年12月生，四川省南部县人。在1985年1月至1996年9月，先后担任四川省计经委主任、副省长、常务副省长等职。1996年10月，任重庆市市长、市委副书记。1999年6月至2001年2月，任国家冶金工业局党组书记、局长。2001年2月，任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党组副书记、副主任。2003年10月至今，任国务院三峡建委副主任，三峡办党组书记、主任。
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其实是一种“回归”，因为历史上重庆曾两次直辖：国民政府时期，重庆为陪都，也是特别市(后改为行政院院辖市)，同时也称为直辖市；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54年，重庆先为中央直辖市，后改为西南行政大区直辖市。
20世纪60年代的重庆，虽然不再是直辖市，但仍然是四川省甚至整个西部地区最好、最大的一个城市。当时重庆人口有400多万，而成都还不到200万。
改革开放初期，重庆也是朝气蓬勃。但包括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当时不知道的是，早在80年代中期，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把重庆从四川分出来、单独建省的设想。1985年1月19日，小平同志在参加了广东大亚湾核电厂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找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的李鹏同志，详细询问了三峡工程的情况。当李鹏说“正在考虑成立三峡行政区，用行政力量来支持三峡建设，做好移民工作”时，小平同志提出，“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一个以成都为中心”。
中央正式酝酿设立重庆直辖市是1994年。1995年中央派人到四川进行调研工作。1996年6月19日，***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重庆市改为直辖市的方案。我知道重庆成立直辖市，已经是1996年了。对此，我可以说是经历了三部曲，开始是不相信，然后是高兴，再后来就是直接参与筹备工作，到重庆任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先说说 “不相信”。1996年1月，具体哪天记不清楚了，我找到时任四川省省长的肖秧，他以前是重庆市委书记。我说：“肖秧同志，我向你报告一下重庆经济发展情况，请你考虑。”这个时候，肖秧说：“海清，你不要着急。我告诉你个事，你不要告诉别人。我从李鹏总理那里听到，中央正在研究重庆成立直辖市，国务院已经研究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重庆要成立直辖市。回来以后，我想了一下，觉得肖秧讲的话很难说一定准确，不大相信。
再说说 “高兴”。1996年4月，我作为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到北京向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汇报干部工作和党建工作。他对我讲：中央原来准备让你作四川省省长，但是考虑到重庆要成立直辖市，重庆的工作任务更艰巨，中央准备调你到重庆市工作。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我说，能不能告诉一下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同志。胡锦涛说，对谢世杰同志也不要讲。因此，我当时没有向任何人讲，连老婆也没告诉。
不久，我就到重庆，直接参与筹备工作。1996年6月26日下午，李鹏总理在他的办公室开了一个会，参加的中央领导还有胡锦涛、李贵鲜(时任国务委员)，四川省参加的有谢世杰书记、宋宝瑞省长、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和我。在这个会上，正式宣布成立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张德邻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管辖范围的四套方案之争
关于重庆直辖市管辖范围，中央先后共提出了四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以三峡库区为中心建立一级行政区，成立省或者直辖市，包括湖北宜昌，也就是和之前的“三峡省”模式差不多。但后来觉得牵涉地方太多，不能精简机构，中间管理成本过高，放弃了，没有怎么讨论。第二个方案，即大方案，除了把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等划过来外，还把广安、达川、南充等也拿过来。第三个方案，即小方案，直接把老重庆地区升格为直辖市，这个办法简单，不过无法解决三峡库区移民的问题，只能放弃。第四个方案，即现行的重庆市区划，老重庆地区、黔江地区、涪陵市、万县市合在一起成立重庆直辖市。
1996年6月26日下午，在李鹏办公室就管辖方案展开了讨论。当时谢世杰、宋宝瑞提出了大方案，建议把广安、南充、达川都纳入重庆直辖市范围。中央不同意。李鹏说，这是小马拉大车，贫穷的县太多了，人口也太多了。
我将到重庆工作，感觉要是按照谢世杰、宋宝瑞的意见办，压力太大了。当时四川省达川、涪陵、万县都很穷。但是，我想把广安划过来，因为当时广安产粮，而重庆缺粮(现在重庆农业发展了，实现粮食自给了)。当时四川省每年调一些粮食给重庆。要是重庆成立直辖市，四川省的粮食就不能再按照国家粮价划拨了，必须要给补差。这中间就会有很多争议。因此，我发言提出，不赞成大方案；南充和达川还是由四川省管辖，而黔江地区本来就是从涪陵市分出去的，可以纳入重庆市，同时把广安接收过来。李鹏说：广安现在不纳入，以后再研究。后来我才知道，小平同志多次讲：“我是四川人”，广安如归入重庆市，也不合适。
经过讨论，李鹏作结论，意思是就按照现在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和老重庆市组建成立重庆直辖市。因为要成立重庆市直辖筹备领导小组，暂时不把涪陵、黔江、万县直接纳入，而是交给重庆代管。以后四川省开会，涪陵市、万县市、黔江地区还是去参加，重庆市开会，也可以列席，逐渐适应。
为什么成立直辖市而不是省
为什么重庆成立直辖市而不是省?我觉得中央决策的英明就在这儿。按照我国现在的行政体制，省下面是市，市下面是县，县下面是乡镇，这就是四级体制；而直辖市不同，可以直接管县，是市、县、乡镇三级体制。从四川省来讲，要直接管221个县确实有困难；而重庆就可以，当时是管42个县。这样一来，重庆直辖市就没有地市级机构这一中间层了。地市这一级五套班子都是齐全的，公务人员不少，撤销了以后，整个直辖市的编制减少了三分之一，这样就初步形成了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当然我只能说是初步形成，今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我个人体会，设立直辖市而不是省有几大好处：一是去掉中间层，效率提高了。二是公务人员少了，现在重庆市公务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是全国最低的，这样就减少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三是干部责任感增强了，工作积极性提高了。
9月18日，我被选举为重庆市代市长。9月20日至21日，胡锦涛同志视察重庆，主要是研究考虑重庆直辖市班子建设问题。他对我们的做法表示认可。这样，重庆直辖市行政体制就确定下来了。
财政体制的调整
1996年10月14日到20日，李鹏总理带领李贵鲜、国家计委主任陈锦华、财政部长刘仲藜等，到重庆和三峡库区视察，同我们一起研究了重庆财政体制问题。
当时重庆市的财政体制，是1983年被列为全国首批计划单列市以后形成的，简单来讲就是：上缴四川省1．8亿，上缴财政部13亿
10月19日，李鹏把张德邻和我叫到船上，同李贵鲜、陈锦华、刘仲藜等领导一起研究重庆财政体制。李鹏说，既然重庆要设立直辖市了，财政体制直接和中央挂钩，交四川省的1．8亿就算了，给中央的13亿减1．5亿，一共减五年。我表示不能同意：重庆现在财政收入一年才74亿，人均财政收入在全国来讲是很低的，确实困难。我提出，交四川省的1．8亿就算了，由中央财政补给四川省；交中央财政的13亿减6亿。说着说着，我就和刘仲藜争论了起来。李鹏一下子生气了，批评了我一顿，他说：蒲海清，你不要讲了。你老讲困难，现在中央这么支持你，你还叫穷。李鹏的意思是这个方案是集体先行研究过的。听完批评后，我说：总理息怒。今天总理在，财政部长在，计委主任在，李贵鲜同志在，这是我最好的发言机会。现在我不说，等到哪个时候说呢?我感谢中央的支持，但我的困难是实实在在的，不是叫穷，希望中央多支持一点。这时，陈锦华悄悄跟李鹏说了一句：再加个“倒板”吧?我在旁边听到了。李鹏对刘仲藜说：算了，这个不研究了，散会。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到李鹏那儿诚恳地说：总理请您批评我，我太冲动，话说得多了一点，不过实在是困难，现在也确实是一个机会，请您谅解。李鹏当时很客气，表示理解我的困难。后来他们又研究了一下，告诉我重庆每年上缴中央财政减少3亿。同时，李鹏还答应从总理预备费中拨给重庆1亿元，作为建直辖市的开办费。
12月13日至22日，***副总理受中央委托，带领19个部委的同志，到重庆调研解决工业经济运行中的一系列问题。我跟***说，上次李鹏总理来，决定我们每年财政减少上缴3亿，但重庆实在太困难，我们建议全部减下来，不再上缴中央财政了。***说做不了这个主，回去研究。后来财政部研究决定重庆上缴中央财政再减少3亿，就是重庆上缴中央财政总的减少6亿，还要上缴7亿。
后来，重庆市又一再向中央反映，同时这一时期的国家财政大为好转。最后，中央同意重庆免予上缴中央财政，开始时说免上缴5年，后来财政体制改革，到现在一直没有上缴。
1997年3月14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投票通过国务院提出的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方案。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方案通过以后，很多重庆的人大代表跟我拥抱，还有外省的代表跟我握手。大家都非常高兴。重庆整个城市沸腾了，但相比较而言，我更大的感受是肩上的担子重了、压力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