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钱荒”的成因与政府应对
好解决。虽然唐朝中央政府也采取了发行大小钱、法禁销钱藏钱、钱帛并行、除陌等措施试图改善铜钱不足的窘境，但是成效并不明显。唐代的钱荒是商品交易逐步扩大和混乱的财政货币金融体系之间矛盾的必然体现，而唐朝中央政府调控方向的偏失以及权力不断下移是治理钱荒摘 要：中唐以后，“钱荒”一直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终唐一代不能很 失效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唐朝 钱荒 货币体系
原因 措施
引言
唐朝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出现了所谓的“开元盛世”，但是终唐一代总被钱重物轻所困扰。钱重物轻到了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叫做“钱荒”，钱荒在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表现为货币供应量的不足而引致铜币购买力上升，物价相对下降，“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钱荒实际上暴露出货币供需的矛盾，而且其结果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民生危机和社会问题。
唐朝钱荒的主要原因
唐朝“钱荒”发生的时间很早，早在开元十一年，玄宗发出了“今天下泉货益少，布帛颇轻，欲使流通，焉可得也” 的感叹①，可见货币供应的相对不足已经初现端倪。开元二十年九月制：“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关｝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法者准法罪之。”②可见此时铜钱供求矛盾进一步加深。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奏请不禁铸钱，刘秩上议“·······若许其私铸，贫者必不能为之；臣恐贫者益贫而役于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③ 钱荒问题已经成为了朝论的焦点。现主要从铜钱供需矛盾和流通速度方面进行分析钱荒产生的原因。
（一）唐代铸币量的逐年下降
唐朝建立之后，吸取隋朝因为恶钱泛滥导致的“钱贱物贵”的教训，于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随后还出现过“乾封泉宝”、“乾元重宝”等虚大钱。开元通宝钱的出现确定了中国古代钱币史上的新规范，但是唐朝经济社会中却还是施行“钱币-绵帛并行制”。这一方面因为在当时处于中国钱币制度的分水岭，从铜金（秦汉）——谷帛（魏晋南北朝）——钱帛（唐）的货币本位的嬗变并不是相当的成熟，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物货币的部分形态，但是绵帛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毕竟不能长期存在，而铜钱作为金属虽会磨损但是仍然能够充当货币符号；另一方面也因为唐代商品交换等货币流通领域的扩大导致了铜钱严重不足，绵帛作为辅助货币也成为一种缓解铜钱需求压力的有效方法。
除了官方发行的铜钱以及诏令强制流通的绵帛之外，私人铸币的出现也是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易媒介，虽然政府曾经明令禁止私人铸币，但④由于唐朝幅员辽阔，铜钱的流通也不平均，政府无力通过增加铜钱的投放量来减少私人铸币的流通。私人铸币一般都是不足值的恶钱而成为劣币，主要是为了减轻重量而获取暴①
② 事见《通典》卷第九，食货九，钱币下。 事见《全唐文》卷二十五，令钱货兼用制。
③ 事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开元二十二年第4条。刘秩以汉文帝时期的吴王刘濞因有铸造钱币的权力而实力雄厚的事来劝谏唐玄宗。
利。并且恶钱的出现开始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政府只好出面兑换恶钱，而且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兑换比例。
劣币通过与良币的兑换，不足值的劣币合法地进入到流通市场，提供了一定量的货币供应量。因而，由于唐代能够行使或部分行使货币职能的就有官铸货币、绵帛、私铸货币三种，而这三种的增减显然也能说明唐朝货币量的供应变化。 钟兴龙在他的《唐代铸币量考》中较精确说明了玄宗至宣宗时期的官方铸币量变化，说明了官方足值货币的发行量不断下降。如表所示：
唐朝玄宗至宣宗时期的官方铸币量变化表
私人铸币的数量和绵帛则没有确切的记载，无法说明它的变化。政府货币发行量的不断下降导致货币的供需有了巨大的缺口。
（二）窖藏之风盛行和销钱它用
唐代在流通领域施行“钱币—绵帛并行制”，但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流逝，绵帛并不能够长久地充当流通手段的职能，因而很快的会退出流通领域。因为绵帛容易变质，而恶钱又不是足值的货币，所以也不能窖藏，能够进行窖藏的就只有官方发行的足值货币，甚至虚大钱都要排除在外。唐代的窖藏之风非常兴盛，政府虽然颁布诏令禁蓄钱，但是收效甚微。本来钱币的发行量就不足，蓄钱又成为一种惯例，在流通领域的足值官铸货币进一步减少，而进一步刺激钱荒的产生，恶钱又开始大行其道，政府为了维护良好的金融环境，就必然严厉制止，这样逼迫恶钱的骤然减少，更加加剧了用钱不足的矛盾。
铜钱改为他用和流通出境是钱币在流通中消失的重要途径，但是唐朝钱币出境毕竟是很小的一部分，铜钱出境不是造成钱荒的重要原因，只代表着唐朝与其他地区的合理贸易往来的需要。而民间大量销钱铸器是钱币短缺的重要根源。唐朝在前期由于乱发“乾封泉宝”、“乾元重宝”等虚大钱，最后引起币值的混乱，最后政府停用。而天宝中的每贯钱的金属材料费用约为七百五十文，丁匠的人工费除外。官铸货币的铸造成本过高导致了钱的价值甚至还不如变卖铜器的价值，政府一度有人倡议改为民铸，只是最后没有通过。而百姓纷纷将铜钱销铸成铜器，“销千钱为铜六斤，铸器则斤得钱六百”，⑤这样算下来就是一千铜钱最后变成铜器变卖可以得到三千六百钱，价值是原来的3.6倍，正是由于这样的价值倒挂，
铜钱不可避免的被销铸成铜器使用甚至变卖，铜钱不足也是显然易见的结局。
（三）赋税征钱导致铜钱需求增加
唐代商品交易的逐步扩大，使得中唐的赋税制度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最终完成的标志是建中元年（780）两税法的实施。两税法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征税对象也转变为以财产、土地为主，而且愈来愈以土地为主，当然重要的是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尽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但是税制的逐渐货币化却加重了日益严重的“钱荒”现象。钱重则谷贱，谷贱则伤农。因此，两税法的实施对钱荒的加重无疑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税制的变化导致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遭到重大打击。钱荒的加深，进一步拉低了谷物等农作物的价格，同时对铜钱的需求大增。
尽管两税法实施的途中有不少人提议废止赋税征钱，但是多半都没有被政府采纳，说明两税法的实施适应了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唐代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唐代家庭经济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中唐后的藩镇割据导致铜钱周转速度的降低
自安史治乱之后，唐代政治上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关卡林立，交通不便，赋税不定，使货币的流通受到阻滞，帝国基本上已经被肢解，这样整个唐朝的市场被分割成若干个小块。由于藩镇割据导致各个市场之间的货币流通都受到限制，进而整个国家的货币周转速度相应的降低。⑥唐朝中后期，政治分裂引致货币周转速度放缓，进而刺激了货币流通中的需求量。
除了政治上的分裂外，地方政府在经济上也享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权。唐代在事实上形成了“藩镇——道”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藩镇和道一级的地方政府拥有相当大的财政权，中央法令不通，地方政府可以随意改变赋税征收的现钱比率来调节收入，甚至公然压制钱币的流通。地方政府可以任意的控制铜钱流通以及赋税税额，这种地方财政分权体制滞缓了唐朝铜钱的流通速度，减少了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严重不足。
三、唐朝政府采取的措施
唐朝钱荒的发生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生活都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一些士大夫阶层也为解决这一问题而积极出谋划策，“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⑦中央政府也以此为货币调控的基本纲领，积极颁布新的措施来缓解钱荒的压力。 ⑥
语见《旧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二十八，食货上。
（一）增铸大小钱，增加货币供应
为应付铜钱不足的问题，唐朝中央政府最先想到的是通过增加铜钱货币的绝对供应量来解决问题，就是通过增加发行基础货币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总量。
一方面，政府首先是发行重额货币通宝，以之充当十倍或更高的单位货币。安史之乱的特殊时期，社会动荡，物价猛涨。唐肃宗乾元元年，第五琦进行财政改革，铸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钱。⑧在这一时期内就有三种货币并行流通。本来通过政府发行不等额货币是可以增加货币数量的不均衡供应，这样是可以增加货币流通数量的，短期内效果显著，但是唐朝却将三种价值和质量根本不对等的货币进行兑换，这样实际是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的漏洞，人们可以将“开元通宝”进行改铸成重钱以牟取暴利，势必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货币体系的紊乱，甚至到了国家采取严厉法律制止都难以奏效，“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因此国家不得不做出让步，缩小了三种货币的兑换比率差距，⑨直到最后，乾元和重轮二钱退出流通领域，这也标志着由于国家金融体系的混乱和市场上改铸牟利的盛行，政府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不均衡供应的努力归于失败。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诏令改变部分地区的赋税上缴方式，增加货币供应量。政府发行铜钱货币“开元通宝”，仅仅材料成本就达到每贯七百文，而且人工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到德宗时材料成本达到每贯九百文。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唐代自开元中期货币供应量是不断下降的，所以政府通过此项措施获得的货币数量应该较为有限。通过将江、岭诸州的赋税征收的物品转运到起到地方进行变卖，然后购买原料和燃料进行铸钱，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缓解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铜钱供应不足问题。为了增加货币供应，政府还采取了开山采铜矿来进行货币铸造，尽管增铸的铜钱仍然存在成本过高的缺点，但毕竟通过这一措施政府增加了一定的铜钱供应量，缓和了京师和扬益等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钱荒压力。 ]
（二）禁窖藏之风和禁销钱为器
唐代的富家大商往往将货币的窖藏当作成一种时尚。钱荒的产生除了货币本身发行量的不足外，流通过程中货币的退出也是造成铜钱不足的重要原因。针对民间私藏铜钱的严重现象，政府于元和十四年颁下诏令，禁止私藏，后来虽然政府将富家处置积蓄的铜钱的时间放宽到一两年，却并未放松对违反法令的处罚力度，但是推行的效果却不怎么好。
深究唐代私家大户窖藏铜钱风气兴盛的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一种炫富心态，唐朝时期的豪门大族之间攀比之风盛行，唐代东、西两市商业呈现出高度繁荣，先后涌现出许多富豪商人，他们以帝都商人自居，服牛格马，周流天下，以窦义、⑧ 事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唐纪三十六，乾元元年第23条以及卷第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乾元二年第28条。
王元宝、王酒胡等人为代表。当然，政府一再颁布法令禁止私自蓄钱，但却又屡禁不止，更体现出了中晚唐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强制管理能力的极度缺乏，导致中央政令的不畅通。
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另一种方式是被改铸成非货币形态。由于唐代金属铜或者铜器的价格高昂，销钱铸铜器可以获得3.6倍的超额利润，这使得相当一部分人以此为生，由此销钱铸铜器或铜佛像再进行变卖成为一种收益率最高的投机方式之一，这不可避免地会大幅度的消耗铜钱。中央政府也对此颁下法令，禁止民间销钱为器，到了武宗时期更是销毁佛像来铸钱，试图缓解铜钱不足的局面。
（三）强制“钱帛并行”，并征收实物赋税
唐代由于货币流通体系的不足，在流通领域一直就实行钱帛并行制，借用绵帛来进行支付，这也多少体现钱荒条件下，政府用绵帛等实物来进行充当货币的无奈。绵帛充当货币，在流通中易受到损坏，所以定量的绵帛在一定时期内会退出流通市场，加上这种流通支付方式毕竟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所以一直不能形成稳定的货币体系，绵帛总是间断地被挤出流通领域。
随着对铜钱需求量的激增，绵帛又已经被挤出货币支付体系，钱荒加剧。政府为了缓解这一状况，频频颁布诏令，开元二十二年规定交易达到一千钱则强令绢布、绫罗、丝锦参与支付流通，企图采取日益严峻的法律强制恢复钱帛并行制，及至后来的社会交易中，买卖双方支付数额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用绵帛抵钱，“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可见唐朝钱荒之严峻。
对于钱荒的产生实际上从趋势上体现了古代中国货币体系变革的需要。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货币体系的高一级发展，铜本身的廉价导致了开发成本的高昂，铜已经不是一种稀缺资源，这就进一步需要寻求更贵重的金属充当货币。但是中国古代却始终存在一种对铜钱的极度依赖感，正是这种对铜钱的依赖阻碍了中国货币的发展。在欧洲的货币体系发展到银本位的时候中国还在固执的使用铜钱，在欧美各国都已经实行金本位的时候，中国还在向银本位过渡，直到1910年中国才开始推行银本位。
（四）除陌
除陌主要是指向人家借的是实钱，还的却是虚钱，纵使名义货币数是一样，但是由于购买力不同，实际上是变相减少了还款数额。唐代铜钱货币在流通中极度短缺，而政府的经常性财政支出又相当庞大，为弥补财政不足和保证货币流通，政府规定以缺额的货币数量代替足额的货币符号，⑩实质是用行政手段强制提高铜钱的实际购买力的一种手段，是对铜钱价值的虚估。
政府除了以缺额的货币数量代替足额的货币符号外，还发行缺额的货币，也
就是所谓的虚值货币。这种方法变相的提高了货币的购买力，但是也伤害了市场活动中的参与者。比如一件商品要卖一贯，但是买家只需要花八九百文就能买到这件商品，卖家深受其害。要是这样的交易发生在政府与百姓之间，那么受伤害的绝对是老百姓。例如当政府向百姓收购粮食等农作物时，政府支付的钱币经过虚估之后可能每贯只有七百多文，而百姓向政府缴纳赋税时，每贯现钱仍然是八百多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成为各级政府官员压榨民众的合法理由，老百姓苦不堪言，最终除陌之法在唐德宗兴元年间被废除。
四、结语
唐朝的钱荒制约了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货币量供应不足的社会必然会影响商品交换的进行，导致整个宏观经济的雍滞和混乱。但是唐代的钱荒是商品交易逐步扩大和混乱的财政货币金融体系之间矛盾的必然体现。复杂混乱的货币体系以及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下移是政府治理钱荒的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因素，而唐政府的相应对策一直是治标不治本，也是值得深思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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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杜佑.通典.北京:中华书局,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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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端临.文献统考.北京:中华书局,2011.
[6]陈勇.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7]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史（上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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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沈世培.试论唐代的两税钱[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2).
[11]白居易.无名税.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
[13]王钦若.册府元龟. 北京：中华书局,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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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张杰.中国的货币本位困境:历史根源与演进机理[J].东岳论丛，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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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唐朝 钱荒 货币体系
原因 措施
引言
唐朝封建经济高度繁荣，出现了所谓的“开元盛世”，但是终唐一代总被钱重物轻所困扰。钱重物轻到了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叫做“钱荒”，钱荒在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表现为货币供应量的不足而引致铜币购买力上升，物价相对下降，“民间钱益少，缯帛价轻”。钱荒实际上暴露出货币供需的矛盾，而且其结果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民生危机和社会问题。
唐朝钱荒的主要原因
唐朝“钱荒”发生的时间很早，早在开元十一年，玄宗发出了“今天下泉货益少，布帛颇轻，欲使流通，焉可得也” 的感叹①，可见货币供应的相对不足已经初现端倪。开元二十年九月制：“绫罗绢布杂货等，交易皆合通用。如（闻）｛关｝市肆，必须见钱，深非道理。自今以后，与钱货兼用，违法者准法罪之。”②可见此时铜钱供求矛盾进一步加深。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奏请不禁铸钱，刘秩上议“·······若许其私铸，贫者必不能为之；臣恐贫者益贫而役于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③ 钱荒问题已经成为了朝论的焦点。现主要从铜钱供需矛盾和流通速度方面进行分析钱荒产生的原因。
（一）唐代铸币量的逐年下降
唐朝建立之后，吸取隋朝因为恶钱泛滥导致的“钱贱物贵”的教训，于武德四年，废五铢钱，铸开元通宝钱。随后还出现过“乾封泉宝”、“乾元重宝”等虚大钱。开元通宝钱的出现确定了中国古代钱币史上的新规范，但是唐朝经济社会中却还是施行“钱币-绵帛并行制”。这一方面因为在当时处于中国钱币制度的分水岭，从铜金（秦汉）——谷帛（魏晋南北朝）——钱帛（唐）的货币本位的嬗变并不是相当的成熟，不可避免地带有实物货币的部分形态，但是绵帛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毕竟不能长期存在，而铜钱作为金属虽会磨损但是仍然能够充当货币符号；另一方面也因为唐代商品交换等货币流通领域的扩大导致了铜钱严重不足，绵帛作为辅助货币也成为一种缓解铜钱需求压力的有效方法。
除了官方发行的铜钱以及诏令强制流通的绵帛之外，私人铸币的出现也是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易媒介，虽然政府曾经明令禁止私人铸币，但④由于唐朝幅员辽阔，铜钱的流通也不平均，政府无力通过增加铜钱的投放量来减少私人铸币的流通。私人铸币一般都是不足值的恶钱而成为劣币，主要是为了减轻重量而获取暴①
② 事见《通典》卷第九，食货九，钱币下。 事见《全唐文》卷二十五，令钱货兼用制。
③ 事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四，唐纪三十，开元二十二年第4条。刘秩以汉文帝时期的吴王刘濞因有铸造钱币的权力而实力雄厚的事来劝谏唐玄宗。
利。并且恶钱的出现开始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政府只好出面兑换恶钱，而且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兑换比例。
劣币通过与良币的兑换，不足值的劣币合法地进入到流通市场，提供了一定量的货币供应量。因而，由于唐代能够行使或部分行使货币职能的就有官铸货币、绵帛、私铸货币三种，而这三种的增减显然也能说明唐朝货币量的供应变化。 钟兴龙在他的《唐代铸币量考》中较精确说明了玄宗至宣宗时期的官方铸币量变化，说明了官方足值货币的发行量不断下降。如表所示：
唐朝玄宗至宣宗时期的官方铸币量变化表
私人铸币的数量和绵帛则没有确切的记载，无法说明它的变化。政府货币发行量的不断下降导致货币的供需有了巨大的缺口。
（二）窖藏之风盛行和销钱它用
唐代在流通领域施行“钱币—绵帛并行制”，但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流逝，绵帛并不能够长久地充当流通手段的职能，因而很快的会退出流通领域。因为绵帛容易变质，而恶钱又不是足值的货币，所以也不能窖藏，能够进行窖藏的就只有官方发行的足值货币，甚至虚大钱都要排除在外。唐代的窖藏之风非常兴盛，政府虽然颁布诏令禁蓄钱，但是收效甚微。本来钱币的发行量就不足，蓄钱又成为一种惯例，在流通领域的足值官铸货币进一步减少，而进一步刺激钱荒的产生，恶钱又开始大行其道，政府为了维护良好的金融环境，就必然严厉制止，这样逼迫恶钱的骤然减少，更加加剧了用钱不足的矛盾。
铜钱改为他用和流通出境是钱币在流通中消失的重要途径，但是唐朝钱币出境毕竟是很小的一部分，铜钱出境不是造成钱荒的重要原因，只代表着唐朝与其他地区的合理贸易往来的需要。而民间大量销钱铸器是钱币短缺的重要根源。唐朝在前期由于乱发“乾封泉宝”、“乾元重宝”等虚大钱，最后引起币值的混乱，最后政府停用。而天宝中的每贯钱的金属材料费用约为七百五十文，丁匠的人工费除外。官铸货币的铸造成本过高导致了钱的价值甚至还不如变卖铜器的价值，政府一度有人倡议改为民铸，只是最后没有通过。而百姓纷纷将铜钱销铸成铜器，“销千钱为铜六斤，铸器则斤得钱六百”，⑤这样算下来就是一千铜钱最后变成铜器变卖可以得到三千六百钱，价值是原来的3.6倍，正是由于这样的价值倒挂，
铜钱不可避免的被销铸成铜器使用甚至变卖，铜钱不足也是显然易见的结局。
（三）赋税征钱导致铜钱需求增加
唐代商品交易的逐步扩大，使得中唐的赋税制度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最终完成的标志是建中元年（780）两税法的实施。两税法按贫富等级征财产税及土地税，征税对象也转变为以财产、土地为主，而且愈来愈以土地为主，当然重要的是两税中户税部分的税额是以钱计算，尽管户税在征收时大部分钱要折算成绢帛，征钱只是很少一部分，但是税制的逐渐货币化却加重了日益严重的“钱荒”现象。钱重则谷贱，谷贱则伤农。因此，两税法的实施对钱荒的加重无疑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税制的变化导致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遭到重大打击。钱荒的加深，进一步拉低了谷物等农作物的价格，同时对铜钱的需求大增。
尽管两税法实施的途中有不少人提议废止赋税征钱，但是多半都没有被政府采纳，说明两税法的实施适应了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唐代货币经济的发展，对唐代家庭经济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中唐后的藩镇割据导致铜钱周转速度的降低
自安史治乱之后，唐代政治上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关卡林立，交通不便，赋税不定，使货币的流通受到阻滞，帝国基本上已经被肢解，这样整个唐朝的市场被分割成若干个小块。由于藩镇割据导致各个市场之间的货币流通都受到限制，进而整个国家的货币周转速度相应的降低。⑥唐朝中后期，政治分裂引致货币周转速度放缓，进而刺激了货币流通中的需求量。
除了政治上的分裂外，地方政府在经济上也享有较大的独立自主权。唐代在事实上形成了“藩镇——道”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藩镇和道一级的地方政府拥有相当大的财政权，中央法令不通，地方政府可以随意改变赋税征收的现钱比率来调节收入，甚至公然压制钱币的流通。地方政府可以任意的控制铜钱流通以及赋税税额，这种地方财政分权体制滞缓了唐朝铜钱的流通速度，减少了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造成流通中的货币量严重不足。
三、唐朝政府采取的措施
唐朝钱荒的发生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的生活都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一些士大夫阶层也为解决这一问题而积极出谋划策，“今宜使天下两税、榷酒、盐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钱，悉输以布帛谷粟，则人宽于所求，然后出内府之积，收市廛之滞，广山铸之数，限边裔之出，禁私家之积，则货日重而钱日轻矣。”⑦中央政府也以此为货币调控的基本纲领，积极颁布新的措施来缓解钱荒的压力。 ⑥
语见《旧唐书》卷四十八，志第二十八，食货上。
（一）增铸大小钱，增加货币供应
为应付铜钱不足的问题，唐朝中央政府最先想到的是通过增加铜钱货币的绝对供应量来解决问题，就是通过增加发行基础货币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总量。
一方面，政府首先是发行重额货币通宝，以之充当十倍或更高的单位货币。安史之乱的特殊时期，社会动荡，物价猛涨。唐肃宗乾元元年，第五琦进行财政改革，铸乾元重宝和重轮乾元钱。⑧在这一时期内就有三种货币并行流通。本来通过政府发行不等额货币是可以增加货币数量的不均衡供应，这样是可以增加货币流通数量的，短期内效果显著，但是唐朝却将三种价值和质量根本不对等的货币进行兑换，这样实际是就产生了一个重大的漏洞，人们可以将“开元通宝”进行改铸成重钱以牟取暴利，势必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货币体系的紊乱，甚至到了国家采取严厉法律制止都难以奏效，“数月榜死者八百余人”，因此国家不得不做出让步，缩小了三种货币的兑换比率差距，⑨直到最后，乾元和重轮二钱退出流通领域，这也标志着由于国家金融体系的混乱和市场上改铸牟利的盛行，政府试图通过增加货币不均衡供应的努力归于失败。
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诏令改变部分地区的赋税上缴方式，增加货币供应量。政府发行铜钱货币“开元通宝”，仅仅材料成本就达到每贯七百文，而且人工费用还没有计算在内，到德宗时材料成本达到每贯九百文。通过前面的分析得知唐代自开元中期货币供应量是不断下降的，所以政府通过此项措施获得的货币数量应该较为有限。通过将江、岭诸州的赋税征收的物品转运到起到地方进行变卖，然后购买原料和燃料进行铸钱，以增加货币供应量，来缓解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铜钱供应不足问题。为了增加货币供应，政府还采取了开山采铜矿来进行货币铸造，尽管增铸的铜钱仍然存在成本过高的缺点，但毕竟通过这一措施政府增加了一定的铜钱供应量，缓和了京师和扬益等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钱荒压力。 ]
（二）禁窖藏之风和禁销钱为器
唐代的富家大商往往将货币的窖藏当作成一种时尚。钱荒的产生除了货币本身发行量的不足外，流通过程中货币的退出也是造成铜钱不足的重要原因。针对民间私藏铜钱的严重现象，政府于元和十四年颁下诏令，禁止私藏，后来虽然政府将富家处置积蓄的铜钱的时间放宽到一两年，却并未放松对违反法令的处罚力度，但是推行的效果却不怎么好。
深究唐代私家大户窖藏铜钱风气兴盛的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一种炫富心态，唐朝时期的豪门大族之间攀比之风盛行，唐代东、西两市商业呈现出高度繁荣，先后涌现出许多富豪商人，他们以帝都商人自居，服牛格马，周流天下，以窦义、⑧ 事见《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唐纪三十六，乾元元年第23条以及卷第二百二十一，唐纪三十七，乾元二年第28条。
王元宝、王酒胡等人为代表。当然，政府一再颁布法令禁止私自蓄钱，但却又屡禁不止，更体现出了中晚唐时期中央政府对地方政权的强制管理能力的极度缺乏，导致中央政令的不畅通。
铜钱退出流通领域的另一种方式是被改铸成非货币形态。由于唐代金属铜或者铜器的价格高昂，销钱铸铜器可以获得3.6倍的超额利润，这使得相当一部分人以此为生，由此销钱铸铜器或铜佛像再进行变卖成为一种收益率最高的投机方式之一，这不可避免地会大幅度的消耗铜钱。中央政府也对此颁下法令，禁止民间销钱为器，到了武宗时期更是销毁佛像来铸钱，试图缓解铜钱不足的局面。
（三）强制“钱帛并行”，并征收实物赋税
唐代由于货币流通体系的不足，在流通领域一直就实行钱帛并行制，借用绵帛来进行支付，这也多少体现钱荒条件下，政府用绵帛等实物来进行充当货币的无奈。绵帛充当货币，在流通中易受到损坏，所以定量的绵帛在一定时期内会退出流通市场，加上这种流通支付方式毕竟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所以一直不能形成稳定的货币体系，绵帛总是间断地被挤出流通领域。
随着对铜钱需求量的激增，绵帛又已经被挤出货币支付体系，钱荒加剧。政府为了缓解这一状况，频频颁布诏令，开元二十二年规定交易达到一千钱则强令绢布、绫罗、丝锦参与支付流通，企图采取日益严峻的法律强制恢复钱帛并行制，及至后来的社会交易中，买卖双方支付数额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用绵帛抵钱，“凡交易百缗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可见唐朝钱荒之严峻。
对于钱荒的产生实际上从趋势上体现了古代中国货币体系变革的需要。中国古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货币体系的高一级发展，铜本身的廉价导致了开发成本的高昂，铜已经不是一种稀缺资源，这就进一步需要寻求更贵重的金属充当货币。但是中国古代却始终存在一种对铜钱的极度依赖感，正是这种对铜钱的依赖阻碍了中国货币的发展。在欧洲的货币体系发展到银本位的时候中国还在固执的使用铜钱，在欧美各国都已经实行金本位的时候，中国还在向银本位过渡，直到1910年中国才开始推行银本位。
（四）除陌
除陌主要是指向人家借的是实钱，还的却是虚钱，纵使名义货币数是一样，但是由于购买力不同，实际上是变相减少了还款数额。唐代铜钱货币在流通中极度短缺，而政府的经常性财政支出又相当庞大，为弥补财政不足和保证货币流通，政府规定以缺额的货币数量代替足额的货币符号，⑩实质是用行政手段强制提高铜钱的实际购买力的一种手段，是对铜钱价值的虚估。
政府除了以缺额的货币数量代替足额的货币符号外，还发行缺额的货币，也
就是所谓的虚值货币。这种方法变相的提高了货币的购买力，但是也伤害了市场活动中的参与者。比如一件商品要卖一贯，但是买家只需要花八九百文就能买到这件商品，卖家深受其害。要是这样的交易发生在政府与百姓之间，那么受伤害的绝对是老百姓。例如当政府向百姓收购粮食等农作物时，政府支付的钱币经过虚估之后可能每贯只有七百多文，而百姓向政府缴纳赋税时，每贯现钱仍然是八百多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成为各级政府官员压榨民众的合法理由，老百姓苦不堪言，最终除陌之法在唐德宗兴元年间被废除。
四、结语
唐朝的钱荒制约了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货币量供应不足的社会必然会影响商品交换的进行，导致整个宏观经济的雍滞和混乱。但是唐代的钱荒是商品交易逐步扩大和混乱的财政货币金融体系之间矛盾的必然体现。复杂混乱的货币体系以及唐朝中央政府的权力不断下移是政府治理钱荒的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因素，而唐政府的相应对策一直是治标不治本，也是值得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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