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话和香港话的区别

香港话与广州话的区别 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和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在沟通上完全没有问题,只是在某些口语表达方式上略有不同。不过,回归十年来随着与内地的接触日益频密,在潜移默化中两地的语言都在起着一些变化。如今香港倡导的两文(中文、英文)三语(粤语、普通话、英语)教育,与广州目前日益流行的港式粤语,都是体现出两地在回归后语言文化的互相交融演变。 穗港两地粤语略有区别

中山大学中文系谭步云博士研究广州和香港两地粤语文化多年,他说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有学者提出粤语的双中心论,以为广州的粤语和香港的粤语都是粤语的代表方言。于是,冠名为“香港方言”的研究著作逐渐面世,甚至有“香港方言”的词典。 不过他认为,虽然两地的粤语存在一些差异,但还不至于像吴语中苏州话和永康话或湘语中长沙话和双峰话的差别那样大。如果广州话和香港话的差异有和四邑话的差异那么大,双中心论可能成立。因此,与其称为“香港方言”,还不如称为“香港话”。不过这

种“香港话”,其实是指香港人的口语。它和香港人写的书面语有一定的距离。

谈到“广州话”与“香港话”的差异,谭步云博士说:“首先是韵母不同,有一些香港话中的韵母是广州话所没有的;其次是‘广州话’有高平变调和两个阴平调,香港话一般只有高平变调;不过两地语言最大的区别在于词汇差异,有学者拿《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作语料作过分析,穗港两地之间存在差异的词有839个,占整部词典的12.34%。之前广州话受普通话影响,而香港话受英语的影响,后来则互相影响。”

谭博士举例,广州话与香港话有以下几方面的差异,首先是外来词的音译或意译。例如:“Chelsea”和“Arsenal”,广州话叫“切尔西”和“阿森纳”,香港话叫“车路士”和“阿仙奴”;“stereo(stereo phony)”,广州话叫“立体声”,香港话叫“身历声”;“laser”,广州话叫“激光”,香港话叫“镭射”。其次是古语词的扬弃。例如:“祖上的福泽”,广州人没有专门的词语,香港人则叫“父荫”;“上课”,广州话就叫“上课”,而香港话叫“上堂”;“公安警察”,广州话叫“警察”,香港话叫“差人”。还有就是彼此新造的词语。例如香港方面的“金

鱼缸(股票交易场所)”、“草根阶层(底层民众)”、“大哥大(早期的无线电话)”和“文员(秘书或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员)”“收皮”“二打六”等等;广州方面的“大团结(十圆面值的人民币)”、“车间金鱼(工厂里经常游手好闲的人)”和“托大脚(阿谀奉承)”等等。

港话靠文化产业影响广州

谭步云博士还介绍,香港话的发展是得益于以香港话为语言媒介的文化产业异常发达,而且香港话也是主要通过文化产业的渠道来影响广州话的,例如粤剧,电影,经典的有李小龙、成龙、周星驰等人的作品,以及现在每晚不停播放的香港电视连续剧和流行歌曲。

正是这般庞大的文化产业,大大地向内地推介了香港话,令到今天的广州方言中就有一定数量的香港话词汇。例如之前流行于《疯狂的石头》中的‘顶你个肺’都是源于香港话,如果再加上之前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中的香港话文化对内地特别是广州的文化影响就更深。”至于具体词语方面,谭博士指,例如“冷气”、 “Book位”之类香港话已经渗透到广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近年港话开始与内地融合

回归十年来,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的日益加深,香港话开始受到大陆语言包括普通话、广州话的影响,谭教授说,总结来说目前香港已经形成了两文(中文、英文)三语(粤语、国语、英语)的语言现象,而且英文水平在下降,不过中文的书面语方面就比以前有所提高。

在此以前,香港话也受主要来自台湾的普通话的影响,譬如上世纪80年代之前,国语歌曲在香港很流行的但语言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充其量就是个别词汇的接受。譬如把普通话称为“国语”,自开放改革后,同时又接受了“普通话”一词。这一点,表现了香港人容纳的心态。

今天某些普通话的词汇也进入到香港话中,例如“你办事,我放心”、“领导”、“爱人”、“个体户”等。而香港话中有些词语已由英语改为普通话,或兼而用之,如“忌廉(cream)”改成“奶油”,“听尼士(tennis)”改成“网球”,“杯葛(boycott)”改成“抵制”,“仄纸(cheque/check)”改成“支票”等等。

香港专栏作家岑逸飞在1995年有个预测,九七后的香港,特区政府如果对语文政策不作出任何干预,任其自然发展的话,则香港多半会从广东话和英语并存的双语社会,过渡到广东话、英语,加上普通话的三语社会,谭教授说,现在看来,似乎真有这么一种趋势。 新新港人要懂“两文三语”

香港自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大部分政府文书都以英文为主,英文成为官方语言,中文没有法定地位。香港教育界及大专学生从1970年起开始争取香港人最常用的中文成为法定语文。港英政府于是在1971年成立公事上使用中文问题研究委员会,结果指出中文和英文应具有同等地位。1974年,政府正式修改《法定语文条例》,中文才获立为法定语文。1987年起则进一步规定所有法例都必须以中英文制定和颁布。而在回归之后,香港政府为适应与内地的交流发展,逐步推行 “两文(中文、英文)三语(香港话、普通话和英语)”政策。

港府推动母语教学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港府一方面不断在学校推行母语教学,而另一方面则加强对学生学习英语

的支援。1997年9月,政府颁发《中学教学语言指引》,规定香港的公营中学必须以最适合学生的教学语言授课。母语教学是特区政府推行的学校语文政策,即以粤语代替英语授课。由1998年至1999学年的中一开始,大多数学校均采用母语授课,并逐年把母语教学扩展至中学各级。如果学校能证明校内学生的能力、教师的能力,及支援策略和措施都符合规定的条件,才可获准采用英语授课。

母语教学也有局限

不过,用粤语授课,也有麻烦的地方。课堂上老师的教学语言是粤语,学生与老师、同学的交流用粤语,学生下课后所看的报刊杂志也是粤语式的文章。可是,他们所用的汉语书面语却是规范化的现代标准汉语的词汇和句法,和粤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样一个操粤语的大语言环境,自然会给学习规范的语文构成障碍。由于缺乏普通话的语感,加以粤语的语言环境以及殖民色彩的熏陶,很多港人的文章往往夹杂着不少的方言词汇和语法、欧化句式以及中英夹杂的词汇,且文法不通者甚多。

其次是汉字的繁简体。读写简体字,对大多数港人来说,至今仍然是很困难的事。电脑字库里,同样是繁

体字,内地用的是国标码,而香港用的大五码,两者之间要转换,相当麻烦。历史留下的这些烙印和遗憾,在香港回归之后,便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而且随着两地融合的进一步加深,带来的问题也许还会不少,要完全解决似乎也非一朝一夕的事。

“两文三语”已成潮流

2002年初,香港立法会通过了在香港推广普通话的动议。提出动议的议员蔡素玉指出,随着中国入世,港人通晓普通话,可以把握商机,提高竞争力。在动议辩论中,几乎所有发言的议员都用普通话发言。动议促请港府解决中小学普通话教师短缺问题,并要求政府多举办推广普通话的活动。

为了响应这个号召,香港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特别搞了一个“普通话节”的活动,其中2004年那年的活动,成功地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参与,当时的香港语常会主席田北辰对活动成绩感到满意。他说,“普通话节”在学校和社区推广普通话做得十分出色,成为大众心目中推广普通话的一个品牌,语常会希望利用这个品牌进一步在社会各阶层推广普通话。

“两文三语”的并重,既符合香港的实际,也是香港发展的需要,将对香港在保证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下提高教育质量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已成为香港社会的一种共识。

香港话与广州话的区别 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和一个土生土长的广州人在沟通上完全没有问题,只是在某些口语表达方式上略有不同。不过,回归十年来随着与内地的接触日益频密,在潜移默化中两地的语言都在起着一些变化。如今香港倡导的两文(中文、英文)三语(粤语、普通话、英语)教育,与广州目前日益流行的港式粤语,都是体现出两地在回归后语言文化的互相交融演变。 穗港两地粤语略有区别

中山大学中文系谭步云博士研究广州和香港两地粤语文化多年,他说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有学者提出粤语的双中心论,以为广州的粤语和香港的粤语都是粤语的代表方言。于是,冠名为“香港方言”的研究著作逐渐面世,甚至有“香港方言”的词典。 不过他认为,虽然两地的粤语存在一些差异,但还不至于像吴语中苏州话和永康话或湘语中长沙话和双峰话的差别那样大。如果广州话和香港话的差异有和四邑话的差异那么大,双中心论可能成立。因此,与其称为“香港方言”,还不如称为“香港话”。不过这

种“香港话”,其实是指香港人的口语。它和香港人写的书面语有一定的距离。

谈到“广州话”与“香港话”的差异,谭步云博士说:“首先是韵母不同,有一些香港话中的韵母是广州话所没有的;其次是‘广州话’有高平变调和两个阴平调,香港话一般只有高平变调;不过两地语言最大的区别在于词汇差异,有学者拿《实用广州话分类词典》作语料作过分析,穗港两地之间存在差异的词有839个,占整部词典的12.34%。之前广州话受普通话影响,而香港话受英语的影响,后来则互相影响。”

谭博士举例,广州话与香港话有以下几方面的差异,首先是外来词的音译或意译。例如:“Chelsea”和“Arsenal”,广州话叫“切尔西”和“阿森纳”,香港话叫“车路士”和“阿仙奴”;“stereo(stereo phony)”,广州话叫“立体声”,香港话叫“身历声”;“laser”,广州话叫“激光”,香港话叫“镭射”。其次是古语词的扬弃。例如:“祖上的福泽”,广州人没有专门的词语,香港人则叫“父荫”;“上课”,广州话就叫“上课”,而香港话叫“上堂”;“公安警察”,广州话叫“警察”,香港话叫“差人”。还有就是彼此新造的词语。例如香港方面的“金

鱼缸(股票交易场所)”、“草根阶层(底层民众)”、“大哥大(早期的无线电话)”和“文员(秘书或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员)”“收皮”“二打六”等等;广州方面的“大团结(十圆面值的人民币)”、“车间金鱼(工厂里经常游手好闲的人)”和“托大脚(阿谀奉承)”等等。

港话靠文化产业影响广州

谭步云博士还介绍,香港话的发展是得益于以香港话为语言媒介的文化产业异常发达,而且香港话也是主要通过文化产业的渠道来影响广州话的,例如粤剧,电影,经典的有李小龙、成龙、周星驰等人的作品,以及现在每晚不停播放的香港电视连续剧和流行歌曲。

正是这般庞大的文化产业,大大地向内地推介了香港话,令到今天的广州方言中就有一定数量的香港话词汇。例如之前流行于《疯狂的石头》中的‘顶你个肺’都是源于香港话,如果再加上之前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中的香港话文化对内地特别是广州的文化影响就更深。”至于具体词语方面,谭博士指,例如“冷气”、 “Book位”之类香港话已经渗透到广州人的日常生活中。

近年港话开始与内地融合

回归十年来,随着香港与内地交流的日益加深,香港话开始受到大陆语言包括普通话、广州话的影响,谭教授说,总结来说目前香港已经形成了两文(中文、英文)三语(粤语、国语、英语)的语言现象,而且英文水平在下降,不过中文的书面语方面就比以前有所提高。

在此以前,香港话也受主要来自台湾的普通话的影响,譬如上世纪80年代之前,国语歌曲在香港很流行的但语言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充其量就是个别词汇的接受。譬如把普通话称为“国语”,自开放改革后,同时又接受了“普通话”一词。这一点,表现了香港人容纳的心态。

今天某些普通话的词汇也进入到香港话中,例如“你办事,我放心”、“领导”、“爱人”、“个体户”等。而香港话中有些词语已由英语改为普通话,或兼而用之,如“忌廉(cream)”改成“奶油”,“听尼士(tennis)”改成“网球”,“杯葛(boycott)”改成“抵制”,“仄纸(cheque/check)”改成“支票”等等。

香港专栏作家岑逸飞在1995年有个预测,九七后的香港,特区政府如果对语文政策不作出任何干预,任其自然发展的话,则香港多半会从广东话和英语并存的双语社会,过渡到广东话、英语,加上普通话的三语社会,谭教授说,现在看来,似乎真有这么一种趋势。 新新港人要懂“两文三语”

香港自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大部分政府文书都以英文为主,英文成为官方语言,中文没有法定地位。香港教育界及大专学生从1970年起开始争取香港人最常用的中文成为法定语文。港英政府于是在1971年成立公事上使用中文问题研究委员会,结果指出中文和英文应具有同等地位。1974年,政府正式修改《法定语文条例》,中文才获立为法定语文。1987年起则进一步规定所有法例都必须以中英文制定和颁布。而在回归之后,香港政府为适应与内地的交流发展,逐步推行 “两文(中文、英文)三语(香港话、普通话和英语)”政策。

港府推动母语教学

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港府一方面不断在学校推行母语教学,而另一方面则加强对学生学习英语

的支援。1997年9月,政府颁发《中学教学语言指引》,规定香港的公营中学必须以最适合学生的教学语言授课。母语教学是特区政府推行的学校语文政策,即以粤语代替英语授课。由1998年至1999学年的中一开始,大多数学校均采用母语授课,并逐年把母语教学扩展至中学各级。如果学校能证明校内学生的能力、教师的能力,及支援策略和措施都符合规定的条件,才可获准采用英语授课。

母语教学也有局限

不过,用粤语授课,也有麻烦的地方。课堂上老师的教学语言是粤语,学生与老师、同学的交流用粤语,学生下课后所看的报刊杂志也是粤语式的文章。可是,他们所用的汉语书面语却是规范化的现代标准汉语的词汇和句法,和粤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样一个操粤语的大语言环境,自然会给学习规范的语文构成障碍。由于缺乏普通话的语感,加以粤语的语言环境以及殖民色彩的熏陶,很多港人的文章往往夹杂着不少的方言词汇和语法、欧化句式以及中英夹杂的词汇,且文法不通者甚多。

其次是汉字的繁简体。读写简体字,对大多数港人来说,至今仍然是很困难的事。电脑字库里,同样是繁

体字,内地用的是国标码,而香港用的大五码,两者之间要转换,相当麻烦。历史留下的这些烙印和遗憾,在香港回归之后,便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而且随着两地融合的进一步加深,带来的问题也许还会不少,要完全解决似乎也非一朝一夕的事。

“两文三语”已成潮流

2002年初,香港立法会通过了在香港推广普通话的动议。提出动议的议员蔡素玉指出,随着中国入世,港人通晓普通话,可以把握商机,提高竞争力。在动议辩论中,几乎所有发言的议员都用普通话发言。动议促请港府解决中小学普通话教师短缺问题,并要求政府多举办推广普通话的活动。

为了响应这个号召,香港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特别搞了一个“普通话节”的活动,其中2004年那年的活动,成功地吸引了超过10万人次参与,当时的香港语常会主席田北辰对活动成绩感到满意。他说,“普通话节”在学校和社区推广普通话做得十分出色,成为大众心目中推广普通话的一个品牌,语常会希望利用这个品牌进一步在社会各阶层推广普通话。

“两文三语”的并重,既符合香港的实际,也是香港发展的需要,将对香港在保证国际竞争力的前提下提高教育质量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这已成为香港社会的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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