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一种文体的写作，换成其他式样时，前者的印迹通常会依然鲜明。杭州女作家卢文丽起步于诗歌，且长时间以之作为主攻，因此她的长篇小说《外婆史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也体现了浓郁的诗性特质。这种浸润是自然的，仿佛盐溶解在水中，对作品作为叙事文学的审美属性并未造成不恰当的打扰。它们体现在语感、节奏和意象之间，语言摇曳而富有弹性，流淌着音乐感，阅读时仿佛感受到裹挟了栀子花香的轻风的吹拂，水气的氤氲与迷离，老旧的宅子里飘荡的阴郁潮湿的气息。一种江南的情调跃然纸上。
在这样的地域背景之下，一个女人平凡而坎坷的一生，如画卷一般缓缓展开。
主人公原型就是作者的外婆。作为著名的浙江东阳名牌火腿“雪舫蒋腿”创始人蒋雪舫的曾孙女，蒋小娥生命最初的几年曾经快乐富足。但她的父亲因为生下的几个孩子都是女孩，在宗祠里受到羞辱，听信了过继出去一个女儿可以生下儿子的说法，忍痛将童年的她送给别人，从此小娥由凤凰变成了草鸡，过上了贫苦颠沛的日子。其后她的全部生命历程，命运的一幕幕场景，在作者的叙述中次第展现：第一个丈夫新婚后不久病死;后来嫁给了裁缝，养育了几个孩子，有的活下来，有的夭折了。历经坎坷活到晚年，又照料作为高考借读生从省城杭州回到乡下的外孙女的生活―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的日夜相伴，“我”得以了解外婆生命中的许多隐秘和无数细节，她的形象变得前所未有地丰满和生动。
小说关注的是真正的日常性，涉及的重大事件，如日军的暴行、大跃进及其随后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浩劫等等，在小说中都是作为外婆人生中已然遭逢的部分被娓娓讲述。作者无意于发掘和表达个体生命之外的时代主题或意义，她一心只是要把外婆的故事讲好。仿佛透镜将光线聚拢于一点产生热能，小说心无旁骛地聚焦并讲述生命本身―生命的磨难、生命的创痛、生命的无奈、生命的坚韧。总之，是生命的百般滋味。
通过外孙女“我”的视角描绘的故事，真切感无疑会得到放大和强化。在此之前，“我”的童年岁月的关键时期也是在乡村与外婆共度的，那个年龄的鲜活记忆生动地留住了当年外婆的形象，又与此刻的青春期女孩敏锐而又时常显得乖戾偏激的感受相结合，拼接出了外婆的立体形象，造就了一种镂刻般的质感。外婆的音容笑貌，达到了一种工笔画般的效果。江南小镇和乡村的气氛，无数繁琐的生活细节，也无不栩栩如生，读来恍若身临其境。
在溽热的江南夏夜，祖孙两人并肩躺在乡间的雕花床上，外婆讲述自己的一生经历，以及从命运中悟出的道理：“塌鼻啊，勿苦勿难勿承认，十苦九难方为人，阿婆这一身世，阎罗殿外都转了好几圈”;“种麻得麻，种豆得豆，自己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后头的路，不管好走还是不好走，总归也是横在前头，日子就是这样一点点熬下来的。人的一生，就像手上的茧子，磨厚了，就好使了。人的一生，也像腌咸菜，石头越压，咸菜越香。”这是乡间老媪朴素却又扎实的生命感悟。有了这样的“重”，小说便获得了稳定性和方向感，仿佛被一只有力的手掌所操控的风筝，不会断线飘走。
对自传性题材的写作，不是每个作家都能作出恰当的对待和处置，因为写作者与所描写对象的关系的特殊性，时常会受到某种顾忌的约束拘限而放不开手脚。但《外婆史诗》确如题目所示，将个人经历给予了诗化的表达，把现实中人物的身世变成了艺术呈现中的身世，以至于使读者在阅读中，常常会忘记主人公本来是有原型的。仿佛照相，面对镜头的五官清晰的正面照只是证件照，而要成为艺术照，要有姿势的变动、角度的选取、用光的虚化等。在由真入幻、由实入虚的过程中，真实的人物成功转换为了艺术的形象。
在这一点上小说运用了多种手段，作者第二、第三人称的纯文学的叙述，保证了这部小说的品质。我特别想提到的还有结构。故事从外婆的葬礼写起，又收笔于外婆的葬礼。在这个颇为规矩的闭合式结构中，却显现了艺术表达的丰富性和开放性。叙事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延伸，而是几条脉络、几种叙述语气的交织和穿插。以“我”和外婆的叙述为主，加上外公的叙述、以及嵌入外公叙述中的始终不曾出场的、终生痴恋外婆的国民党军官方世雄的叙述，补足了这个故事。其间的伏笔、延宕、暗示、断和续、藏和露、放和收，显示了作者结构经营布设的苦心和功力，也的确产生了繁复诡谲、跌宕迂曲的效果。
读作品时有一个鲜明的感觉，就是叙述的调性有着明显的差异。外婆的口吻，鲜活、生动而又自然，泥土气息浓郁，完全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而外公回忆当年在上海滩做裁缝时的奇异经历的口气，特别是经由他转述的对外婆痴恋终生的方世雄的语气，华美、优雅、铺陈、梦呓般的色彩，与外婆的语调风格大为迥异。我猜想这是作者的主动追求，借以获得对生活的丰富性、人生的多样性、审美的某种宽阔度和复杂性的表达。应该说，这个目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过和外婆的口气中显露出的那种与生活、土地的血肉牵连相比，这样的腔调总还是显得有些夸饰。此外，有些想象性的段落描述过于放纵恣肆，有种涨满感，倘能适当节制，留一些空白让读者自己去填充和回味，效果当会更好。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社文艺部]
习惯了一种文体的写作，换成其他式样时，前者的印迹通常会依然鲜明。杭州女作家卢文丽起步于诗歌，且长时间以之作为主攻，因此她的长篇小说《外婆史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年）也体现了浓郁的诗性特质。这种浸润是自然的，仿佛盐溶解在水中，对作品作为叙事文学的审美属性并未造成不恰当的打扰。它们体现在语感、节奏和意象之间，语言摇曳而富有弹性，流淌着音乐感，阅读时仿佛感受到裹挟了栀子花香的轻风的吹拂，水气的氤氲与迷离，老旧的宅子里飘荡的阴郁潮湿的气息。一种江南的情调跃然纸上。
在这样的地域背景之下，一个女人平凡而坎坷的一生，如画卷一般缓缓展开。
主人公原型就是作者的外婆。作为著名的浙江东阳名牌火腿“雪舫蒋腿”创始人蒋雪舫的曾孙女，蒋小娥生命最初的几年曾经快乐富足。但她的父亲因为生下的几个孩子都是女孩，在宗祠里受到羞辱，听信了过继出去一个女儿可以生下儿子的说法，忍痛将童年的她送给别人，从此小娥由凤凰变成了草鸡，过上了贫苦颠沛的日子。其后她的全部生命历程，命运的一幕幕场景，在作者的叙述中次第展现：第一个丈夫新婚后不久病死;后来嫁给了裁缝，养育了几个孩子，有的活下来，有的夭折了。历经坎坷活到晚年，又照料作为高考借读生从省城杭州回到乡下的外孙女的生活―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的日夜相伴，“我”得以了解外婆生命中的许多隐秘和无数细节，她的形象变得前所未有地丰满和生动。
小说关注的是真正的日常性，涉及的重大事件，如日军的暴行、大跃进及其随后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浩劫等等，在小说中都是作为外婆人生中已然遭逢的部分被娓娓讲述。作者无意于发掘和表达个体生命之外的时代主题或意义，她一心只是要把外婆的故事讲好。仿佛透镜将光线聚拢于一点产生热能，小说心无旁骛地聚焦并讲述生命本身―生命的磨难、生命的创痛、生命的无奈、生命的坚韧。总之，是生命的百般滋味。
通过外孙女“我”的视角描绘的故事，真切感无疑会得到放大和强化。在此之前，“我”的童年岁月的关键时期也是在乡村与外婆共度的，那个年龄的鲜活记忆生动地留住了当年外婆的形象，又与此刻的青春期女孩敏锐而又时常显得乖戾偏激的感受相结合，拼接出了外婆的立体形象，造就了一种镂刻般的质感。外婆的音容笑貌，达到了一种工笔画般的效果。江南小镇和乡村的气氛，无数繁琐的生活细节，也无不栩栩如生，读来恍若身临其境。
在溽热的江南夏夜，祖孙两人并肩躺在乡间的雕花床上，外婆讲述自己的一生经历，以及从命运中悟出的道理：“塌鼻啊，勿苦勿难勿承认，十苦九难方为人，阿婆这一身世，阎罗殿外都转了好几圈”;“种麻得麻，种豆得豆，自己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后头的路，不管好走还是不好走，总归也是横在前头，日子就是这样一点点熬下来的。人的一生，就像手上的茧子，磨厚了，就好使了。人的一生，也像腌咸菜，石头越压，咸菜越香。”这是乡间老媪朴素却又扎实的生命感悟。有了这样的“重”，小说便获得了稳定性和方向感，仿佛被一只有力的手掌所操控的风筝，不会断线飘走。
对自传性题材的写作，不是每个作家都能作出恰当的对待和处置，因为写作者与所描写对象的关系的特殊性，时常会受到某种顾忌的约束拘限而放不开手脚。但《外婆史诗》确如题目所示，将个人经历给予了诗化的表达，把现实中人物的身世变成了艺术呈现中的身世，以至于使读者在阅读中，常常会忘记主人公本来是有原型的。仿佛照相，面对镜头的五官清晰的正面照只是证件照，而要成为艺术照，要有姿势的变动、角度的选取、用光的虚化等。在由真入幻、由实入虚的过程中，真实的人物成功转换为了艺术的形象。
在这一点上小说运用了多种手段，作者第二、第三人称的纯文学的叙述，保证了这部小说的品质。我特别想提到的还有结构。故事从外婆的葬礼写起，又收笔于外婆的葬礼。在这个颇为规矩的闭合式结构中，却显现了艺术表达的丰富性和开放性。叙事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延伸，而是几条脉络、几种叙述语气的交织和穿插。以“我”和外婆的叙述为主，加上外公的叙述、以及嵌入外公叙述中的始终不曾出场的、终生痴恋外婆的国民党军官方世雄的叙述，补足了这个故事。其间的伏笔、延宕、暗示、断和续、藏和露、放和收，显示了作者结构经营布设的苦心和功力，也的确产生了繁复诡谲、跌宕迂曲的效果。
读作品时有一个鲜明的感觉，就是叙述的调性有着明显的差异。外婆的口吻，鲜活、生动而又自然，泥土气息浓郁，完全符合人物的身份和性格。而外公回忆当年在上海滩做裁缝时的奇异经历的口气，特别是经由他转述的对外婆痴恋终生的方世雄的语气，华美、优雅、铺陈、梦呓般的色彩，与外婆的语调风格大为迥异。我猜想这是作者的主动追求，借以获得对生活的丰富性、人生的多样性、审美的某种宽阔度和复杂性的表达。应该说，这个目的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不过和外婆的口气中显露出的那种与生活、土地的血肉牵连相比，这样的腔调总还是显得有些夸饰。此外，有些想象性的段落描述过于放纵恣肆，有种涨满感，倘能适当节制，留一些空白让读者自己去填充和回味，效果当会更好。
[作者单位：光明日报社文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