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自然条件相近而经济天壤之别
——瑞士与贵州的比较思考
赵 伟（浙江大学）
http://zhedazhaowei.blog.163.com/blog/static/[***********]4835115/?snZymbs5kj=UEkB
QhLgPU
“一个自古贫瘠的小国，而今人均GDP 连年居世界第一，它就是瑞士。浙江大学著名学者赵伟以深邃的目光将其与我国贵州比较，而贵州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感概之际，洋洋洒洒，一篇美文诞生了。从中，我们是否也
能悟出点什么呢？” ——《经济学消息报》编者按（1999.3.25） l 面对自然地理环境，我们曾经响彻云霄的口号是“战天斗地”，而瑞士人
则采用“创造性适应之”的原则。
l 瑞士给每个地区的人民以决定自己发展经济的决策权，而我们的经济决策多是高高在上者制定。（《经济学消息报》编者按（1999.4.2）
【十年多前的这篇随笔，显然给那几年的读书人留下了较深的影响，以致迄今还有人不断提及。十年后反观当时的判断，自感依然准确！现借博客“上
网”，以期与新朋旧友分享——作者附记（2009-11-15）】
瑞士乃当今世界首富，自90年代初以来，其人均GDP 连年排名全球第一。1997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 高达4.4万美元，比排名第四的美国（2.8万美元），整整高出1.6万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瑞士则略高于美国) 。瑞士风光优美，为有关国际机构评为全球居住环境最佳之国。瑞士自古就这样富吗？非也，据瑞士人讲，100年前，这个国家曾经是很穷的。瑞士自然条件优越吗？从观光角度来说，是也；但从发展实质产业角度而言，非也。因为这个国家既无多少肥沃耕地，也无重要矿产。我在瑞士工作生活了六个月以后，便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瑞士与中国的贵州相比。因为我得到的一个突出印象是，这个国家
自然条件与中国的贵州差不多，而其矿产资源，则比贵州少得多。 对于贵州，旧时国人常以所谓“三无”调侃之。其中一“无”是说它缺乏适宜发展农业的可耕地——“地无三分平”。这句话对于瑞士同样适用。瑞士是著名的多山之国，全国国土由三大自然山区组成：汝拉山区、中央高原及阿尔畀斯山区。其国土面积只有4万多平方公里，但高于12000英尺的山峰就有50多座，除了中央高原有些可耕地而外，其余地区均不宜农耕。国人调侃贵州的第二“无”是说它的天气不好，所谓“天无三日晴” ！这句话也部分适用于瑞士。在瑞士，整个
冬天没有几天是晴的，大部分时间不是下雪就是浓云蔽日，即使偶尔放晴，太阳也迟迟出来早早落去，因为纬度较高。在苏黎士一带，冬季每逢晴天，总有大雾。国人调侃贵州的第三个“无”是说它穷，所谓“人无三分银” ！这句话对中世纪的瑞士也是适用的。这不光是听瑞士人自己讲的，而且凭对瑞士人某些生活习惯的观察亦可做出判断，其中一个重要的线索是饮食。我认为一个国家饮食文化的丰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折射出该国历史上的富裕程度。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显然部分地表明，我们祖先曾经非常富有过，因为穷人只是为填饱肚子而奔波，根本没有财力和胃口去琢磨许多吃的花样的。瑞士没有多少吃的花样，典型的瑞士“大餐”不外乎是烤奶酪加煮土豆，这显然属于典型的半农半牧民族的饮食习惯。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国家历史上要么未曾富过，要么财富的分配极为平均——没有产生过富人。后一种可能性显然不大，因为在私有制下，不可能没有两极分化。倒是前一种可能性大些。与我国的贵州省一样，瑞士多水利资源，境内为欧洲多条大河之发源地，但水力蕴藏能量比贵州低，只有几百万千瓦/时，相比之下，贵州有两千多万千瓦/时。因为瑞士国土大大小于贵州。与贵州相比，瑞士的矿藏埋藏，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差远了。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该国“自然资源贫乏”。同一本书中说，中国贵州省“已探明的矿藏达50多种，其中煤、磷、铝、汞、锰、锑、铅锌、稀土等都居全国前列。煤和铝土
矿储量居全国第三位……”。
萨缪尔森曾对汪丁丁说，瑞士与日本一样，“民族比较单一，所以冲突较少”（同前）。萨氏显然是搞错了，事实上恰恰相反，不是单一性而是多样性，才是瑞士民族的特点。瑞士是著名的多民族国度，单是人口比例较大的“主体民族”就有三个：德意志人、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各占总人口的64.9%、18.1%和11. 9%；瑞士宗教教派林立，其中天主教、基督教两大教派分庭抗礼，信徒各占总人口的49.4%和47.7%；瑞士语言多样，仅法定国语就达三种之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我曾参加过几次瑞士经济学界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发现会上发言的人一会儿用德语，一会儿用法语，一会儿又是意大利语，热闹极了。连瑞士同行都坦言不能全懂。相比之下，贵州单一多了。虽然贵州号称多民族聚居地区，但汉族占90%以上，汉语是唯一的国语。我同意萨氏的看法：较为单一的民族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保持。因为历史上乃至当今世界，一国内部民族间的冲突，往往是导致许多地区经济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萨缪尔森意义上的优势应该属于中国的贵州，而不是欧洲的瑞士。 然而，何以瑞士成为全球首富，而贵州却是中国最穷（因而也属于世界最穷）的地区之一呢？是贵州人愚笨吗？我不认为，一个能酿造出让世界为之倾倒的茅
台酒的人民，能说他们笨吗？
我曾经仔细思考过瑞士致富的原因，若套用我们经常使用的一句套话，则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发达，与中国贵州的不发达一样，“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原因”。但我并没有按这种教条式程式去思考问题，我的思考首先遵循了如下两个步骤：步骤一，该国的主导产业——即该国靠什么产业致富？步骤二，促使这些
主导产业形成的主要原因？
通过步骤一，我得出结论，瑞士的主导产业有三：一是金融，它是全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尤其是富翁们的储蓄所；二是精密机械制造，这以手表制造
为代表；三是食品加工业，这以奶制品、饮品（包括奶酪、巧克力、精加工咖啡）出口为核心。在所有这三个产业，瑞士都属于世界一流，都有享誉全球的名牌。
在步骤二，我首先注意到瑞士经济上述主导产业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这些主导产业的建立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与瑞士人对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的最完美利用密不可分的。
就其金融业而言，正由于瑞士以大山为屏障，自古易守难攻，成了中世纪以及直到“二战”结束前战乱频仍的欧洲人的避难所和富人的储金地，正是利用这一优势，瑞士较早就发展了金融业，因而为后来其金融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曾经去过著名的滑雪胜地达沃斯（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举行地），祖居那里的我的一位瑞士朋友告诉我，达沃斯在中世纪曾是欧洲富人躲避战乱、存储财宝的地方，因为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实地观察之，出入该城的山口当初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城市四面环山，中间一水。山非常陡峭，水（实则为一天然湖泊）亦深不可测。正由于周围的山极高，平地极小，即使现代战争空袭，也难奏效。达沃斯实际上是瑞士好些城市的缩影，典型的瑞士城市往往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正是利用了山区优势，瑞士才得以免于欧洲的多次战乱。保
证了发展经济所需的和平环境。这一点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它的主导制造业，其发展更与山国的地理特征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对于内陆型山国，最麻烦的问题莫过于交通运输。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在交通不便而运输成本昂贵的地区，一国或一个地区参与区际或国际分工的最有利方式，取决于该国、该地区对运输成本节省型可贸易产品的选择。这种产品应该具有如下特点：体积小、价值大因而附加值高，同时便于储藏和运输。瑞士的主导制造业所造产品，完全符合上述经济学规则。它的以奶制品为主的食品制造业，不晚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就建立了。据布罗代尔的研究， “瑞士出产的„正宗格律耶尔奶酪‟早在18世纪以前就被法国人大量消费。1750年前后，法国每年从瑞士进口三万公担”（《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而到了工业社会时代，瑞士又将三种不大起眼的产品筑成了世界名牌：手表、巧克力（以“雀巢”为典型代表）和“瑞士军刀”。当今世界几乎妇孺皆知，这三种产品，瑞士制造的是最好的。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三种产品只要打上Swiss made ，往往也是最贵的。这三种产品，共同的特点是体积小、附加值大。一块“劳力士”手表能抵得上几辆“福特”轿车的价格，一把小小的瑞士军刀，在中国店里动辄要卖几百快人
民币，而瑞士巧克力则是每百克售价从几个美金到十几个美金！
在完成上述两个步骤之后，我接着又追根溯源地思考下去，进入第三个步骤：在利用自然地理条件方面，瑞士人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我的结论是：其原则是“创造性适应之”，而非国人一度叫遍的“战天斗地”。比如说，在瑞士，城里若有一座山，当地的人绝对不会想到将山搬走的，而往往是利用山势而建住宅，穿山而筑公路。典型的瑞士居民区往往依山而建，森林、绿草覆盖的山包与民居完美地结合为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我看来，山在瑞士建筑学家的眼中不但不是建筑的障碍，反而是建筑之依托。我曾居住过的一座住宅楼就建在一座山坡上，由于借助了山势，楼的大门修在三层，进楼后下面两层上面两层，其中两层有户外绿地（因为以山为依托），而地下室则直通山脚，当作车库。设计太妙了！相比之下，国内的建筑师总是跟山过不去，而今从南到北，许多城市都忙着当“愚
公”，挖山不止。其结果，许多城市尘土飞扬，甚至受到泥石流的威胁。这就是“战天斗地”招致的报应。我始终怀疑，人类究竟能否“改造自然”？与自然“对着干”不
会招致灭顶之灾？瑞士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的教训值得反思。
那么，瑞士人这种创造性利用自然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呢？则是我思考的第四步所触及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初步结论是：最主要的是在于制度方面。是该国的法律制度给于最普通的老百姓以创造性利用自然、获得财富的无限空间。而瑞士法律制度的最突出特点，则是经济决策的民主化与分权化。在瑞士，事情无论大小，许多都要借助于公民投票（比如苏黎世大街上的商店晚上应该几点关门，也要居民投票决定）；最主要的经济决策都是一个地区的公民以广泛的民主为基础作出的。关于瑞士的制度，瑞士人有一个说法：除宪法而外，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都不一样。瑞士一共有20个州和6个“准州”。我的理解是，每一个地区都按照该地区的特点制定了最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地方性法律制度，每一个地区的人民都具有足够的决定本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与具体事务的权利，以这种制度为前提的决策，应该是信息较为完全的经济决策，其失误的概率较小。这
样的法律制度，显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无限的空间。
至于中国贵州为什么穷，我没有仔细思考过。但是我感到，与富裕的瑞士比起来，中国漫漫封建时代以及后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可能从来就没有给这个地区人民以机会，使他们按照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来做出关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决策。在传统体制下，那些作出决定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方向乃至命运的决策者们，大部分可能从来也没有去过那里。而在一个自古就有“君愚民”、“民愚君”的国度里，决策者仅凭汇报得到的信息，有多少是真实的呢？仅仅单凭这样的信息作出的决策，又有几个适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呢？老实说，我仅去过瑞士而迄今尚未去过贵州，关于贵州经济，不敢妄谈。但我相信，亚当·斯密在1776年即中国清乾隆31年说过的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部分亦可以解释贵州的贫穷，至少可以解释其在传统体制下的不发达：“……中国的财富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国富论》）。换个思维顺序来说，就是说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没有给贵州——一个与瑞士有着相似自然环境的地区——以足够的空间去发展经济。既然一个面积和人口规模均比瑞士大几倍的地区，连修建一条铁路或一条主干公路，都要让几千公里之外的中央政府去决定，而小小的瑞士，每一个地区都掌握着足够的经济决策权，那么，前者的贫穷落后与后者的富
裕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1999年2月26日写，11月21日修改于杭州）
（《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4月2日头版头条，原标题“发展经济的决策由
谁来作出为好？——对瑞士与贵州经济的比较思考”）
何以自然条件相近而经济天壤之别
——瑞士与贵州的比较思考
赵 伟（浙江大学）
http://zhedazhaowei.blog.163.com/blog/static/[***********]4835115/?snZymbs5kj=UEkB
QhLgPU
“一个自古贫瘠的小国，而今人均GDP 连年居世界第一，它就是瑞士。浙江大学著名学者赵伟以深邃的目光将其与我国贵州比较，而贵州却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之一。感概之际，洋洋洒洒，一篇美文诞生了。从中，我们是否也
能悟出点什么呢？” ——《经济学消息报》编者按（1999.3.25） l 面对自然地理环境，我们曾经响彻云霄的口号是“战天斗地”，而瑞士人
则采用“创造性适应之”的原则。
l 瑞士给每个地区的人民以决定自己发展经济的决策权，而我们的经济决策多是高高在上者制定。（《经济学消息报》编者按（1999.4.2）
【十年多前的这篇随笔，显然给那几年的读书人留下了较深的影响，以致迄今还有人不断提及。十年后反观当时的判断，自感依然准确！现借博客“上
网”，以期与新朋旧友分享——作者附记（2009-11-15）】
瑞士乃当今世界首富，自90年代初以来，其人均GDP 连年排名全球第一。1997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人均GDP 高达4.4万美元，比排名第四的美国（2.8万美元），整整高出1.6万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瑞士则略高于美国) 。瑞士风光优美，为有关国际机构评为全球居住环境最佳之国。瑞士自古就这样富吗？非也，据瑞士人讲，100年前，这个国家曾经是很穷的。瑞士自然条件优越吗？从观光角度来说，是也；但从发展实质产业角度而言，非也。因为这个国家既无多少肥沃耕地，也无重要矿产。我在瑞士工作生活了六个月以后，便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瑞士与中国的贵州相比。因为我得到的一个突出印象是，这个国家
自然条件与中国的贵州差不多，而其矿产资源，则比贵州少得多。 对于贵州，旧时国人常以所谓“三无”调侃之。其中一“无”是说它缺乏适宜发展农业的可耕地——“地无三分平”。这句话对于瑞士同样适用。瑞士是著名的多山之国，全国国土由三大自然山区组成：汝拉山区、中央高原及阿尔畀斯山区。其国土面积只有4万多平方公里，但高于12000英尺的山峰就有50多座，除了中央高原有些可耕地而外，其余地区均不宜农耕。国人调侃贵州的第二“无”是说它的天气不好，所谓“天无三日晴” ！这句话也部分适用于瑞士。在瑞士，整个
冬天没有几天是晴的，大部分时间不是下雪就是浓云蔽日，即使偶尔放晴，太阳也迟迟出来早早落去，因为纬度较高。在苏黎士一带，冬季每逢晴天，总有大雾。国人调侃贵州的第三个“无”是说它穷，所谓“人无三分银” ！这句话对中世纪的瑞士也是适用的。这不光是听瑞士人自己讲的，而且凭对瑞士人某些生活习惯的观察亦可做出判断，其中一个重要的线索是饮食。我认为一个国家饮食文化的丰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折射出该国历史上的富裕程度。中国丰富的饮食文化，显然部分地表明，我们祖先曾经非常富有过，因为穷人只是为填饱肚子而奔波，根本没有财力和胃口去琢磨许多吃的花样的。瑞士没有多少吃的花样，典型的瑞士“大餐”不外乎是烤奶酪加煮土豆，这显然属于典型的半农半牧民族的饮食习惯。由此可以推断，这个国家历史上要么未曾富过，要么财富的分配极为平均——没有产生过富人。后一种可能性显然不大，因为在私有制下，不可能没有两极分化。倒是前一种可能性大些。与我国的贵州省一样，瑞士多水利资源，境内为欧洲多条大河之发源地，但水力蕴藏能量比贵州低，只有几百万千瓦/时，相比之下，贵州有两千多万千瓦/时。因为瑞士国土大大小于贵州。与贵州相比，瑞士的矿藏埋藏，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差远了。权威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说，该国“自然资源贫乏”。同一本书中说，中国贵州省“已探明的矿藏达50多种，其中煤、磷、铝、汞、锰、锑、铅锌、稀土等都居全国前列。煤和铝土
矿储量居全国第三位……”。
萨缪尔森曾对汪丁丁说，瑞士与日本一样，“民族比较单一，所以冲突较少”（同前）。萨氏显然是搞错了，事实上恰恰相反，不是单一性而是多样性，才是瑞士民族的特点。瑞士是著名的多民族国度，单是人口比例较大的“主体民族”就有三个：德意志人、法兰西人和意大利人，各占总人口的64.9%、18.1%和11. 9%；瑞士宗教教派林立，其中天主教、基督教两大教派分庭抗礼，信徒各占总人口的49.4%和47.7%；瑞士语言多样，仅法定国语就达三种之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我曾参加过几次瑞士经济学界举办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发现会上发言的人一会儿用德语，一会儿用法语，一会儿又是意大利语，热闹极了。连瑞士同行都坦言不能全懂。相比之下，贵州单一多了。虽然贵州号称多民族聚居地区，但汉族占90%以上，汉语是唯一的国语。我同意萨氏的看法：较为单一的民族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之保持。因为历史上乃至当今世界，一国内部民族间的冲突，往往是导致许多地区经济衰落的原因之一。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萨缪尔森意义上的优势应该属于中国的贵州，而不是欧洲的瑞士。 然而，何以瑞士成为全球首富，而贵州却是中国最穷（因而也属于世界最穷）的地区之一呢？是贵州人愚笨吗？我不认为，一个能酿造出让世界为之倾倒的茅
台酒的人民，能说他们笨吗？
我曾经仔细思考过瑞士致富的原因，若套用我们经常使用的一句套话，则可以说这个国家的发达，与中国贵州的不发达一样，“既有历史的又有现实的原因”。但我并没有按这种教条式程式去思考问题，我的思考首先遵循了如下两个步骤：步骤一，该国的主导产业——即该国靠什么产业致富？步骤二，促使这些
主导产业形成的主要原因？
通过步骤一，我得出结论，瑞士的主导产业有三：一是金融，它是全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之一，尤其是富翁们的储蓄所；二是精密机械制造，这以手表制造
为代表；三是食品加工业，这以奶制品、饮品（包括奶酪、巧克力、精加工咖啡）出口为核心。在所有这三个产业，瑞士都属于世界一流，都有享誉全球的名牌。
在步骤二，我首先注意到瑞士经济上述主导产业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这些主导产业的建立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都是与瑞士人对其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的最完美利用密不可分的。
就其金融业而言，正由于瑞士以大山为屏障，自古易守难攻，成了中世纪以及直到“二战”结束前战乱频仍的欧洲人的避难所和富人的储金地，正是利用这一优势，瑞士较早就发展了金融业，因而为后来其金融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我曾经去过著名的滑雪胜地达沃斯（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举行地），祖居那里的我的一位瑞士朋友告诉我，达沃斯在中世纪曾是欧洲富人躲避战乱、存储财宝的地方，因为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实地观察之，出入该城的山口当初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城市四面环山，中间一水。山非常陡峭，水（实则为一天然湖泊）亦深不可测。正由于周围的山极高，平地极小，即使现代战争空袭，也难奏效。达沃斯实际上是瑞士好些城市的缩影，典型的瑞士城市往往是三面环山一面临水。正是利用了山区优势，瑞士才得以免于欧洲的多次战乱。保
证了发展经济所需的和平环境。这一点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它的主导制造业，其发展更与山国的地理特征联系在一起。我们知道，对于内陆型山国，最麻烦的问题莫过于交通运输。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在交通不便而运输成本昂贵的地区，一国或一个地区参与区际或国际分工的最有利方式，取决于该国、该地区对运输成本节省型可贸易产品的选择。这种产品应该具有如下特点：体积小、价值大因而附加值高，同时便于储藏和运输。瑞士的主导制造业所造产品，完全符合上述经济学规则。它的以奶制品为主的食品制造业，不晚于第一次产业革命前就建立了。据布罗代尔的研究， “瑞士出产的„正宗格律耶尔奶酪‟早在18世纪以前就被法国人大量消费。1750年前后，法国每年从瑞士进口三万公担”（《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而到了工业社会时代，瑞士又将三种不大起眼的产品筑成了世界名牌：手表、巧克力（以“雀巢”为典型代表）和“瑞士军刀”。当今世界几乎妇孺皆知，这三种产品，瑞士制造的是最好的。正由于这个原因，这三种产品只要打上Swiss made ，往往也是最贵的。这三种产品，共同的特点是体积小、附加值大。一块“劳力士”手表能抵得上几辆“福特”轿车的价格，一把小小的瑞士军刀，在中国店里动辄要卖几百快人
民币，而瑞士巧克力则是每百克售价从几个美金到十几个美金！
在完成上述两个步骤之后，我接着又追根溯源地思考下去，进入第三个步骤：在利用自然地理条件方面，瑞士人所遵循的原则是什么？我的结论是：其原则是“创造性适应之”，而非国人一度叫遍的“战天斗地”。比如说，在瑞士，城里若有一座山，当地的人绝对不会想到将山搬走的，而往往是利用山势而建住宅，穿山而筑公路。典型的瑞士居民区往往依山而建，森林、绿草覆盖的山包与民居完美地结合为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我看来，山在瑞士建筑学家的眼中不但不是建筑的障碍，反而是建筑之依托。我曾居住过的一座住宅楼就建在一座山坡上，由于借助了山势，楼的大门修在三层，进楼后下面两层上面两层，其中两层有户外绿地（因为以山为依托），而地下室则直通山脚，当作车库。设计太妙了！相比之下，国内的建筑师总是跟山过不去，而今从南到北，许多城市都忙着当“愚
公”，挖山不止。其结果，许多城市尘土飞扬，甚至受到泥石流的威胁。这就是“战天斗地”招致的报应。我始终怀疑，人类究竟能否“改造自然”？与自然“对着干”不
会招致灭顶之灾？瑞士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的教训值得反思。
那么，瑞士人这种创造性利用自然的传统是怎样形成的呢？则是我思考的第四步所触及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的初步结论是：最主要的是在于制度方面。是该国的法律制度给于最普通的老百姓以创造性利用自然、获得财富的无限空间。而瑞士法律制度的最突出特点，则是经济决策的民主化与分权化。在瑞士，事情无论大小，许多都要借助于公民投票（比如苏黎世大街上的商店晚上应该几点关门，也要居民投票决定）；最主要的经济决策都是一个地区的公民以广泛的民主为基础作出的。关于瑞士的制度，瑞士人有一个说法：除宪法而外，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都不一样。瑞士一共有20个州和6个“准州”。我的理解是，每一个地区都按照该地区的特点制定了最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地方性法律制度，每一个地区的人民都具有足够的决定本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与具体事务的权利，以这种制度为前提的决策，应该是信息较为完全的经济决策，其失误的概率较小。这
样的法律制度，显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无限的空间。
至于中国贵州为什么穷，我没有仔细思考过。但是我感到，与富裕的瑞士比起来，中国漫漫封建时代以及后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可能从来就没有给这个地区人民以机会，使他们按照自己所掌握的信息来做出关于本地经济发展的决策。在传统体制下，那些作出决定这个地区经济发展方向乃至命运的决策者们，大部分可能从来也没有去过那里。而在一个自古就有“君愚民”、“民愚君”的国度里，决策者仅凭汇报得到的信息，有多少是真实的呢？仅仅单凭这样的信息作出的决策，又有几个适合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呢？老实说，我仅去过瑞士而迄今尚未去过贵州，关于贵州经济，不敢妄谈。但我相信，亚当·斯密在1776年即中国清乾隆31年说过的关于中国经济长期停滞的原因，部分亦可以解释贵州的贫穷，至少可以解释其在传统体制下的不发达：“……中国的财富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国富论》）。换个思维顺序来说，就是说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没有给贵州——一个与瑞士有着相似自然环境的地区——以足够的空间去发展经济。既然一个面积和人口规模均比瑞士大几倍的地区，连修建一条铁路或一条主干公路，都要让几千公里之外的中央政府去决定，而小小的瑞士，每一个地区都掌握着足够的经济决策权，那么，前者的贫穷落后与后者的富
裕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1999年2月26日写，11月21日修改于杭州）
（《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4月2日头版头条，原标题“发展经济的决策由
谁来作出为好？——对瑞士与贵州经济的比较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