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政府取缔娼妓，赛金花随腐朽的制度扫进历史风尘，渐渐被世人遗忘。近年不少作家、导演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声称要还原一个真实的赛金花。但在无数演绎和想像下，“赛金花”早已成为超越她本人的概念和符号，形象几经人为塑造，无不顺应当时社会的“政治正确”，真实面目很难还原。 “议和大臣赛二爷”的传说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市民惨遭奸淫掳掠。赛金花躲在北京南城避难，德国兵破门而入，情急之下赛金花说了几句德语，还拿出在德国与皇室、首相的合影。德国兵不敢造次，引她与八国联军主帅、德国元帅瓦德西相见。据说瓦德西对她热情款待，士兵更是对这个花枝招展又会说德语的东方女子充满好奇，都围着她转。据赛金花向刘半农讲述，受瓦德西之托，她带几个小军官到城里采买粮食等军需，百姓惧怕洋人家家闭户，听说赛二爷(赛金花)作中介担保，才敢开门卖粮。赛金花给这些人家都插上德国旗子，免得再受欺扰。洋鬼子在京城肆意奸淫妇女，赛金花索性操持老本行，介绍她的业内姐妹来军营，洋兵出手大方，“姑娘们都愿意来”。 太后皇上扔下百姓逃跑，朝廷高官不得人心，百姓便把一切功劳都归在赛氏头上。“议和大臣赛二爷”威震京城，越传越神，尤其盛传她和瓦德西同宿龙床，靠吹“枕边凤”救国救民。 人们忘不了赛金花的妓女身份，总要加些淫乱的花絮。瓦德西驻军期间，中南海仪鸾殿半夜失火，民间传言当时瓦德西和赛金花正全裸熟睡，顾不上穿衣服就相拥跳窗逃出。一些所谓名士以此为蓝本写就《后彩云曲》《序彩云曲》等等艳词，充斥着传统文人纠结的“名妓情结”。在他们笔下，赛金花既被拔高成深明大义的李香君、柳如是甚至王昭君，也被扣上红颜祸水的帽子，“害及中外文武大臣”。 《辛丑条约》立功之谜 1903年，赛金花吃了“虐婢致死”的官司，次年被遣回原籍苏州，后来又去上海开书寓为生(自立门户开书寓者是当时妓女的最高等级，要求精通弹唱，懂得应酬交际规范，书寓的陈设装修也要高雅讲究，按规矩只卖艺不留宿)。中华民国成立后，赛金花的客人中有了革命党人，其中江西民政厅长魏斯炅是她一生最爱。魏是江西都督李烈钧的心腹干将，1913年夏，李烈钧发起“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魏斯炅逃避追捕到上海，结识了赛金花。赛金花帮助他乔装打扮搭乘轮船逃往日本，他们上演了一出蔡锷与小凤仙式的“逃之恋”，但结局要美满得多。 1918年魏斯炅重返上海与赛金花结婚，请李烈钧作婚礼主持，大操大办明媒正娶。魏斯炅当时45岁，在江西老家已有一妻一妾，但他在外一向称赛金花为魏夫人。婚礼上赛金花穿着白色“文明纱”，面貌一新。魏斯炅给她取名“灵飞”，寓意灵魂就此飞跃，赛金花至死以“魏赵灵飞”自称。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在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建立公理战胜坊，专门给魏斯炅、赛金花发了请帖出席落成典礼，也许是因为这个牌坊和赛金花有渊源。当年八国联军发兵的主要借口是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射杀，德国以此要挟，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尤其公使夫人一心报仇，态度强硬。据说李鸿章谈判久攻不下，遂请赛金花做说客，女人劝慰女人，终于使公使夫人答应用中国的传统办法赔礼道歉——在东单克林德遇刺处建牌坊。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一款即清廷派醇亲王载津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道歉，并在中国“竖立铭志之碑。 赛金花历来自称游说过克林德夫人，但强调是她自告奋勇，李鸿章请她出山的事是没有的。不过人们更愿意相信腐朽的清王朝和李鸿章无能，关键时刻恳求侠妓力挽狂澜，成就佳话。无论京剧、地方戏还是时髦的“文明戏”，都拿赛金花做过女主人公，赛金花也看过这些戏，接受采访时总要指出这些戏的不合史实之处：一是对她和瓦德西的情事“描写太过”；二是夸大她在庚子国难中的作用，“虽十分夸奖我，但于我之良心上，诚为不安”。 名人争相捐助救国“侠妓” 1933年，赛金花写呈文叙述庚子年救过人，请求政府免除她的房租大洋8角。以社会新闻著称的《实报》记者敏锐捕捉，报道了赛金花交不起房租的事，一时成为热点，各报争相采访。 在舆论的烘托下，赛金花又成了交际场上的红人，一些聚会、雅集上，主人常以请到赛金花列席为荣，而参加者也乐于前往，一睹传说中的名妓真容。她应广大听众需求，一遍遍叙述她在庚子事变中的经历。讲得多了，难免添油加醋，前后矛盾，因此有人认为，赛金花不过是个骗钱的老妓女，说话皆不可信。对赛金花传奇最具颠覆意义的说法来自戏曲理论家齐如山，他早年与赛金花交往较多，自称“知道她的底细”。当年，齐如山听说刘半农在为赛金花作传，特意跟刘半农畅谈一次，说庚子年赛金花“不过是一个老鸨子的身份，一个公使夫人怎能接见这样一个人……”据说刘半农听后确实有些震动。赛氏去世后多年，齐如山写文章说，赛金花德语稀松得很，他见到赛氏身边出没的德国军官都是中少尉，连上尉都没有，更遑论瓦德西。 大多数宾客还是愿意同情她，纷纷解囊，缓解她的生活困难。吴佩孚、胡适、梅兰芳派人送过钱物，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李苦禅等画家为她组织过义卖。名人接济她并不只是出于对迟暮美人的怜悯。当时正值“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不久，举国上下弥漫着救亡图存的气氛，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颇受舆论抨击，而赛金花替清廷阻止八国联军暴行的传奇，刚好对现政府构成绝妙反讽。推崇救助赛金花，成了一种政治姿态。张学良曾携赵四小姐去居仁里看望赛金花，说她是一美遮百丑，“荣华富贵如浮云，转瞬即逝，唯有爱国壮举永垂青史。” 夏衍话剧《赛金花》幕后 1935年，白色恐怖正盛，左翼剧作家夏衍在上海白俄公寓里躲了三个月。避难期间他创作了多幕话剧《赛金花》，借古讽今，抨击国民政府消极抗日。 1936年11月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赛金花》，连续二十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三万人次以上。1937年初，《赛金花》在南京演出，剧中德国人审问一个洋务官员“会干些什么”，他惶恐地说：“奴才只会叩头，跟洋大人叩头!”并连连叩头。当时日军入侵，形势已十分危急，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台下主管国民党文化事业的张道藩当场怒斥：“怎么能这样演呢?”他的手下立刻响应往台上扔痰盂，剧场大乱。第二天当局就明令禁止了《赛金花》演出。 不久，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在一次文化界大规模宴会上点评了这部戏，给禁演政策打了圆场。他说把“赛金花这女人描写得那么伟大也是过分的”，她以美色周旋，为洋兵办粮草，是“瓦全”的精神，而“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什么地步?大家都已很明白……我以为《赛金花》自有其禁演的理由了，因为我们现在已不需要‘瓦全’，是宁愿‘玉碎’!” 死后被汉奸最后一次利用 就在话剧《赛金花》红遍上海的时候，故事真正的女主角于1936年冬在北平凄凉死去。当时天气很冷，她没钱多加煤炭，抱着破被于子夜气绝。各界人士捐了棺材和丧葬费用。“出殡之日，虽雨后道路泥泞，但沿途摆设路祭者，络绎不绝。” 陶然亭的和尚捐赠地皮一方，为赛金花建墓。据说她的故交请齐白石题了“赛金花之墓”，但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整修陶然亭，将赛金花墓和墓碑迁走，不知所终，有人说在“文革”中墓和墓碑都被毁坏。 现在到陶然亭公园，能够在慈悲庵陈列室寻到一些遗迹：一是刻在石碑上的《彩云图》，这是张大千1933年所绘之赛金花彩像，1937年镌刻入石。二是樊增祥的《彩云曲》石碑，1937年根据樊的手迹刻成。三是《赵灵飞之墓表》。1937年北平沦陷后，出任日伪北平公安局局长的潘毓桂跑到陶然亭，给赛金花立了这块碑，黑色大理石制，高约二米。碑文说她“媲美于汉之明妃和戎”，“汉祚赖以延续数百年”，“其功当时不尽知，而后世有知者”。寓意十分明显，借赛金花暗指自己当汉奸是深谋远虑良苦用心。曾多次访问赛金花的作者瑜寿写道：“这是赛氏毕生所遭遇的侮辱中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 如何评价赛金花，争论了百年没有答案。可以肯定的是，赛金花并不是民间想像的民族英雄，夏衍甚至说她只是一个“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奴隶，但他同情赛金花，“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还保留着一点人性”。 (摘自《文史参考》)
1949年，新中国政府取缔娼妓，赛金花随腐朽的制度扫进历史风尘，渐渐被世人遗忘。近年不少作家、导演站在“女性主义”的立场，声称要还原一个真实的赛金花。但在无数演绎和想像下，“赛金花”早已成为超越她本人的概念和符号，形象几经人为塑造，无不顺应当时社会的“政治正确”，真实面目很难还原。 “议和大臣赛二爷”的传说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市民惨遭奸淫掳掠。赛金花躲在北京南城避难，德国兵破门而入，情急之下赛金花说了几句德语，还拿出在德国与皇室、首相的合影。德国兵不敢造次，引她与八国联军主帅、德国元帅瓦德西相见。据说瓦德西对她热情款待，士兵更是对这个花枝招展又会说德语的东方女子充满好奇，都围着她转。据赛金花向刘半农讲述，受瓦德西之托，她带几个小军官到城里采买粮食等军需，百姓惧怕洋人家家闭户，听说赛二爷(赛金花)作中介担保，才敢开门卖粮。赛金花给这些人家都插上德国旗子，免得再受欺扰。洋鬼子在京城肆意奸淫妇女，赛金花索性操持老本行，介绍她的业内姐妹来军营，洋兵出手大方，“姑娘们都愿意来”。 太后皇上扔下百姓逃跑，朝廷高官不得人心，百姓便把一切功劳都归在赛氏头上。“议和大臣赛二爷”威震京城，越传越神，尤其盛传她和瓦德西同宿龙床，靠吹“枕边凤”救国救民。 人们忘不了赛金花的妓女身份，总要加些淫乱的花絮。瓦德西驻军期间，中南海仪鸾殿半夜失火，民间传言当时瓦德西和赛金花正全裸熟睡，顾不上穿衣服就相拥跳窗逃出。一些所谓名士以此为蓝本写就《后彩云曲》《序彩云曲》等等艳词，充斥着传统文人纠结的“名妓情结”。在他们笔下，赛金花既被拔高成深明大义的李香君、柳如是甚至王昭君，也被扣上红颜祸水的帽子，“害及中外文武大臣”。 《辛丑条约》立功之谜 1903年，赛金花吃了“虐婢致死”的官司，次年被遣回原籍苏州，后来又去上海开书寓为生(自立门户开书寓者是当时妓女的最高等级，要求精通弹唱，懂得应酬交际规范，书寓的陈设装修也要高雅讲究，按规矩只卖艺不留宿)。中华民国成立后，赛金花的客人中有了革命党人，其中江西民政厅长魏斯炅是她一生最爱。魏是江西都督李烈钧的心腹干将，1913年夏，李烈钧发起“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魏斯炅逃避追捕到上海，结识了赛金花。赛金花帮助他乔装打扮搭乘轮船逃往日本，他们上演了一出蔡锷与小凤仙式的“逃之恋”，但结局要美满得多。 1918年魏斯炅重返上海与赛金花结婚，请李烈钧作婚礼主持，大操大办明媒正娶。魏斯炅当时45岁，在江西老家已有一妻一妾，但他在外一向称赛金花为魏夫人。婚礼上赛金花穿着白色“文明纱”，面貌一新。魏斯炅给她取名“灵飞”，寓意灵魂就此飞跃，赛金花至死以“魏赵灵飞”自称。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战胜国，北洋政府在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建立公理战胜坊，专门给魏斯炅、赛金花发了请帖出席落成典礼，也许是因为这个牌坊和赛金花有渊源。当年八国联军发兵的主要借口是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射杀，德国以此要挟，提出许多苛刻条件，尤其公使夫人一心报仇，态度强硬。据说李鸿章谈判久攻不下，遂请赛金花做说客，女人劝慰女人，终于使公使夫人答应用中国的传统办法赔礼道歉——在东单克林德遇刺处建牌坊。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一款即清廷派醇亲王载津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德国道歉，并在中国“竖立铭志之碑。 赛金花历来自称游说过克林德夫人，但强调是她自告奋勇，李鸿章请她出山的事是没有的。不过人们更愿意相信腐朽的清王朝和李鸿章无能，关键时刻恳求侠妓力挽狂澜，成就佳话。无论京剧、地方戏还是时髦的“文明戏”，都拿赛金花做过女主人公，赛金花也看过这些戏，接受采访时总要指出这些戏的不合史实之处：一是对她和瓦德西的情事“描写太过”；二是夸大她在庚子国难中的作用，“虽十分夸奖我，但于我之良心上，诚为不安”。 名人争相捐助救国“侠妓” 1933年，赛金花写呈文叙述庚子年救过人，请求政府免除她的房租大洋8角。以社会新闻著称的《实报》记者敏锐捕捉，报道了赛金花交不起房租的事，一时成为热点，各报争相采访。 在舆论的烘托下，赛金花又成了交际场上的红人，一些聚会、雅集上，主人常以请到赛金花列席为荣，而参加者也乐于前往，一睹传说中的名妓真容。她应广大听众需求，一遍遍叙述她在庚子事变中的经历。讲得多了，难免添油加醋，前后矛盾，因此有人认为，赛金花不过是个骗钱的老妓女，说话皆不可信。对赛金花传奇最具颠覆意义的说法来自戏曲理论家齐如山，他早年与赛金花交往较多，自称“知道她的底细”。当年，齐如山听说刘半农在为赛金花作传，特意跟刘半农畅谈一次，说庚子年赛金花“不过是一个老鸨子的身份，一个公使夫人怎能接见这样一个人……”据说刘半农听后确实有些震动。赛氏去世后多年，齐如山写文章说，赛金花德语稀松得很，他见到赛氏身边出没的德国军官都是中少尉，连上尉都没有，更遑论瓦德西。 大多数宾客还是愿意同情她，纷纷解囊，缓解她的生活困难。吴佩孚、胡适、梅兰芳派人送过钱物，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李苦禅等画家为她组织过义卖。名人接济她并不只是出于对迟暮美人的怜悯。当时正值“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发生不久，举国上下弥漫着救亡图存的气氛，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颇受舆论抨击，而赛金花替清廷阻止八国联军暴行的传奇，刚好对现政府构成绝妙反讽。推崇救助赛金花，成了一种政治姿态。张学良曾携赵四小姐去居仁里看望赛金花，说她是一美遮百丑，“荣华富贵如浮云，转瞬即逝，唯有爱国壮举永垂青史。” 夏衍话剧《赛金花》幕后 1935年，白色恐怖正盛，左翼剧作家夏衍在上海白俄公寓里躲了三个月。避难期间他创作了多幕话剧《赛金花》，借古讽今，抨击国民政府消极抗日。 1936年11月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赛金花》，连续二十场，场场爆满，观众达三万人次以上。1937年初，《赛金花》在南京演出，剧中德国人审问一个洋务官员“会干些什么”，他惶恐地说：“奴才只会叩头，跟洋大人叩头!”并连连叩头。当时日军入侵，形势已十分危急，观众心领神会，哄堂大笑。台下主管国民党文化事业的张道藩当场怒斥：“怎么能这样演呢?”他的手下立刻响应往台上扔痰盂，剧场大乱。第二天当局就明令禁止了《赛金花》演出。 不久，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邵力子在一次文化界大规模宴会上点评了这部戏，给禁演政策打了圆场。他说把“赛金花这女人描写得那么伟大也是过分的”，她以美色周旋，为洋兵办粮草，是“瓦全”的精神，而“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什么地步?大家都已很明白……我以为《赛金花》自有其禁演的理由了，因为我们现在已不需要‘瓦全’，是宁愿‘玉碎’!” 死后被汉奸最后一次利用 就在话剧《赛金花》红遍上海的时候，故事真正的女主角于1936年冬在北平凄凉死去。当时天气很冷，她没钱多加煤炭，抱着破被于子夜气绝。各界人士捐了棺材和丧葬费用。“出殡之日，虽雨后道路泥泞，但沿途摆设路祭者，络绎不绝。” 陶然亭的和尚捐赠地皮一方，为赛金花建墓。据说她的故交请齐白石题了“赛金花之墓”，但20世纪50年代人民政府整修陶然亭，将赛金花墓和墓碑迁走，不知所终，有人说在“文革”中墓和墓碑都被毁坏。 现在到陶然亭公园，能够在慈悲庵陈列室寻到一些遗迹：一是刻在石碑上的《彩云图》，这是张大千1933年所绘之赛金花彩像，1937年镌刻入石。二是樊增祥的《彩云曲》石碑，1937年根据樊的手迹刻成。三是《赵灵飞之墓表》。1937年北平沦陷后，出任日伪北平公安局局长的潘毓桂跑到陶然亭，给赛金花立了这块碑，黑色大理石制，高约二米。碑文说她“媲美于汉之明妃和戎”，“汉祚赖以延续数百年”，“其功当时不尽知，而后世有知者”。寓意十分明显，借赛金花暗指自己当汉奸是深谋远虑良苦用心。曾多次访问赛金花的作者瑜寿写道：“这是赛氏毕生所遭遇的侮辱中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大一次。” 如何评价赛金花，争论了百年没有答案。可以肯定的是，赛金花并不是民间想像的民族英雄，夏衍甚至说她只是一个“以肉体博取敌人的欢心而苟延性命于乱世”的奴隶，但他同情赛金花，“因为在当时形形色色的奴隶里面，将她和那些能在庙堂上讲话的人们比较起来，她多少还保留着一点人性”。 (摘自《文史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