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承受历史之沉重--从莫高窟的王道士说开去
作者：西北寒山 出自：偷闲自乐 以文会友 浏览/评论：1,004/7 日期：2006年3月27日 00:31
稍微知道一点敦煌的人，便知道有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在传统的敦煌文化史上，王道士被定格为一个卑鄙、贪婪、愚昧的罪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首篇《道士塔》里痛心疾首、百般嘲弄的“肮脏的”“罪人”“小丑”就是此人。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出生在陕西，早年逃荒他乡谋生，后来既无师承，又无寺观，却做了道士，年过不惑后辗转到了敦煌千佛洞。王道士近乎文盲，从现存的照片看，他身材瘦小，相貌平平，穿一身棉袍，无一丝仙风道骨，实在是个极其平常的小人物人，甚至有些猥琐。
据专家考证，王道士是1892年前后到莫高窟的。这时的莫高窟无人看管，年久失修，洞中大量积沙，一片残败。王道士凭着对宗教的虔诚，发下大愿，四处化缘，筹集资金，清沙修窟。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和他雇来抄写经书的人清理16号窟甬道积沙时，发现了右墙壁画有裂缝，敲击有空洞声。打开墙壁，再打开一扇土坯封闭的小门，一间长方形的小石室展现眼前，里面一层一层堆满了遗书、绢画及其它艺术品等数不清的“古物”，大致有五万多件。一个震惊世界的中华文化瑰宝的密室，在沉寂900多年后被一个默默无闻的道士偶然打开了，一段中华文化的“伤心史”随之也被打开，“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拉开了序幕。王道士也因大量文物流失国外而落下千古骂名，似乎被永久地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与之相反，被国人痛斥为“文化强盗”的斯坦因、伯希和等却成为举世公认的文化大师和世界“敦煌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一个对世界文化史所有领域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与一个近乎文盲的小人物紧密联系起来，又恰逢当朝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把王道士归结为“愚昧”、“贪婪”、“勾结”、“盗卖”、“罪人”等等，基本代表了包括许多大师的当代专家、学者的观点，并为国人普遍接受。但值得注意的是，与王道士同时期的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们并未简单地下如此断语，这绝对不是大师们的疏漏，因为他们更了解当时的国情和事件的全貌。随着对相关资料的研读，我逐渐地感到当代多数学者对王道士的评判，大都采用了当代的规则和标准，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某些历史事实，以民族情感取代了科学判断，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以当权者的意志以及站在时代潮头上的文化
名人的几句煽情语言和悲
天悯人的噱头就可以改变的。不以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系统地、全面地、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最终会陷于历史的尴尬。
不是吗？请看事实。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王道士曾为解决莫高窟文物的保护问题，奔走呼号。从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来的7年间，他先后历经艰辛，拿着经卷找到敦煌县令严泽、继任县令汪宗翰，甚至赶着毛驴单程800多里找到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可笑的是，廷栋只认为经卷的书法不如他的好！几年后，时任甘肃学政的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通过汪县令奉送的少量藏经洞文物、拓片，进行了准确地考证，认识到了这批文物的价值，并充实了他的《语石》。但省府要保管这批文物，光运费需花几千两银子，只好作罢。他口喻汪宗翰，让王道士就地封存。于是乎，各级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管理、保护的责任一推了之。万般无奈，王道士又斗胆写了“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的密报，但在“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朝廷岌岌可危的情形下会有什么结果呢？可以说，一个不拿朝廷一分钱俸禄，靠化缘维持生计的道士，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单从这点讲，王道士并非愚不可及。可悲的是，几年的努力，这批文物的管理权和实际处置权仍然落到王道士手中。
现在看来，这批文物怎么估价都不过分，而在当时并非完全如此，被视为“国宝”也是后来的事。对藏经洞封闭有两种说法：一是法国人伯希和等人的“避难说”认为，西夏王朝进攻沙洲，为防止玉石俱焚，寺僧将所有经卷、绘画有计划地封存。但西夏人笃信佛教世人皆知，在西夏王朝统治敦煌的一百多年里，文化艺术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而藏经洞正是在西夏人统治初期（约1036年）封存的。因此，“避难说”似乎不能自圆其说。二是英国人斯坦因等人的“废弃说”，这是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当时敦煌各寺院集存作废不用的佛经断纸、文书、纸绢麻布画及木刻雕像等，破旧佛典甚至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和涂鸦之杂写、作废的文书和过时的契约”等等，已不再需要了，但又不可随意处置，亵渎神灵，因此藏经洞便成了敦煌寺院处理佛教圣物的地方。而其中“并没有整部的大藏经和其他珍贵物品”，“藏文等少数民族典籍数量也远远超过汉文本”，也佐证了在当时确实不具有使用价值。还有其他一些猜测，不一而论。事实上在当时看来，王道士发现的只是一批“古物”，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谁也没说清。倒是1907年以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陆
续从他手中以低价大量买走，王道士才知道可以换银子
。也正是因为伯希和于1909年8月将部分经卷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引起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重视，国内学者才发现了此批文物的价值，从此才有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意识。随着国外敦煌学的兴起，才逐渐被国人视为“国宝”。
在还没有“一切文物归国家所有”的时代，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的外国专家、学者，手持清朝政府签发的合法护照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用低廉的价格买到文物，并心安理得、“大摇大摆”地运到国外，这一切既不违反清朝法律，也符合当时的国际惯例，更不是强盗行径。其情形如同不能简单地指责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是强盗一样。事实是，在此前的中国的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尚无暇顾及西域的文化考察、挖掘和研究，更缺乏深入荒漠、废墟，冒着生命危险去探险考古的勇气和财力。
在诸多国外考古探险中，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是第一批以学者身份进入楼兰、尼雅古国等遗迹并向世界宣布它们的存在及其价值的人，而且他们并未将所得的文物攫为己有，都交给自己的国家，并加以很好的保护和研究。莫高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藏经洞的数万件文书，近千幅唐宋佛画，均被完好地保护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几家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在很长一个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敦煌学的大本营在日本或法国，甚至曾经有日本学者理直气壮地宣称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中国确立在敦煌学研究的世界领先地位，也只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尽管国人不大“情愿”接受绝大多数敦煌文物是“合法”流出的这个事实，但是敦煌学的兴起并形成世界文化研究的一门显学，使敦煌身名远播，震撼世界，是这些文物流出的直接结果，则是毫无异议。
在外国人低价买走大量文物的前前后后，国人对这批文物的掠夺更加疯狂，而这种掠夺往往是毁灭性的。1910年清朝政府下令，将剩余文物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结果是从敦煌到北京，这批卷子一路不断被官员和名流以权谋私或监守自盗，劫掠之后又大量地流失于市场。新疆巡抚何彦升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运送文物的车子接进他家，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充数。这部分藏品后来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王道士不甘心这样把手头的遗书全交出来，移藏了不少经卷，后来被再次来中国的斯坦因及日本、俄国的探险家买去。“文革”期间，查“四旧”抄
出来毁掉的经卷到底有多少，没人说得清。国人损毁、流失藏品的数量和面貌
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王道士是卑微的小人物，但他的本性并不贪婪，人格并不低下。他“自奉极俭”，对捐款和卖经卷的钱，从未攫为己有，并自觉地做了收支账目，“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资”，悉数用于莫高窟的清理和修缮，比之利欲熏心的那些达官贵人，不知要高尚多少倍。尽管他也请来低劣的匠人，在少数洞窟将一些古代的佛塑，“改造”成为粗俗不堪的“作品”，在一些壁画上重新画上花花绿绿的“西天取经”的故事，干了极其愚蠢的事。但是，莫高窟繁重浩大的清沙工程，敦煌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以及“三层楼”、“古汉桥”、“太清宫”等设施的修善，莫不与王道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经过王道士之手流失国外的藏经洞文物有一万多件，他有着直接责任，但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勾结”“盗卖”“破坏”的罪名却不能成立。将近三分之二的莫高窟国宝流失国外，这个罪名王道士一个人无论如何是担当不起的。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流失和部分损毁，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被如此严重的肢解，敦煌学在国内研究长期严重滞后，这一切不仅仅是王道士的愚昧，而是社会各阶层许多人的愚昧！是极贫极弱的国家之心痛、民族之悲哀！如同一根朽木无法支撑将倾的大厦一样，归罪、迁怒于一个小人物是不客观、不公平的，更没有必要“将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只是历史在一个偶然的时刻选择了他，让他充当余秋雨所谓的“错步上前的小丑”而已。
但凡在传统文化悠久、历史积淀深厚的社会，要真正做到尊重历史，不以好恶而看待、曲解历史，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国内近百年的敦煌学研究史中，王道士、斯坦英、伯西和“现象”就是例证。敦煌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莫高窟早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近些年来，随着原有的某些思想禁锢被逐步打开，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反思，著名学者周国平甚至断言，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藏经洞的宝藏的只有两种命运，“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这种判断，是理性的客观的，摆脱了狭隘的民族情感纠缠，揭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1931年王道士去世，被安葬在莫高窟前的道士塔里。在佛教圣地修道士塔，而且是最大的塔，能享此殊荣，便是当时人们对他的肯定。王道士早已“盖棺”，但未“论定”，也许还会“论”下去。希望国人们多点理
性、多点冷静、多点宽容，能让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无法承受历史之沉重--从莫高窟的王道士说开去
作者：西北寒山 出自：偷闲自乐 以文会友 浏览/评论：1,004/7 日期：2006年3月27日 00:31
稍微知道一点敦煌的人，便知道有个叫王圆箓的道士。在传统的敦煌文化史上，王道士被定格为一个卑鄙、贪婪、愚昧的罪人。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首篇《道士塔》里痛心疾首、百般嘲弄的“肮脏的”“罪人”“小丑”就是此人。王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出生在陕西，早年逃荒他乡谋生，后来既无师承，又无寺观，却做了道士，年过不惑后辗转到了敦煌千佛洞。王道士近乎文盲，从现存的照片看，他身材瘦小，相貌平平，穿一身棉袍，无一丝仙风道骨，实在是个极其平常的小人物人，甚至有些猥琐。
据专家考证，王道士是1892年前后到莫高窟的。这时的莫高窟无人看管，年久失修，洞中大量积沙，一片残败。王道士凭着对宗教的虔诚，发下大愿，四处化缘，筹集资金，清沙修窟。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和他雇来抄写经书的人清理16号窟甬道积沙时，发现了右墙壁画有裂缝，敲击有空洞声。打开墙壁，再打开一扇土坯封闭的小门，一间长方形的小石室展现眼前，里面一层一层堆满了遗书、绢画及其它艺术品等数不清的“古物”，大致有五万多件。一个震惊世界的中华文化瑰宝的密室，在沉寂900多年后被一个默默无闻的道士偶然打开了，一段中华文化的“伤心史”随之也被打开，“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拉开了序幕。王道士也因大量文物流失国外而落下千古骂名，似乎被永久地钉到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与之相反，被国人痛斥为“文化强盗”的斯坦因、伯希和等却成为举世公认的文化大师和世界“敦煌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
一个对世界文化史所有领域都产生影响的重大事件，与一个近乎文盲的小人物紧密联系起来，又恰逢当朝政权风雨飘摇之际，其结果必然是悲剧。把王道士归结为“愚昧”、“贪婪”、“勾结”、“盗卖”、“罪人”等等，基本代表了包括许多大师的当代专家、学者的观点，并为国人普遍接受。但值得注意的是，与王道士同时期的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等国学大师们并未简单地下如此断语，这绝对不是大师们的疏漏，因为他们更了解当时的国情和事件的全貌。随着对相关资料的研读，我逐渐地感到当代多数学者对王道士的评判，大都采用了当代的规则和标准，并有意无意地回避了某些历史事实，以民族情感取代了科学判断，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然而，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以当权者的意志以及站在时代潮头上的文化
名人的几句煽情语言和悲
天悯人的噱头就可以改变的。不以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系统地、全面地、客观地看待历史事件，最终会陷于历史的尴尬。
不是吗？请看事实。不论出于何种目的，王道士曾为解决莫高窟文物的保护问题，奔走呼号。从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来的7年间，他先后历经艰辛，拿着经卷找到敦煌县令严泽、继任县令汪宗翰，甚至赶着毛驴单程800多里找到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都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可笑的是，廷栋只认为经卷的书法不如他的好！几年后，时任甘肃学政的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通过汪县令奉送的少量藏经洞文物、拓片，进行了准确地考证，认识到了这批文物的价值，并充实了他的《语石》。但省府要保管这批文物，光运费需花几千两银子，只好作罢。他口喻汪宗翰，让王道士就地封存。于是乎，各级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把管理、保护的责任一推了之。万般无奈，王道士又斗胆写了“上禀当朝天恩活佛慈禧太后”的密报，但在“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打到北京、朝廷岌岌可危的情形下会有什么结果呢？可以说，一个不拿朝廷一分钱俸禄，靠化缘维持生计的道士，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单从这点讲，王道士并非愚不可及。可悲的是，几年的努力，这批文物的管理权和实际处置权仍然落到王道士手中。
现在看来，这批文物怎么估价都不过分，而在当时并非完全如此，被视为“国宝”也是后来的事。对藏经洞封闭有两种说法：一是法国人伯希和等人的“避难说”认为，西夏王朝进攻沙洲，为防止玉石俱焚，寺僧将所有经卷、绘画有计划地封存。但西夏人笃信佛教世人皆知，在西夏王朝统治敦煌的一百多年里，文化艺术不仅没有遭到破坏而且有了新的发展。而藏经洞正是在西夏人统治初期（约1036年）封存的。因此，“避难说”似乎不能自圆其说。二是英国人斯坦因等人的“废弃说”，这是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当时敦煌各寺院集存作废不用的佛经断纸、文书、纸绢麻布画及木刻雕像等，破旧佛典甚至还有不少“错抄的废卷和涂鸦之杂写、作废的文书和过时的契约”等等，已不再需要了，但又不可随意处置，亵渎神灵，因此藏经洞便成了敦煌寺院处理佛教圣物的地方。而其中“并没有整部的大藏经和其他珍贵物品”，“藏文等少数民族典籍数量也远远超过汉文本”，也佐证了在当时确实不具有使用价值。还有其他一些猜测，不一而论。事实上在当时看来，王道士发现的只是一批“古物”，到底有多大的价值谁也没说清。倒是1907年以后，斯坦因、伯希和等人，陆
续从他手中以低价大量买走，王道士才知道可以换银子
。也正是因为伯希和于1909年8月将部分经卷在北京六国饭店展出，引起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重视，国内学者才发现了此批文物的价值，从此才有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意识。随着国外敦煌学的兴起，才逐渐被国人视为“国宝”。
在还没有“一切文物归国家所有”的时代，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的外国专家、学者，手持清朝政府签发的合法护照进行考古发掘和研究，用低廉的价格买到文物，并心安理得、“大摇大摆”地运到国外，这一切既不违反清朝法律，也符合当时的国际惯例，更不是强盗行径。其情形如同不能简单地指责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是强盗一样。事实是，在此前的中国的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尚无暇顾及西域的文化考察、挖掘和研究，更缺乏深入荒漠、废墟，冒着生命危险去探险考古的勇气和财力。
在诸多国外考古探险中，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英国人斯坦因是第一批以学者身份进入楼兰、尼雅古国等遗迹并向世界宣布它们的存在及其价值的人，而且他们并未将所得的文物攫为己有，都交给自己的国家，并加以很好的保护和研究。莫高窟的数百件壁画和塑像，藏经洞的数万件文书，近千幅唐宋佛画，均被完好地保护在英、法、俄、日、美等十多个国家的四十几家博物馆和研究机构。在很长一个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敦煌学的大本营在日本或法国，甚至曾经有日本学者理直气壮地宣称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中国确立在敦煌学研究的世界领先地位，也只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尽管国人不大“情愿”接受绝大多数敦煌文物是“合法”流出的这个事实，但是敦煌学的兴起并形成世界文化研究的一门显学，使敦煌身名远播，震撼世界，是这些文物流出的直接结果，则是毫无异议。
在外国人低价买走大量文物的前前后后，国人对这批文物的掠夺更加疯狂，而这种掠夺往往是毁灭性的。1910年清朝政府下令，将剩余文物运至北京，交京师图书馆收藏。结果是从敦煌到北京，这批卷子一路不断被官员和名流以权谋私或监守自盗，劫掠之后又大量地流失于市场。新疆巡抚何彦升竟让儿子何震彝把运送文物的车子接进他家，把所有经卷写本翻了一遍，择其精好，悉数窃取。为了怕缺了件数，被人发现，竟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充数。这部分藏品后来卖给日本京都藤井氏有邻馆。王道士不甘心这样把手头的遗书全交出来，移藏了不少经卷，后来被再次来中国的斯坦因及日本、俄国的探险家买去。“文革”期间，查“四旧”抄
出来毁掉的经卷到底有多少，没人说得清。国人损毁、流失藏品的数量和面貌
已经成了永远不可知的谜。
王道士是卑微的小人物，但他的本性并不贪婪，人格并不低下。他“自奉极俭”，对捐款和卖经卷的钱，从未攫为己有，并自觉地做了收支账目，“积三十余年之功果，费二十多万之募资”，悉数用于莫高窟的清理和修缮，比之利欲熏心的那些达官贵人，不知要高尚多少倍。尽管他也请来低劣的匠人，在少数洞窟将一些古代的佛塑，“改造”成为粗俗不堪的“作品”，在一些壁画上重新画上花花绿绿的“西天取经”的故事，干了极其愚蠢的事。但是，莫高窟繁重浩大的清沙工程，敦煌的标志性建筑“九层楼”以及“三层楼”、“古汉桥”、“太清宫”等设施的修善，莫不与王道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经过王道士之手流失国外的藏经洞文物有一万多件，他有着直接责任，但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勾结”“盗卖”“破坏”的罪名却不能成立。将近三分之二的莫高窟国宝流失国外，这个罪名王道士一个人无论如何是担当不起的。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流失和部分损毁，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被如此严重的肢解，敦煌学在国内研究长期严重滞后，这一切不仅仅是王道士的愚昧，而是社会各阶层许多人的愚昧！是极贫极弱的国家之心痛、民族之悲哀！如同一根朽木无法支撑将倾的大厦一样，归罪、迁怒于一个小人物是不客观、不公平的，更没有必要“将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只是历史在一个偶然的时刻选择了他，让他充当余秋雨所谓的“错步上前的小丑”而已。
但凡在传统文化悠久、历史积淀深厚的社会，要真正做到尊重历史，不以好恶而看待、曲解历史，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国内近百年的敦煌学研究史中，王道士、斯坦英、伯西和“现象”就是例证。敦煌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莫高窟早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近些年来，随着原有的某些思想禁锢被逐步打开，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国内一些专家、学者也开始反思，著名学者周国平甚至断言，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藏经洞的宝藏的只有两种命运，“不是沦落异国，便是毁于故乡。”这种判断，是理性的客观的，摆脱了狭隘的民族情感纠缠，揭示了某种历史的必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1931年王道士去世，被安葬在莫高窟前的道士塔里。在佛教圣地修道士塔，而且是最大的塔，能享此殊荣，便是当时人们对他的肯定。王道士早已“盖棺”，但未“论定”，也许还会“论”下去。希望国人们多点理
性、多点冷静、多点宽容，能让他的灵魂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