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
上海是蔡元培早年从事教育和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活动以及晚年定居之地。华山路303弄16号是蔡元培在内地的最后一个住处。83岁的蔡(suì)盎是蔡元培的第5个孩子。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她就守在其身边。在她眼里，父亲是个很浪漫的人。
本期《祖国》杂志名门之后有请蔡元培的女儿蔡盎，为我们讲述蔡元培的精彩一生。
上任北大整顿腐败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在蔡元培来北大之前，北京大学的教员多为资深官僚，学生则多是年轻和资历浅的官吏，讲授的内容包括忠君、忠儒等传统的封建文化和思想。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在1919年，他曾这样说道：“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定不移的信念。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看作是一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他对学生们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革故鼎新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当时的北大，被重新分为文、理、法三科，下面再分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
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陈独秀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锐和毅力。蔡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他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趟趟“亲顾茅庐”。他去陈的住处拜访陈时，因陈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
然而起初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办。但蔡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著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据时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的回忆，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放女禁，给予女生同等入学权利)，都要经评议会同意。
“五四运动”与蔡元培的进退
讲到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就必然讲到“五四运动”。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孕育了丰厚的文化背景，而“五四运动”本身，也直接与蔡元培相关。
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亲自赶赴蔡元培家将密电内情告知。当晚，蔡即召集学生代表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向他们通报消息。学生们得知消息群情激愤，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遂提前至5月4日举行。
在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处挡了一下。他表示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要求。但在激愤之下，学生们不肯。
当天晚上，在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
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蔡元培的营救方式，是去当时执政的段琪瑞所敬重的一位前辈家中说情。那位老先生表示这事情难度太大。于是，蔡元培从晚上9点一直坐到12点也不肯走，直到人家表示愿意一试。
在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第二天，就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蔡元培的一生中，曾辞过几十次职。他自认是一学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官，他也绝不会以辞职要挟谁，他只是感到深深的“自伤”。
但这一次的辞职，产生的社会震荡远超出蔡元培所想。从北大到北京学界，“挽(留)蔡”竟成了难以平息的学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表示与蔡元培同进退，北京市各中专以上的校长，也全部提出辞呈。在这种压力之下，蔡元培终于于7月答应回校复职。
蔡元培后来曾说：自己“居北京大学校长之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人或在海外，或在国内办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等，已不再管理北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父亲两登征婚启事
蔡元培一生清廉简朴，没有置业，常常搬迁。蔡元培一生结过三次婚，有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长子6岁夭折。蔡盎和蔡怀新、蔡英多是第三位夫人周峻所生。目前，也只有这三位子女还健在。
蔡元培的第一段婚姻是旧式婚姻，由兄长做主。也许因此，很多专题片省略了这段往事，很少提及。蔡盎对此不太满意，“第一位母亲王昭虽然是旧式女子，但是见识很广。父亲跟她结婚之前还是个秀才，不久就中了举人。”
1889年，22岁的蔡元培考中举人后，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王昭有洁癖，什么都要弄得干干净净，凡坐席、食器、衣巾等都禁止别人触摸。每次睡觉前必须要求先脱去外衣，然后脱去衣裙之类，再用毛巾擦拭头发等等，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这样一晃过了7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要谦虚地称他为“老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而王昭总是温顺地说：“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在这时找到了恋爱的感觉。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去世。
蔡盎说：“父亲在祭文里写过，王昭从来不跟官场太太往来，很淡泊。后来父亲因为反对清朝，辞去翰林院官职回到家乡教书，很多人都说他傻，但她带着两个儿子从北京回到家乡，支持他。”蔡盎听说，当时很多人都劝父亲复职，唯独王昭没有劝过他。“我父亲信奉男女平等，劝她放脚、不要迷信鬼神，她也听，准备逐步去实行。同时也尊重他。这段感情胜过新婚。”
以开演说会代替闹洞房
王昭去世时，蔡元培33岁。这时的他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颇有名气，很多文人志士纷纷上门来给他说媒。为防媒人扰其清净，蔡元培贴出了“征婚启事”：第一，不缠足。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娶妾，不娶姨太太。第四，丈夫死后，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这份“征婚启事”在当时可算惊世骇俗，上门的人顿时退避三舍。
1901年的一天，蔡元培在朋友家看到了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出自书香门第黄仲玉之手。黄仲玉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当地有名的才女。她没有缠足，识字，还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蔡盎说：“父亲爱美术，先看到黄仲玉的画，还没见到人，就托人去提了亲”。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他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20年底，蔡元培在欧洲考察，黄仲玉病逝。他当即挥泪写下著名的祭文《祭亡妻黄仲玉》：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能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在蔡元培55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位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2岁。在挚友的介绍撮合下，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与周峻女士在苏州留园举行了结婚典礼。
这次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婚纱。在婚礼的宴席上，蔡元培还向大家讲述了他们的恋爱经过。“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鲽泳鹣飞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蔡元培就是用这样的文字，记下了他的第三次新婚。
婚后十天，蔡元培携周峻及子女离沪，奔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夫人和女儿都进了国立美术学院，而他则开始潜心编写《哲学纲要》。每临黄昏，布鲁塞尔的林间小道上，总能见到一对老夫少妻相偕而游，吟诗赏月。
父女情深
蔡盎打开夹在圆桌上的台灯，拿出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朗读起父亲为大姐威廉去世写的《哀长女蔡威廉文》。她把书捧得很近，坚持读完全文。蔡盎说，父亲最爱大姐。大姐生得很美，在大学里有很多追求者。“后来大姐爱上了美术理论家林文铮，结婚前夜，她为父亲画肖像，希望画可以陪伴父亲，可惜这幅画没有画完。后来大姐不幸去世，这个消息，母亲不敢告诉父亲，她和大姐夫商量好，每次写信仍落款‘威廉附笔请安’。母亲也没有告诉我们，只是让我脱掉红色的鞋。”
1940年3月5日，就在周峻50岁生日的前两天，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蔡盎回想父亲最后的岁月，“本来父亲是计划从香港出发，转道越南，从陆路去昆明，和大姐会合。后来，父亲看到一张昆明的报纸，上面写着‘女画家蔡威廉追悼会、遗作展’。父亲很伤心，写了这篇文章。一年后，就在香港去世，临终还惦记大姐。”
蔡盎从出生起，就一直陪伴在父亲左右。蔡元培和孩子们无话不谈，为孩子们做玩具，读《西行漫记》。“有人觉得我父亲当过官(教育总长)，当官的人都会让自己的儿子去学法律、学政治，以后也好当官，但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开明，他曾写了七个字给母亲‘且从诸兄学实科’，告诫我们要学习实在、有用的科目。”
蔡盎一生未嫁，离休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研究员，每天步行上下班，来回五公里。60年代起，她先后担任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离休。
蔡盎现在每天早晨六七点起床，晚上十一点休息，每周平均要参加3个会，日子过得忙碌充实，生活的主旋律都和父亲有关。
• 北大因蔡元培，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中国伟大的教育家。
上海是蔡元培早年从事教育和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活动以及晚年定居之地。华山路303弄16号是蔡元培在内地的最后一个住处。83岁的蔡(suì)盎是蔡元培的第5个孩子。蔡元培在香港去世时，她就守在其身边。在她眼里，父亲是个很浪漫的人。
本期《祖国》杂志名门之后有请蔡元培的女儿蔡盎，为我们讲述蔡元培的精彩一生。
上任北大整顿腐败
杜威评论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在蔡元培来北大之前，北京大学的教员多为资深官僚，学生则多是年轻和资历浅的官吏，讲授的内容包括忠君、忠儒等传统的封建文化和思想。1916年时的北大，虽然已经改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其作为“皇家大学”的官僚气与衙门气依然浓厚。陶希圣先生对那时的北大曾有这样的回忆：“民国初年，贵族子弟仍然不少，文科那边有一个学生坐自用人力车(洋车)来上课……两院一堂是八大胡同(当时的妓院集中地)受欢迎的重要的顾客。两院是国会的参众两院，一堂就是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北大的这种腐败名声，蔡元培早有所闻，朋友们也劝他不要去，担心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名声有碍”，然而蔡内心里已经下定决心。在1919年，他曾这样说道：“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实际上，“教育救国”的理念，是蔡元培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直坚定不移的信念。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接受了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的北大校长委任状。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赴北大上任。据当时正在北大上学的顾颉刚的回忆，到任那天，校工们在门口恭恭敬敬排队向他行礼，蔡元培“脱下自己头上的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回鞠了一个躬，这就使校工和学生们大为惊讶”。实际上，蔡元培从来也没有把北大校长一职看作是一官职，他不做官，也要求学生们不做官。他对学生们说，“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革故鼎新造就北大一代辉煌
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上任，1月11日就呈请教育部聘任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当时的北大，被重新分为文、理、法三科，下面再分系；文科学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
蔡元培与陈独秀，个性完全不同。陈独秀锋芒逼人，而蔡元培却外圆内方，连疾言厉色都很少见。但是蔡元培看中陈独秀的，是他的新锐和毅力。蔡是在翻阅了十余本《新青年》后决意聘他的，一旦下定决心，就一趟趟“亲顾茅庐”。他去陈的住处拜访陈时，因陈习惯晚睡晚起，他就耐心地坐在门口的一只小板凳上，等待着年龄小他一轮的陈独秀醒来。
然而起初陈独秀并不领情。因为他正在专心办杂志，而杂志是在上海办。但蔡的诚意和胸怀最终说服了陈独秀，使他决定将《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有了后来以北京为中心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在蔡元培引进了陈独秀后，陈又引进了胡适进北大当教师。而胡适当时不过是个连博士学位还没拿到的毛头小伙。后来，胡适在他的纪念文章里曾提到，如果没有蔡元培，他的一生很可能会在一家二三流的报刊编辑生涯中度过。
陈独秀与胡适，是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著名八字方针下的两段佳话。蔡决心以这八个字来塑造北大，是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就已埋下的心愿。他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阐述了自己对大学精神的理解：“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在“兼容并包”的精神下，北大吸引了中国的各路学术精英。以文科为例，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到辜鸿铭、刘师培、黄侃，大师云集。各种文化社团风起云涌。而那种“师生间问难质疑，坐而论道的学风”，那种民主自由的风气，从那时开始形成，成为北大异于其他大学、吸引后来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独特传统。
实行教授治校，也是蔡元培在国外留学期间感悟到的。在蔡任北大校长期间建立起教授会、评议会，各科学长由教授会公举等举措，都是对德国大学管理方法的仿效。据时任北大教授的沈尹默的回忆，当时的评议会，由全体教授推举，约五人中选一人。凡校中章程规律(如开放女禁，给予女生同等入学权利)，都要经评议会同意。
“五四运动”与蔡元培的进退
讲到蔡元培与北京大学，就必然讲到“五四运动”。在蔡元培的支持下，以北京大学为中心的波澜壮阔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孕育了丰厚的文化背景，而“五四运动”本身，也直接与蔡元培相关。
1919年5月3日，时任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得知中国政府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亲自赶赴蔡元培家将密电内情告知。当晚，蔡即召集学生代表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向他们通报消息。学生们得知消息群情激愤，原定于5月7日“国耻日”举行的游行，遂提前至5月4日举行。
在游行队伍从红楼出发之前，蔡元培曾在出口处挡了一下。他表示大家有什么要求，他可以代表同学们向政府提要求。但在激愤之下，学生们不肯。
当天晚上，在火烧赵家楼后，有32名学生被警察逮捕，其中有20名是北大学生。
5月4日当晚，北大学生群集在三院大礼堂商讨对策。蔡元培对学生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全知道了，我寄以相当的同情。”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蔡又说：“我是全校之主，我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我保证在三天之内，把被捕同学营救回来。”
蔡元培的营救方式，是去当时执政的段琪瑞所敬重的一位前辈家中说情。那位老先生表示这事情难度太大。于是，蔡元培从晚上9点一直坐到12点也不肯走，直到人家表示愿意一试。
在社会的强大舆论压力下，被捕学生于5月7日被保释出狱。而蔡元培却在5月8日向政府提出辞呈。第二天，就悄然去了天津，后来回了浙江老家。
蔡元培的一生中，曾辞过几十次职。他自认是一学者，从来没有想过要做官，他也绝不会以辞职要挟谁，他只是感到深深的“自伤”。
但这一次的辞职，产生的社会震荡远超出蔡元培所想。从北大到北京学界，“挽(留)蔡”竟成了难以平息的学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为表示与蔡元培同进退，北京市各中专以上的校长，也全部提出辞呈。在这种压力之下，蔡元培终于于7月答应回校复职。
蔡元培后来曾说：自己“居北京大学校长之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1923年之后的蔡元培，人或在海外，或在国内办大学院和中央研究院等，已不再管理北大校务，但是，北大却从此确立其现代传统和校格。而蔡元培也因北大，成为伟大的教育家。
父亲两登征婚启事
蔡元培一生清廉简朴，没有置业，常常搬迁。蔡元培一生结过三次婚，有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长子6岁夭折。蔡盎和蔡怀新、蔡英多是第三位夫人周峻所生。目前，也只有这三位子女还健在。
蔡元培的第一段婚姻是旧式婚姻，由兄长做主。也许因此，很多专题片省略了这段往事，很少提及。蔡盎对此不太满意，“第一位母亲王昭虽然是旧式女子，但是见识很广。父亲跟她结婚之前还是个秀才，不久就中了举人。”
1889年，22岁的蔡元培考中举人后，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王昭有洁癖，什么都要弄得干干净净，凡坐席、食器、衣巾等都禁止别人触摸。每次睡觉前必须要求先脱去外衣，然后脱去衣裙之类，再用毛巾擦拭头发等等，而且花钱极节省。但蔡元培却生性豪放、不拘小节，他更有大男子主义，两人婚后经常发生口角。在最初的几年里，蔡元培似乎难以接受自己的妻子，这样一晃过了7年，直到王昭为他陆续生下了两个儿子，他们才慢慢找到了夫妻生活的感觉。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要谦虚地称他为“老爷”。为此，参与百日维新的蔡元培还嗔怪她：“你以后可不要再叫什么‘老爷’，也不要再称什么‘奴家’了，听了多别扭呀？”而王昭总是温顺地说：“唉，奴家都叫惯了，总是改不过来呢。”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在这时找到了恋爱的感觉。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去世。
蔡盎说：“父亲在祭文里写过，王昭从来不跟官场太太往来，很淡泊。后来父亲因为反对清朝，辞去翰林院官职回到家乡教书，很多人都说他傻，但她带着两个儿子从北京回到家乡，支持他。”蔡盎听说，当时很多人都劝父亲复职，唯独王昭没有劝过他。“我父亲信奉男女平等，劝她放脚、不要迷信鬼神，她也听，准备逐步去实行。同时也尊重他。这段感情胜过新婚。”
以开演说会代替闹洞房
王昭去世时，蔡元培33岁。这时的他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颇有名气，很多文人志士纷纷上门来给他说媒。为防媒人扰其清净，蔡元培贴出了“征婚启事”：第一，不缠足。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娶妾，不娶姨太太。第四，丈夫死后，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这份“征婚启事”在当时可算惊世骇俗，上门的人顿时退避三舍。
1901年的一天，蔡元培在朋友家看到了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出自书香门第黄仲玉之手。黄仲玉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当地有名的才女。她没有缠足，识字，还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蔡盎说：“父亲爱美术，先看到黄仲玉的画，还没见到人，就托人去提了亲”。
1902年元旦，蔡元培在杭州举办了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礼中西合璧，他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代替悬挂三星画轴的传统，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
1920年底，蔡元培在欧洲考察，黄仲玉病逝。他当即挥泪写下著名的祭文《祭亡妻黄仲玉》：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能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在蔡元培55岁时，时任北大校长的他决定续娶，他再次提出自己的条件：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二、年龄略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这时，一位名叫周峻的女孩子，走进了他的生活。周峻是蔡元培先生原来在上海成立的爱国女校的一位学生，这位学生对蔡元培先生一直抱有敬佩与热爱的情感，她一直到33岁还没有结婚，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蔡元培和周峻两人年龄相差22岁。在挚友的介绍撮合下，1923年7月10日，蔡元培与周峻女士在苏州留园举行了结婚典礼。
这次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婚纱。在婚礼的宴席上，蔡元培还向大家讲述了他们的恋爱经过。“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鲽泳鹣飞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蔡元培就是用这样的文字，记下了他的第三次新婚。
婚后十天，蔡元培携周峻及子女离沪，奔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夫人和女儿都进了国立美术学院，而他则开始潜心编写《哲学纲要》。每临黄昏，布鲁塞尔的林间小道上，总能见到一对老夫少妻相偕而游，吟诗赏月。
父女情深
蔡盎打开夹在圆桌上的台灯，拿出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朗读起父亲为大姐威廉去世写的《哀长女蔡威廉文》。她把书捧得很近，坚持读完全文。蔡盎说，父亲最爱大姐。大姐生得很美，在大学里有很多追求者。“后来大姐爱上了美术理论家林文铮，结婚前夜，她为父亲画肖像，希望画可以陪伴父亲，可惜这幅画没有画完。后来大姐不幸去世，这个消息，母亲不敢告诉父亲，她和大姐夫商量好，每次写信仍落款‘威廉附笔请安’。母亲也没有告诉我们，只是让我脱掉红色的鞋。”
1940年3月5日，就在周峻50岁生日的前两天，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蔡盎回想父亲最后的岁月，“本来父亲是计划从香港出发，转道越南，从陆路去昆明，和大姐会合。后来，父亲看到一张昆明的报纸，上面写着‘女画家蔡威廉追悼会、遗作展’。父亲很伤心，写了这篇文章。一年后，就在香港去世，临终还惦记大姐。”
蔡盎从出生起，就一直陪伴在父亲左右。蔡元培和孩子们无话不谈，为孩子们做玩具，读《西行漫记》。“有人觉得我父亲当过官(教育总长)，当官的人都会让自己的儿子去学法律、学政治，以后也好当官，但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开明，他曾写了七个字给母亲‘且从诸兄学实科’，告诫我们要学习实在、有用的科目。”
蔡盎一生未嫁，离休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研究员，每天步行上下班，来回五公里。60年代起，她先后担任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离休。
蔡盎现在每天早晨六七点起床，晚上十一点休息，每周平均要参加3个会，日子过得忙碌充实，生活的主旋律都和父亲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