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阳最难忘的是大学食堂的饭菜，牛根生常提起的是创业时的烧饼。 人的一生中总有那么一种难忘的滋味。 那种味道代表的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与心态。 每当吃到这个味道，你总能回忆起当年的场景；或者，每次遇到类似的场景，都可以唤你想起曾经的味道。 人生的“滋味：，怎能轻易忘记。 炸酱面像青春的线索 口述|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 李亦非 铃铃铃……清脆的下课铃声尚未结束，我和同学们已经飞奔向学校食堂。每周五中午，学校食堂都有炸酱面卖，晚去一步就会卖完。没奈何，大家只能不顾仪态往上冲，真可以用“抢”来形容。 炸酱面，是我大学年代每周五中午的“必修课”。 其实，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已有缓解，炸酱面并不算特别好的食品，家里改善的时候，已经经常有饺子，甚至螃蟹这样的海鲜也偶尔能吃到。公平地说，学校食堂做的炸酱面并不比家里香，酱里除了些许肥肉丁，就只有一点儿黄瓜丝做配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同学都说学校食堂的炸酱面好吃。 记忆深刻的理由首先是生理上的——饿。那时候，人还年轻，再加上学习期间既费脑子，又费体力，确实饿得快一些，往往还没下最后一节课就已经饥肠辘辘。如同现在的孩子约闺蜜逛街，到食堂吃午饭也是一种关于集体的记忆。几个要好的女生坐在一起，一勺一勺地吃炸酱面，那种情谊很难忘记。 还记得，当年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大约15元，炸酱面是一角钱一份，满满一大碗。如果跟大师傅认识，还能多给一勺。年轻的我尚不用考虑减肥，想吃多少全凭心情。 炸酱面的味道伴随的是我的快乐青春，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念书的同时，我还在业余体校练武术，经常去全国各地比赛、表演，或是下部队下农村。一直以来，我脑子里有关那段日子的画面从未改变：那时，天总是蓝蓝的，我和同伴一路坐着火车，唱着歌，困了就睡在车厢的座位底下，日子再苦我们感觉到的也是快乐。当时的我，每天除了开心就是快乐，因为我拥有的是整个青春。 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快乐。那段青葱岁月里，我没有任何烦恼，唯一要操心的就是把眼前的事做好。我的童年、青年时代都在这样的快乐中度过。无忧无虑的心态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不反对别人性格的滴水不漏，我只能说，简简单单的生活给了我巨大的快乐。要知道，单纯并不是意味着没有追求、不上进，单纯只因为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简单的快乐。 跟当年相比，现在的社会变得太物质，直接导致了贫富悬殊过大和环境恶化。想当年，中关村主干线的道旁全是大杨树，还能看见涓涓小河。从我们学校到颐和园，骑着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颐和园里游人很少，偌大的公园里最晃眼的就是荡漾的湖水，环境真可以用诗歌来赞美。反观现在的我们，每天要操很多心，想很多事。 先是煸炒肉丁，再用黄酱熬制，配上黄瓜丝、葱丝等菜码，其实，在上学前我自己就会做炸酱面，且花样比学校更丰富，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改良。也许正因为如此，与一般人不同，吃了这么长时间的炸酱面，我并没有心生厌倦。直到现在，每隔两三个月我还要吃一次炸酱面，不为别的，就是想重温青春。 同学聚会中，炸酱面更是大家回忆的焦点，每个人都记得当年吃面的幸福和等待下课的那种期盼。甚至回忆起某次男生打架，把炸酱面扣在头上的情景，那种感觉恍如昨日。 去年，送女儿去纽约上学，在纽约的餐馆花8.99美元吃了一碗炸酱面。吃饭期间，我不由自主地再次跟女儿说起我上学吃炸酱面的经历。这段经历我之前多次跟女儿提及，她现在都能倒背如流了。 青春的标记之外，炸酱面还意味着一种传承。对我来说，不管是青春岁月还是现在的日子，炸酱面是一种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的食物，其味道并不会因为岁月的更迭、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碗炸酱面演绎的哲理简单而实在：从始至终，做最纯粹的自己最重要。 炸酱面就像一条线索，顺着它，生活无论变成什么样子，都可以追踪到自己喜欢的最初滋味。（采访|本刊记者张军） 望鱼兴叹 口述|浙江建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伟祥 我喜欢吃鱼。走遍大江南北、国内国外，我吃过各种做法的鱼，但怎么也找不到那曾经的味道。那种味道只存在于记忆中：小时候，拿手好菜——红烧鱼。从年初盼到年末，就为吃到妈妈的 在我小时候，还是集体所有制，物质非常匮乏，虽然家家有饭吃，但是食物结构单调，一年四季只有萝卜、白菜、梅干菜等几样蔬菜，大鱼大肉的生活想都不敢想。只能熬到过年，生产队才会每人分配一斤鱼，半斤肉。按照这个比例，我们家能分四斤鱼，大概两条。 别小瞧这两条鱼，过年压桌的“大菜”全靠它。每一年，这道“大菜”都会连续十几天被摆上桌，只能看，不能吃。我只能咽着口水，眼巴巴地看着这盘鱼被一次次端上来，又被一次次原封不动地撤下去。 那时候过年，亲朋好友会轮流请客，这家聚一天，那家聚一天，每家请客的菜都差不多，“大菜”基本都是分到了那点儿鱼。每次去别人家吃饭，父母都要叮嘱我，不能吃人家的鱼，因为整个春节期间大家都要靠这道菜“装点门面”，招待客人。如果把别人家的鱼吃了，这家人就没有了招待客人的看家菜。所以，不管是自己家请客，还是别人家请客，我每次只能“望鱼兴叹”。这似乎也成了村子里约定俗成的规矩。好在，红烧鱼并不是永远吃不到。过了正月十五，招待完所有客人，除夕夜做好的鱼仍会剩下大部分。这时候，我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凭心而论，这样的鱼吃了根本不健康。首先，烹制的时候就放了非常多的油和糖；其次，没有冰箱，热了凉，凉了热，如此折腾半个月，鱼早就变质了。可那时，我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只觉得红烧鱼特别好吃，又香又甜。 之后，父亲承包了农场，自家养鱼了，我才终于不用吃那些变质的鱼。即便如此，吃鱼也不能随心所欲，要看是不是有卖剩下的，才有我的盘中餐。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吃顿鱼才不是问题。但此时的鱼早已不是记忆中的味道。 幸好，虽然尝不到“变质鱼”的特殊“美味”，但我依然可以经常品尝到妈妈的厨艺。 每次回老家，我一定要吃到她做的饭心里才踏实。即使有应酬，我也会尽量少吃一点儿，好回家再吃一顿妈妈的饭。 妈妈的厨艺与时俱进，拿手菜早已不止红烧鱼一种。例如，家乡名菜醉鸡，现在也是她的拿手绝技。说实话，我在很多绍兴菜馆吃过醉鸡，还没有一家的味道能够赶上她。有的时候，我也很奇怪：同样的材料和工序，为什么妈妈腌制出来的醉鸡就特别好吃？凡是品尝过妈妈手艺的朋友，也都赞不绝口。 这么多年来，为了事业离开家乡的我，在很多事情上都不适应，比如商业文化，比如生活习惯，比如人的思维模式，最不适应的就是饮食口味。就像有人说的，一个人最难改的不是乡音，而是饮食习惯。其实，我也明白，改变对于一个生意人是多么重要。很多时候，要不要改变涉及生存。一味抱着固有的初衷没有意义。 但即便如此，内心中我还是希望可以尽量长时间地坚守自我，始终保持最初、最真的心，不受任何外在因素污染。就像儿时吃过的变质红烧鱼，即便不是最香，也肯定赶不上饭店的珍馐美味，但那种味道代表的，永远是我记忆中独有的、不变的幸福。（采访|本刊记者修思禹） 荷包蛋蕴含的苦味 口述|英格索兰公司中国区总裁 宋振宁 “学不成就不要回来。”这是“笑话”之一。我会问：你们哪一位愿意为了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去借一笔数额庞大的贷款，以至济体制步入市场竞争体制的人生历程。 当时的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我出国前的那夜，太太对我说的话。我知道，她的本意并非决绝，而是要激励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981年，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还没有掀起出国热。那一年，我办了自费留学。在经济上，我的压力很大。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给了我一个访问学者享受的访问辅助金，这笔钱除了支付学费，尚能保证我的基本生活。但是，来自中国的自费学生，仍算是“穷人”。 要知道，当时中国人的收入非常低，到了国外的中国人直接面对的是国内低收入和国外高消费水平的差距。最直观的例子是，当时我向香港的亲戚借了一笔钱，用于购买北京到多伦多的单程机票兼付首个学期的学费。如果以一名国内大学毕业生当年的工资水平计算，从参加工作到退休的全部收入也还不完这笔钱。这件事，至今都是我跟美国同事讲的于大到有可能一辈子还不清，还要遗留给子女。 虽然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但作为一名自费学生，我在消费方面仍很“谨慎”。从牙缝里省钱是中国人的传统。我也一样。学生带三明治午餐很普通，只不过，我的三明治是最廉价的。当时的美加两国，鸡蛋最便宜。为了省钱，我每天做两个荷包蛋三明治。 日复一日，每天的午饭都是如此。我留学的第一个学期，荷包蛋成了我最深的回忆。 其实，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成品汉堡，也有自制三明治需要的奶酪、火腿等食材，但那些材料和食品都比较贵。为了省钱，我才想出如此搭配。 好在，一个学期后，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异，学校主动给了我最高奖学金，我的经济地位由此翻身。 这段荷包蛋的经历表面简单，但背后蕴含的则是一段由计划经所有领域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 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所有领域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虽然大家都不富裕，但是基本生活有保障，可以说从出生到死亡，国家都会负责。即便穷，也不用担心下个月没钱花。而像我这样的自费生，已经彻底离开了这个体系，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是现在人无法想象的，可谓天翻地覆。能不能在西方高等学府的考验中幸存下来，能不能在西方社会中生存下来？当时看来都是未知数。 吃一样东西多到一定程度，会不自觉地产生抵触情绪。不同于某些有意义的物品或特殊记忆，这种感觉正好相反，会下意识地回避。那个学期之后，很长时间我都主动回避吃荷包蛋。 一个学期的荷包蛋经历，让我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吃苦的能力是很强的，并且这种能力是潜在的。如果没有遇到艰苦的环境，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究竟能吃多少苦。（采访|本刊记者张军）
张朝阳最难忘的是大学食堂的饭菜，牛根生常提起的是创业时的烧饼。 人的一生中总有那么一种难忘的滋味。 那种味道代表的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与心态。 每当吃到这个味道，你总能回忆起当年的场景；或者，每次遇到类似的场景，都可以唤你想起曾经的味道。 人生的“滋味：，怎能轻易忘记。 炸酱面像青春的线索 口述|英仕曼集团中国区主席 李亦非 铃铃铃……清脆的下课铃声尚未结束，我和同学们已经飞奔向学校食堂。每周五中午，学校食堂都有炸酱面卖，晚去一步就会卖完。没奈何，大家只能不顾仪态往上冲，真可以用“抢”来形容。 炸酱面，是我大学年代每周五中午的“必修课”。 其实，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已有缓解，炸酱面并不算特别好的食品，家里改善的时候，已经经常有饺子，甚至螃蟹这样的海鲜也偶尔能吃到。公平地说，学校食堂做的炸酱面并不比家里香，酱里除了些许肥肉丁，就只有一点儿黄瓜丝做配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同学都说学校食堂的炸酱面好吃。 记忆深刻的理由首先是生理上的——饿。那时候，人还年轻，再加上学习期间既费脑子，又费体力，确实饿得快一些，往往还没下最后一节课就已经饥肠辘辘。如同现在的孩子约闺蜜逛街，到食堂吃午饭也是一种关于集体的记忆。几个要好的女生坐在一起，一勺一勺地吃炸酱面，那种情谊很难忘记。 还记得，当年我一个月的伙食费大约15元，炸酱面是一角钱一份，满满一大碗。如果跟大师傅认识，还能多给一勺。年轻的我尚不用考虑减肥，想吃多少全凭心情。 炸酱面的味道伴随的是我的快乐青春，那是一段无忧无虑的日子。念书的同时，我还在业余体校练武术，经常去全国各地比赛、表演，或是下部队下农村。一直以来，我脑子里有关那段日子的画面从未改变：那时，天总是蓝蓝的，我和同伴一路坐着火车，唱着歌，困了就睡在车厢的座位底下，日子再苦我们感觉到的也是快乐。当时的我，每天除了开心就是快乐，因为我拥有的是整个青春。 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快乐。那段青葱岁月里，我没有任何烦恼，唯一要操心的就是把眼前的事做好。我的童年、青年时代都在这样的快乐中度过。无忧无虑的心态对我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不反对别人性格的滴水不漏，我只能说，简简单单的生活给了我巨大的快乐。要知道，单纯并不是意味着没有追求、不上进，单纯只因为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简单的快乐。 跟当年相比，现在的社会变得太物质，直接导致了贫富悬殊过大和环境恶化。想当年，中关村主干线的道旁全是大杨树，还能看见涓涓小河。从我们学校到颐和园，骑着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颐和园里游人很少，偌大的公园里最晃眼的就是荡漾的湖水，环境真可以用诗歌来赞美。反观现在的我们，每天要操很多心，想很多事。 先是煸炒肉丁，再用黄酱熬制，配上黄瓜丝、葱丝等菜码，其实，在上学前我自己就会做炸酱面，且花样比学校更丰富，甚至可以随心所欲地改良。也许正因为如此，与一般人不同，吃了这么长时间的炸酱面，我并没有心生厌倦。直到现在，每隔两三个月我还要吃一次炸酱面，不为别的，就是想重温青春。 同学聚会中，炸酱面更是大家回忆的焦点，每个人都记得当年吃面的幸福和等待下课的那种期盼。甚至回忆起某次男生打架，把炸酱面扣在头上的情景，那种感觉恍如昨日。 去年，送女儿去纽约上学，在纽约的餐馆花8.99美元吃了一碗炸酱面。吃饭期间，我不由自主地再次跟女儿说起我上学吃炸酱面的经历。这段经历我之前多次跟女儿提及，她现在都能倒背如流了。 青春的标记之外，炸酱面还意味着一种传承。对我来说，不管是青春岁月还是现在的日子，炸酱面是一种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的食物，其味道并不会因为岁月的更迭、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一碗炸酱面演绎的哲理简单而实在：从始至终，做最纯粹的自己最重要。 炸酱面就像一条线索，顺着它，生活无论变成什么样子，都可以追踪到自己喜欢的最初滋味。（采访|本刊记者张军） 望鱼兴叹 口述|浙江建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伟祥 我喜欢吃鱼。走遍大江南北、国内国外，我吃过各种做法的鱼，但怎么也找不到那曾经的味道。那种味道只存在于记忆中：小时候，拿手好菜——红烧鱼。从年初盼到年末，就为吃到妈妈的 在我小时候，还是集体所有制，物质非常匮乏，虽然家家有饭吃，但是食物结构单调，一年四季只有萝卜、白菜、梅干菜等几样蔬菜，大鱼大肉的生活想都不敢想。只能熬到过年，生产队才会每人分配一斤鱼，半斤肉。按照这个比例，我们家能分四斤鱼，大概两条。 别小瞧这两条鱼，过年压桌的“大菜”全靠它。每一年，这道“大菜”都会连续十几天被摆上桌，只能看，不能吃。我只能咽着口水，眼巴巴地看着这盘鱼被一次次端上来，又被一次次原封不动地撤下去。 那时候过年，亲朋好友会轮流请客，这家聚一天，那家聚一天，每家请客的菜都差不多，“大菜”基本都是分到了那点儿鱼。每次去别人家吃饭，父母都要叮嘱我，不能吃人家的鱼，因为整个春节期间大家都要靠这道菜“装点门面”，招待客人。如果把别人家的鱼吃了，这家人就没有了招待客人的看家菜。所以，不管是自己家请客，还是别人家请客，我每次只能“望鱼兴叹”。这似乎也成了村子里约定俗成的规矩。好在，红烧鱼并不是永远吃不到。过了正月十五，招待完所有客人，除夕夜做好的鱼仍会剩下大部分。这时候，我就可以大快朵颐了。 凭心而论，这样的鱼吃了根本不健康。首先，烹制的时候就放了非常多的油和糖；其次，没有冰箱，热了凉，凉了热，如此折腾半个月，鱼早就变质了。可那时，我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只觉得红烧鱼特别好吃，又香又甜。 之后，父亲承包了农场，自家养鱼了，我才终于不用吃那些变质的鱼。即便如此，吃鱼也不能随心所欲，要看是不是有卖剩下的，才有我的盘中餐。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吃顿鱼才不是问题。但此时的鱼早已不是记忆中的味道。 幸好，虽然尝不到“变质鱼”的特殊“美味”，但我依然可以经常品尝到妈妈的厨艺。 每次回老家，我一定要吃到她做的饭心里才踏实。即使有应酬，我也会尽量少吃一点儿，好回家再吃一顿妈妈的饭。 妈妈的厨艺与时俱进，拿手菜早已不止红烧鱼一种。例如，家乡名菜醉鸡，现在也是她的拿手绝技。说实话，我在很多绍兴菜馆吃过醉鸡，还没有一家的味道能够赶上她。有的时候，我也很奇怪：同样的材料和工序，为什么妈妈腌制出来的醉鸡就特别好吃？凡是品尝过妈妈手艺的朋友，也都赞不绝口。 这么多年来，为了事业离开家乡的我，在很多事情上都不适应，比如商业文化，比如生活习惯，比如人的思维模式，最不适应的就是饮食口味。就像有人说的，一个人最难改的不是乡音，而是饮食习惯。其实，我也明白，改变对于一个生意人是多么重要。很多时候，要不要改变涉及生存。一味抱着固有的初衷没有意义。 但即便如此，内心中我还是希望可以尽量长时间地坚守自我，始终保持最初、最真的心，不受任何外在因素污染。就像儿时吃过的变质红烧鱼，即便不是最香，也肯定赶不上饭店的珍馐美味，但那种味道代表的，永远是我记忆中独有的、不变的幸福。（采访|本刊记者修思禹） 荷包蛋蕴含的苦味 口述|英格索兰公司中国区总裁 宋振宁 “学不成就不要回来。”这是“笑话”之一。我会问：你们哪一位愿意为了一个受教育的机会，去借一笔数额庞大的贷款，以至济体制步入市场竞争体制的人生历程。 当时的中国没有改革开放，我出国前的那夜，太太对我说的话。我知道，她的本意并非决绝，而是要激励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981年，刚刚改革开放不久的中国还没有掀起出国热。那一年，我办了自费留学。在经济上，我的压力很大。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给了我一个访问学者享受的访问辅助金，这笔钱除了支付学费，尚能保证我的基本生活。但是，来自中国的自费学生，仍算是“穷人”。 要知道，当时中国人的收入非常低，到了国外的中国人直接面对的是国内低收入和国外高消费水平的差距。最直观的例子是，当时我向香港的亲戚借了一笔钱，用于购买北京到多伦多的单程机票兼付首个学期的学费。如果以一名国内大学毕业生当年的工资水平计算，从参加工作到退休的全部收入也还不完这笔钱。这件事，至今都是我跟美国同事讲的于大到有可能一辈子还不清，还要遗留给子女。 虽然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但作为一名自费学生，我在消费方面仍很“谨慎”。从牙缝里省钱是中国人的传统。我也一样。学生带三明治午餐很普通，只不过，我的三明治是最廉价的。当时的美加两国，鸡蛋最便宜。为了省钱，我每天做两个荷包蛋三明治。 日复一日，每天的午饭都是如此。我留学的第一个学期，荷包蛋成了我最深的回忆。 其实，超市里有各种各样的成品汉堡，也有自制三明治需要的奶酪、火腿等食材，但那些材料和食品都比较贵。为了省钱，我才想出如此搭配。 好在，一个学期后，因为学习成绩特别优异，学校主动给了我最高奖学金，我的经济地位由此翻身。 这段荷包蛋的经历表面简单，但背后蕴含的则是一段由计划经所有领域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 当时中国还没有改革开放，所有领域还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虽然大家都不富裕，但是基本生活有保障，可以说从出生到死亡，国家都会负责。即便穷，也不用担心下个月没钱花。而像我这样的自费生，已经彻底离开了这个体系，由此产生的不安全感是现在人无法想象的，可谓天翻地覆。能不能在西方高等学府的考验中幸存下来，能不能在西方社会中生存下来？当时看来都是未知数。 吃一样东西多到一定程度，会不自觉地产生抵触情绪。不同于某些有意义的物品或特殊记忆，这种感觉正好相反，会下意识地回避。那个学期之后，很长时间我都主动回避吃荷包蛋。 一个学期的荷包蛋经历，让我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人的吃苦的能力是很强的，并且这种能力是潜在的。如果没有遇到艰苦的环境，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究竟能吃多少苦。（采访|本刊记者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