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利 一个时态错误就是一个政策问题
戴庆利：1996年取得外交学院英语系硕士学位，先后随朱�基访问南亚；随江泽民访问马耳他；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对北京SAKS“双解除”记者招待会做翻译；随同温家宝、李肇星出国访问；陪同李肇星参加联大并访问美国；随同胡锦涛参加APCE并访问澳新；为王岐山当选北京市市长记者招待会担任口译。
与其他翻译相比，外交翻译政策性很强、很敏感，因为翻译的对象大多是在讲国家政策，这个时候翻译就好像是一个政策的代言人，所以很多地方都很敏感，翻译时需要非常严谨，不能发挥。和一般场合的翻译不同，做外交部的翻译是不能随便的，不能加进个人主观的诠释，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但要把握好这个分寸。
2001年夏天，朱�基总理会见一个美国参议员，讲到台湾问题。当时我们对“一个中国”的政策有一个新的解释叫“钱三句”，就是钱副总理的三句话：以前我们说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我们讲的政策是“一个中国是指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政策转变后，朱总理会见了这个美国参议员。他说，“我们并没有讲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我在翻译时知道这句话很重要，但是没有时间细想，于是翻译为“we did not say……”我们现在驻美国的杨洁篪大使马上纠正为“Wedonot say……”。他把我的过去时纠正为现在时，虽然我们过去的政策的确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平时我们比较倾向于翻译成过去时，但是这件事让我感到难忘。因为如果单独把这句话拿出来是没有错的，语法上也没有错，而且是很忠实地按原文来翻，但是还是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政策没有完全地理解把握。所以说做外交部的翻译，不能是一个机械的翻译，也不纯粹是语言精通就可以的，而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考验。
2003年4月初到6月底防治非典期间，卫生部和北京市共举行了14场记者招待会，向公众广泛披露有关疫情的信息，每场都由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每次都是在疫情处于重要时刻召开的。最后一场，也是最激动人b的一场，就是6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总裁尾身茂在北京宣布“双解除”。
4月2H上班后，处长突然告诉我，明天有一场关于非典的记者招待会，你去做翻译。只有半天的准备时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非典在世卫组织那儿被称为SARS，而翻译成atypical pneumonia。
我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有关非典的各方面词汇和知识熟悉起来，迅速形成“理解力”和“战斗力”。
当天的下午，我和同事就忙着从网上和各种资料里收集整理关于非典的词汇，完全是从零开始的，收集整理过程一直持续到非典后期。一开始，词汇主要是有关非典病原体、传播方式及诊断标准的，比如衣原体、副黏液病毒、肺鼠疫、冠状病毒、出血热等等，这些都是发现病原体的排查对象，还有飞沫传播、肺部浸润阴影、血清学检查等，以及有关流行病学的词汇，尤其是发病人数、传染源、传播链、发病率等。
在为每次记者会准备的过程中，我一直努力地多掌握几个词和几种表达方法，争取不打无准备之仗，但不管我怎样努力，总不能做到该知道的都知道。
由于我们对非典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非典词汇的含义中也不乏敏感之处。非典初期用过“有效控制”一词，英语一般说(SARS has been put)under effective control。WHO的官员认为，非典还是一种新疾病，人们对它的认识水平很有限，即使是病例减少，也不要用“control"，他们建议用effective containment一词，我听说后很受启发。当然，非典后期，尤其是“双解除”后，用effective contrOl也问题不大了。
在报告病例数时，我们还经常用“治愈出院”一词，我就照常翻成cured and discharged from hospilal。结果马上有记者迫问，是通过药物治愈的，还是通过人体本身的免疫力恢复的?现在还没有治非典的特效药。因此，最好用recovered这样中性一点的词。
我们习惯于说“确诊病例“confirmed case，而WHO出于对诊断标准的谨慎，一般用probable case。为统一起见，我们后来也用probablecase，或是干脆用SARS case。
今年3月份两会结束后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也由我担任翻译。总理多次在会上引用多句古诗。开门见山就用两位伟人的诗概括了今年和今后的工作。一句是毛泽东主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句是屈原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这些常见的诗词，每一个合格的高翻平时都会有所准备。可之后引用台湾诗人丘逢甲的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就比较有难度了。这种平时鲜见的古诗词要做到完全正确翻译，对于任何一个翻译都不是件容易事。通常会议安排方也会事先和翻译进行沟通，避免出现翻译错误。本来告知可能会引用一句，但没想到临近发布会温总理悄悄说了句：“小戴，我准备引用整首诗啊!”所以原定只有一句的古诗被整首引用，幸亏在准备资料时，我已经把近期温总理较有兴趣的古诗词基本熟悉了一遍，有备而来。
庄晨燕 从“脱稿的尴尬”开始
庄晨燕：199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现任外交部翻译室法文处副处长，多次担任国家领导人外事活动和重要会议的口译、笔译，包括法国总统希拉克来访中国。
令我最尴尬的经历是1995年随李岚清副总理出访非洲。在宴会讲话中，中方准备了一份稿子，我已经把译文准备到烂熟。但是李岚清副总理只按着稿子读了几句就开始脱稿演讲。我感觉很窘迫，几次用眼神求助在场的老翻译，可是他们装做看不见，根本没有人同情我。事后他们说，你不是能翻译得很好吗?想得太多，反而不能集中精力做事，谁都不能绕过这段痛苦时期。
做一名外交翻译不仅要有比较好的心理素质，而且它还是种体力劳动。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一下飞机就要开始工作，活动日程安排很满，连倒时差的时间都没有。有时会谈时间长达两三个小时，领导要求“别人能累，翻译不能累”，我们自始至终都得有一个良好的稳定状态。在宴会上，领导人如果一边用餐一边和外国友人交流，我们要随时进行翻译，吃完饭就更没有时间等我们填饱肚子了。所以每次出访，大家都会带一些面包、饼干之类的速食食品应急。
2001年11月随同胡锦涛出访法国。当时胡锦涛是副主席，但是法国人都猜测在人大选举时他应该当选为主席，所以活动内容安排得很满。
在这次出访中，有一个比较大而且很重要的活动――在法国国民关系研究所演讲。中方准备了一个胡主席自己的演讲稿，基本不会有什么变化，最困难的是随后的即兴提问。根据国外惯例，这样的提问中方事先是拿不到问题内容的，我没有办法事先准备。
在这场演讲中，法方本来答应不会提出不友好的问题，但是最后还是提到了一个关于“法轮功”的问题，而且语气十分恶劣。胡主席很沉着地应对。事后我感觉这场翻译做下来是很难的，也感到很欣慰，事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准备，但双方的交流没因为我的翻译而不顺畅。
为了顺畅，我们的一个通常的做法是，记者会或演讲前几分钟先去现场看一下，感受一下那里的气氛，以便能尽快静下心来工作。再就是要了解外国记者关心的问题和提问意向。可以通过上网了解他们报道的重点，并向记者会组织单位询问。这样可以心中有数，知己知彼。三就是要技术熟练，手眼都要快。我每次上场都要带几页纸的词汇放在一边备查。
张颖 我在挑战极限的防非典记者招待会上
张颖：1997年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2002年取得美国蒙特雷国际关系学院翻译系硕士学位。曾担任APEC首脑会议及部长会议(文莱)翻译；在术�基访欧期间被欧方特聘为欧盟外交事务委员彭定康专职译员；先后随江泽民、胡锦涛、李瑞环访问非洲四国；2003年春任北京防治非典新闻发布会译员。
北京市首场防治非典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气氛是热烈而紧张的，同时有四家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王岐山代市长从一开始就略去了开场白，展现了一位极具开拓精神的实干家的风貌，可这也无疑打乱了我的心理预期。但我很快调整了心态，逐渐适应了他的风格。
外电形容王市长“满腹经纶、口若悬河”，一点也不过分。在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时间里，他没用一句套话，没有一句官话，而是借古论今、引经据典、恰到好处，平民化的生动语言拉近了他同市民的距离。他受到赞誉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敢说真话。
王岐山市长的这两大魅力，对于翻译来讲却是巨大的挑战和考验。因为平时我们最怕遇到不熟悉的谚语，尤其是要把不知出处的中文版英文谚语再译回原文。比如他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句谚语本来可以意译为“preparfortheworsl(做最坏的打算)”，但是随后市长又加了一句，“当我们把任何问题都考虑到万一的时候，说实话我们就很难决策了。”显然，如果前一句不把“万一”译出来，在内在逻辑和语气上就无法同后一句衔接；市长又说：“恐惧的心理比恐惧的到来更可怕。”这是句西方名言，说实在的，由于学识有限，此前别说是英文原话，就是中文译文我也未曾接触过，而且至今也没有查到权威的英文表述。
所以反应一定要快，对中国和外国的语言、文化等都要非常熟悉才行。汉语中有许多成语、谚语，英文中也有很多经典的故事和幽默，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很难把意思翻译准确。
与此同时，由于市长谈到的真实情况和最新动态事先所有媒体都没有报道’，没有“口径”可循；一些关键表述，如“群防群控”、“村自为战”、“床边X光机”等只能临时现想对应的英文词。我当时坐在台上心里没底，思想高度紧张。一些外国记者的提问也非常棘手，不仅语气尖锐，而且内容也极具政治敏感性。是直译还是做一些淡化处理?很多问题都是第一次遇到，这再一次考验我的综合素质。根据在翻译室积累的经验和领导平时的点拨，我当时选择基本上是直译。一是在没有固定意译表达方式或是通常的译法不适合时，直译是惟一既方便又能准确体现语意的方法；二是直播时不可能给你时间去比较斟酌哪种译法更好；三是这次发布会正是要凸显新一届领导集体勇于面对现实、勇于承担责任的魄力和形象，而准确传达提问记者的语气和意图，不仅不会破坏气氛，而且能使外国媒体更加相信政府不惧压力、开诚布公的态度。心里有了底之后，我再次摆脱紧张，自信心也增强了。“人不自信，谁人信之”，渐渐地我发现周围的气氛也更加缓和，偶尔和国内外记者目光交错时，还得到了他们肯定的微笑。
在新当选的市政府领导与中外记者见面的那一次会上，中外记者踊跃提问。在长达50多分钟的问答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紧张”。前一天晚上我精心准备到11点钟，应该说整个翻译过程比较自如，但由于回答记者问题时市领导语速较快、间隔较长，所以对“现场速记”功夫的确是一次考验。另外，一些经济政策方面的专用词汇不时从回答问题的市领导的口中“蹦”出来，如“廉租房政策”、“房改加危改政策”、“土地一级开发”等等。对于这类词汇，我的翻译还不够精练，还得进一步加强学习。
戴庆利 一个时态错误就是一个政策问题
戴庆利：1996年取得外交学院英语系硕士学位，先后随朱�基访问南亚；随江泽民访问马耳他；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对北京SAKS“双解除”记者招待会做翻译；随同温家宝、李肇星出国访问；陪同李肇星参加联大并访问美国；随同胡锦涛参加APCE并访问澳新；为王岐山当选北京市市长记者招待会担任口译。
与其他翻译相比，外交翻译政策性很强、很敏感，因为翻译的对象大多是在讲国家政策，这个时候翻译就好像是一个政策的代言人，所以很多地方都很敏感，翻译时需要非常严谨，不能发挥。和一般场合的翻译不同，做外交部的翻译是不能随便的，不能加进个人主观的诠释，当然有的时候也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但要把握好这个分寸。
2001年夏天，朱�基总理会见一个美国参议员，讲到台湾问题。当时我们对“一个中国”的政策有一个新的解释叫“钱三句”，就是钱副总理的三句话：以前我们说的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我们讲的政策是“一个中国是指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政策转变后，朱总理会见了这个美国参议员。他说，“我们并没有讲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我在翻译时知道这句话很重要，但是没有时间细想，于是翻译为“we did not say……”我们现在驻美国的杨洁篪大使马上纠正为“Wedonot say……”。他把我的过去时纠正为现在时，虽然我们过去的政策的确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平时我们比较倾向于翻译成过去时，但是这件事让我感到难忘。因为如果单独把这句话拿出来是没有错的，语法上也没有错，而且是很忠实地按原文来翻，但是还是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对政策没有完全地理解把握。所以说做外交部的翻译，不能是一个机械的翻译，也不纯粹是语言精通就可以的，而是对一个人综合素质的考验。
2003年4月初到6月底防治非典期间，卫生部和北京市共举行了14场记者招待会，向公众广泛披露有关疫情的信息，每场都由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每次都是在疫情处于重要时刻召开的。最后一场，也是最激动人b的一场，就是6月22日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总裁尾身茂在北京宣布“双解除”。
4月2H上班后，处长突然告诉我，明天有一场关于非典的记者招待会，你去做翻译。只有半天的准备时间。当时我根本不知道非典在世卫组织那儿被称为SARS，而翻译成atypical pneumonia。
我所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有关非典的各方面词汇和知识熟悉起来，迅速形成“理解力”和“战斗力”。
当天的下午，我和同事就忙着从网上和各种资料里收集整理关于非典的词汇，完全是从零开始的，收集整理过程一直持续到非典后期。一开始，词汇主要是有关非典病原体、传播方式及诊断标准的，比如衣原体、副黏液病毒、肺鼠疫、冠状病毒、出血热等等，这些都是发现病原体的排查对象，还有飞沫传播、肺部浸润阴影、血清学检查等，以及有关流行病学的词汇，尤其是发病人数、传染源、传播链、发病率等。
在为每次记者会准备的过程中，我一直努力地多掌握几个词和几种表达方法，争取不打无准备之仗，但不管我怎样努力，总不能做到该知道的都知道。
由于我们对非典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过程，非典词汇的含义中也不乏敏感之处。非典初期用过“有效控制”一词，英语一般说(SARS has been put)under effective control。WHO的官员认为，非典还是一种新疾病，人们对它的认识水平很有限，即使是病例减少，也不要用“control"，他们建议用effective containment一词，我听说后很受启发。当然，非典后期，尤其是“双解除”后，用effective contrOl也问题不大了。
在报告病例数时，我们还经常用“治愈出院”一词，我就照常翻成cured and discharged from hospilal。结果马上有记者迫问，是通过药物治愈的，还是通过人体本身的免疫力恢复的?现在还没有治非典的特效药。因此，最好用recovered这样中性一点的词。
我们习惯于说“确诊病例“confirmed case，而WHO出于对诊断标准的谨慎，一般用probable case。为统一起见，我们后来也用probablecase，或是干脆用SARS case。
今年3月份两会结束后温家宝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也由我担任翻译。总理多次在会上引用多句古诗。开门见山就用两位伟人的诗概括了今年和今后的工作。一句是毛泽东主席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一句是屈原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对这些常见的诗词，每一个合格的高翻平时都会有所准备。可之后引用台湾诗人丘逢甲的诗：“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就比较有难度了。这种平时鲜见的古诗词要做到完全正确翻译，对于任何一个翻译都不是件容易事。通常会议安排方也会事先和翻译进行沟通，避免出现翻译错误。本来告知可能会引用一句，但没想到临近发布会温总理悄悄说了句：“小戴，我准备引用整首诗啊!”所以原定只有一句的古诗被整首引用，幸亏在准备资料时，我已经把近期温总理较有兴趣的古诗词基本熟悉了一遍，有备而来。
庄晨燕 从“脱稿的尴尬”开始
庄晨燕：1994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现任外交部翻译室法文处副处长，多次担任国家领导人外事活动和重要会议的口译、笔译，包括法国总统希拉克来访中国。
令我最尴尬的经历是1995年随李岚清副总理出访非洲。在宴会讲话中，中方准备了一份稿子，我已经把译文准备到烂熟。但是李岚清副总理只按着稿子读了几句就开始脱稿演讲。我感觉很窘迫，几次用眼神求助在场的老翻译，可是他们装做看不见，根本没有人同情我。事后他们说，你不是能翻译得很好吗?想得太多，反而不能集中精力做事，谁都不能绕过这段痛苦时期。
做一名外交翻译不仅要有比较好的心理素质，而且它还是种体力劳动。陪同国家领导人出访，一下飞机就要开始工作，活动日程安排很满，连倒时差的时间都没有。有时会谈时间长达两三个小时，领导要求“别人能累，翻译不能累”，我们自始至终都得有一个良好的稳定状态。在宴会上，领导人如果一边用餐一边和外国友人交流，我们要随时进行翻译，吃完饭就更没有时间等我们填饱肚子了。所以每次出访，大家都会带一些面包、饼干之类的速食食品应急。
2001年11月随同胡锦涛出访法国。当时胡锦涛是副主席，但是法国人都猜测在人大选举时他应该当选为主席，所以活动内容安排得很满。
在这次出访中，有一个比较大而且很重要的活动――在法国国民关系研究所演讲。中方准备了一个胡主席自己的演讲稿，基本不会有什么变化，最困难的是随后的即兴提问。根据国外惯例，这样的提问中方事先是拿不到问题内容的，我没有办法事先准备。
在这场演讲中，法方本来答应不会提出不友好的问题，但是最后还是提到了一个关于“法轮功”的问题，而且语气十分恶劣。胡主席很沉着地应对。事后我感觉这场翻译做下来是很难的，也感到很欣慰，事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准备，但双方的交流没因为我的翻译而不顺畅。
为了顺畅，我们的一个通常的做法是，记者会或演讲前几分钟先去现场看一下，感受一下那里的气氛，以便能尽快静下心来工作。再就是要了解外国记者关心的问题和提问意向。可以通过上网了解他们报道的重点，并向记者会组织单位询问。这样可以心中有数，知己知彼。三就是要技术熟练，手眼都要快。我每次上场都要带几页纸的词汇放在一边备查。
张颖 我在挑战极限的防非典记者招待会上
张颖：1997年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毕业，2002年取得美国蒙特雷国际关系学院翻译系硕士学位。曾担任APEC首脑会议及部长会议(文莱)翻译；在术�基访欧期间被欧方特聘为欧盟外交事务委员彭定康专职译员；先后随江泽民、胡锦涛、李瑞环访问非洲四国；2003年春任北京防治非典新闻发布会译员。
北京市首场防治非典的新闻发布会现场气氛是热烈而紧张的，同时有四家电视台进行现场直播。王岐山代市长从一开始就略去了开场白，展现了一位极具开拓精神的实干家的风貌，可这也无疑打乱了我的心理预期。但我很快调整了心态，逐渐适应了他的风格。
外电形容王市长“满腹经纶、口若悬河”，一点也不过分。在一小时四十分钟的时间里，他没用一句套话，没有一句官话，而是借古论今、引经据典、恰到好处，平民化的生动语言拉近了他同市民的距离。他受到赞誉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敢说真话。
王岐山市长的这两大魅力，对于翻译来讲却是巨大的挑战和考验。因为平时我们最怕遇到不熟悉的谚语，尤其是要把不知出处的中文版英文谚语再译回原文。比如他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这句谚语本来可以意译为“preparfortheworsl(做最坏的打算)”，但是随后市长又加了一句，“当我们把任何问题都考虑到万一的时候，说实话我们就很难决策了。”显然，如果前一句不把“万一”译出来，在内在逻辑和语气上就无法同后一句衔接；市长又说：“恐惧的心理比恐惧的到来更可怕。”这是句西方名言，说实在的，由于学识有限，此前别说是英文原话，就是中文译文我也未曾接触过，而且至今也没有查到权威的英文表述。
所以反应一定要快，对中国和外国的语言、文化等都要非常熟悉才行。汉语中有许多成语、谚语，英文中也有很多经典的故事和幽默，如果不知道的话，就很难把意思翻译准确。
与此同时，由于市长谈到的真实情况和最新动态事先所有媒体都没有报道’，没有“口径”可循；一些关键表述，如“群防群控”、“村自为战”、“床边X光机”等只能临时现想对应的英文词。我当时坐在台上心里没底，思想高度紧张。一些外国记者的提问也非常棘手，不仅语气尖锐，而且内容也极具政治敏感性。是直译还是做一些淡化处理?很多问题都是第一次遇到，这再一次考验我的综合素质。根据在翻译室积累的经验和领导平时的点拨，我当时选择基本上是直译。一是在没有固定意译表达方式或是通常的译法不适合时，直译是惟一既方便又能准确体现语意的方法；二是直播时不可能给你时间去比较斟酌哪种译法更好；三是这次发布会正是要凸显新一届领导集体勇于面对现实、勇于承担责任的魄力和形象，而准确传达提问记者的语气和意图，不仅不会破坏气氛，而且能使外国媒体更加相信政府不惧压力、开诚布公的态度。心里有了底之后，我再次摆脱紧张，自信心也增强了。“人不自信，谁人信之”，渐渐地我发现周围的气氛也更加缓和，偶尔和国内外记者目光交错时，还得到了他们肯定的微笑。
在新当选的市政府领导与中外记者见面的那一次会上，中外记者踊跃提问。在长达50多分钟的问答中，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紧张”。前一天晚上我精心准备到11点钟，应该说整个翻译过程比较自如，但由于回答记者问题时市领导语速较快、间隔较长，所以对“现场速记”功夫的确是一次考验。另外，一些经济政策方面的专用词汇不时从回答问题的市领导的口中“蹦”出来，如“廉租房政策”、“房改加危改政策”、“土地一级开发”等等。对于这类词汇，我的翻译还不够精练，还得进一步加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