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古到今对世界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后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更将会有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世界历史分为大致的几个时段，在不同的时段中中国经济对世界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古代中国时期，约相当于公元前四到五世纪到公元1840年；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约相当于公元1840年到1949年；三，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从公元1949年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和内涵有着质的区别。
首先，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化，乃至中国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形成了目前仍在延续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中华文化圈，就是在美国这个最现代与中国文化最不同的国家里，也挡不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透，在他们的书店中总能看到中国古代的典籍，还有中医、气功、武术、京剧等等也在影响着一些美国人的生活。除宗教以外，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范围能
有中国文化这样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古代曾经无比地强大。文化强大不过是国家强大的最高表现而已，而且当一个国家强大到特别的程度时，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成为世界的，就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就是从古代开始形成的对世界影响的继续。
中国文化的强大源于在几个标志性的历史时期经济的繁荣，对世界的影响势必有如当今的超级大国----美国，对现代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下面就这几个标志性的历史时期做一下简短的探讨： 无一例外认为秦朝的统一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 其主要依据是秦统一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措施，如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修驰道、拆关塞，结束了战国时期各国关塞壁垒，货币制度混乱的局面，使得各个 地区物产流通，有利于商品交换，这就是影响全球经济的一个开端。
但由于秦无视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把东方六国的经济结构强行纳入秦的经济发展轨道之中，中断了东方六国商品经济的继续，从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制度的统一所带来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无法转变为现实。而这种可能到了汉初才转变成现实。
中肯的说，秦修筑的长城和隋开凿的运河，对后续的西汉和唐的兴盛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秦长城成为抵御匈奴的屏障，为西汉初期实施“与民休息”政策提供了安全保障。有了“文景之治”的养精蓄锐才有汉武帝的大败匈奴。虽然是这样汉朝的经济较秦时有了更加平衡的发展。汉武帝时期是西汉最强盛的时期。对内他使用推恩令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力量，禁止诸侯国自己制造钱币，改革了选择官僚的制度，提倡儒学，建立了比秦始皇更加集权的中央官僚机构。经济上召开了“盐铁会议”将制盐和制铁的事业收为国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尤其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与外国交流的最主要通道之一。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张骞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汉朝打败匈奴。结果，汉朝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获得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汗血马。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
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供应，西行变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外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把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传到了北方的民族，如：冶铁、牛耕等，佛教也是那时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这时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东方自古就重视经济全球化，这与现在呼吁的全球一体化不谋而和。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了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茶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最大。各国语言中的“茶”和“茶叶”这两个词的发音，都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中国的茶改变了许多外国人的饮食习俗，例如，英国人由于中国的茶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而日本人则由于中国的茶而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茶道”。
中国大量物品的出口促进了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向外扩散，与此同时，有一件很另人瞩目的事就是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总是处于入超的优势地位，但中国却从未因为贸易中的获利而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这充分表明中国有着极大货币包容量和极其完善的的经济运转系统。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进入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更是飞速发展，开元、天宝年间经济达到了顶峰。当然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的政治、文化、对外关系、科学教育等等也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最前端，这使得世界经济和其他方面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大唐。由此，唐朝的经济对于当时的世界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统一多民族繁荣的封建国家，唐太宗在政治机构的建设、“唐律”修订、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制定还有学校与科举方面都做的全面详尽的改革和创新，在唐太宗在位期间（626年—649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快发展，史称“贞观之治”。与此相似的是武则天的武周统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经过一百年的恢复和发展，唐朝的社会经济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高峰，呈
现出繁荣局面。农业、手工业、矿业、商业都有了古之少见的繁荣发展。
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国力强盛的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处于世界的先导地位。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到唐朝访问、求学和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以及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那时和唐朝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有70多个。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可达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南路可达尼泊尔和印度；往东可到朝鲜半岛。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到达南亚诸国如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家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海各国。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这些事实说明，唐朝在当时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是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例如，新罗即当今的朝鲜，统一以后，来唐朝贸易的商人很多，十分活跃，北起登州、莱洲，南到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新罗和唐朝的经济交流至为频繁，新罗的特产工艺品以及人参、牛黄等药材大量
的流入唐朝，新罗商人则从唐朝贩回丝绸、茶叶、图书等。
唐朝对新罗的影响是多方面而且是巨大的，上元二年（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唐朝的政治制度也由新罗仿效且亦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737年，新罗王逝世，唐玄宗特地挑选经学家邢涛前往吊祭，并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吏使充此”。由此可知，唐文化影响下的新罗已经是相当发达的了。 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也空前兴旺发达。除了不断拓展和延伸陆上国际商道、扩大通商地域范围外，着重发展了海上贸易。并相继在重要通商口岸设“市舶使”，这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一千年的“市舶”制度。 有人认为这就是后世政府外贸机构和海关机构的萌芽。
到宋朝时候，经济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在国家的财政收入的比重中超过了农业，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极少见的，宋朝一代，特别是南宋，由于地理上的因素，也由于统治者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而鼓励海外贸易，商品经济和对外经济交往非常发达，特别是海上贸易。宋初，京师设“榷易院”，公元1080年还颁布“市舶条例”，这是中国最早的涉外经济立法之一，也是世
界历史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成文法规之一。这部制订于11世纪的宋代市舶条例，其后经修订补充，迄宋之末，实施近200年。从其内容来看，堪称后世海关法、外贸法和涉外税法的先河，其基本规定多为后世同类立法所师承和发展。这在世界贸易立法史上显然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
元朝是我们历史上少有的少数民族统治的繁盛时期，元大都不仅是著名的政治中心也是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而且大都文化繁荣。那里，来自欧、亚、非诸国的使团和商队络绎不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大都又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计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元朝海外贸易发达，它同很多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在元朝的对外贸易中瓷器是主要出口货物之一是瓷器，在肯尼亚出土的元代瓷器，它证明了元朝同东非国家间确实存在有贸易关系。宋、元时期有不少的阿拉伯人定居在中国，最后安息在中国的土地上。泉州、广州、明州等地，至今还保存有宋元时期阿拉伯式样或基督教式样的坟墓和墓碑，其中比较典型的在泉州。泉州的清净寺是我国回族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我国与阿拉伯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元代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
元代对外交往中，有一件关乎世界历史大变革的事件就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影响。他来到中国，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并著写了《马可·波罗行记》，这对欧洲可以说有划时代的影响。15、16世纪，欧洲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对货币尤其是黄金的狂热追求使他们不择手段的想尽一切办法，而当时的封建国家又对大财团相当的依赖，所以十分支持商人的要求，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传入欧洲，欧洲人把马可·波罗所在的东方想象成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所以探险家们纷纷的要求远航去开辟新航路，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就是在东方的诱惑下走错了航路而发现的，这是人类地理大发现道路上的第一步。后来，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一周等等，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可谓惊天动地，因为，它不仅打破了人类各大洲之间的隔绝状态，而且，虽然他们本来的目的是为了黄金和白银，并且大肆的进行殖民扩张，搞令人作呕的奴隶贸易，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把他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带到了他们的所到之处，封建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动摇。不管这对当地人来说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这毕竟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除此，它还加强了各大洲之间的贸易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了全球的经济生产大
合作，另外，地圆学说被人类相信、承认。总之，150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从此改写，它成了人类共同的历史。 明、清时候，虽然经济发展较以前更有进步，但是在不同程度上还是奉行了“闭关锁国”的态度。即便这样说，中国在明朝时候还是有他在世界经济当中相当傲人的一面，郑和曾经先后六次下西洋，规模之大，技术之强，使中国当时实在堪称四方来贺的海上霸主，现在很多研究都表明郑和去过世界上除南极洲以外的任何大洲，英国的大英藏书馆里就有《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这本书，可以证明当时中国就是海上的强国，如果当时中国开始殖民侵略，成为“日不落大帝国”的不是大不列颠，而是我们大中华了。但可以确保绝对正确的是最远郑和到达了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这种说法。从来没有人怀疑，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及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而不是大致同一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翻开了世界历史崭新的一页。这个基本事实如此深刻地铭写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语言的深处，以致我们根本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叙述我们的经历了。有时可以说这种局面让中国人很痛心，毕竟郑和下西洋是带着使节、礼品友好前往的，而那些欧洲的探险家是带着枪炮去并在回
来的时候带着奴隶，哪个国家总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在世界经济边缘的西端，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活动，以及热那亚人通过地中海向西进入大西洋的扩张活动，都是这次世界经济扩张的次要组成部分。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复地运动”以及伊比利亚人深入大西洋的创举也都如此。他们先是抵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纳利群岛，接着又沿西非海岸绕行。伊比利亚人的这次扩张又为寻找和发现一条通往金银遍地的东亚的航路奠定了基础。伊比利亚人沿着两条路线航行，一条是向西的环球航行，穿越大西洋，然后或者经由霍恩角和巴拿马，或者经由墨西哥，再跨越太平洋，另一条路线是向东沿非洲海岸、绕好望角到东方。后一条路线不仅比较短，而且能够更快更多地分沾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沿岸地区的财富。只是在发现了美洲的金银财富之后，向西航行才变得有利可图。这一发现使欧洲人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在亚洲支配的全球赌场中下赌注。另外，首先和主要是亚洲经济从1400年起再次扩大了商业活动和实现繁荣。
郑和的远航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对以后各国家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第一，亚太之间的和平局势建立起来。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为解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随着海外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的逐步解决，“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在永乐、宣德两朝，经过郑和使团全体成员不懈的努力，亚非海外远国纷纷来中国访问，以种种方式，表达了仰慕中华的诚意，印象所及，对提高明成祖和明宣宗的威望，对巩固明王朝的皇权统治，促进国内政局的稳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亚非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亚非各国，尤其是南洋国家，物产丰富，具有发展国际贸易的有利条件。自汉唐以迄宋元，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航海贸易已很发达，南洋诸岛诸国更是中外商旅的荟萃之地。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并且是有计划地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更把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郑和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中，我们知道，郑和使团对亚非各国的生产经济、物质资源和人民生活状况等，都有详细的调查，这就为他们制定和实施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贸易与经济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发展与亚
非国家间的航海贸易，郑和使团既能做到知己知彼，又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贸易与经济计划，这是郑和下西洋能在发展亚非国际贸易方面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和使团与亚非各国进行贸易，既符合各国人民迫切要求与中国发展贸易的愿望，又能与之公平交易，保持信誉，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宝船一到，倾国轰动，纷纷前往交易。此种盛况，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在郑和下西洋时，不仅明朝政府从发展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就是普通百姓，也多因此致富。
第三，各国文化得以传播，中国人的海外知识增长。在十五世纪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文明程度较高，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郑和在亚非各国进行访问时，本着“王者无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视同仁”的精神，努力宣传文教，向亚非国家敷宣中国的教化，以提高文化的程度，改变其落后的习俗。总之，郑和下西洋活动为中国地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仅提供了相对精确的亚非地图，而且首次把当时中国人还知之甚少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详细、准确、生动、完整地介绍给了中国人，这种贡献不能低估。
第四，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亚非交通网。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稳定东南亚局势，发展中国与东
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打通南洋通道。经过几次下西洋后，这一目的圆满完成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在亚、非洲之间开辟和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海上国际交通网。在广大的包括南洋群岛在内的东南亚地区，郑和下西洋时更在这一带建立了密集的交通网。例如在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南渤里、暹罗、满剌加、阿鲁、彭亨、急兰丹、真腊、新村、杜板等地之间，在这些地区与中国之间都建立了航线。而且，绘制了与这些航线有关的《郑和航海图》，把各航线的航程方向、道途远近、罗盘针路、天文地理航海知识、以及各航道港口的山川地势、浅滩暗礁记载无遗，从而成为沿途航行的重要航海手册。
总之，中国明代大航海家郑和，是世界上大航海时代的伟大先行者，他所领导的七下西洋的宏伟的航海事业，不仅是人类航海史上空前的创举，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历史事件。郑和航海又不同于西方航海家的探险活动，在航海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上，有着自己的特点，所取得的成就，与西方航海家也大不相同。 与明相比，清朝的对外经济贸易稍显逊色。 清朝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海外贸易和陆上与俄国贸易。清廷在收复台湾后一度放开海禁，“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 清政府在允许海外贸易的同时，
又制定出许多限制出海贸易的条例。这让欧洲那些资本主义强国着实头痛，中国是一个面积十分广博的封建国家，其市场的潜力可谓惊人，如果中国加入世界市场，这将给这些欧美列强带来无限的商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申海禁之令，禁止与南洋的贸易，沉重打击了刚刚兴起的对外贸易和沿海工商业。不得不说，清朝时的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的工商业但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桎喾。
其次，中国经济影响世界的阶段就是1840年以后。 中国的现代化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860—1911年，清末的早期现代化尝试；1912--1949年，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所做的现代化努力；1949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在接收外来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实际上，不得不屈辱的承认，在当时，中国给世界经济所做的贡献就是被迫成了世界大分工生产中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倾销的市场，由于英、法、美等国在当时已经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他们在本国已经破坏了自然经济社会所能提供的原料，这一任务就有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来承担了。在那个时代，为什么在经济上欧洲人胜出而
亚洲人失败？原因有两个：欧洲强大，而亚洲衰弱了。这样说好像是陈词滥调，但有必要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使欧洲边的强大又使亚洲变的衰弱了呢？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寻找一下两者之间的联系。一般的观点是欧洲借助于自己的力量先一步达到了现代化，而亚洲人因浸润于他们的传统而衰弱。事实上，亚洲人并不比欧洲人更“传统”，实际上远不如欧洲人那么“传统”。而且正如我们下面要论证的，欧洲人本身没有任何创造，更不谈不上靠自身力量搞“现代化”了。1400－180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在19世纪和20世纪转变为自身的劣势和西方的优势。这种转换的发生也许是由某些世界经济联系和某种机制造成的， 至少是由它们创造了条件。 生产的大扩张和人口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亚洲，而欧洲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赶上来。两地的经济扩张都是由于欧洲人带来美洲金钱而刺激起来的。从世界历史的现实与发展的角度看，正是（完全是）因为有了美洲金钱，欧洲人才扩大了对世界经济中这种以亚洲为主的生产扩张的参与。另外，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当时世界经济中最强大、最活跃的部分一直是在中国和印度。
因此，我认为，这两个以及亚洲其他重要经济体曾
经具有。而且继续具有一种长周期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增长在达到其扩张的前期阶段的最高转折点后转入收缩的后期阶段。另外，这些亚洲经济体之间当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一旦扩张或收缩发生时，它们几乎同时经历这种扩张和收缩的阶段，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此也无须惊讶。但是，这些亚洲经济体不仅彼此相互关联，而且都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
再次，在1949年以后到现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无限的机会。互惠互利共创人类文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使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国加入ＷＴＯ说明，中国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的５年间，ＧＤＰ年均增长速度达到７．７％，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步扩大。中国经济这种持续增长不仅对中国人民有利，对世界经济来说也是福音。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都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会对人类进步做出贡献。占世界人口１／５强的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是全球人类社会发展的
重大课题。近年来，得益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大幅度降低了中国贫困人口规模，为全球减贫贡献了力量。据世界银行资料，在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８年期间，除中国外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增加了６９７０万人，而中国减少了１４７２０万人。试想一团糟的中国经济将会给世界带来多么大的难题。
充分尊重国际一般规则，结合本国实际开辟的发展道路，有利于推动人类进步，而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正是这一路子。始自２５年前的改革开放，到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ＷＴＯ，特别是２００２年中共十六大确定的中国未来２０年乃至５０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都说明中国是一个充分尊重国际规则和自身实际情况，负责任、守信用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发展和壮大，对世界经济有重大贡献。在公平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下各国之间的合理竞争也会使世界经济不断走向繁荣。
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说明，中国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一是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通过自由贸易，合理竞争，有利于让交易国各方共同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一方面提高了
进口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刺激了其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有利于增强其市场竞争力。二是中国出口商品中５０％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所为。１９９９到２００２年，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４５．５％、４７．９％、５０．０％和５２．２％，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超过半壁江山，所占比重逐年提高，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相应的贸易顺差约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３０％左右。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有利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机遇。三是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中国的出口构成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出口的５５％左右是“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和进料加工装配出口，即所谓的加工贸易出口（见表２）。中国目前的出口商品中本身包括了相当一部分为出口而进口的商品。从理论上说，加工贸易必然会使处在加工环节的国家出现加工贸易顺差。因为，作为从事加工贸易的国家，总是要通过对为了出口而进口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赚取加工费用，即加工贸易的出口值是由进口的原材料价值加上加工费用构成的。这使得加工贸易的出口值总会大于进口值。
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跨国公司纷纷增加对华直接投资，他们所带来的先进生产与管理技术和中国充裕而低廉的劳动力相结合，提高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客观上也会改善全球的供给结构。
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信心。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国、日本、欧盟世界经济的三大经济体增长势头均不够明朗。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有利于扩大全球需求，有助于提高各国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而当今的社会，信心对于经济复苏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是符合国情和负责任的。一是中国从１９９４年以来实行的一直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存在人为的硬性干预。目前的汇率走向基本符合市场供求规律的要求。二是中国一贯坚持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的政策，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十分不利环境下，中国仍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为稳定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继续坚持人民币基本稳定这一政策取向，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的良性稳定发展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个福音。中国经济与世
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互惠互利双赢关系。消除偏见，树立信心，保护好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增长“亮点”，才是促使世界经济尽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推动整个人类共同发展和进步的正确选择。
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五百年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从这一点来说，实际上没有“现代性”的存在。笔者更进而认为资本积累过程几千年来在世界体系中一直发挥主要作用。被理解作一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不过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
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这个时代中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之所以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才得以发展。所以，可以得知从古至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为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繁荣继续努力。
古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中国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国经济的发展从古到今对世界历史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后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也更将会有更加重要的作用。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世界历史分为大致的几个时段，在不同的时段中中国经济对世界发展的作用是不同的，但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古代中国时期，约相当于公元前四到五世纪到公元1840年；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约相当于公元1840年到1949年；三，社会主义新中国时期，从公元1949年以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外经济交往的法理和内涵有着质的区别。
首先，毫无疑问，中国的文化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文化，乃至中国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形成了目前仍在延续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中华文化圈，就是在美国这个最现代与中国文化最不同的国家里，也挡不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深透，在他们的书店中总能看到中国古代的典籍，还有中医、气功、武术、京剧等等也在影响着一些美国人的生活。除宗教以外，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化在世界范围能
有中国文化这样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由于中国古代曾经无比地强大。文化强大不过是国家强大的最高表现而已，而且当一个国家强大到特别的程度时，这个民族的文化就会成为世界的，就会对其他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目前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就是从古代开始形成的对世界影响的继续。
中国文化的强大源于在几个标志性的历史时期经济的繁荣，对世界的影响势必有如当今的超级大国----美国，对现代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下面就这几个标志性的历史时期做一下简短的探讨： 无一例外认为秦朝的统一是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 其主要依据是秦统一后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制度和措施，如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修驰道、拆关塞，结束了战国时期各国关塞壁垒，货币制度混乱的局面，使得各个 地区物产流通，有利于商品交换，这就是影响全球经济的一个开端。
但由于秦无视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把东方六国的经济结构强行纳入秦的经济发展轨道之中，中断了东方六国商品经济的继续，从而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制度的统一所带来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就无法转变为现实。而这种可能到了汉初才转变成现实。
中肯的说，秦修筑的长城和隋开凿的运河，对后续的西汉和唐的兴盛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秦长城成为抵御匈奴的屏障，为西汉初期实施“与民休息”政策提供了安全保障。有了“文景之治”的养精蓄锐才有汉武帝的大败匈奴。虽然是这样汉朝的经济较秦时有了更加平衡的发展。汉武帝时期是西汉最强盛的时期。对内他使用推恩令进一步削弱诸侯的力量，禁止诸侯国自己制造钱币，改革了选择官僚的制度，提倡儒学，建立了比秦始皇更加集权的中央官僚机构。经济上召开了“盐铁会议”将制盐和制铁的事业收为国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尤其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与外国交流的最主要通道之一。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张骞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汉朝打败匈奴。结果，汉朝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获得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汗血马。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
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供应，西行变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客观上促进了国内外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把中原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传到了北方的民族，如：冶铁、牛耕等，佛教也是那时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这时中国与西方的交流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东方自古就重视经济全球化，这与现在呼吁的全球一体化不谋而和。在秦汉时期，中国就开始了饮食文化的对外传播。据《史记》、《汉书》等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时，就通过丝绸之路同中亚各国开展了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活动。张骞等人除了从西域引进了胡瓜、胡桃、胡荽、胡麻、胡萝卜、石榴等物产外，也把中原的桃、李、杏、梨、姜、茶叶等物产以及饮食文化传到了西域。今天在原西域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就有来自中原的木制筷子。我国传统烧烤技术中有一种啖炙法，也很早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中亚和西亚，最终在当地形成了人们喜欢吃的烤羊肉串。茶作为中国饮食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最大。各国语言中的“茶”和“茶叶”这两个词的发音，都是从汉语演变而来的。中国的茶改变了许多外国人的饮食习俗，例如，英国人由于中国的茶而养成了喝下午茶的习惯，而日本人则由于中国的茶而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茶道”。
中国大量物品的出口促进了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向外扩散，与此同时，有一件很另人瞩目的事就是中国在进出口贸易中总是处于入超的优势地位，但中国却从未因为贸易中的获利而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这充分表明中国有着极大货币包容量和极其完善的的经济运转系统。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进入唐代以后中国的经济更是飞速发展，开元、天宝年间经济达到了顶峰。当然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唐朝的政治、文化、对外关系、科学教育等等也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最前端，这使得世界经济和其他方面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大唐。由此，唐朝的经济对于当时的世界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统一多民族繁荣的封建国家，唐太宗在政治机构的建设、“唐律”修订、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制定还有学校与科举方面都做的全面详尽的改革和创新，在唐太宗在位期间（626年—649年），政治比较清明，社会较为安定，经济较快发展，史称“贞观之治”。与此相似的是武则天的武周统治，唐玄宗的“开元之治”。经过一百年的恢复和发展，唐朝的社会经济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到高峰，呈
现出繁荣局面。农业、手工业、矿业、商业都有了古之少见的繁荣发展。
社会经济的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国力强盛的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处于世界的先导地位。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节、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来到唐朝访问、求学和贸易。唐朝派往国外的使臣、僧侣以及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也不绝于途。那时和唐朝通使交好的国家，主要有70多个。唐朝的对外交通很发达，当时，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可达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南路可达尼泊尔和印度；往东可到朝鲜半岛。海路交通方面，去日本有三条路；到达南亚诸国如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家是从广州经越南海岸；到西亚的海路，主要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海各国。在唐代，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和东非的海上交通。这些事实说明，唐朝在当时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是世界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
例如，新罗即当今的朝鲜，统一以后，来唐朝贸易的商人很多，十分活跃，北起登州、莱洲，南到楚州、扬州，都有他们的足迹。新罗和唐朝的经济交流至为频繁，新罗的特产工艺品以及人参、牛黄等药材大量
的流入唐朝，新罗商人则从唐朝贩回丝绸、茶叶、图书等。
唐朝对新罗的影响是多方面而且是巨大的，上元二年（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的历法，唐朝的政治制度也由新罗仿效且亦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737年，新罗王逝世，唐玄宗特地挑选经学家邢涛前往吊祭，并对他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吏使充此”。由此可知，唐文化影响下的新罗已经是相当发达的了。 唐朝对外经济文化交往也空前兴旺发达。除了不断拓展和延伸陆上国际商道、扩大通商地域范围外，着重发展了海上贸易。并相继在重要通商口岸设“市舶使”，这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长达一千年的“市舶”制度。 有人认为这就是后世政府外贸机构和海关机构的萌芽。
到宋朝时候，经济进一步发展，工商业在国家的财政收入的比重中超过了农业，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极少见的，宋朝一代，特别是南宋，由于地理上的因素，也由于统治者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而鼓励海外贸易，商品经济和对外经济交往非常发达，特别是海上贸易。宋初，京师设“榷易院”，公元1080年还颁布“市舶条例”，这是中国最早的涉外经济立法之一，也是世
界历史上最早的进出口贸易成文法规之一。这部制订于11世纪的宋代市舶条例，其后经修订补充，迄宋之末，实施近200年。从其内容来看，堪称后世海关法、外贸法和涉外税法的先河，其基本规定多为后世同类立法所师承和发展。这在世界贸易立法史上显然具有开创性的历史价值。
元朝是我们历史上少有的少数民族统治的繁盛时期，元大都不仅是著名的政治中心也是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而且大都文化繁荣。那里，来自欧、亚、非诸国的使团和商队络绎不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大都又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设计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元朝海外贸易发达，它同很多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泉州是元朝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在元朝的对外贸易中瓷器是主要出口货物之一是瓷器，在肯尼亚出土的元代瓷器，它证明了元朝同东非国家间确实存在有贸易关系。宋、元时期有不少的阿拉伯人定居在中国，最后安息在中国的土地上。泉州、广州、明州等地，至今还保存有宋元时期阿拉伯式样或基督教式样的坟墓和墓碑，其中比较典型的在泉州。泉州的清净寺是我国回族发展的历史见证，也是我国与阿拉伯各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元代海外交通的重要史迹。
元代对外交往中，有一件关乎世界历史大变革的事件就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影响。他来到中国，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并著写了《马可·波罗行记》，这对欧洲可以说有划时代的影响。15、16世纪，欧洲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对货币尤其是黄金的狂热追求使他们不择手段的想尽一切办法，而当时的封建国家又对大财团相当的依赖，所以十分支持商人的要求，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行记》传入欧洲，欧洲人把马可·波罗所在的东方想象成黄金遍地的人间天堂，所以探险家们纷纷的要求远航去开辟新航路，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就是在东方的诱惑下走错了航路而发现的，这是人类地理大发现道路上的第一步。后来，达·伽马发现好望角，麦哲伦绕地球航行一周等等，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可谓惊天动地，因为，它不仅打破了人类各大洲之间的隔绝状态，而且，虽然他们本来的目的是为了黄金和白银，并且大肆的进行殖民扩张，搞令人作呕的奴隶贸易，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把他们先进的社会制度带到了他们的所到之处，封建制度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动摇。不管这对当地人来说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这毕竟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除此，它还加强了各大洲之间的贸易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实现了全球的经济生产大
合作，另外，地圆学说被人类相信、承认。总之，150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从此改写，它成了人类共同的历史。 明、清时候，虽然经济发展较以前更有进步，但是在不同程度上还是奉行了“闭关锁国”的态度。即便这样说，中国在明朝时候还是有他在世界经济当中相当傲人的一面，郑和曾经先后六次下西洋，规模之大，技术之强，使中国当时实在堪称四方来贺的海上霸主，现在很多研究都表明郑和去过世界上除南极洲以外的任何大洲，英国的大英藏书馆里就有《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这本书，可以证明当时中国就是海上的强国，如果当时中国开始殖民侵略，成为“日不落大帝国”的不是大不列颠，而是我们大中华了。但可以确保绝对正确的是最远郑和到达了红海沿岸和非洲东海岸这种说法。从来没有人怀疑，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以及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而不是大致同一时期的郑和下西洋翻开了世界历史崭新的一页。这个基本事实如此深刻地铭写在我们的思想感觉和语言的深处，以致我们根本不会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世界和叙述我们的经历了。有时可以说这种局面让中国人很痛心，毕竟郑和下西洋是带着使节、礼品友好前往的，而那些欧洲的探险家是带着枪炮去并在回
来的时候带着奴隶，哪个国家总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由此，可见一斑。
在世界经济边缘的西端，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黑海和东地中海的活动，以及热那亚人通过地中海向西进入大西洋的扩张活动，都是这次世界经济扩张的次要组成部分。西班牙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复地运动”以及伊比利亚人深入大西洋的创举也都如此。他们先是抵达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和加纳利群岛，接着又沿西非海岸绕行。伊比利亚人的这次扩张又为寻找和发现一条通往金银遍地的东亚的航路奠定了基础。伊比利亚人沿着两条路线航行，一条是向西的环球航行，穿越大西洋，然后或者经由霍恩角和巴拿马，或者经由墨西哥，再跨越太平洋，另一条路线是向东沿非洲海岸、绕好望角到东方。后一条路线不仅比较短，而且能够更快更多地分沾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沿岸地区的财富。只是在发现了美洲的金银财富之后，向西航行才变得有利可图。这一发现使欧洲人第一次真正有机会在亚洲支配的全球赌场中下赌注。另外，首先和主要是亚洲经济从1400年起再次扩大了商业活动和实现繁荣。
郑和的远航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对以后各国家的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
第一，亚太之间的和平局势建立起来。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为解决东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随着海外诸国间种种复杂矛盾的逐步解决，“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在永乐、宣德两朝，经过郑和使团全体成员不懈的努力，亚非海外远国纷纷来中国访问，以种种方式，表达了仰慕中华的诚意，印象所及，对提高明成祖和明宣宗的威望，对巩固明王朝的皇权统治，促进国内政局的稳定，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亚非国际贸易迅速发展。亚非各国，尤其是南洋国家，物产丰富，具有发展国际贸易的有利条件。自汉唐以迄宋元，中国与亚非诸国间的航海贸易已很发达，南洋诸岛诸国更是中外商旅的荟萃之地。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畅通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并且是有计划地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更把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郑和使团成员马欢、费信、巩珍等人的著作中，我们知道，郑和使团对亚非各国的生产经济、物质资源和人民生活状况等，都有详细的调查，这就为他们制定和实施中国与亚非各国的贸易与经济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为发展与亚
非国家间的航海贸易，郑和使团既能做到知己知彼，又制定了切实可行的贸易与经济计划，这是郑和下西洋能在发展亚非国际贸易方面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郑和使团与亚非各国进行贸易，既符合各国人民迫切要求与中国发展贸易的愿望，又能与之公平交易，保持信誉，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宝船一到，倾国轰动，纷纷前往交易。此种盛况，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在郑和下西洋时，不仅明朝政府从发展中，获得很大的经济利益，就是普通百姓，也多因此致富。
第三，各国文化得以传播，中国人的海外知识增长。在十五世纪初期，中国是世界上文明程度较高，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郑和在亚非各国进行访问时，本着“王者无外，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一视同仁”的精神，努力宣传文教，向亚非国家敷宣中国的教化，以提高文化的程度，改变其落后的习俗。总之，郑和下西洋活动为中国地理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不仅提供了相对精确的亚非地图，而且首次把当时中国人还知之甚少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详细、准确、生动、完整地介绍给了中国人，这种贡献不能低估。
第四，郑和下西洋建立了亚非交通网。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稳定东南亚局势，发展中国与东
南亚各国的友好关系，打通南洋通道。经过几次下西洋后，这一目的圆满完成了，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在亚、非洲之间开辟和建立了广泛而稳定的海上国际交通网。在广大的包括南洋群岛在内的东南亚地区，郑和下西洋时更在这一带建立了密集的交通网。例如在占城、爪哇、旧港、苏门答腊、南渤里、暹罗、满剌加、阿鲁、彭亨、急兰丹、真腊、新村、杜板等地之间，在这些地区与中国之间都建立了航线。而且，绘制了与这些航线有关的《郑和航海图》，把各航线的航程方向、道途远近、罗盘针路、天文地理航海知识、以及各航道港口的山川地势、浅滩暗礁记载无遗，从而成为沿途航行的重要航海手册。
总之，中国明代大航海家郑和，是世界上大航海时代的伟大先行者，他所领导的七下西洋的宏伟的航海事业，不仅是人类航海史上空前的创举，也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历史事件。郑和航海又不同于西方航海家的探险活动，在航海的性质、目的和任务上，有着自己的特点，所取得的成就，与西方航海家也大不相同。 与明相比，清朝的对外经济贸易稍显逊色。 清朝的对外贸易主要是海外贸易和陆上与俄国贸易。清廷在收复台湾后一度放开海禁，“令出洋贸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开海贸易。” 清政府在允许海外贸易的同时，
又制定出许多限制出海贸易的条例。这让欧洲那些资本主义强国着实头痛，中国是一个面积十分广博的封建国家，其市场的潜力可谓惊人，如果中国加入世界市场，这将给这些欧美列强带来无限的商机。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再申海禁之令，禁止与南洋的贸易，沉重打击了刚刚兴起的对外贸易和沿海工商业。不得不说，清朝时的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本国的工商业但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桎喾。
其次，中国经济影响世界的阶段就是1840年以后。 中国的现代化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开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1860—1911年，清末的早期现代化尝试；1912--1949年，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所做的现代化努力；1949年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在接收外来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努力发展本国的经济。实际上，不得不屈辱的承认，在当时，中国给世界经济所做的贡献就是被迫成了世界大分工生产中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倾销的市场，由于英、法、美等国在当时已经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大国，他们在本国已经破坏了自然经济社会所能提供的原料，这一任务就有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来承担了。在那个时代，为什么在经济上欧洲人胜出而
亚洲人失败？原因有两个：欧洲强大，而亚洲衰弱了。这样说好像是陈词滥调，但有必要让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下，是什么原因使欧洲边的强大又使亚洲变的衰弱了呢？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寻找一下两者之间的联系。一般的观点是欧洲借助于自己的力量先一步达到了现代化，而亚洲人因浸润于他们的传统而衰弱。事实上，亚洲人并不比欧洲人更“传统”，实际上远不如欧洲人那么“传统”。而且正如我们下面要论证的，欧洲人本身没有任何创造，更不谈不上靠自身力量搞“现代化”了。1400－1800年亚洲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在19世纪和20世纪转变为自身的劣势和西方的优势。这种转换的发生也许是由某些世界经济联系和某种机制造成的， 至少是由它们创造了条件。 生产的大扩张和人口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亚洲，而欧洲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赶上来。两地的经济扩张都是由于欧洲人带来美洲金钱而刺激起来的。从世界历史的现实与发展的角度看，正是（完全是）因为有了美洲金钱，欧洲人才扩大了对世界经济中这种以亚洲为主的生产扩张的参与。另外，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当时世界经济中最强大、最活跃的部分一直是在中国和印度。
因此，我认为，这两个以及亚洲其他重要经济体曾
经具有。而且继续具有一种长周期的经济增长模式， 这种增长在达到其扩张的前期阶段的最高转折点后转入收缩的后期阶段。另外，这些亚洲经济体之间当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一旦扩张或收缩发生时，它们几乎同时经历这种扩张和收缩的阶段，这不可能是“巧合”，对此也无须惊讶。但是，这些亚洲经济体不仅彼此相互关联，而且都是统一的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
再次，在1949年以后到现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给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无限的机会。互惠互利共创人类文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使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越来越高。中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中国加入ＷＴＯ说明，中国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世界。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的５年间，ＧＤＰ年均增长速度达到７．７％，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逐步扩大。中国经济这种持续增长不仅对中国人民有利，对世界经济来说也是福音。
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都是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会对人类进步做出贡献。占世界人口１／５强的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是全球人类社会发展的
重大课题。近年来，得益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人民的生存与发展状况有了极大的改善，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大幅度降低了中国贫困人口规模，为全球减贫贡献了力量。据世界银行资料，在１９９０年到１９９８年期间，除中国外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增加了６９７０万人，而中国减少了１４７２０万人。试想一团糟的中国经济将会给世界带来多么大的难题。
充分尊重国际一般规则，结合本国实际开辟的发展道路，有利于推动人类进步，而中国经济发展走的正是这一路子。始自２５年前的改革开放，到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ＷＴＯ，特别是２００２年中共十六大确定的中国未来２０年乃至５０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都说明中国是一个充分尊重国际规则和自身实际情况，负责任、守信用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在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发展和壮大，对世界经济有重大贡献。在公平的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下各国之间的合理竞争也会使世界经济不断走向繁荣。
中国经济结构的特点说明，中国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的同时，也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一是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通过自由贸易，合理竞争，有利于让交易国各方共同享受自由贸易的好处，一方面提高了
进口国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刺激了其消费的增长；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有利于增强其市场竞争力。二是中国出口商品中５０％以上是外商投资企业所为。１９９９到２００２年，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分别为４５．５％、４７．９％、５０．０％和５２．２％，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超过半壁江山，所占比重逐年提高，成为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相应的贸易顺差约占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３０％左右。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为广大投资者提供了有利的投资环境和发展机遇。三是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中国的出口构成与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出口的５５％左右是“两头在外”的来料加工出口和进料加工装配出口，即所谓的加工贸易出口（见表２）。中国目前的出口商品中本身包括了相当一部分为出口而进口的商品。从理论上说，加工贸易必然会使处在加工环节的国家出现加工贸易顺差。因为，作为从事加工贸易的国家，总是要通过对为了出口而进口的原材料进行加工，赚取加工费用，即加工贸易的出口值是由进口的原材料价值加上加工费用构成的。这使得加工贸易的出口值总会大于进口值。
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跨国公司纷纷增加对华直接投资，他们所带来的先进生产与管理技术和中国充裕而低廉的劳动力相结合，提高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客观上也会改善全球的供给结构。
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信心。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美国、日本、欧盟世界经济的三大经济体增长势头均不够明朗。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有利于扩大全球需求，有助于提高各国对于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而当今的社会，信心对于经济复苏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是符合国情和负责任的。一是中国从１９９４年以来实行的一直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不存在人为的硬性干预。目前的汇率走向基本符合市场供求规律的要求。二是中国一贯坚持保持人民币币值基本稳定的政策，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周边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的十分不利环境下，中国仍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为稳定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实践证明，继续坚持人民币基本稳定这一政策取向，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的良性稳定发展对于全世界来说是个福音。中国经济与世
界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互惠互利双赢关系。消除偏见，树立信心，保护好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增长“亮点”，才是促使世界经济尽快走上良性发展轨道，推动整个人类共同发展和进步的正确选择。
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同一个世界体系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和五百年前的世界截然不同的世界体系里。从这一点来说，实际上没有“现代性”的存在。笔者更进而认为资本积累过程几千年来在世界体系中一直发挥主要作用。被理解作一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不过是一个编造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
从航海大发现直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是亚洲时代。确切地说，这个时代中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欧洲之所以最终在19世纪成为全球经济新的中心，是因为欧洲征服了拉丁美洲并占有其贵金属，使得欧洲获得了进入以亚洲为中心的全球经济的机会，使欧洲有可能站在亚洲的肩膀上，才得以发展。所以，可以得知从古至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为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繁荣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