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中国角色 拓展之一：贸易自由化中的中国角色
观点：别用弱国心态看贸易自由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五周年了，尽管入世给中国经济、中国市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一些人看待贸易自由化的观念并没有完全转变，面对“洋货”和外资的冲击，仍有人以“经济爱国主义”的姿态出现，片面强调贸易自由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这种想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将越来越多地以受益者的身份出现，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摇旗呐喊。
■弱国心态仍在作祟
鸦片战争后，中国曾在列强的枪炮下被迫卷入到第一次全球化的进程中，教科书也总是从中国作为受害者的角度谈论全球化在1840年后对中国的影响，在我们的记忆中，支持“贸易自由化”的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而打开了中国的通商口岸。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人看待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态度。
事实上，这恰恰表明，有些人依然是在用一种弱国心态来看待今天的开放。中国接受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游戏规则，并不是要接受一个强加给我们的文化侵略，而可以看作是古老的华夏商业文化的复兴之机。有记载显示，华夏中国早就有了“对外”贸易，春秋战国时期，有据可查的就有四条商路：一是由四川到印缅的西南线，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发现了由天竺转口到中亚的蜀布和邛竹杖；第二就是汉朝张骞所走的西线（此前就有无名商使往来）；第三是楚苗南夷在秦国统一之前就与南洋地区来往的南线；第四是燕、齐、鲁与日本、朝鲜半岛交往的东线。这四条古“丝绸之路”到秦汉时基本稳定下来。从此舟船漂洋过海，驼马相望于道。辽宋金元，明清至今，代代贸易，商旅不绝。
尽管在有些帝王看来，与外界频繁接触有时不利于抵御外侮，有时不利于防止造反，有时不利于控制臣民的思想，但外贸却从来没有中止过。即使在最封闭的清朝前期，对外贸易也没有被彻底禁止。这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国力越强大的中国与外界接触也越频繁，而闭关锁国的中国不仅与世界的发展脱节，也是一个备受欺凌的中国。
■怎样看待规则的公平性
国家不分强弱，只能适应而不可能改变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适度保护民族工业来维护经济安全，但也必须适应国际贸易的开放竞争以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去几乎所有的经验都证明，积极参与竞争可能更有利于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有法制以来，任何一个规则的公平性都是相对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体系，本为强国倡导并推行，对相对被动地接受的弱国来说，一开始就极不公平，后经抗争，强国也有让步，但不公平性仍然存在。发展中国家努力的成果是使贸易自由化规则更具灵活性，这既使贸易开放的速度放慢，也使不少国家赢得了喘息时间。
更重要的是，强弱本无常态。当今世界的强者过去都曾经当过弱者，十八世纪以前的贸易，欧洲比中国弱；十九世纪初的贸易，美国比欧洲弱；二十世纪初的贸易，日本比欧美弱。各发达国家都当过“发展中”的国家，都曾经接受过强者的不公平的规则，都经历过强弱不等的、以弱胜强的竞争。弱者的生存法则是“师强者之长技以制强”，激励弱者新的崛起。中国是以一个后进者的身份参与到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也都是以劳动力与资源的比较优势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的，然后一些佼佼者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才成功地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晋升”到全球产业分工的一个较高层次。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属于原始积累与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并存的阶段。
■贸易自由化不能只算“失”而不算“得”
现在人们大多谈中国入世承诺了什么，我们还应当看世界向中国承诺了什么。简单一点说，当前世界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的平均进口税要比中国进口平均关税低 20％（除受“反倾销”制裁产品）。世贸组织成员所有的权利（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权利）我们都在享有。非关税壁垒，外国平均不比中国多。否则，2006年中国汽车出口增长100％是不可能的。市场准入方面，2006年中国还“残留”一些发展中国家过渡期优惠。向贸易自由化过渡的5年，中国经济增长快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所以面对贸易自由化，中国是受益者，也应成为游戏规则的保护者。
分析贸易自由化得失，应有全球观，应从经济发展长远利益去分析。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存在大量贫困失业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相反，中国几亿人有工作，几亿人有书读，13亿人有饭吃，没有全球的市场和全球的资源，是难以想象的。
应当承认，在接受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中国接受了许多全球化的低端分工，出现了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但中国目前所出现的环境和资源问题也不能全算到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头上。更准确地说，这有我们自身内部的问题。中国的环境保护起步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中国还没有大规模改革开放的时候，环境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如今各级政府政绩观的偏差更加剧了这些负面问题的严重性。而我们环保观念的提高恰恰是对外开放的结果。
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使中国真正认识到了市场制度与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已经接受了经济全球化基本规则的中国。正是通过融入世界贸易自由化大潮，使我们悄然完成了观念的转变，接受了贸易自由化背后的法治与经济民主。大胆置疑、批判中国是贸易自由化受益者的观点无疑是爱国的，这种批判的精神也恰恰是对外开放的结果。
■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生角色互换
贸易自由化曾经给欧美发达国家带来好处，受益者的声音占据着主流。但是到今天，当竞争逐渐变得惨烈，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力量此消彼长的时候，发达国家中损失者的声音也开始越来越大，要求保护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在很多发达国家内部，哪怕是比例极小的生产者也比消费者更有发言权。生产者要求保护的声音似乎更能代表“经济爱国主义”，并激起议员们的激情。在很多国家的政府看来，得罪消费者是经济问题，得罪生产者则是政治问题。许多政府更不会自称是“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国际贸易的一个潜规则是：凡评价本国贸易政策，谈“弊”更安全。
与这些国家不同，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力。据专家测算，每一单位固定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劳动密集型的轻纺部门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的2.5倍。针对目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只有在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同时，特别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岗位短缺的问题。而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和对外贸易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良好的贸易自由化环境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仅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中国也必须继续支持贸易自由化。
在全球贸易“战场”上，明明暗暗、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与救急措施的滥用比比皆是。“经济爱国主义”的声浪此起彼伏。山不转水转，保护贸易自由化和谐、健康、平衡发展的责任，似乎已经落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身上。
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中国角色 拓展之一：贸易自由化中的中国角色
观点：别用弱国心态看贸易自由化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五周年了，尽管入世给中国经济、中国市场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一些人看待贸易自由化的观念并没有完全转变，面对“洋货”和外资的冲击，仍有人以“经济爱国主义”的姿态出现，片面强调贸易自由化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这种想法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将越来越多地以受益者的身份出现，为全球贸易自由化摇旗呐喊。
■弱国心态仍在作祟
鸦片战争后，中国曾在列强的枪炮下被迫卷入到第一次全球化的进程中，教科书也总是从中国作为受害者的角度谈论全球化在1840年后对中国的影响，在我们的记忆中，支持“贸易自由化”的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个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从而打开了中国的通商口岸。时至今日，这种观点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人看待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态度。
事实上，这恰恰表明，有些人依然是在用一种弱国心态来看待今天的开放。中国接受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游戏规则，并不是要接受一个强加给我们的文化侵略，而可以看作是古老的华夏商业文化的复兴之机。有记载显示，华夏中国早就有了“对外”贸易，春秋战国时期，有据可查的就有四条商路：一是由四川到印缅的西南线，张骞出使西域时就发现了由天竺转口到中亚的蜀布和邛竹杖；第二就是汉朝张骞所走的西线（此前就有无名商使往来）；第三是楚苗南夷在秦国统一之前就与南洋地区来往的南线；第四是燕、齐、鲁与日本、朝鲜半岛交往的东线。这四条古“丝绸之路”到秦汉时基本稳定下来。从此舟船漂洋过海，驼马相望于道。辽宋金元，明清至今，代代贸易，商旅不绝。
尽管在有些帝王看来，与外界频繁接触有时不利于抵御外侮，有时不利于防止造反，有时不利于控制臣民的思想，但外贸却从来没有中止过。即使在最封闭的清朝前期，对外贸易也没有被彻底禁止。这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规律，国力越强大的中国与外界接触也越频繁，而闭关锁国的中国不仅与世界的发展脱节，也是一个备受欺凌的中国。
■怎样看待规则的公平性
国家不分强弱，只能适应而不可能改变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适度保护民族工业来维护经济安全，但也必须适应国际贸易的开放竞争以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过去几乎所有的经验都证明，积极参与竞争可能更有利于经济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有法制以来，任何一个规则的公平性都是相对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体系，本为强国倡导并推行，对相对被动地接受的弱国来说，一开始就极不公平，后经抗争，强国也有让步，但不公平性仍然存在。发展中国家努力的成果是使贸易自由化规则更具灵活性，这既使贸易开放的速度放慢，也使不少国家赢得了喘息时间。
更重要的是，强弱本无常态。当今世界的强者过去都曾经当过弱者，十八世纪以前的贸易，欧洲比中国弱；十九世纪初的贸易，美国比欧洲弱；二十世纪初的贸易，日本比欧美弱。各发达国家都当过“发展中”的国家，都曾经接受过强者的不公平的规则，都经历过强弱不等的、以弱胜强的竞争。弱者的生存法则是“师强者之长技以制强”，激励弱者新的崛起。中国是以一个后进者的身份参与到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几乎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也都是以劳动力与资源的比较优势参与到这个过程之中的，然后一些佼佼者在完成“原始积累”之后，才成功地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晋升”到全球产业分工的一个较高层次。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属于原始积累与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并存的阶段。
■贸易自由化不能只算“失”而不算“得”
现在人们大多谈中国入世承诺了什么，我们还应当看世界向中国承诺了什么。简单一点说，当前世界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的平均进口税要比中国进口平均关税低 20％（除受“反倾销”制裁产品）。世贸组织成员所有的权利（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权利）我们都在享有。非关税壁垒，外国平均不比中国多。否则，2006年中国汽车出口增长100％是不可能的。市场准入方面，2006年中国还“残留”一些发展中国家过渡期优惠。向贸易自由化过渡的5年，中国经济增长快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所以面对贸易自由化，中国是受益者，也应成为游戏规则的保护者。
分析贸易自由化得失，应有全球观，应从经济发展长远利益去分析。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存在大量贫困失业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相反，中国几亿人有工作，几亿人有书读，13亿人有饭吃，没有全球的市场和全球的资源，是难以想象的。
应当承认，在接受贸易自由化的同时，中国接受了许多全球化的低端分工，出现了污染和资源浪费的问题。但中国目前所出现的环境和资源问题也不能全算到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头上。更准确地说，这有我们自身内部的问题。中国的环境保护起步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中国还没有大规模改革开放的时候，环境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如今各级政府政绩观的偏差更加剧了这些负面问题的严重性。而我们环保观念的提高恰恰是对外开放的结果。
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使中国真正认识到了市场制度与国际规则的重要性，当今的中国是一个已经接受了经济全球化基本规则的中国。正是通过融入世界贸易自由化大潮，使我们悄然完成了观念的转变，接受了贸易自由化背后的法治与经济民主。大胆置疑、批判中国是贸易自由化受益者的观点无疑是爱国的，这种批判的精神也恰恰是对外开放的结果。
■中国与西方国家发生角色互换
贸易自由化曾经给欧美发达国家带来好处，受益者的声音占据着主流。但是到今天，当竞争逐渐变得惨烈，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贸易力量此消彼长的时候，发达国家中损失者的声音也开始越来越大，要求保护的声音也越来越高。在很多发达国家内部，哪怕是比例极小的生产者也比消费者更有发言权。生产者要求保护的声音似乎更能代表“经济爱国主义”，并激起议员们的激情。在很多国家的政府看来，得罪消费者是经济问题，得罪生产者则是政治问题。许多政府更不会自称是“贸易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国际贸易的一个潜规则是：凡评价本国贸易政策，谈“弊”更安全。
与这些国家不同，中国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力。据专家测算，每一单位固定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劳动密集型的轻纺部门是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部门的2.5倍。针对目前就业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只有在提高产业科技含量、提高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同时，特别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岗位短缺的问题。而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和对外贸易出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良好的贸易自由化环境是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仅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中国也必须继续支持贸易自由化。
在全球贸易“战场”上，明明暗暗、形形色色的贸易壁垒与救急措施的滥用比比皆是。“经济爱国主义”的声浪此起彼伏。山不转水转，保护贸易自由化和谐、健康、平衡发展的责任，似乎已经落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