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提交 《关于认真研究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纪宝成的这一建议经由媒体报道后，出现在多家新闻网站的显著位置，广为人知，评论者众。 鲜为人知的是，今年两会，纪宝成再次提交建议：《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从大的方面讲，人口问题攸关国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从小的方面讲，关系到家庭和谐，生活幸福。现在的生育政策，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无法挽回。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把负面影响去掉。从人类的繁衍昌盛、文明延续，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从家庭的和谐幸福，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结构性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初就存在，但实际影响并不大。政策实施近30年来，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120.56。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偏离正常值，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生120个男孩子，对应100个女孩子，这样造成的长期问题是什么？二十年后，它的后果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性别比如此失衡，再不纳入我们的视野，还光讲人均资源、环境、水啊，是不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太快了，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根据统计，不仅老龄人口增加，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从明年开始，20—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这是接受能力最快、思维最敏捷、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十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还
是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我觉得这很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对于人口政策，现在有很多观点，有人认为应该允许二胎，有的认为要更严格的一胎化，还有的则更愿意维持现有制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实际上更严格的一胎化，是不是考虑到人均的问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人均水资源——考虑这些问题更多一点，而且把人纯粹看成了一种负担。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目前已经造成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考虑。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全面、综合，既考虑眼前又考虑未来的方案。它重视了数量问题，而没有重视结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往往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因此制造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难题。我们的判断，数量问题依然是一个矛盾，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可以说，我们考虑未来更多一点，针对的是已经显现的未来的问题。人口问题的特点是周期性很长，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迟了。我们不要到时候又来说“悔之晚矣”。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然能不能概括成一种现象，不一定准确。你看七八十年代，研究自然科学的一批人，更多地从数量上考虑。研究社会科学，经济学、人口学的人，更多地考虑社会、经济、人文的各种因素。自然科学，他把人口和资源一比——很简单的算术，中国的人口问题很严重——却没有看到人文方面的问题：人类繁衍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精神层面的需要，这些统统就没有考虑。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当然，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对的。但是，过多地考虑数量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统统不被考虑。
一年前，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两会提交 《关于认真研究完善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呼吁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纪宝成的这一建议经由媒体报道后，出现在多家新闻网站的显著位置，广为人知，评论者众。 鲜为人知的是，今年两会，纪宝成再次提交建议：《关于尽早着手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生育政策调整已经到了异常紧迫、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人口问题具有长期性、滞后性的特点，必须尽早着手，以免贻误时机。 从大的方面讲，人口问题攸关国运，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从小的方面讲，关系到家庭和谐，生活幸福。现在的生育政策，从汶川大地震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后果：独生子女家庭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是非常脆弱的。那么多家庭失去儿女，无法挽回。看起来是家庭的不幸，但是带来的问题是社会的。我们社会的发展，把家庭这个社会基本单位搞得那么脆弱干什么呢？
我个人一直认为，独生子女政策是迫不得已的政策，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政策。只要条件改变的话，我们就要尽量改变，把负面影响去掉。从人类的繁衍昌盛、文明延续，从国家的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从家庭的和谐幸福，从任何角度看，只准生一个孩子，都不是一个好的政策。
结构性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结构性问题在上个世纪80年初就存在，但实际影响并不大。政策实施近30年来，结构性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上升成为主要矛盾。第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偏离正常值。这个问题在1982年就已经初露端倪，达到108.5，2000年是117，现在更是达到了120.56。这样长时间、大幅度偏离正常值，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至少有记载的历史没有过。生120个男孩子，对应100个女孩子，这样造成的长期问题是什么？二十年后，它的后果真正开始显现的时候，中国会是什么样子？性别比如此失衡，再不纳入我们的视野，还光讲人均资源、环境、水啊，是不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老龄化。老龄化意味着寿命延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当然可以说是一个好现象。但是由于我国低生育政策的加速作用，发达国家一两百年才步入老龄化社会，我们只用了三十年，太快了，未富已经先老，很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都跟不上。根据统计，不仅老龄人口增加，而且劳动力也在老化。从明年开始，20—24岁的精壮劳动力将持久地大幅度下降。这是接受能力最快、思维最敏捷、精力最丰沛的一群人，但是这群人十年时间就要骤降一半，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城乡统筹。我们之前的政策，是跟城乡二元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生一个，农村生一个半。现在中央讲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户籍制度也在改变，还
是城市一个政策，乡村一个政策，我觉得这很难，行政手段很难解决。
对于人口政策，现在有很多观点，有人认为应该允许二胎，有的认为要更严格的一胎化，还有的则更愿意维持现有制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分歧？实际上更严格的一胎化，是不是考虑到人均的问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人均收入，人均水资源——考虑这些问题更多一点，而且把人纯粹看成了一种负担。这种观点当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对目前已经造成的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考虑。我感觉这不是一个很全面、综合，既考虑眼前又考虑未来的方案。它重视了数量问题，而没有重视结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往往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因此制造了一个更难解决的难题。我们的判断，数量问题依然是一个矛盾，但已不是主要矛盾，结构问题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可以说，我们考虑未来更多一点，针对的是已经显现的未来的问题。人口问题的特点是周期性很长，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迟了。我们不要到时候又来说“悔之晚矣”。过去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然能不能概括成一种现象，不一定准确。你看七八十年代，研究自然科学的一批人，更多地从数量上考虑。研究社会科学，经济学、人口学的人，更多地考虑社会、经济、人文的各种因素。自然科学，他把人口和资源一比——很简单的算术，中国的人口问题很严重——却没有看到人文方面的问题：人类繁衍的需要，家庭的需要，精神层面的需要，这些统统就没有考虑。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当然，能不能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就是不对的。但是，过多地考虑数量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统统不被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