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思考
———兼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
一、先秦时代的国家及国家间政治思想
先秦时期存在着诸多“类国家单位”, 以及形式复杂、性质各异的关系, 包括各部落与联盟首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 、各部族与天子(三王时期) 、各封国与中央王室之间(西周至春秋战国) , 以及各氏族、部落、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此视为具有“国家间”性质的关系, 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探讨也
①以此为基础。
历来的王统观念, 认为自西周至东周末年, 只存在一个国家实体, 那就是周王室, 其他诸侯国都出自周天子分封, 臣属于周王室, 不能算作独立国家。但历史事实是: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周天子的控制力逐渐松弛、周王室的凝聚力与权威性日益减弱, 对于维持自西周封建以来的政治秩序和权力体系已是力不从
①恩格斯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它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二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公共权力的设立”; 黑格尔认为, 国家从“自在之日起就具备了对内和对外两种职能”, 而外交则是国家产生以后逐渐发展起来以实现其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
《国际政治科学》2009/3(总第19期) , 第140—149页。
Q uarterly Journal of Intenational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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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春秋时期几大诸侯国已基本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两大最基本因素———主权与领土, 各国不仅具备独立自主的主权, 而且划有明确的疆界。进入战国时期各国更是羽翼丰满, 为一统天下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角逐, 周王室反而沦为势力衰微的小国。因此, 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尊奉周王为共主, 从某种意义上类似今天的英联邦各成员国与英国的关系, 他们承认英
①所以, 比较恰当的说法王为其国家元首, 但却享有与英国平等的独立地位。
是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称为“政治行为体”。
由是观之, 笔者以为, “可以成立, 而且处于先秦时代的列国, , 之间原本和谐、, 再归于秦汉的“大一统”, , 以及处理中央王朝和其他, 。这种纷繁复杂的政、国家间政治思想等学术理论的空前繁荣创造了, 向统治者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外交、军事战略, 在称王与称霸、合纵与连横、结盟与争战等战略博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以来, 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只片面强调先秦诸子思想的理论价值(如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 , 实际上这些思想在当时大多被用于国家间政治与外交实践, 其成效在当时和后世均得到了检验。因此, 研究先秦典籍中对外关系、国家政治、军事战略等思想, 并上升到国际政治理论高度, 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总结出富有本民族特色与智慧的理论原则和思想方法, 来指导现实研究, 并与我国当前的崛起政策和外交战略相联系, 其积极作用与现实意义是勿庸置疑的。
以此为出发点, 在阎学通教授主持下进行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视域下, 突出定量分析与逻辑演绎的方法对先秦诸子典籍进行梳理, 既是在国际政治学和历史学之间进行交叉研究的有益尝试, 又注重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比较。在《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
(以下简称) 一文中, 他通过对先秦七位思想家的解析, 异同及其启示》《异同》
①裴默农指出,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出现了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局面, 各国的外交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周礼》成为这一时期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法。裴默农:《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群星》, 重庆出版集团1994年版,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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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诸子思想分为三个层次:即统一天下、建立规范和建构观念, ①并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相对照后认为, “中国先秦思想家们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论述都是建立在策论基础上的, 他们的思想有较强的政策实用性。因此, 借鉴中国先秦思想家们有关观念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的认识, 有可能帮助建构主义和国际政治心理学在政策领域取得成果, 同时有可能丰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 ②这一论断令人信服。
二、商榷》文中的一些提法存在异议, 首先, 、国家和个人三个分析层次, 将墨子、老、管子、韩非子视为国家层次、孟子和孔子视为个人层次, , 将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区分, 这一观点似可商榷。
笔者认为, 就构建理想国际体系的角度而言, 将孔子、孟子视为一个层次、管子、荀子视为一个层次, 而将老子与韩非子视为一个层次, 依据是他们对于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关系的构想与描述。墨子虽未提出构建国际体系的系统理论, 但却极力推崇上古时代从“五帝”到“三王”时期的“圣王”尧、舜、禹, 作为原始部落军事—政治联盟名义上的最高首领, 以“政教”和“德化”实现“协和万邦”的理想境界, 并以“禅让”方式实现最高领导权的和平转移, 因此笔者将其单独列出; 并认为墨子对于国际体系的构想虽然带有很大程度的空想色彩, 但其以“兼爱”、“非攻”为出发点, 提出的防止大国兼并小国、小国对大国持积极防御的态度、以及各国为防止大国兼并应从道义、武器和战术上驰援小国的战略安全观, 具有较高的现实借鉴意义。至于战争根源和实现和平的途径, 笔者以为先秦诸子①笔者以为阎教授之意应这样理解:一个国家在对内、对外政策与发展战略的制订与选择上, 存在着三个层次:即首先要统一天下、随后建立规范, 也就是说首先拥有物质实力并制定权力秩序, 而建构观念则是更高层次的事。
②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第8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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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都是以统一天下为目标的, 只是在如何实现统一的方式上存在分歧。
其次, 《异同》对先秦诸子政治思想的解读似乎不够全面。例如, 先秦诸子对“王霸义利”之分并不是皆然对立的。例如, 孔子认为管子辅佐齐桓公施行的是“霸政”, 但仍肯定管子的历史功绩; ①孟子虽提出“春秋无义战”, 但仍对以存亡继绝、去残止杀为目的而进行的战争持肯定态度; 荀子认为消除战争的有效途径在于确立等级秩序, 并以此为依据配备资源, 从而使大国在建立规范、维持和平、保障安全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承担更多的责任; 之长, 并与荀子有许多共通之处, 虽然实施的是“, “王道”为最高理想; 法治”的目的, , 依靠制度保障实现长治久安。
, 包括阎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 , 认为他缺乏现实主义的思考, 此实为一种误解, 、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 持“兵者为大凶之器”的“慎战”观点, 但并非一味消极退避, 而是认为应积极地顺应形势发展、调整对策。事实上, 老子提出了许多具有高度哲理思辨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概念范畴, 如“道”、“势”、“无为”等, 被儒、法、墨、兵、阴阳以及以管子为代表的杂家等诸多学派不同程度地继承、发挥。
此外, 一些后世以为一力推行“霸道”、“暴政”的历史人物, 如商鞅、秦始皇, 如将其还原到历史的真实“语境”之下, 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商鞅朝见秦孝公, 首先向其游说的是帝道、次为王道, 但孝公均不感兴趣, 惟对“霸道”心向往之, 因此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政策, 实为
②西汉刘向所撰迫于“王道”不行之后的现实选择。《说苑・至公》篇, 也记载了
秦始皇兼并天下后, 召集群臣商议, 古代五帝禅位让贤与夏、商、周三王世袭, 孰①《论语・宪问》载:子曰:“微管子, 吾其披发左衽矣。”
②《史记・商君列传》载:孝公既见卫鞅, 语事良久, 孝公时时睡, 弗听。……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 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 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 益愈, 然而未中旨。……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 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鞅曰:“吾说公以霸道, 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 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 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而君曰:‘久远, 吾不能待。且贤君者, 各及其身显名天下, 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 君大说(悦) 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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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孰非。他认为自己的国运出自被儒墨法道各家所共同推崇的五帝, 将以天下
①为公有, 竟欲效五帝行禅让之礼, 在博士官鲍白令之的劝阻之下方始作罢。
我们姑且不去考证这两则故事的真实性, 只看其中所揭示的道理:被后世认为走富国强兵、严刑峻法的强硬法家路线的商鞅, 以及每被贴上“穷兵黩武、残暴不仁”标签的秦始皇, 他们所提倡和施行的到底是“王道”还是“霸道”, 往往是由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不同价值观之下所做出的评价, 情境和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
再次, 《异同》的结论之一是“大国的形象, 中国将成为20世纪80国的可能”。:世界领导国。, , 以及是否应该将此作为。阎教授在此前的一次学术讲座中:或是变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 , 成为民主国家; 或是建立自己的系统。
笔者的问题是:基于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阵营中只剩下中国这一个大国的形势, 即使我们一再强调不想与西方世界为敌、特别是与美国争霸, 同时尽量与周边国家推行睦邻友好政策, 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被美、日、印度及一些欧洲国家视为最具威胁的假想敌之一。在事关国家安全及核心利益争夺的大背景下, 即使我们举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成为他们眼中的所谓“民主国家”, 是不是就能被接受成为所谓“西方王制”的一部分? 如果不可能, 那么这个所谓“中国自己的系统”又应如何理解?
此外, 当前学术界和民间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成为热点。事实上, 笔者一向对于以“崛起”这个词来描述当今中国的外交战略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持保留态度。“崛起”一词本义为“突起”, 是指原来处于弱势而突然兀起, 主要指①《说苑・至公篇》载:秦始皇帝既吞天下, 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 三王世继, 孰是? 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 则让贤是也; 天下家, 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 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 吾将官天下, 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 欲为五帝之禅, 非陛下所能行也。……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 欲官天下哉? ”始皇闇然无以应之, 面有惭色。久之, 曰:“令之之言, 乃令众丑我。”遂罢谋, 无禅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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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 而且所谓“崛起”都是相对而言的, 例如, 先秦时期秦国的崛起, 19世纪末至20初日本的崛起, 上世纪中后期伴随着经济腾飞“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等等。中国作为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国家, 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只是在近一百多年来才由于列强的侵略而走向贫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中国从未将称霸世界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 而是作为一个拥有如此广阔疆域、悠久历史、的大国, 必须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与自身地位相当的地位, 家核心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 因此, 为本国人民谋福祉为目标。、硬实力之间的巨大差距, , 我们的问题仍然是自身的生存、发, 笔者以为老子“将。天下神器, 不可为也, 不可执也。为者败之,
①的观点, 堪称至理名言。二战前的德、日法西斯主义者欲争夺世界
领导权而发动世界大战, 最终导致败亡的命运, 即为历史的明鉴。换言之, 当前我们研究“先秦国际体系”的构建与演变, 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国际体系和国家间政治的思想, 目的绝非恢复昔日“天朝大国”的“盛世雄风”。先秦时期“西周体系”的崩溃, 正在于构建这一体系的现实基础———以宗法制、井田制和五服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已不复存, 近代以来以“儒教中国”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解体原因也与此类似。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 应摒弃以本族群的文化价值观或某种特定的文明形态为中心构建“国际体系”的理念, 借鉴老子所提倡的宏观、系统性思维, 以追求整体和谐、均衡为出发点, 积极融入现有国际体系, 并努力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三、问题与展望
基于对此项研究的关注与热忱, 笔者仅就当前这一课题研究中应注意的问①《老子・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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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今后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第一, 从理论方法上, 应以历史研究为基础进行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 将实证与诠释、定量与定性的方法相结合。当前所进行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 为了与政治史、思想史等历史研究的方法相区别, 大多采取了一种“三段论式”的方法:首先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如历史背景、时代思潮、具体史实) , 仅拣择先秦诸子著作中的部分语录加以阐发; 、公式等试图寻求其中的逻辑联系, 并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相对照结果上归纳出对现实政治的启示。, 一种足以覆盖所有现象的解释模式, , 对此笔者的问题是:, 其实质究竟? , 则势必建立在精确、严谨的历, 对、有关先秦诸子思想的阐发是否准确以及所得出的结论是”的质疑之声, 是始终存在的。
阎教授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认为, 我们所从事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 研究古代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现在, 而不是理解过去。正是由于先秦诸子著作中所引用的事件之可靠性往往是无法确知的, 因此我们研究时注重的是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事实本身。思想史研究中常常要求根据当时历史的场景去理解原文, 这是必须的。但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 我们无法关心也不关心原文真正含义是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 思想史学界就先秦著作的真实含义尚未达成共识, 而我们也无法以不同含义的解释为前提进行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只能在共同标准和共同概念的基础上进行, 因此, “相对科学的方法”就只能以字面含义为标准, 因为绝大多数人对于字面含义的理解是没有分歧的。与其从一个凭借今人想象的、而又无把握绝对真实的历史场景去理解古人的语言, 不如从一个抽象的人类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古人的思想。如果说两者都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历史真相, 那么后者将更符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 因为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普世性的合理, 而不是追求特殊性。
笔者认同这一解释, 但仍以为当前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关键, 在于拓展思路、转换视角。实际上, 任何对于历史的解读, 都无法摆脱出于不同目的的研究 146
者自身主观的诠释视角, 任何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的理论诠释, 也都可能得出言之有据、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可以尝试将历史学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国际政治理论的视角出发, 以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和记载先秦历史的正史著作《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为基本典籍———既避免皓首穷经式的繁琐考据, 又杜绝疑古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实用、功利的单一目的, 因为“理论和历史有时可能构成奇怪的伙伴”, “但是它们结合起来的结果可以是以它们单独行动所做不到的方式, ①否则, 此项研究将有可能在取得一些成果后, 力”。
第二, 领域与视野。处, , 。例如, ”为蓝本, 构建自己理想中的国、观点, 是诸子著作中(此即阎教授在《荀子的等级秩序思想》一章中所称的“归
) ; 诸子学说大部分都是为了给统治者献计献策, 服务于纳法中的简单枚举法”
现实政治(阎教授文中亦指出先秦诸子著作均俱有较强的策论性质) , 因此都难以避免功利性与片面性, 并带有较为明显的门户之见; 为使自己的学说为统治者所用, 先秦思想家纷纷推崇杰出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作用(一些人甚至有片面强调、无限夸大之嫌) , 这都是在研究中应认真辨析的。
但是, 思想家的理论一旦被统治者用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之时,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思想家本人, 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他学派理论中有益的因素吸收过来, 以适应实际需要, 此为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突出特色。正是由于诸子思想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 在许多方面, 诸如“王霸义利之辨”、富国强兵之途、以仁义道德立国等具有殊途同归的理念, 才为秦汉在政①巴里・布赞指出了当前国际关系研究忽略历史主义视角的弊端:“国际关系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代历史和现行政策问题上。学科快速紧凑的特性和对当前重大事件的专门见解的迫切需求, 助长了一种前瞻性的而非追溯往事的视角。因此往往是利用现在去理解过去。……带有实证主义癖好的社会科学家们渴望效法自然科学, 并试图确定那些不受历史变化影响的法则。……但是, 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不能像非历史主义者那样以忽略和曲解大部分历史的方式来讲述。”笔者以为此说也适用于当前所进行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中存在的理论缺陷。详见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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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实现“大一统”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 先秦诸家学说之间并非壁垒森严, 而是彼此借鉴、各有所长。
除了已经开展研究的典籍外, 《尚书》、《国语》、《商君书》、《晏子春秋》、《法经》、《孙子兵法》等许多先秦著作中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也是非常丰富的。秦汉统一之后, 西汉时期的一些著作和政论文, 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削藩策》, 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国家政治思想, 均有重大理论价值。此外, 的大一统皇朝, 但与周边部族、, 例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 , 明与蒙元、, 、民族关系、, 如能从中总结出更多具有价值的理、解决现实问题。而这些都是以, 要求研究者在较高的理论水平之外, 应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
在历史进程中揭示国际体系的演变和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同异, 还蕴含着更深刻的理论价值。这样做的益处在于通过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不仅有望构建起一种新的宏大历史叙事, 而且还为这种利用比较方法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元理论”思考, 并可提供诸多引人注目的新“论域”。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国语・郑语》中有一段周太史伯对郑桓公详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记载:桓公眼见王室祸乱迭起, 想预谋退路, 于是向周太史伯请教避难处所。对天下形势了若指掌的史伯, 分析了当时包括周王室在内的各主要诸侯国的情况, 为弱小的郑国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立足之地, 并且准确预言了各国的实力消长和关系变化。史伯为桓公所做的实际是一篇包含了时势分析、前景预测和对外发展战略的规划书, 值得关注的是, 这样一篇重要的战略规划, 其作者不是掌握国家实权的重臣或高级将领, 而是一名史官。这就必须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官文化和史书修撰传统相联系———我们的祖先之所以如此重视历史的编撰与传承, 正在于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显著功用。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老子曾任西周的史官, 而孔子的许多重要政治思想都是通过编撰《春 148
秋》这部史书而阐发的。
第三, 应避免以对号入座的方式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相比较。西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与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学界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之上。但必须看到, 中西方在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思想方法上的巨大差异, 在研究中应尽量避免对号入座、削足适履的思维定式。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概念内涵、理论体系、学科建设, 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系统, 断变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也就是说, 前者是面向未来和不确定性, 。研究, , 不能只是应一时之需, , , 。
在已获得的成果基础上, 笔者以为推进此项研究尚有以下课题可待发掘:春秋战国时期国际格局的演变及规律; 春秋时以齐桓、晋文两大霸主主宰下的国际关系; 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崛起模式及其现实启示; 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如何被应用于各国的崛起之路, 并如何作用于后世的历史进程与政治走向, 等等。综上所述, 笔者欲借《汉书・艺文志》中的一段话为本文作结:班固在考察先秦诸子思想的源流与异同之时, 曾提出“若能修六艺之术, 而观此九家之言, 舍短取长, 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①此言正为我们将先秦国际体系与先秦诸子国家间政治思想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提供了有益的启示。①《汉书・艺文志》曰:“诸子十家, 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 诸侯力政, 时君世主, 好恶殊方, 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 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 以此驰说, 取合诸侯。其言虽殊, 辟犹水火, 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 敬之与和, 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下同归而殊涂, 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 穷知究虑, 以明其指, 虽有蔽短, 合其要归, 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 得其所折中, 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 而观此九家之言, 舍短取长, 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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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 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和2009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电子邮箱:liufeng00@g mail . com
冯惠云 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1994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和2005博士学位。最新著作为Chinese S 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Confucianis m , L eadership and W ar 。电子邮件:. 王一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8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com 田 野 1998、2001和2004年先后在中、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edu . cn
2008级专门史研究生。电子信箱:sina . com
郭 莹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著有《中国社会史论》、《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等。电子信箱:guoyinghbdx@163. com 王日华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1999年在安徽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 2004和2008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电子信箱:wan 2grihua@g mail . com
徐 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8年获清
(合编) , 译著有《华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编著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战
争与国家形成》。电子邮件:xuj@cass . org . cn
杨倩如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200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史学史与中国文化传统。电子邮件:shirley_yqr@s ohu . co m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合编) 、政治学博士学位。最新代表作为《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中国先秦国家
间政治思想选读》、《国际关系分析》。电子邮件:yanxt@mail. tsinghua . edu . cn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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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思考
———兼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
一、先秦时代的国家及国家间政治思想
先秦时期存在着诸多“类国家单位”, 以及形式复杂、性质各异的关系, 包括各部落与联盟首领(传说中的五帝时期) 、各部族与天子(三王时期) 、各封国与中央王室之间(西周至春秋战国) , 以及各氏族、部落、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此视为具有“国家间”性质的关系, 对“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探讨也
①以此为基础。
历来的王统观念, 认为自西周至东周末年, 只存在一个国家实体, 那就是周王室, 其他诸侯国都出自周天子分封, 臣属于周王室, 不能算作独立国家。但历史事实是:春秋战国时期, 由于周天子的控制力逐渐松弛、周王室的凝聚力与权威性日益减弱, 对于维持自西周封建以来的政治秩序和权力体系已是力不从
①恩格斯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 它具有两大特征:一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二是脱离人民群众的“公共权力的设立”; 黑格尔认为, 国家从“自在之日起就具备了对内和对外两种职能”, 而外交则是国家产生以后逐渐发展起来以实现其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
《国际政治科学》2009/3(总第19期) , 第140—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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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春秋时期几大诸侯国已基本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两大最基本因素———主权与领土, 各国不仅具备独立自主的主权, 而且划有明确的疆界。进入战国时期各国更是羽翼丰满, 为一统天下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角逐, 周王室反而沦为势力衰微的小国。因此, 有学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尊奉周王为共主, 从某种意义上类似今天的英联邦各成员国与英国的关系, 他们承认英
①所以, 比较恰当的说法王为其国家元首, 但却享有与英国平等的独立地位。
是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称为“政治行为体”。
由是观之, 笔者以为, “可以成立, 而且处于先秦时代的列国, , 之间原本和谐、, 再归于秦汉的“大一统”, , 以及处理中央王朝和其他, 。这种纷繁复杂的政、国家间政治思想等学术理论的空前繁荣创造了, 向统治者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和外交、军事战略, 在称王与称霸、合纵与连横、结盟与争战等战略博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以来, 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只片面强调先秦诸子思想的理论价值(如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 , 实际上这些思想在当时大多被用于国家间政治与外交实践, 其成效在当时和后世均得到了检验。因此, 研究先秦典籍中对外关系、国家政治、军事战略等思想, 并上升到国际政治理论高度, 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遗产中总结出富有本民族特色与智慧的理论原则和思想方法, 来指导现实研究, 并与我国当前的崛起政策和外交战略相联系, 其积极作用与现实意义是勿庸置疑的。
以此为出发点, 在阎学通教授主持下进行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在国际关系理论的视域下, 突出定量分析与逻辑演绎的方法对先秦诸子典籍进行梳理, 既是在国际政治学和历史学之间进行交叉研究的有益尝试, 又注重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比较。在《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
(以下简称) 一文中, 他通过对先秦七位思想家的解析, 异同及其启示》《异同》
①裴默农指出, 春秋战国时代的国际关系出现了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的局面, 各国的外交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周礼》成为这一时期具有现代意义的国际法。裴默农:《春秋战国时代的外交群星》, 重庆出版集团1994年版,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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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诸子思想分为三个层次:即统一天下、建立规范和建构观念, ①并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的理论相对照后认为, “中国先秦思想家们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论述都是建立在策论基础上的, 他们的思想有较强的政策实用性。因此, 借鉴中国先秦思想家们有关观念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的认识, 有可能帮助建构主义和国际政治心理学在政策领域取得成果, 同时有可能丰富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 ②这一论断令人信服。
二、商榷》文中的一些提法存在异议, 首先, 、国家和个人三个分析层次, 将墨子、老、管子、韩非子视为国家层次、孟子和孔子视为个人层次, , 将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区分, 这一观点似可商榷。
笔者认为, 就构建理想国际体系的角度而言, 将孔子、孟子视为一个层次、管子、荀子视为一个层次, 而将老子与韩非子视为一个层次, 依据是他们对于国际体系和国家间关系的构想与描述。墨子虽未提出构建国际体系的系统理论, 但却极力推崇上古时代从“五帝”到“三王”时期的“圣王”尧、舜、禹, 作为原始部落军事—政治联盟名义上的最高首领, 以“政教”和“德化”实现“协和万邦”的理想境界, 并以“禅让”方式实现最高领导权的和平转移, 因此笔者将其单独列出; 并认为墨子对于国际体系的构想虽然带有很大程度的空想色彩, 但其以“兼爱”、“非攻”为出发点, 提出的防止大国兼并小国、小国对大国持积极防御的态度、以及各国为防止大国兼并应从道义、武器和战术上驰援小国的战略安全观, 具有较高的现实借鉴意义。至于战争根源和实现和平的途径, 笔者以为先秦诸子①笔者以为阎教授之意应这样理解:一个国家在对内、对外政策与发展战略的制订与选择上, 存在着三个层次:即首先要统一天下、随后建立规范, 也就是说首先拥有物质实力并制定权力秩序, 而建构观念则是更高层次的事。
②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 第87—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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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都是以统一天下为目标的, 只是在如何实现统一的方式上存在分歧。
其次, 《异同》对先秦诸子政治思想的解读似乎不够全面。例如, 先秦诸子对“王霸义利”之分并不是皆然对立的。例如, 孔子认为管子辅佐齐桓公施行的是“霸政”, 但仍肯定管子的历史功绩; ①孟子虽提出“春秋无义战”, 但仍对以存亡继绝、去残止杀为目的而进行的战争持肯定态度; 荀子认为消除战争的有效途径在于确立等级秩序, 并以此为依据配备资源, 从而使大国在建立规范、维持和平、保障安全方面, 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承担更多的责任; 之长, 并与荀子有许多共通之处, 虽然实施的是“, “王道”为最高理想; 法治”的目的, , 依靠制度保障实现长治久安。
, 包括阎教授在内的一些学者, , 认为他缺乏现实主义的思考, 此实为一种误解, 、回到“小国寡民”的状态, 持“兵者为大凶之器”的“慎战”观点, 但并非一味消极退避, 而是认为应积极地顺应形势发展、调整对策。事实上, 老子提出了许多具有高度哲理思辨意义和理论价值的概念范畴, 如“道”、“势”、“无为”等, 被儒、法、墨、兵、阴阳以及以管子为代表的杂家等诸多学派不同程度地继承、发挥。
此外, 一些后世以为一力推行“霸道”、“暴政”的历史人物, 如商鞅、秦始皇, 如将其还原到历史的真实“语境”之下, 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商鞅朝见秦孝公, 首先向其游说的是帝道、次为王道, 但孝公均不感兴趣, 惟对“霸道”心向往之, 因此商鞅在秦国所推行的政策, 实为
②西汉刘向所撰迫于“王道”不行之后的现实选择。《说苑・至公》篇, 也记载了
秦始皇兼并天下后, 召集群臣商议, 古代五帝禅位让贤与夏、商、周三王世袭, 孰①《论语・宪问》载:子曰:“微管子, 吾其披发左衽矣。”
②《史记・商君列传》载:孝公既见卫鞅, 语事良久, 孝公时时睡, 弗听。……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 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 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 益愈, 然而未中旨。……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 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鞅曰:“吾说公以霸道, 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 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 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而君曰:‘久远, 吾不能待。且贤君者, 各及其身显名天下, 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 ’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 君大说(悦) 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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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孰非。他认为自己的国运出自被儒墨法道各家所共同推崇的五帝, 将以天下
①为公有, 竟欲效五帝行禅让之礼, 在博士官鲍白令之的劝阻之下方始作罢。
我们姑且不去考证这两则故事的真实性, 只看其中所揭示的道理:被后世认为走富国强兵、严刑峻法的强硬法家路线的商鞅, 以及每被贴上“穷兵黩武、残暴不仁”标签的秦始皇, 他们所提倡和施行的到底是“王道”还是“霸道”, 往往是由不同时代的人们在不同价值观之下所做出的评价, 情境和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
再次, 《异同》的结论之一是“大国的形象, 中国将成为20世纪80国的可能”。:世界领导国。, , 以及是否应该将此作为。阎教授在此前的一次学术讲座中:或是变成西方“王制”的一部分, , 成为民主国家; 或是建立自己的系统。
笔者的问题是:基于苏联解体后社会主义阵营中只剩下中国这一个大国的形势, 即使我们一再强调不想与西方世界为敌、特别是与美国争霸, 同时尽量与周边国家推行睦邻友好政策, 但仍然不可避免地被美、日、印度及一些欧洲国家视为最具威胁的假想敌之一。在事关国家安全及核心利益争夺的大背景下, 即使我们举国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成为他们眼中的所谓“民主国家”, 是不是就能被接受成为所谓“西方王制”的一部分? 如果不可能, 那么这个所谓“中国自己的系统”又应如何理解?
此外, 当前学术界和民间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成为热点。事实上, 笔者一向对于以“崛起”这个词来描述当今中国的外交战略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持保留态度。“崛起”一词本义为“突起”, 是指原来处于弱势而突然兀起, 主要指①《说苑・至公篇》载:秦始皇帝既吞天下, 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 三王世继, 孰是? 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 则让贤是也; 天下家, 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 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于五帝, 吾将官天下, 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 欲为五帝之禅, 非陛下所能行也。……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 欲官天下哉? ”始皇闇然无以应之, 面有惭色。久之, 曰:“令之之言, 乃令众丑我。”遂罢谋, 无禅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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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发展, 而且所谓“崛起”都是相对而言的, 例如, 先秦时期秦国的崛起, 19世纪末至20初日本的崛起, 上世纪中后期伴随着经济腾飞“亚洲四小龙”的崛起, 等等。中国作为古代东亚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国家, 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只是在近一百多年来才由于列强的侵略而走向贫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中国从未将称霸世界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 而是作为一个拥有如此广阔疆域、悠久历史、的大国, 必须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与自身地位相当的地位, 家核心利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 因此, 为本国人民谋福祉为目标。、硬实力之间的巨大差距, , 我们的问题仍然是自身的生存、发, 笔者以为老子“将。天下神器, 不可为也, 不可执也。为者败之,
①的观点, 堪称至理名言。二战前的德、日法西斯主义者欲争夺世界
领导权而发动世界大战, 最终导致败亡的命运, 即为历史的明鉴。换言之, 当前我们研究“先秦国际体系”的构建与演变, 以及先秦诸子有关国际体系和国家间政治的思想, 目的绝非恢复昔日“天朝大国”的“盛世雄风”。先秦时期“西周体系”的崩溃, 正在于构建这一体系的现实基础———以宗法制、井田制和五服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已不复存, 近代以来以“儒教中国”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的解体原因也与此类似。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告诉我们, 应摒弃以本族群的文化价值观或某种特定的文明形态为中心构建“国际体系”的理念, 借鉴老子所提倡的宏观、系统性思维, 以追求整体和谐、均衡为出发点, 积极融入现有国际体系, 并努力提升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三、问题与展望
基于对此项研究的关注与热忱, 笔者仅就当前这一课题研究中应注意的问①《老子・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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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今后的发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第一, 从理论方法上, 应以历史研究为基础进行国际政治理论的探索, 将实证与诠释、定量与定性的方法相结合。当前所进行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 为了与政治史、思想史等历史研究的方法相区别, 大多采取了一种“三段论式”的方法:首先剥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如历史背景、时代思潮、具体史实) , 仅拣择先秦诸子著作中的部分语录加以阐发; 、公式等试图寻求其中的逻辑联系, 并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相对照结果上归纳出对现实政治的启示。, 一种足以覆盖所有现象的解释模式, , 对此笔者的问题是:, 其实质究竟? , 则势必建立在精确、严谨的历, 对、有关先秦诸子思想的阐发是否准确以及所得出的结论是”的质疑之声, 是始终存在的。
阎教授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认为, 我们所从事的是现代国际关系的研究, 研究古代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现在, 而不是理解过去。正是由于先秦诸子著作中所引用的事件之可靠性往往是无法确知的, 因此我们研究时注重的是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事实本身。思想史研究中常常要求根据当时历史的场景去理解原文, 这是必须的。但对于国际关系学者而言, 我们无法关心也不关心原文真正含义是什么。因为到目前为止, 思想史学界就先秦著作的真实含义尚未达成共识, 而我们也无法以不同含义的解释为前提进行研究和讨论。科学研究只能在共同标准和共同概念的基础上进行, 因此, “相对科学的方法”就只能以字面含义为标准, 因为绝大多数人对于字面含义的理解是没有分歧的。与其从一个凭借今人想象的、而又无把握绝对真实的历史场景去理解古人的语言, 不如从一个抽象的人类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古人的思想。如果说两者都不能真实反映当时的历史真相, 那么后者将更符合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目的, 因为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追求普世性的合理, 而不是追求特殊性。
笔者认同这一解释, 但仍以为当前推进这一领域研究的关键, 在于拓展思路、转换视角。实际上, 任何对于历史的解读, 都无法摆脱出于不同目的的研究 146
者自身主观的诠释视角, 任何建立在科学方法上的理论诠释, 也都可能得出言之有据、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可以尝试将历史学与国际政治理论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国际政治理论的视角出发, 以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历史文献和记载先秦历史的正史著作《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为基本典籍———既避免皓首穷经式的繁琐考据, 又杜绝疑古主义的思想倾向和实用、功利的单一目的, 因为“理论和历史有时可能构成奇怪的伙伴”, “但是它们结合起来的结果可以是以它们单独行动所做不到的方式, ①否则, 此项研究将有可能在取得一些成果后, 力”。
第二, 领域与视野。处, , 。例如, ”为蓝本, 构建自己理想中的国、观点, 是诸子著作中(此即阎教授在《荀子的等级秩序思想》一章中所称的“归
) ; 诸子学说大部分都是为了给统治者献计献策, 服务于纳法中的简单枚举法”
现实政治(阎教授文中亦指出先秦诸子著作均俱有较强的策论性质) , 因此都难以避免功利性与片面性, 并带有较为明显的门户之见; 为使自己的学说为统治者所用, 先秦思想家纷纷推崇杰出人才对于国家发展的作用(一些人甚至有片面强调、无限夸大之嫌) , 这都是在研究中应认真辨析的。
但是, 思想家的理论一旦被统治者用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之时, 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思想家本人, 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他学派理论中有益的因素吸收过来, 以适应实际需要, 此为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突出特色。正是由于诸子思想具有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 在许多方面, 诸如“王霸义利之辨”、富国强兵之途、以仁义道德立国等具有殊途同归的理念, 才为秦汉在政①巴里・布赞指出了当前国际关系研究忽略历史主义视角的弊端:“国际关系理论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代历史和现行政策问题上。学科快速紧凑的特性和对当前重大事件的专门见解的迫切需求, 助长了一种前瞻性的而非追溯往事的视角。因此往往是利用现在去理解过去。……带有实证主义癖好的社会科学家们渴望效法自然科学, 并试图确定那些不受历史变化影响的法则。……但是, 现代国际关系的历史不能像非历史主义者那样以忽略和曲解大部分历史的方式来讲述。”笔者以为此说也适用于当前所进行的“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研究中存在的理论缺陷。详见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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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实现“大一统”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 先秦诸家学说之间并非壁垒森严, 而是彼此借鉴、各有所长。
除了已经开展研究的典籍外, 《尚书》、《国语》、《商君书》、《晏子春秋》、《法经》、《孙子兵法》等许多先秦著作中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也是非常丰富的。秦汉统一之后, 西汉时期的一些著作和政论文, 如陆贾的《新语》、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削藩策》, 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中的国家政治思想, 均有重大理论价值。此外, 的大一统皇朝, 但与周边部族、, 例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 , 明与蒙元、, 、民族关系、, 如能从中总结出更多具有价值的理、解决现实问题。而这些都是以, 要求研究者在较高的理论水平之外, 应具备扎实的史学功底。
在历史进程中揭示国际体系的演变和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同异, 还蕴含着更深刻的理论价值。这样做的益处在于通过长时段的历史考察, 不仅有望构建起一种新的宏大历史叙事, 而且还为这种利用比较方法进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元理论”思考, 并可提供诸多引人注目的新“论域”。试举一例加以说明。《国语・郑语》中有一段周太史伯对郑桓公详论西周末年天下兴衰继替的记载:桓公眼见王室祸乱迭起, 想预谋退路, 于是向周太史伯请教避难处所。对天下形势了若指掌的史伯, 分析了当时包括周王室在内的各主要诸侯国的情况, 为弱小的郑国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立足之地, 并且准确预言了各国的实力消长和关系变化。史伯为桓公所做的实际是一篇包含了时势分析、前景预测和对外发展战略的规划书, 值得关注的是, 这样一篇重要的战略规划, 其作者不是掌握国家实权的重臣或高级将领, 而是一名史官。这就必须与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官文化和史书修撰传统相联系———我们的祖先之所以如此重视历史的编撰与传承, 正在于其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显著功用。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何老子曾任西周的史官, 而孔子的许多重要政治思想都是通过编撰《春 148
秋》这部史书而阐发的。
第三, 应避免以对号入座的方式与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相比较。西方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与借鉴意义, 目前我国学界相关领域的研究大多建立在西方理论的基础之上。但必须看到, 中西方在历史文化、社会背景、思想方法上的巨大差异, 在研究中应尽量避免对号入座、削足适履的思维定式。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概念内涵、理论体系、学科建设, 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系统, 断变化。的基础上展开的。也就是说, 前者是面向未来和不确定性, 。研究, , 不能只是应一时之需, , , 。
在已获得的成果基础上, 笔者以为推进此项研究尚有以下课题可待发掘:春秋战国时期国际格局的演变及规律; 春秋时以齐桓、晋文两大霸主主宰下的国际关系; 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崛起模式及其现实启示; 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如何被应用于各国的崛起之路, 并如何作用于后世的历史进程与政治走向, 等等。综上所述, 笔者欲借《汉书・艺文志》中的一段话为本文作结:班固在考察先秦诸子思想的源流与异同之时, 曾提出“若能修六艺之术, 而观此九家之言, 舍短取长, 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①此言正为我们将先秦国际体系与先秦诸子国家间政治思想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提供了有益的启示。①《汉书・艺文志》曰:“诸子十家, 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 诸侯力政, 时君世主, 好恶殊方, 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 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 以此驰说, 取合诸侯。其言虽殊, 辟犹水火, 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 敬之与和, 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下同归而殊涂, 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 穷知究虑, 以明其指, 虽有蔽短, 合其要归, 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 得其所折中, 皆股肱之材已。……若能修六艺之术, 而观此九家之言, 舍短取长, 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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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 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和2009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电子邮箱:liufeng00@g mail . com
冯惠云 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1994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和2005博士学位。最新著作为Chinese S trategic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Confucianis m , L eadership and W ar 。电子邮件:. 王一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8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 com 田 野 1998、2001和2004年先后在中、博士学位。著有《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edu . cn
2008级专门史研究生。电子信箱:sina . com
郭 莹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授。著有《中国社会史论》、《震荡与冲突: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潮和社会》等。电子信箱:guoyinghbdx@163. com 王日华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1999年在安徽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 2004和2008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电子信箱:wan 2grihua@g mail . com
徐 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8年获清
(合编) , 译著有《华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编著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战
争与国家形成》。电子邮件:xuj@cass . org . cn
杨倩如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200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研究方向为史学史与中国文化传统。电子邮件:shirley_yqr@s ohu . co m 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合编) 、政治学博士学位。最新代表作为《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中国先秦国家
间政治思想选读》、《国际关系分析》。电子邮件:yanxt@mail. tsinghua . edu . cn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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