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与历史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参考模板

政法与历史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目 录(三号黑体不加粗)

中文摘要(四号黑体不加粗) ...................................... 2

英文摘要(四号黑体不加粗) ...................................... 2

前 言(四号黑体不加粗) ........................................ 3 1 关于汉代“厚葬”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四号黑体不加粗) ........... 4 2 汉代“厚葬”的表现(四号黑体不加粗) ............................... 5

2.1 帝王诸侯坟墓规模大、配套建筑多(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 5

2.2 随葬品种类丰富且十分奢华(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 6

2.3 墓葬的形制多(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 7

2.4 墓室内的装饰复杂(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 8 3 汉代“厚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 7

3.1 物质上:经济富庶、物资丰富(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 9

3.2 精神上:等级制度森严、迷信思想盛行(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 10 结 语(四号黑体不加粗) ................................................. 13 参 考 文 献(四号黑体不加粗) ............................................ 14 致 谢(四号黑体不加粗)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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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的“厚葬”之风在整个古代历史长河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无论是史书中还是实际的考古遗存中,总能见到相关的资料。汉代“厚葬”主要表现在:帝王诸侯坟墓规模大、配套建筑多;随葬品种类丰富且十分豪华;墓葬的形制多;墓室内的装饰复杂。这种厚葬现象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它反映了汉代富庶繁荣的社会经济,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盛行于朝堂庙野间的鬼神迷信思想。(小四号仿宋体不加粗,“摘要”字数须300字以上)

关键词(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厚葬;厚葬的表现;社会生活(小四号仿宋体

不加粗)

Abstract(四号Times New Roman体加粗)

The wind of the han dynasty bury with full honours in ancient history is second to none in history, whether in the actual or archaeological remains, can always see related material. Han dynasty emperor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dim "hegemony, large scale architectural grave; The grave-goods and very luxurious variety, The tombs made, The decoration inside the chamber. This phenomenon is dim the epitome of social life, han han, it reflect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rigid hierarchy and prevailed in TangMiao toward between wild ghost superstition.

Key words(四号Times New Roman体加粗): The Han Dynasty ; Bury with full honours ; manifest of the dim ; Social life

前 言(四号黑体不加粗)

丧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了从修建坟墓到对死者的装殓、送葬、埋葬、祭祀活动之间的一整套礼仪和文化。纵观五千年的丧葬文化历史不难发现,“厚葬”永远是其中最突出的话题。“厚葬”是与“薄葬”相对而言的,指在治丧过程中不惜奢靡挥霍,以死伤生的丧葬行为。丧葬行为是丧礼的具体体现,在历史上,它既是个社会实际问题,又是个理论观念问题。古人重视死亡,厚葬的风气也就愈演愈烈,其中尤以汉代的“厚葬”最为突出,学术界历年来对汉代墓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对汉代“厚葬”现象出现的原因做了十分详尽的论述。但目前对汉代“厚葬”的研究大多数都是针对个别的考古遗迹而进行的,并且对“厚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总体研究还不是很详细。本文主要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代“厚葬”做一简单的疏理和分析,从“厚葬的表现”和“厚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两大方面来综合了解汉代“厚葬”。

1 关于汉代“厚葬”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的“厚葬”在文献中被多次被提到:《僭夫论·浮侈篇》中记载有:“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樗梓楩椁,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1];《盐铁论·国疾篇》:“生不养,死厚葬,葬死殚家,遣女满车,富者欲过,贫者欲及”[2];《盐铁论·散不足》“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废屋卖业”[3];《汉书·文帝记》“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身,吾甚不取”[4];《后汉书·光武帝纪》“世以厚葬为德,义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5]。

除了上述文献材料的记载,从历年来的考古资料中也不难看出厚葬的迹象。如:1972、1974年两次发掘的马王堆三座汉墓;1976年河南洛阳市烧沟村发现的卜千秋墓;1980年在河北省发掘的满城汉墓;1999年在北京发现的老山汉墓都是汉代厚葬风气的具体产物。它们无论是从坟墓的规模、配套设施,随葬品种类,还是从墓室结构、墓室内的装饰等方面都可以展现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奢侈与豪华。

2汉代“厚葬”的表现 (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厚葬”之风包括的内容很多, 但最突出的,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帝王诸侯坟墓规模大、配套建筑多(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远古时期,实行“不树不封”,因此墓地上没有任何标志。从春秋晚期才开始出现垒坟丘,此后这种形制逐渐流行。在汉代,除了文帝的霸陵因山修建,不修筑坟丘外,其余10陵地面上都有覆斗形夯土坟丘。根据资料显示,汉高祖长陵底部东西162米,南北132.3米,高31.74米;景帝阳陵底部东西166.5米,南北155.4米,高31.64米;武帝茂陵规模最大,底部边长231—234米,高46.5米。昭帝以后诸陵,大致底部边长也都在150米上下,高30米以上。[6] 《东汉会要·卷七》中记载东汉帝陵中规模最大的为和帝的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寝殿园省在东,园寺更舍在殿北,堤封田三十一顷二十亩二百步。” [7]其中规模最小的质帝静陵也有“山方百三十步,高五丈五尺。”[8]除了帝陵外,其他诸侯功臣贵戚的坟墓也修得高大威严。如:长沙马王堆驮侯利苍妻墓,现存封土底径约40米,高16米;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现存封土东西约100米,南北约70米,高约20米;茂陵陪葬墓之一的霍去病墓,坟丘砌成祁连山的形状,高大威严。

在墓地的周围,往往还有许多与高大坟墓相配套的建筑。祠堂就是一典型产物,西汉时墓前修建了祠堂作为祭祀之所。西汉中期后,官僚贵族墓前的祠堂建筑已十分普遍。

由于祠堂多为木结构建筑,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东汉时祠堂建筑更加盛行,多用石料建筑,十分豪华。史载:“黄水东南流,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刚字叔毅,山阳高平人,嘉平元年卒,见其碑,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引起,雕刻为君臣、官属、免龙鳞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作制工丽,不甚伤毁。” [9] 除祠堂外,皇帝陵寝一般还设有寝殿、便殿。便殿为正殿的附属建筑,主要供墓主灵魂游乐之用。寝殿为守墓者住的地方,相当于宋代时的“下宫”。此外,陵前还普遍设置了神道和石刻群。神道为墓前开筑的大道,西汉时神道就已经出现了,如霍光死后,其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10]但这仅为个别现象,到东汉时,所有高官大墓前都开筑神道。石刻群亦出现于西汉时期,它包括石柱、石阙、石碑、石刻人物、动物像,保存至今的霍去病墓前14件石刻雕像,为我们提供了例证。但其亦为特例,乃武帝为表彰其卓越武功而设。为死者墓前立石碑的习俗则始于东汉初,随后便广泛流行,不仅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立基碑。就是稍有资产的老百姓也立墓碑,碑文主要是记述墓主死亡日期和生平事迹。从上述可知,汉代墓域上的建筑众多,不用说皇陵,就是官僚、贵族、地主的墓域上往往都有阙、华表、人物和动物雕像、祠堂、碑等。这种墓域设施对后世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2.2 随葬品种类丰富且十分奢华(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统治阶级墓中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几乎包括了生人所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品和用具。西汉前期,贵族、官僚的墓内主要以实用的各种珍贵器物随葬,一般都是铜陶等容器。铜器有鼎、钫、壶、樽、盘、匜、鐎斗等。陶器有鼎、钫、壶、瓮、罐、盒、盘等,种类较多,数量颇大。此外,还有生活用具如灯、熏、炉、博山炉、炭炉、熨斗、尺、镜、带钩等铜器和奁、盒、案、几、屏风等漆器。男性墓葬往往还出武器,主要有刀、剑、矛、戟、弩机、甲胄等。个别墓内还出土帛书、帛画、竹简。西汉中期以后贵族、官僚墓葬内用陶制明器随葬。东汉时期贵族、官僚墓内的金银器比前代增多,有些地区的墓内还有少量的青瓷器,陶制明器的种类和数量都胜过西汉。除仓灶井外,还有磨、风箱、碓房、猪圈、楼阁、田地、池塘以及猪、狗、羊、鸡、鸭等家畜和家禽等塑像。据《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茂陵多藏金银财务,有鸟、兽、鳖、牛、马、虎、豹七禽凡百九十物,及至武帝死时,由于储藏过多,竟达陵中不复容物的程度。”另外,从西汉末年帝陵遭盗掘的事实中,亦反映出帝陵随葬物不惟珍贵且丰富。西汉末年赤眉军“发掘诸陵,取其宝货”[11]东汉末年董卓、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12]可见其内的随葬品之多。

同时,汉代统治阶级墓中的随葬品十分奢华。典型的代表当属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的丧服“玉衣”,它由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并以金丝、银丝或铜丝编缀而成,分别称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东汉时对玉衣有分级使用的制度。《后汉

书·礼仪志》记载: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在目前出土的34座有玉衣和玉片的墓葬中,以中山王刘胜夫妇的两件玉衣保存最为完整。刘胜的玉衣由2498块玉片组成,金丝重1100克。窦绾的玉衣由2160块玉片组成,金丝重700克。 除玉衣外,其他随葬品的奢华程度也不容小视,以长沙马王堆三座墓葬为例,这三座墓共出土了3000多件精美器物,特别是出土的700多件漆器,数量之多,种类之繁、造型之巧,彩绘之精都是前所未有、异常珍贵的。漆器制作复杂、价格昂贵远在铜器之上。《盐铁论·散不足》说:“夫一文杯得铜杯十,价贱而用不殊”;“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13] 说明了漆器的珍贵。此外,一、三号墓出土的罕见的稀世珍品罗、卷、縑、锦、绣、绦等丝绸;蝉衣、夹衣、棉袍、裳裙、袍缘、冠履、袜、手套、组带等衣服;袖珍、衾被、几巾、香囊、针衣、镜衣、竽衣,瑟衣等饰件共200余件,种类齐全、保存完好,绚烂多彩、精美绝伦。

2.3 墓葬的形制多 (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在承继前代的基础上,汉代的墓葬形制更加丰富多样,除了较常用的木椁墓、土洞墓、砖室墓之外,还有壁画墓、画像砖墓、空心砖墓、崖墓等,其室内的结构形制也与以往相比有很大的突破。

2.3.1木椁墓(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木椁墓是继承商周以来的传统,在长方形土坑内构筑木椁,内放棺材。椁与棺之间的空隙用板隔成前、后、左、右或头侧厢房,放置随葬品。大墓一般有斜坡或阶梯墓道。木椁墓中最具代表的就是“黄肠题凑”, “黄肠题凑”是中国古代顶级葬制的标志 ,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14] “黄肠题凑”最初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当时的葬制不完整,并且当时只有天子才能享用,随着礼乐的崩溃,各诸侯王也竞相采用这种葬制,其规模有时甚至超过当时的天子。西汉时“黄肠题凑”可谓是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如:(文帝卒)以木为重,高九尺,广容八歴,裹以苇席。巾门、丧帐皆以簟。车皆去輔轓,疏布恶輪。走卒皆布褠帻。太僕(駕)四輪輈为賓车,大練为屋幙。中黄门、虎賁各二十人执绋。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谒者二人,中谒者僕射、中谒者副将作,油缇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禮。[15] 除皇帝外,其他贵戚、功臣在皇帝的特许下也可使用这种奢侈的葬制。例如:“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宜舆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有冢。赐金钱、缯絮、肃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璣、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

[16] 椁十五具。”目前考古发掘的最典型的黄肠题凑墓当属河北大葆台汉墓,江苏高邮汉墓,

河北老山汉墓。以大葆台汉墓为例,它是一座全木结构的墓葬,是汉元帝时期广阳顷王刘建之墓。其墓坑长26.8米,宽21.2米,深4.7米,在椁室和前室以外1.6米处,即是用柏木枋垒砌的“黄肠题凑”。它是用截面为10×10厘米,长90厘米的柏木枋子一层一

层的摞起来的,一共30层。其高度为3米,宽度为0.9米。所用的柏木枋子,据统计有15000多根,足见其奢侈浪费的程度。这类型墓的设计一般十分精巧,它为死者的生活想得十分周全,应有尽有,在阴间可以享受人世间同样的豪华生活。

2.3.2 其它形式的墓葬(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壁画墓是指带彩绘的砖室墓, 规模很大, 通常在一条中轴线上, 有三、四间墓室, 旁边还带有耳室, 全长二十米以上。在墓室的四壁、券顶, 雨道, 墓门额上, 绘满了彩色图画。这种造价昂贵的壁画墓, 在北京、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河南、山西等许多地方均有发现。从墓葬发掘资料看, 使用这种壁画墓的人, 多为“ 千石” 以上的官吏, 但也有无官职者, 说明这种墓葬在民间也相当流行。画像石墓更甚之, 它是在石材结构的墓室或砖石混作的石构件上, 雕刻精美的画像。西汉晚期的石刻画像, 多采用阴线刻技法, 画面尚简单。而东汉时期, 则大有发展, 不仅画像内容丰富, 而且大量使用凸面线刻和剔地浮雕技法, 相当费工。同时, 墓葬的规模也较大。1959年在山东安丘董家庄发掘的一座东汉画像石墓, 由雨道、前室、中室和后室组成, 中室还带有耳室, 全用巨大石板砌成, 共有一百零三块画像石组成六十九幅画面。1954年发掘的沂南画像石墓, 除前、中、后三个主室外, 两侧还有五个耳室, 共八室。墓门和三个主室四壁, 有四十二块画像石, 共七十三幅画像。崖墓,出现于西汉。著名的有河北满城汉墓,山东九龙山汉墓,江苏徐州北洞山汉墓,广州南越王墓等,它是首先在山崖间穿凿巨大的洞穴,然后凿出耳室、前室、后室或主室和附室。修建此类墓工程量十分巨大,对技术的要求也相当高。

2.4 墓室内的装饰复杂(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的墓内摆脱了以往的单调,在墓室内壁上嵌以画像砖或施以壁画以作装饰之用。有些墓内甚至还筑有仿木结构的门、窗棂等。这使得整个墓室色彩明丽,更接近于生人的生活场所。画像砖是专为装饰墓室而用的,其优美的图案模印在砖的平面上,在施以各种颜色的彩绘,装饰效果甚佳,画像砖在雕刻技法上采用了浅浮雕、阴线刻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技法,使画面显得极为生动而富于变化。它的取材也十分广泛、内容丰富无论是桑园、田圃、市集、居住庭院或者是宴乐、杂技、舞蹈以及各种生产的场面,构图匀称,形象逼真,生活场景鲜活热闹。墓内的壁画装饰题材内容也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表现为对吉祥事物的关注,如吉祥动物、吉祥植物、神仙、辟邪等;显示对生活的热情;对历史人物故事的热爱等等。

3 汉代“厚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厚葬现象是其社会生活的缩影,透过汉代厚葬现象我们可以管窥汉代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面貌。

3.1 物质上:经济富庶、物资丰富 (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从全国各地汉墓中出土的资料来看,汉代的物资可谓是极大的丰富,人民的生产热情十分高,农业上出现了全面繁荣;手工业则门类齐全、制作工艺高;家畜饲养的种类多。

3.1.1农业上:农产品丰富(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汉代农产品极其丰富。在洛阳地区发掘的数百座汉代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的农产品。其中,粮食作物有:黍、粟、稷、小麦、大麦、粳米、秫米、薏米、大豆、麻;粮食加工产品有:酒、糵、曲、酱、羹、醯、盐豉、鸡豚、和小麦餔。长沙马王堆M1出土的农作

物也是极为丰富的,粮食作物有稻、大麦、小麦、黍、粟等;经济作物有大豆、赤豆、姜、大麻子、花椒等;蔬菜有葵、芥菜、藕等;瓜果有甜瓜、大枣、砂梨、梅、杨梅等。湖北江陵汉墓出土的四束稻穗,穗形完整,色泽鲜黄,主穗长19厘米。每穗粒数多达72颗。[17] 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稻、粟、大麻、黄瓜、香瓜、冬瓜、番木瓜、葫芦、桔子、李、梅、青杨梅、橄榄、仁面、罗浮栲、广东含笑、金银花、花椒、姜、芋等植物种实。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汉代谷物品种的增多和农业经济的繁荣。

由于汉代农业经济的繁荣,在储藏谷物方面,汉代已经使用了仓,在汉墓中发现的仓储建筑的陶制模型有仓囷和仓楼,西汉中期以后更是大量出现。仅《洛阳烧沟汉墓》一书就收两汉陶仓囷983件。河南密县后士郭1号墓出土的陶仓楼模型正面刻有地主收租,两侧则绘有守卫士卒,一幅地主庄园经济的图像[18]。汉代的仓储用器,就墓葬中所见,大约有仓形罐、壶、瓮式粮袋、竹笥等。少量的粮食一般储存在罐、壶、粮袋、竹笥内,大量的粮食储存在仓囷里。有些出土的仓外壁还涂有粉朱色,题记“稻种万石”、“大豆万石”、“大麦万石”[19] 等文字,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

3.1.2 手工业方面:门类齐全,制作工艺高(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汉代墓葬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日用器具,如:鐎斗、熨斗之类用来温酒、烫衣的用具;博山炉、香薰炉等用来净化空气的用具;魁、羹斗用来盛放食物助料的器皿;以及各种人物造型的灯。其中最富盛名的代表为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王夫人窦绾用过的长信宫灯。除此之外,铜镜也十分的流行,造型精美,制作精巧,纹饰丰富,在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另外,两汉时期的纺织业制作工艺高。西汉的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和甘肃威武磨嘴子48号汉墓中,发现的丝织品数量多、品种齐、色谱全、技艺精是考古发掘中的稀世珍品。其中尤以马王堆的素纱禅衣最为突出,它轻若烟雾薄如蝉翼,长1.28米,具有长袖,重量却仅49克,织造技巧之高,可谓是巧夺天工。东汉的纺织品出土于“丝绸之路”沿线,如甘肃居延遗址、新疆罗布

淖尔、古楼兰和民丰。此外,朝鲜乐浪王墓、蒙古、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墓发现了独特的汉隶铭文丝织品,以及缂毛、斑等毛织品。汉代的丝绸为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和贸易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

3.1.3 养殖业:家畜家禽种类多(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家畜模型在西汉早期已经出现, 西汉后期开始出现家禽和猪圈。西汉早期墓葬发现的动物明器,其中包括:马22件,牛10件,猪3 件,狗10件;西汉晚期墓葬发现:马1件,牛6件,猪(圈)6件,狗6件,鸡4件,鹅4件,羊4件,鸳鸯2件,天鸡1件。[20]

秦末汉初的社会动乱,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凋敝 ,畜牧业正常发展的条件遭到破坏。整个中原地区马匹奇缺,,西汉政府的军马严重不足, 甚至出现“ 自天子不能具钧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21]的状况。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西汉政府在边郡大力发展官营牧场——牧师苑, 同时也在内郡广建官马厩, 并且采取了其他一些鼓励民间养马的措施。经过几十年时间, 养马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汉武帝时, 出现了“ 众庶街巷有马, 阡陌之间成群”[22] 的景象。据《汉旧仪》记载, 京城长安附近有“天子六厩”,各厩“马皆万匹”, 边郡牧师苑“三十六所, 分布北边、西边, 以郎为苑监, 官奴婢三万人, 分养马三十万头, 择取教习, 给六厮。牛、羊无数, 以给牺牲”。民间养马业和养牛业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 在边郡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畜牧经营。所谓“长城以南、滨塞之郡, 马牛放纵, 蓄积布野”[23] 的说法,充分反映了边郡养马和养牛业的兴旺景象。

西汉晚期至东汉末, 出土动物明器以肉畜类动物为主。根据收集的资料,全国各地共53 座墓中, 共42 座出土鸡明器, 41座出土狗明器, 40座出土猪明器,12座出土羊明器, 而牛和马的比例大大减少,9座出牛明器, 8座出马明器[24]。随着汉代经济的高度发达, 以猪、狗、鸡等饲养为主的家庭副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并成为这一时期百姓家庭的经济模式及富裕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准。汉墓出土的大量陶家畜家禽模型,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的经济发展水平。

3.2 精神上:等级制度森严、迷信思想盛行(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在物质资料得到满足后,人们往往更注重精神生活的质量,加之汉代是封建社会处于上升的时期,统治阶级死后更注重体现其统治地位。在丧葬中,他们尽全力体现其身份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一套鬼神迷信思想。

3.2.1 森严的等级制度(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等级制度在丧葬中的表现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当时奴隶主阶级就已实施了一套列鼎制度,即:“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百姓无鼎”[25]。到汉代时这种列鼎制度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墓地的规模、葬制的等级、随葬品的多寡。

汉代坟丘的高低大小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财富有关。对此汉律有所规定:“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26]。从汉代墓葬考古资料来看,西汉前期诸侯

王和列侯的墓葬形制差别很大,诸侯王墓葬中黄肠题凑、便房、明中、外藏椁几部分都有,列侯墓葬的规模比诸侯王小得多,没有“黄肠题凑”。总的说来汉代诸侯王使用皇帝的葬制,但规模较小,结构也简单一些,列侯墓葬是在诸侯王墓葬形制的基础上简化缩小。东汉时期随着大庄园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他们多聚族而居。强调血缘关系,厚葬长者,淫祀亡灵,这样就兴起了许多大家族墓地。该类型墓地的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葬制规格高,墓地配套建筑多;而平民百姓的墓则规模小,随葬品少,葬制也根本谈不上规格,墓域内几乎没有与之相符的富庶建筑,普通老百姓的墓地都是连在一起的。最典型的代表是洛阳烧沟汉墓,该片墓地的时间是从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都是一些下层官僚和普通百姓的墓葬,从整片墓地的出土文物来看,在这大大小小几百座墓中出土的贵金属随葬品十分稀少,大多为陶器随葬品,这与豪强地主的大墓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外,在对待死者的福利方面也有着等级的差别。在经济上的表现为赙赠,赙赠分为官赙和私赙两种。私赙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中,而官赙则是汉代政府,对皇室、贵族和官僚阶层的丧葬补贴,不仅具有助丧的经济意义,而且还表明死者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后汉书·礼仪记下》详细叙述了子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三公直至六百石的丧葬礼仪,赙赠葬器,钱物各不相同。荫子是汉代丧葬福利在政治上的表现。两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任职满三年以上,得任其子弟一人为郎;一些官吏因公死亡,虽不符合荫子条件,作为奖赏,亦可荫子为官;高级官员的自然死亡,也可以荫子。由于荫子制“不以德选”,入仕者良莠不齐,两汉时对此制度屡有批评和要求废除的意见,因其关系到官僚集团的切身利益,废而复兴,终汉之世,荫子制一直沿用,高级官吏也一直享受荫子的福利。退休的高级官员也与死于职守的官员一样享受丧葬福利,除特恩外,汉代只有两千石以上的官吏才能享受退休福利。等级制度是汉代君主专制主义的基础,丧葬福利从“死”的层面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等级差别,这些福利主要实行于贵族、官僚阶层,与低级官吏基本无关,更不用说平民。

3.2.2 鬼神迷信思想盛行(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体现汉代的鬼神迷信思想盛行最直接的资料就是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墓以及各种陪葬的帛画。长沙马王堆汉墓一、三号墓内棺盖板上就各有一幅平放着的彩绘“T”形帛画,上绘天国、天空、人间、阴间的种种现象[27];1976年在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村发现的卜千秋墓,在墓内的脊顶就有以长卷横向展开,描绘墓主人夫妇在仙人的迎送和神兽的陪同下升入天界的情景。再如南阳汉画像石所见的乘龙升天图,人骑在龙背上,悠然上升,前有仙人引导,后有神龟侍卫,反映着神龙载负着墓主人升天而去。

封建统治者既想死后羽化登仙,又担心升仙时鬼蜮作祟,于是想出了驱除邪恶以保护升仙的办法。马王堆二、三号墓的斜坡墓道两旁,均有两个用木块和草绳制作的偶人跪

坐,头插鹿角,两手左右平伸,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神荼和郁垒的象征。[28] 汉画像石墓中,也有面目狰狞,勇猛威武的形象。马王堆汉墓的这两个偶,其作用显然是镇守墓门驱鬼驱疫,以保护死者灵魂升天。

画像石以及壁画以各种不同的画面记录了死人升仙的场面,清晰的表现了天国追求的观念,表现了人与“神袛世界”的联系,人死体魄归于土,重新“生活”于黄泉阴间。为此,他们想方设法断绝与“鬼魅世界”的联系。墓主人阴间的生活世界起到了联系“神”“鬼”两个世界的中介作用。同时,它又是人的躯体在阴间的生存空间。因此,市井、庄园、陶仓、厩圈、车马、用具等等,都是被艺术化的搬进了墓葬。有此甚至还在上边图形绘影,或大书“稻米八千万”、“大豆千万”等等。不仅如此,而且希望“龙蛇马牛,皆食大(天)仓”、“以上人马皆食于天仓”[29] 。祈求在阴间福寿饱暖,连年有余的民俗意识赫然可见。

像精心建构现实社会的权力金字塔那样,古人把“另一个世界”构想成为有神有鬼,同时又有管理系统的一个庞大而又完整的亦神、亦鬼、亦官僚政治的大社会。人们在其间类似阳间一样生活:行商贩贾、驾车出游、斗鸡走狗、舞乐百戏、仰射垂钓、夏耕冬藏,甚至还要给地吏鬼使们交租纳税。当然,这一实施种种社会职能的庞大系统必不可少一支阴间官僚队伍,一套阴间官僚机构。尽管汉画像阴曹地府里的官吏、奴婢、僮仆服饰打扮与现实生活中没什么两样,然而在当时的观念上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具体表现在它从观念上到名称上与阳世表述绝然相异,正式表述的阴间官吏要在职官称谓前冠以“地下”、“冢”、“主墓”、“墓”等字样以示区别。如地吏队伍中的“冢公”、“墓伯”依据的是现实生活中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而来;“地下两千石”、“冢丞”、“冢令”一类,相当于汉制的郡守和县令、县丞一级官吏,是冥府地吏中地位较高的管理人员。总之,地吏职官是以汉官制度为范母,同时又自成体系,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职官混为一谈的带有神鬼性质的官吏队伍,这表现出古人明确的“死生异路”观念。

结 语

透过对汉代“厚葬”的考察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汉代经济上的繁荣,为厚葬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至上而下”的带头示范对“厚葬”之风的流行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代以儒家思想治国,大力推行孝文化,也是“厚葬”风风火火蔓延开来的重要原因。它既是时代的产物,亦是人为的产物。而汉代“厚葬”本身就包含了两层涵义:一方面,在经历改朝换代的动乱之后,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综合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而另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人民在精神生活上的要求也有所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与日俱增。诚然,汉代的“厚葬”给我们今人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厚葬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对汉代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正因为如此,汉代后期,厚葬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失去了光彩,特别是东汉之后,魏晋时期薄葬风气普遍流行。至此,中国丧葬史进入了一个相对简朴的时代。

参 考 文 献(须列8篇以上文献,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1][东汉]王符. 潜夫论笺·浮侈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7.

[2]桓宽.盐铁论·国疾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98.

[3][13]桓宽.盐铁论·散不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03,101.

[4]班固.汉书·文帝纪卷.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2.

[5]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379.

[6]阴法鲁.中国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18.

[7][8][15][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3,104 .

[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256.

[10][14][16]班固.汉书·霍光金日磾传[M]第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485.

[11]范晔.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483.

[12]范晔.后汉书·董卓列传.第八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327,2378.

[17]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51.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1987.

[19]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84.

[20]李如森.汉代丧葬礼俗[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149.

[21][22]班固.汉书·食货志.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7,1135.

[23]马非百.盐铁论简注·西域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4:332.

[24]李如森.汉代丧葬礼俗[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149-152.

[25]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213.

[26]林尹.周礼今注今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77.

[27][28]郭学仁.马王堆汉墓葬俗研究[J].四川文物,1995(2).

[29]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曲阜徐家村汉墓出土[M].济南:齐鲁书

社,1982:143. 注:参考文献详细格式及说明请参考《内江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撰写基本规范》

致 谢

大学四年的时光匆匆流逝,毕业论文的撰写是我们向学校和老师上交的最后答卷。在撰写该论文的过程中,得到了×××老师的多次细心指导和帮助,对论文的初稿进行了多次详细审阅、指正,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向×××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感谢内江师范学院政史学院全体老师在大学四年中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

× × × ×年×月×日

政法与历史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目 录(三号黑体不加粗)

中文摘要(四号黑体不加粗) ...................................... 2

英文摘要(四号黑体不加粗) ...................................... 2

前 言(四号黑体不加粗) ........................................ 3 1 关于汉代“厚葬”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四号黑体不加粗) ........... 4 2 汉代“厚葬”的表现(四号黑体不加粗) ............................... 5

2.1 帝王诸侯坟墓规模大、配套建筑多(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 5

2.2 随葬品种类丰富且十分奢华(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 6

2.3 墓葬的形制多(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 7

2.4 墓室内的装饰复杂(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 8 3 汉代“厚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 7

3.1 物质上:经济富庶、物资丰富(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 9

3.2 精神上:等级制度森严、迷信思想盛行(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 10 结 语(四号黑体不加粗) ................................................. 13 参 考 文 献(四号黑体不加粗) ............................................ 14 致 谢(四号黑体不加粗) ................................................ 15

注:行间距为22磅(可根据页面情况在2024范围内适当调整),段前段后均为0磅。

摘 要(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的“厚葬”之风在整个古代历史长河中都是首屈一指的,无论是史书中还是实际的考古遗存中,总能见到相关的资料。汉代“厚葬”主要表现在:帝王诸侯坟墓规模大、配套建筑多;随葬品种类丰富且十分豪华;墓葬的形制多;墓室内的装饰复杂。这种厚葬现象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缩影,它反映了汉代富庶繁荣的社会经济,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及盛行于朝堂庙野间的鬼神迷信思想。(小四号仿宋体不加粗,“摘要”字数须300字以上)

关键词(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厚葬;厚葬的表现;社会生活(小四号仿宋体

不加粗)

Abstract(四号Times New Roman体加粗)

The wind of the han dynasty bury with full honours in ancient history is second to none in history, whether in the actual or archaeological remains, can always see related material. Han dynasty emperors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dim "hegemony, large scale architectural grave; The grave-goods and very luxurious variety, The tombs made, The decoration inside the chamber. This phenomenon is dim the epitome of social life, han han, it reflect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rigid hierarchy and prevailed in TangMiao toward between wild ghost superstition.

Key words(四号Times New Roman体加粗): The Han Dynasty ; Bury with full honours ; manifest of the dim ; Social life

前 言(四号黑体不加粗)

丧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了从修建坟墓到对死者的装殓、送葬、埋葬、祭祀活动之间的一整套礼仪和文化。纵观五千年的丧葬文化历史不难发现,“厚葬”永远是其中最突出的话题。“厚葬”是与“薄葬”相对而言的,指在治丧过程中不惜奢靡挥霍,以死伤生的丧葬行为。丧葬行为是丧礼的具体体现,在历史上,它既是个社会实际问题,又是个理论观念问题。古人重视死亡,厚葬的风气也就愈演愈烈,其中尤以汉代的“厚葬”最为突出,学术界历年来对汉代墓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对汉代“厚葬”现象出现的原因做了十分详尽的论述。但目前对汉代“厚葬”的研究大多数都是针对个别的考古遗迹而进行的,并且对“厚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总体研究还不是很详细。本文主要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汉代“厚葬”做一简单的疏理和分析,从“厚葬的表现”和“厚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两大方面来综合了解汉代“厚葬”。

1 关于汉代“厚葬”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的“厚葬”在文献中被多次被提到:《僭夫论·浮侈篇》中记载有:“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樗梓楩椁,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1];《盐铁论·国疾篇》:“生不养,死厚葬,葬死殚家,遣女满车,富者欲过,贫者欲及”[2];《盐铁论·散不足》“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废屋卖业”[3];《汉书·文帝记》“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身,吾甚不取”[4];《后汉书·光武帝纪》“世以厚葬为德,义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5]。

除了上述文献材料的记载,从历年来的考古资料中也不难看出厚葬的迹象。如:1972、1974年两次发掘的马王堆三座汉墓;1976年河南洛阳市烧沟村发现的卜千秋墓;1980年在河北省发掘的满城汉墓;1999年在北京发现的老山汉墓都是汉代厚葬风气的具体产物。它们无论是从坟墓的规模、配套设施,随葬品种类,还是从墓室结构、墓室内的装饰等方面都可以展现出属于那个时代的奢侈与豪华。

2汉代“厚葬”的表现 (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厚葬”之风包括的内容很多, 但最突出的,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帝王诸侯坟墓规模大、配套建筑多(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远古时期,实行“不树不封”,因此墓地上没有任何标志。从春秋晚期才开始出现垒坟丘,此后这种形制逐渐流行。在汉代,除了文帝的霸陵因山修建,不修筑坟丘外,其余10陵地面上都有覆斗形夯土坟丘。根据资料显示,汉高祖长陵底部东西162米,南北132.3米,高31.74米;景帝阳陵底部东西166.5米,南北155.4米,高31.64米;武帝茂陵规模最大,底部边长231—234米,高46.5米。昭帝以后诸陵,大致底部边长也都在150米上下,高30米以上。[6] 《东汉会要·卷七》中记载东汉帝陵中规模最大的为和帝的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寝殿园省在东,园寺更舍在殿北,堤封田三十一顷二十亩二百步。” [7]其中规模最小的质帝静陵也有“山方百三十步,高五丈五尺。”[8]除了帝陵外,其他诸侯功臣贵戚的坟墓也修得高大威严。如:长沙马王堆驮侯利苍妻墓,现存封土底径约40米,高16米;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现存封土东西约100米,南北约70米,高约20米;茂陵陪葬墓之一的霍去病墓,坟丘砌成祁连山的形状,高大威严。

在墓地的周围,往往还有许多与高大坟墓相配套的建筑。祠堂就是一典型产物,西汉时墓前修建了祠堂作为祭祀之所。西汉中期后,官僚贵族墓前的祠堂建筑已十分普遍。

由于祠堂多为木结构建筑,没有能够保存下来。东汉时祠堂建筑更加盛行,多用石料建筑,十分豪华。史载:“黄水东南流,水南有汉荆州刺史李刚墓,刚字叔毅,山阳高平人,嘉平元年卒,见其碑,有石阙、祠堂、石室三间,椽架高丈余,镂石作椽瓦,屋施平天,造方井,侧荷梁柱,四壁引起,雕刻为君臣、官属、免龙鳞凤之文,飞禽走兽之像,作制工丽,不甚伤毁。” [9] 除祠堂外,皇帝陵寝一般还设有寝殿、便殿。便殿为正殿的附属建筑,主要供墓主灵魂游乐之用。寝殿为守墓者住的地方,相当于宋代时的“下宫”。此外,陵前还普遍设置了神道和石刻群。神道为墓前开筑的大道,西汉时神道就已经出现了,如霍光死后,其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10]但这仅为个别现象,到东汉时,所有高官大墓前都开筑神道。石刻群亦出现于西汉时期,它包括石柱、石阙、石碑、石刻人物、动物像,保存至今的霍去病墓前14件石刻雕像,为我们提供了例证。但其亦为特例,乃武帝为表彰其卓越武功而设。为死者墓前立石碑的习俗则始于东汉初,随后便广泛流行,不仅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立基碑。就是稍有资产的老百姓也立墓碑,碑文主要是记述墓主死亡日期和生平事迹。从上述可知,汉代墓域上的建筑众多,不用说皇陵,就是官僚、贵族、地主的墓域上往往都有阙、华表、人物和动物雕像、祠堂、碑等。这种墓域设施对后世也产生了长远的影响。

2.2 随葬品种类丰富且十分奢华(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统治阶级墓中的随葬品十分丰富,几乎包括了生人所用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物品和用具。西汉前期,贵族、官僚的墓内主要以实用的各种珍贵器物随葬,一般都是铜陶等容器。铜器有鼎、钫、壶、樽、盘、匜、鐎斗等。陶器有鼎、钫、壶、瓮、罐、盒、盘等,种类较多,数量颇大。此外,还有生活用具如灯、熏、炉、博山炉、炭炉、熨斗、尺、镜、带钩等铜器和奁、盒、案、几、屏风等漆器。男性墓葬往往还出武器,主要有刀、剑、矛、戟、弩机、甲胄等。个别墓内还出土帛书、帛画、竹简。西汉中期以后贵族、官僚墓葬内用陶制明器随葬。东汉时期贵族、官僚墓内的金银器比前代增多,有些地区的墓内还有少量的青瓷器,陶制明器的种类和数量都胜过西汉。除仓灶井外,还有磨、风箱、碓房、猪圈、楼阁、田地、池塘以及猪、狗、羊、鸡、鸭等家畜和家禽等塑像。据《汉书·贡禹传》记载:“武帝茂陵多藏金银财务,有鸟、兽、鳖、牛、马、虎、豹七禽凡百九十物,及至武帝死时,由于储藏过多,竟达陵中不复容物的程度。”另外,从西汉末年帝陵遭盗掘的事实中,亦反映出帝陵随葬物不惟珍贵且丰富。西汉末年赤眉军“发掘诸陵,取其宝货”[11]东汉末年董卓、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12]可见其内的随葬品之多。

同时,汉代统治阶级墓中的随葬品十分奢华。典型的代表当属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的丧服“玉衣”,它由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并以金丝、银丝或铜丝编缀而成,分别称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东汉时对玉衣有分级使用的制度。《后汉

书·礼仪志》记载:皇帝用金缕玉衣,诸侯王、列侯、贵人、公主用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玉衣。在目前出土的34座有玉衣和玉片的墓葬中,以中山王刘胜夫妇的两件玉衣保存最为完整。刘胜的玉衣由2498块玉片组成,金丝重1100克。窦绾的玉衣由2160块玉片组成,金丝重700克。 除玉衣外,其他随葬品的奢华程度也不容小视,以长沙马王堆三座墓葬为例,这三座墓共出土了3000多件精美器物,特别是出土的700多件漆器,数量之多,种类之繁、造型之巧,彩绘之精都是前所未有、异常珍贵的。漆器制作复杂、价格昂贵远在铜器之上。《盐铁论·散不足》说:“夫一文杯得铜杯十,价贱而用不殊”;“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13] 说明了漆器的珍贵。此外,一、三号墓出土的罕见的稀世珍品罗、卷、縑、锦、绣、绦等丝绸;蝉衣、夹衣、棉袍、裳裙、袍缘、冠履、袜、手套、组带等衣服;袖珍、衾被、几巾、香囊、针衣、镜衣、竽衣,瑟衣等饰件共200余件,种类齐全、保存完好,绚烂多彩、精美绝伦。

2.3 墓葬的形制多 (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在承继前代的基础上,汉代的墓葬形制更加丰富多样,除了较常用的木椁墓、土洞墓、砖室墓之外,还有壁画墓、画像砖墓、空心砖墓、崖墓等,其室内的结构形制也与以往相比有很大的突破。

2.3.1木椁墓(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木椁墓是继承商周以来的传统,在长方形土坑内构筑木椁,内放棺材。椁与棺之间的空隙用板隔成前、后、左、右或头侧厢房,放置随葬品。大墓一般有斜坡或阶梯墓道。木椁墓中最具代表的就是“黄肠题凑”, “黄肠题凑”是中国古代顶级葬制的标志 ,颜师古注引苏林曰:“以柏木黄心致累棺外,故曰黄肠。木头皆向内,故曰题凑。”[14] “黄肠题凑”最初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但当时的葬制不完整,并且当时只有天子才能享用,随着礼乐的崩溃,各诸侯王也竞相采用这种葬制,其规模有时甚至超过当时的天子。西汉时“黄肠题凑”可谓是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如:(文帝卒)以木为重,高九尺,广容八歴,裹以苇席。巾门、丧帐皆以簟。车皆去輔轓,疏布恶輪。走卒皆布褠帻。太僕(駕)四輪輈为賓车,大練为屋幙。中黄门、虎賁各二十人执绋。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谒者二人,中谒者僕射、中谒者副将作,油缇帐以覆坑。方石治黄肠题凑便房如禮。[15] 除皇帝外,其他贵戚、功臣在皇帝的特许下也可使用这种奢侈的葬制。例如:“光薨,上及皇太后亲临光丧,太中大夫任宜舆侍御史五人持节护丧事。中二千石治莫有冢。赐金钱、缯絮、肃被百领,衣五十箧,璧珠璣、玉衣、梓宫、便房、黄肠题凑各一具,枞木外臧,

[16] 椁十五具。”目前考古发掘的最典型的黄肠题凑墓当属河北大葆台汉墓,江苏高邮汉墓,

河北老山汉墓。以大葆台汉墓为例,它是一座全木结构的墓葬,是汉元帝时期广阳顷王刘建之墓。其墓坑长26.8米,宽21.2米,深4.7米,在椁室和前室以外1.6米处,即是用柏木枋垒砌的“黄肠题凑”。它是用截面为10×10厘米,长90厘米的柏木枋子一层一

层的摞起来的,一共30层。其高度为3米,宽度为0.9米。所用的柏木枋子,据统计有15000多根,足见其奢侈浪费的程度。这类型墓的设计一般十分精巧,它为死者的生活想得十分周全,应有尽有,在阴间可以享受人世间同样的豪华生活。

2.3.2 其它形式的墓葬(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壁画墓是指带彩绘的砖室墓, 规模很大, 通常在一条中轴线上, 有三、四间墓室, 旁边还带有耳室, 全长二十米以上。在墓室的四壁、券顶, 雨道, 墓门额上, 绘满了彩色图画。这种造价昂贵的壁画墓, 在北京、河北、山东、辽宁、内蒙古、河南、山西等许多地方均有发现。从墓葬发掘资料看, 使用这种壁画墓的人, 多为“ 千石” 以上的官吏, 但也有无官职者, 说明这种墓葬在民间也相当流行。画像石墓更甚之, 它是在石材结构的墓室或砖石混作的石构件上, 雕刻精美的画像。西汉晚期的石刻画像, 多采用阴线刻技法, 画面尚简单。而东汉时期, 则大有发展, 不仅画像内容丰富, 而且大量使用凸面线刻和剔地浮雕技法, 相当费工。同时, 墓葬的规模也较大。1959年在山东安丘董家庄发掘的一座东汉画像石墓, 由雨道、前室、中室和后室组成, 中室还带有耳室, 全用巨大石板砌成, 共有一百零三块画像石组成六十九幅画面。1954年发掘的沂南画像石墓, 除前、中、后三个主室外, 两侧还有五个耳室, 共八室。墓门和三个主室四壁, 有四十二块画像石, 共七十三幅画像。崖墓,出现于西汉。著名的有河北满城汉墓,山东九龙山汉墓,江苏徐州北洞山汉墓,广州南越王墓等,它是首先在山崖间穿凿巨大的洞穴,然后凿出耳室、前室、后室或主室和附室。修建此类墓工程量十分巨大,对技术的要求也相当高。

2.4 墓室内的装饰复杂(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的墓内摆脱了以往的单调,在墓室内壁上嵌以画像砖或施以壁画以作装饰之用。有些墓内甚至还筑有仿木结构的门、窗棂等。这使得整个墓室色彩明丽,更接近于生人的生活场所。画像砖是专为装饰墓室而用的,其优美的图案模印在砖的平面上,在施以各种颜色的彩绘,装饰效果甚佳,画像砖在雕刻技法上采用了浅浮雕、阴线刻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技法,使画面显得极为生动而富于变化。它的取材也十分广泛、内容丰富无论是桑园、田圃、市集、居住庭院或者是宴乐、杂技、舞蹈以及各种生产的场面,构图匀称,形象逼真,生活场景鲜活热闹。墓内的壁画装饰题材内容也具有明显的倾向性。主要表现为对吉祥事物的关注,如吉祥动物、吉祥植物、神仙、辟邪等;显示对生活的热情;对历史人物故事的热爱等等。

3 汉代“厚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四号黑体不加粗)

汉代厚葬现象是其社会生活的缩影,透过汉代厚葬现象我们可以管窥汉代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面貌。

3.1 物质上:经济富庶、物资丰富 (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从全国各地汉墓中出土的资料来看,汉代的物资可谓是极大的丰富,人民的生产热情十分高,农业上出现了全面繁荣;手工业则门类齐全、制作工艺高;家畜饲养的种类多。

3.1.1农业上:农产品丰富(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汉代农产品极其丰富。在洛阳地区发掘的数百座汉代墓葬中发现了许多的农产品。其中,粮食作物有:黍、粟、稷、小麦、大麦、粳米、秫米、薏米、大豆、麻;粮食加工产品有:酒、糵、曲、酱、羹、醯、盐豉、鸡豚、和小麦餔。长沙马王堆M1出土的农作

物也是极为丰富的,粮食作物有稻、大麦、小麦、黍、粟等;经济作物有大豆、赤豆、姜、大麻子、花椒等;蔬菜有葵、芥菜、藕等;瓜果有甜瓜、大枣、砂梨、梅、杨梅等。湖北江陵汉墓出土的四束稻穗,穗形完整,色泽鲜黄,主穗长19厘米。每穗粒数多达72颗。[17] 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稻、粟、大麻、黄瓜、香瓜、冬瓜、番木瓜、葫芦、桔子、李、梅、青杨梅、橄榄、仁面、罗浮栲、广东含笑、金银花、花椒、姜、芋等植物种实。这些都充分反映了汉代谷物品种的增多和农业经济的繁荣。

由于汉代农业经济的繁荣,在储藏谷物方面,汉代已经使用了仓,在汉墓中发现的仓储建筑的陶制模型有仓囷和仓楼,西汉中期以后更是大量出现。仅《洛阳烧沟汉墓》一书就收两汉陶仓囷983件。河南密县后士郭1号墓出土的陶仓楼模型正面刻有地主收租,两侧则绘有守卫士卒,一幅地主庄园经济的图像[18]。汉代的仓储用器,就墓葬中所见,大约有仓形罐、壶、瓮式粮袋、竹笥等。少量的粮食一般储存在罐、壶、粮袋、竹笥内,大量的粮食储存在仓囷里。有些出土的仓外壁还涂有粉朱色,题记“稻种万石”、“大豆万石”、“大麦万石”[19] 等文字,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

3.1.2 手工业方面:门类齐全,制作工艺高(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汉代墓葬中出现了许多新的日用器具,如:鐎斗、熨斗之类用来温酒、烫衣的用具;博山炉、香薰炉等用来净化空气的用具;魁、羹斗用来盛放食物助料的器皿;以及各种人物造型的灯。其中最富盛名的代表为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王夫人窦绾用过的长信宫灯。除此之外,铜镜也十分的流行,造型精美,制作精巧,纹饰丰富,在我国铜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另外,两汉时期的纺织业制作工艺高。西汉的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湖南长沙、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河北满城汉墓和甘肃威武磨嘴子48号汉墓中,发现的丝织品数量多、品种齐、色谱全、技艺精是考古发掘中的稀世珍品。其中尤以马王堆的素纱禅衣最为突出,它轻若烟雾薄如蝉翼,长1.28米,具有长袖,重量却仅49克,织造技巧之高,可谓是巧夺天工。东汉的纺织品出土于“丝绸之路”沿线,如甘肃居延遗址、新疆罗布

淖尔、古楼兰和民丰。此外,朝鲜乐浪王墓、蒙古、叙利亚巴尔米拉古墓发现了独特的汉隶铭文丝织品,以及缂毛、斑等毛织品。汉代的丝绸为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的繁荣昌盛和贸易交往提供了物质基础。

3.1.3 养殖业:家畜家禽种类多(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家畜模型在西汉早期已经出现, 西汉后期开始出现家禽和猪圈。西汉早期墓葬发现的动物明器,其中包括:马22件,牛10件,猪3 件,狗10件;西汉晚期墓葬发现:马1件,牛6件,猪(圈)6件,狗6件,鸡4件,鹅4件,羊4件,鸳鸯2件,天鸡1件。[20]

秦末汉初的社会动乱,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凋敝 ,畜牧业正常发展的条件遭到破坏。整个中原地区马匹奇缺,,西汉政府的军马严重不足, 甚至出现“ 自天子不能具钧驷, 而将相或乘牛车”[21]的状况。为了扭转这种局面, 西汉政府在边郡大力发展官营牧场——牧师苑, 同时也在内郡广建官马厩, 并且采取了其他一些鼓励民间养马的措施。经过几十年时间, 养马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汉武帝时, 出现了“ 众庶街巷有马, 阡陌之间成群”[22] 的景象。据《汉旧仪》记载, 京城长安附近有“天子六厩”,各厩“马皆万匹”, 边郡牧师苑“三十六所, 分布北边、西边, 以郎为苑监, 官奴婢三万人, 分养马三十万头, 择取教习, 给六厮。牛、羊无数, 以给牺牲”。民间养马业和养牛业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 在边郡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畜牧经营。所谓“长城以南、滨塞之郡, 马牛放纵, 蓄积布野”[23] 的说法,充分反映了边郡养马和养牛业的兴旺景象。

西汉晚期至东汉末, 出土动物明器以肉畜类动物为主。根据收集的资料,全国各地共53 座墓中, 共42 座出土鸡明器, 41座出土狗明器, 40座出土猪明器,12座出土羊明器, 而牛和马的比例大大减少,9座出牛明器, 8座出马明器[24]。随着汉代经济的高度发达, 以猪、狗、鸡等饲养为主的家庭副业也迅速发展起来, 并成为这一时期百姓家庭的经济模式及富裕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准。汉墓出土的大量陶家畜家禽模型,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的经济发展水平。

3.2 精神上:等级制度森严、迷信思想盛行(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在物质资料得到满足后,人们往往更注重精神生活的质量,加之汉代是封建社会处于上升的时期,统治阶级死后更注重体现其统治地位。在丧葬中,他们尽全力体现其身份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一套鬼神迷信思想。

3.2.1 森严的等级制度(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等级制度在丧葬中的表现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当时奴隶主阶级就已实施了一套列鼎制度,即:“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三鼎,百姓无鼎”[25]。到汉代时这种列鼎制度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墓地的规模、葬制的等级、随葬品的多寡。

汉代坟丘的高低大小与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财富有关。对此汉律有所规定:“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26]。从汉代墓葬考古资料来看,西汉前期诸侯

王和列侯的墓葬形制差别很大,诸侯王墓葬中黄肠题凑、便房、明中、外藏椁几部分都有,列侯墓葬的规模比诸侯王小得多,没有“黄肠题凑”。总的说来汉代诸侯王使用皇帝的葬制,但规模较小,结构也简单一些,列侯墓葬是在诸侯王墓葬形制的基础上简化缩小。东汉时期随着大庄园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的势力迅速膨胀起来,他们多聚族而居。强调血缘关系,厚葬长者,淫祀亡灵,这样就兴起了许多大家族墓地。该类型墓地的规模大,随葬品丰富,葬制规格高,墓地配套建筑多;而平民百姓的墓则规模小,随葬品少,葬制也根本谈不上规格,墓域内几乎没有与之相符的富庶建筑,普通老百姓的墓地都是连在一起的。最典型的代表是洛阳烧沟汉墓,该片墓地的时间是从西汉晚期到东汉晚期,都是一些下层官僚和普通百姓的墓葬,从整片墓地的出土文物来看,在这大大小小几百座墓中出土的贵金属随葬品十分稀少,大多为陶器随葬品,这与豪强地主的大墓形成鲜明的对比。

另外,在对待死者的福利方面也有着等级的差别。在经济上的表现为赙赠,赙赠分为官赙和私赙两种。私赙广泛存在于社会各个阶层中,而官赙则是汉代政府,对皇室、贵族和官僚阶层的丧葬补贴,不仅具有助丧的经济意义,而且还表明死者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影响。《后汉书·礼仪记下》详细叙述了子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三公直至六百石的丧葬礼仪,赙赠葬器,钱物各不相同。荫子是汉代丧葬福利在政治上的表现。两千石以上的高级官员任职满三年以上,得任其子弟一人为郎;一些官吏因公死亡,虽不符合荫子条件,作为奖赏,亦可荫子为官;高级官员的自然死亡,也可以荫子。由于荫子制“不以德选”,入仕者良莠不齐,两汉时对此制度屡有批评和要求废除的意见,因其关系到官僚集团的切身利益,废而复兴,终汉之世,荫子制一直沿用,高级官吏也一直享受荫子的福利。退休的高级官员也与死于职守的官员一样享受丧葬福利,除特恩外,汉代只有两千石以上的官吏才能享受退休福利。等级制度是汉代君主专制主义的基础,丧葬福利从“死”的层面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等级差别,这些福利主要实行于贵族、官僚阶层,与低级官吏基本无关,更不用说平民。

3.2.2 鬼神迷信思想盛行(小四号仿宋体加粗)

体现汉代的鬼神迷信思想盛行最直接的资料就是汉代的画像砖、画像石墓以及各种陪葬的帛画。长沙马王堆汉墓一、三号墓内棺盖板上就各有一幅平放着的彩绘“T”形帛画,上绘天国、天空、人间、阴间的种种现象[27];1976年在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村发现的卜千秋墓,在墓内的脊顶就有以长卷横向展开,描绘墓主人夫妇在仙人的迎送和神兽的陪同下升入天界的情景。再如南阳汉画像石所见的乘龙升天图,人骑在龙背上,悠然上升,前有仙人引导,后有神龟侍卫,反映着神龙载负着墓主人升天而去。

封建统治者既想死后羽化登仙,又担心升仙时鬼蜮作祟,于是想出了驱除邪恶以保护升仙的办法。马王堆二、三号墓的斜坡墓道两旁,均有两个用木块和草绳制作的偶人跪

坐,头插鹿角,两手左右平伸,这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神荼和郁垒的象征。[28] 汉画像石墓中,也有面目狰狞,勇猛威武的形象。马王堆汉墓的这两个偶,其作用显然是镇守墓门驱鬼驱疫,以保护死者灵魂升天。

画像石以及壁画以各种不同的画面记录了死人升仙的场面,清晰的表现了天国追求的观念,表现了人与“神袛世界”的联系,人死体魄归于土,重新“生活”于黄泉阴间。为此,他们想方设法断绝与“鬼魅世界”的联系。墓主人阴间的生活世界起到了联系“神”“鬼”两个世界的中介作用。同时,它又是人的躯体在阴间的生存空间。因此,市井、庄园、陶仓、厩圈、车马、用具等等,都是被艺术化的搬进了墓葬。有此甚至还在上边图形绘影,或大书“稻米八千万”、“大豆千万”等等。不仅如此,而且希望“龙蛇马牛,皆食大(天)仓”、“以上人马皆食于天仓”[29] 。祈求在阴间福寿饱暖,连年有余的民俗意识赫然可见。

像精心建构现实社会的权力金字塔那样,古人把“另一个世界”构想成为有神有鬼,同时又有管理系统的一个庞大而又完整的亦神、亦鬼、亦官僚政治的大社会。人们在其间类似阳间一样生活:行商贩贾、驾车出游、斗鸡走狗、舞乐百戏、仰射垂钓、夏耕冬藏,甚至还要给地吏鬼使们交租纳税。当然,这一实施种种社会职能的庞大系统必不可少一支阴间官僚队伍,一套阴间官僚机构。尽管汉画像阴曹地府里的官吏、奴婢、僮仆服饰打扮与现实生活中没什么两样,然而在当时的观念上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区别。具体表现在它从观念上到名称上与阳世表述绝然相异,正式表述的阴间官吏要在职官称谓前冠以“地下”、“冢”、“主墓”、“墓”等字样以示区别。如地吏队伍中的“冢公”、“墓伯”依据的是现实生活中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而来;“地下两千石”、“冢丞”、“冢令”一类,相当于汉制的郡守和县令、县丞一级官吏,是冥府地吏中地位较高的管理人员。总之,地吏职官是以汉官制度为范母,同时又自成体系,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职官混为一谈的带有神鬼性质的官吏队伍,这表现出古人明确的“死生异路”观念。

结 语

透过对汉代“厚葬”的考察和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正是汉代经济上的繁荣,为厚葬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而统治者“至上而下”的带头示范对“厚葬”之风的流行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汉代以儒家思想治国,大力推行孝文化,也是“厚葬”风风火火蔓延开来的重要原因。它既是时代的产物,亦是人为的产物。而汉代“厚葬”本身就包含了两层涵义:一方面,在经历改朝换代的动乱之后,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综合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而另一方面,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人民在精神生活上的要求也有所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也与日俱增。诚然,汉代的“厚葬”给我们今人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厚葬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对汉代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正因为如此,汉代后期,厚葬在人们的心目中逐渐失去了光彩,特别是东汉之后,魏晋时期薄葬风气普遍流行。至此,中国丧葬史进入了一个相对简朴的时代。

参 考 文 献(须列8篇以上文献,小四号黑体不加粗)

[1][东汉]王符. 潜夫论笺·浮侈篇[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7.

[2]桓宽.盐铁论·国疾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98.

[3][13]桓宽.盐铁论·散不足[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03,101.

[4]班固.汉书·文帝纪卷.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32.

[5]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379.

[6]阴法鲁.中国古代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218.

[7][8][15][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3,104 .

[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疏[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256.

[10][14][16]班固.汉书·霍光金日磾传[M]第三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62:485.

[11]范晔.后汉书·刘玄刘盆子列传.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5:483.

[12]范晔.后汉书·董卓列传.第八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327,2378.

[17]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51.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后士郭汉画像石墓发掘报告[J].华夏考古,1987.

[19]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84.

[20]李如森.汉代丧葬礼俗[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149.

[21][22]班固.汉书·食货志.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27,1135.

[23]马非百.盐铁论简注·西域篇[M].北京:中华书局,1984:332.

[24]李如森.汉代丧葬礼俗[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3:149-152.

[25]张之恒.中国考古学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213.

[26]林尹.周礼今注今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77.

[27][28]郭学仁.马王堆汉墓葬俗研究[J].四川文物,1995(2).

[29]山东省博物馆.山东汉画像石选集:曲阜徐家村汉墓出土[M].济南:齐鲁书

社,1982:143. 注:参考文献详细格式及说明请参考《内江师范学院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撰写基本规范》

致 谢

大学四年的时光匆匆流逝,毕业论文的撰写是我们向学校和老师上交的最后答卷。在撰写该论文的过程中,得到了×××老师的多次细心指导和帮助,对论文的初稿进行了多次详细审阅、指正,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在此向×××老师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还要感谢内江师范学院政史学院全体老师在大学四年中给予我的关心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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