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是在奴隶制日趋瓦解，封建制逐渐建立的战国时期，各种社会势力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而庄子作为没落阶级的一个代表，对百家之辩非常反感。为了否定和消弭当时思想领域的斗争，他提出了一套“齐是非”、“齐万物”的相对主义理论。
1、庄子认为谁是谁非没有客观标准，因而是不能判定的，是与非完全是相对的。
他说，假如我与你辩论，我辩不过你，这就证明你的意见果真“是”，我的意见就果真“非”吗（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反之，你辩不过我，这就一定能证明我“是”、你“非”吗（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实在你我之间，可能有一个是正确的，或者都是正确的，或者都是错误的（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我与若不能相知也”。那么谁能判定呢？叫与你的意见相同的人来判定，既然与你的意见相同，怎么能判定？叫与我的意见相同的人来判定，既然与我的意见相同，怎么能判定？叫与你、我的意见都不同的人来判定，既然与你我的意见都同，怎么能判定？叫与你我的意见都相同的人来判定，既然与你我意见都相同，他们又怎么能判定（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然而我与你与别人都不能判定，还等谁来判定呢？）。在这里，庄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他认为辩论双方和另外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作为判断的标准，换言之，也就是说，在认识领域内找到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庄子在否定了所有认识范围内的标准后，并未对判断是非的标准作出回答，相反，他否定了所有的标准，得出了“是”、“非”无定的错误结论。他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然乎哉？”（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得湿疾而死，难道泥鳅也这样吗？人站在树上就会颤栗害怕，难道猴子也这样吗？）“，三者孰知正处？”（三者谁能知道哪里是最恰当的地方？）。他又说，人吃牛羊猪肉，麋鹿吃青草，蜈蚣爱吃蛇，鸱鸟和乌鸦喜欢吃老鼠，这四者究竟谁能认识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滋味呢（四者孰知正味）？在他看来，“是”、“非”是完全凭认识主体的感觉而定的，感觉不同，标准就不同。“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就完全否定了是非的客观标准，实际上也就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
庄子又用“朝三暮四”的故事来说明是非之辩就像猴子争“朝四暮三”而反对“朝三暮四”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是由于主观意愿造成的。也就是说，是非是一回事。应该“和之以天倪”，“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是”也好，“非”也罢，我都“无辩”此谓之“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他认为这一套否定是非之辩的方法就是道的枢要，即“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站在一个环的中心，可以应付无穷的是非之辩。这就是庄子“齐是非”的有关理论。
2、庄子不仅否认是非之别，还否认事物质的规定性与多样性，夸大事物差别的相对性与统一性，从而抹杀了事物的一切差别。
他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这样以来，“是亦彼也，彼亦是也”，于是事物的规定性和界限就不存在了。《庄子?秋水》里还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知北游”篇里也说“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此即言生命瞬息即逝，没有质的稳定性。因此，任何事物都处于刚生即死，刚存在即不存在，刚肯定即否定的状态（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所以生与死，可与不可的
差别和界限是无法确定的，于是他得出了“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的结论。
不仅彼此、生死无别，而且大小也没有差别。“秋水”篇说“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就是说，根据“差”的观点来看，每个事物都比小于它的东西大，所以一切东西都可以说“大”；反之，每个事物又都大于它的东西小，所以一切事物都可以说“小”，这样看来，一切事物就不存在大小的差别。
不仅如此，庄子还认为“差别”完全是主观的。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这里，大小和寿夭的差别完全是主观随意的。庄子不仅否定了客观事物大小、寿夭的差别，也否定了这些差别之间相互转化的条件，使矛盾对立面的转化变成了概念游戏。
既然否定了事物的一切差别和对立，因此庄子所说的“一”就是排除了自身对立面的绝对的“同一”，而这个观念的最高体现就是“道”。
尽管庄子的相对主义理论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但毕竟他又给我们带来了某些辩证法的思考，其中一些思想也有合理成分，这是必须予以肯定的。只不过，他把其中的某些辩证法思想当成了诡辩论的桥梁罢了。
“百家争鸣”是在奴隶制日趋瓦解，封建制逐渐建立的战国时期，各种社会势力斗争在思想领域的反映。而庄子作为没落阶级的一个代表，对百家之辩非常反感。为了否定和消弭当时思想领域的斗争，他提出了一套“齐是非”、“齐万物”的相对主义理论。
1、庄子认为谁是谁非没有客观标准，因而是不能判定的，是与非完全是相对的。
他说，假如我与你辩论，我辩不过你，这就证明你的意见果真“是”，我的意见就果真“非”吗（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反之，你辩不过我，这就一定能证明我“是”、你“非”吗（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实在你我之间，可能有一个是正确的，或者都是正确的，或者都是错误的（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我与若不能相知也”。那么谁能判定呢？叫与你的意见相同的人来判定，既然与你的意见相同，怎么能判定？叫与我的意见相同的人来判定，既然与我的意见相同，怎么能判定？叫与你、我的意见都不同的人来判定，既然与你我的意见都同，怎么能判定？叫与你我的意见都相同的人来判定，既然与你我意见都相同，他们又怎么能判定（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然而我与你与别人都不能判定，还等谁来判定呢？）。在这里，庄子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他认为辩论双方和另外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作为判断的标准，换言之，也就是说，在认识领域内找到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这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庄子在否定了所有认识范围内的标准后，并未对判断是非的标准作出回答，相反，他否定了所有的标准，得出了“是”、“非”无定的错误结论。他说，“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猨然乎哉？”（人睡在潮湿的地方就会得湿疾而死，难道泥鳅也这样吗？人站在树上就会颤栗害怕，难道猴子也这样吗？）“，三者孰知正处？”（三者谁能知道哪里是最恰当的地方？）。他又说，人吃牛羊猪肉，麋鹿吃青草，蜈蚣爱吃蛇，鸱鸟和乌鸦喜欢吃老鼠，这四者究竟谁能认识什么是世界上最好的滋味呢（四者孰知正味）？在他看来，“是”、“非”是完全凭认识主体的感觉而定的，感觉不同，标准就不同。“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这就完全否定了是非的客观标准，实际上也就陷入了不可知论的泥潭。
庄子又用“朝三暮四”的故事来说明是非之辩就像猴子争“朝四暮三”而反对“朝三暮四”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是由于主观意愿造成的。也就是说，是非是一回事。应该“和之以天倪”，“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是”也好，“非”也罢，我都“无辩”此谓之“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他认为这一套否定是非之辩的方法就是道的枢要，即“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站在一个环的中心，可以应付无穷的是非之辩。这就是庄子“齐是非”的有关理论。
2、庄子不仅否认是非之别，还否认事物质的规定性与多样性，夸大事物差别的相对性与统一性，从而抹杀了事物的一切差别。
他说，“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这样以来，“是亦彼也，彼亦是也”，于是事物的规定性和界限就不存在了。《庄子?秋水》里还说“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知北游”篇里也说“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此即言生命瞬息即逝，没有质的稳定性。因此，任何事物都处于刚生即死，刚存在即不存在，刚肯定即否定的状态（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所以生与死，可与不可的
差别和界限是无法确定的，于是他得出了“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的结论。
不仅彼此、生死无别，而且大小也没有差别。“秋水”篇说“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就是说，根据“差”的观点来看，每个事物都比小于它的东西大，所以一切东西都可以说“大”；反之，每个事物又都大于它的东西小，所以一切事物都可以说“小”，这样看来，一切事物就不存在大小的差别。
不仅如此，庄子还认为“差别”完全是主观的。他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这里，大小和寿夭的差别完全是主观随意的。庄子不仅否定了客观事物大小、寿夭的差别，也否定了这些差别之间相互转化的条件，使矛盾对立面的转化变成了概念游戏。
既然否定了事物的一切差别和对立，因此庄子所说的“一”就是排除了自身对立面的绝对的“同一”，而这个观念的最高体现就是“道”。
尽管庄子的相对主义理论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但毕竟他又给我们带来了某些辩证法的思考，其中一些思想也有合理成分，这是必须予以肯定的。只不过，他把其中的某些辩证法思想当成了诡辩论的桥梁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