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非湘水余波
2008-04-13 21:48阅读：
有一天，一个湖南人到南京朋友家做客，听说金陵名士每多自负，常常看不起外省文人。那个湖南人就在朋友家即兴作了一副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派；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他不仅将这个对联作了出来，还亲自动笔写了出来，悬挂于友人家中的客厅。南京众名士见此联，都做声不得。上联“濂溪”，指的是宋代大哲周敦颐，湖南道州人。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书堂讲学，世称“濂溪先生”。他的思想是宋明道学的发端，启迪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分流发展。而湖南湘江之水流入八百里洞庭，再汇入长江，故有“湘水余波”的浩叹。这副对联极为自炫，却让人难以反驳。
作对联的湖南人名字叫作王闿运，湖南湘潭人。他一生为人狂狷谐谑，才高学富，主要成就在其诗文和治学之中。所作楹联，谓冠清代之首。有评语为“体格高尚，气息深稳，幽美朴茂，神与古今”。王闿运在教育事业上也颇有成就，较著名的弟子有杨度、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夏寿田、廖平等人。
自宋以来，湖南人正是凭借这股文化的自新和自信，在洞庭与湘江之间，高筑起一条湖湘文化的精神大堤。正是有了这条精神大堤，近300年来的湖南人在一个“四塞之国”中，耕读传家、演武习文，同时睁开眼睛看世界，养成了“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性格特质。湖湘学派的兴起，也让湖南从司马迁所谓的“荆蛮”和“楚蛮”之地，一变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理学之邦”。
北宋周敦颐是一位湖南土生土长的思想家，到南宋，胡宏父子“避乱荆门”，讲学南岳开始。随后，胡宏的弟子张栻继续主讲岳麓书院，从而形成完整的湖湘学派，为后来湖南的趋新贡献了强劲的文化动力。在近代中国100多年来的政治风云中，湖南这个落后省份，却成了每次大变革的最前列。
湖湘之学统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个人就是周敦颐，他一生为官，而且“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仙风道骨。晚年曾游览庐山，为庐山山水所吸引，在诗中说：“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因此，筑室庐山莲花峰下。
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所熟知，只有他的老同事，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学造诣很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到他的门下。后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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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兄弟都成了著名的理学家。有个故事，说一个叫杨时的年轻人想求学于程颐，程颐睡着了，杨时就冒着大雪站立在程颐的门口，程颐醒后，门外积雪已有一尺多厚。由此，留下了一个“程门立雪”的学界佳话。后来，这个杨时的学问也不得了，他的再传弟子又教出了朱熹这样的得意门生。杨时从程颐那里学成后，准备回到福建老家，程颐目送他远去，感慨地说：“吾道南矣！”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福建人杨时将二程的学说传到南方去了。另外有一个叫胡安国的福建人，避乱到了湖南。北宋末年，由于金兵入侵，大批学者文人南渡避乱，使国家的文化中心逐渐南移。胡安国虽未直接受教于程门，但曾在太学学习，自称“得《程氏遗书》者为多”。并且，胡安国与杨时是老乡，长期跟从杨时游学。胡安国有三子，胡寅，胡宏和胡宁，胡寅有子胡大原。胡氏子孙三代五人，都曾经师从杨时。
有一日，胡安国见杨时，杨时举起两肘示之曰：“吾此肘不离案三十年，然后于道有进。”杨时的治学精神深深影响了胡安国。胡安国率家人、弟子从荆门来到湖南后，在湘潭建碧泉书院，“前后居潭三十余载”。然后又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胡安国埋头30年著《春秋传》，此传在元明初两朝被定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胡安国也成了湖湘学派最初创立的奠基者。
在衡山山脉的北麓，湘潭县黄荆坪有一座隐山。隐山东麓曾修建一座三贤祠，里面祭奉的正是宋儒胡氏三父子。
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长期寓居在湖南衡山五峰下，人们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在父亲督导下研习经学。年仅15岁时就撰写了《论语学》。20岁时，胡宏进入太学，师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胡安国去世后，胡宏独立治学，他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写成了一批著作。其中，《知言》一书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是传授师说的重要范本。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他的弟子张栻，后来主讲岳麓书院，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
因此，后人评价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正是胡宏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胡安国的长子胡寅，在京为官，但毕生著述颇丰。胡家的治学，当时号称“莫有过于文定一门者”。
隐山因周敦颐隐居讲学而得名，更因胡安国父子在此开堂授徒，而被称为“湖湘文化源头”。明正德皇帝朱厚照游江南至此，曾亲笔御书“天下隐山”。
三贤祠在元代以后渐渐荒芜，至今，仅剩基础尚能辨识，祠堂早已不见了。后人凭吊三贤祠，只空留下“三贤父子精神在，十载沧桑祠宇荒”的惋叹。
弦歌不绝岳麓山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这山是岳麓山，这庙是麓山寺。每日清晨，麓山寺钟声敲响，和尚高咏的“梵呗”之音，会飘落到岳麓山脚下的岳麓书院的屋脊上。
岳麓书院书声朗朗，院外泉水绕竹而来，溪声潺潺。清代人登临岳麓山顶的“赫曦台”，极目四望，写诗赞叹：赫曦终古屹崔嵬，四座弦歌讲幄开。在弦歌不绝声中，岳麓书院讲堂的帷幕拉开了，讲堂上，总有学识渊博的大圣先儒侃侃而谈。山水清音，人声天籁，在岳麓山上千年没有停息。
岳麓书院创立于公元976年，也就是北宋开宝九年。那个时候，因为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战乱，建国需要人才，所以重视教育和科举考试。但是，兴办官学，需要国家财政拿钱来办。财力又不够，于是办学就走向了民间。各个地方的乡贤和知识分子就以书院的形式，办起学校。所以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
岳麓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叫周式，以行侠仗义闻名。他主持岳麓书院不到三年，书院的名声已经远播到汴京，皇帝宋真宗也知道了。宋真宗是个很有意思的皇帝，他为了鼓励读书人好好学习，曾经写过一首《劝学诗》，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尽管这个皇帝将读书的目的形容得十分庸俗，但在客观上，调动了不少人的积极性。宋真宗想召周式为官，可是周式推迟，执意主事岳麓书院。宋真宗强留不得，赏赐了马匹和书籍给周式，并亲自题写了“岳麓书院”四个字相赠。至今，这四个字依然高悬书院大门之上。北宋时期，岳麓书院也一度与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和商丘应天书院，合称中国四大书院。
直到1161年，年轻的张栻受父亲之命，到南岳求学于胡宏，“遂得湖湘之传”。后来，湖南安抚使刘珙重修岳麓书院，张栻应刘珙之邀，主讲岳麓书院。他将岳麓书院的学术地位，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正是张栻主讲书院期间，“湖南一派，当时为盛”，致使许多向往读书做学问的士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湖湘学的鼎盛，引起了另一个闽学人物的关注，他就是朱熹。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如长沙，访张南轩”。两个人学问都发源于周敦颐和二程，但是两人对“中和”问题的理解很不相同。张栻在本体论上主张“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在工夫论上主张“先察识后持养”，临事发现良心苗裔称为省察或察识，即察识良心。发现后的存养叫涵养，即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培养。闽学一派主张“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强调于未发时的涵养，从静中体认大本，两种学问相差较大。
“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这是朱熹到长沙时的心情，流露出了对湖湘学深深的敬意，和不畏天寒路远，前来问学的决心。张栻热情接待了朱熹，并在岳麓书院开设了自由讲堂，他和朱熹同时登台，切磋学问，交流思想。这场学术的盛宴，就是后世所称的“朱张会讲”，吸引了大批学子前来听课，以至于“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会讲的气氛紧张而激烈，乃至“三日夜而不能合”。朱熹最后接受了张栻的学说，并对他说“敬夫见处，卓然不可及。”这次会讲推动了闽学和湖湘学的交流融合，使两个理学流派，彼此诱发，推动各自的发展，也促进了南宋理学的繁荣。
湘江之畔，有一个小小的渡口，与岳麓书院隔江而望。当年朱张会讲，朱熹还受对岸城南书院的邀请，经常渡江讲学，张栻天天陪他往返于两岸，后人便将这个渡口称为“朱张渡”。朱熹更在湘江之上，作诗抒怀“偶泛长沙渚，振衣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张栻去世后，朱熹来到湖南就任安抚使，更加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
山东曲阜有两条河，分别是洙水和泗水。湖南境内也有两条河，分别是潇水和湘水。后世学者将四条河并称为“潇湘洙泗”，意旨是湖湘之学与孔孟之学并流一处。这是对岳麓书院文化贡献的至高评价了吧！
石船山的孤影
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有一块石头生得十分特别，在林木苍郁之中，群山顶端突然横出一块巨石，犹如一艘巨船在林海波涛中航行。勇敢者可登上巨石，天风浩荡，迎面而来，让人舒怀而惬意。
石层自然向外伸延数尺，石槽下有一小洞，洞前有一方石，平如桌面，置身其间，可避风雨。晚年王夫之在湘西草堂隐居17年，他常常攀藤附葛，孤身立于石船之上，俯仰天地，被后人称作船山先生。
王夫之性格孤高耿介，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作为明朝遗老，他一生反清，避世隐遁。三十三岁以后，王夫之的生活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直到去世前，王夫之自撰墓志铭，坚持使用“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戊申纪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也是明朝开国的时间。并且他特别告诫子孙，“墓石可不作”，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
衡阳是王夫之的老家，他在衡阳结草为庐，潜心治学。虽贫困交加，“腕不能胜砚，指不能胜笔”，仍刻苦撰著，清末经曾国藩汇编刊印成《船山遗书》，共70种，计324卷。人称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
王夫之在明崇祯年间，求学于岳麓书院。他的老师吴道行传授他湖湘之学，和朱张之道，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
在王夫之的著述中，他总结宋明两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造成历史奇祸的总根子是君主独裁的封建制度。他抨击封建帝王从“私天下”的卑鄙目的出发，唯恐被人夺走皇位，“故翼者翦之，机者撞之，腴者割之”，摧残了一切蓬勃发展的民族生机。同时王夫之把出卖祖国和民族的汉奸、卖国贼列为永不可赦的“万世罪人”，将民族大义作为衡量是非功过的最高标准。王船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千劫难灭、万难不屈、弱而复强，衰而复振，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力量。他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谭嗣同、黄兴、蔡锷、杨昌济和毛泽东。正如梁启超所说：“湖湘学派，北宋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兴。”
王夫之在世时，他的作品就开始在亲友门生之间传播。当时只有一个叫刘献廷的人，游历湖南，结识了王船山。梁启超说，当时知船山者，他一人而已。
王夫之逝世10多年后，尽管他后辈有人致力收集、保存和讲授船山学说，但是大量著作在身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均未曾出版。直到道光二十二年在两江总督陶澍的支持下，由邓显鹤等人首次刊刻《船山遗书》150卷，印刷不多。
王夫之学说能够成为风行全国的显学，主要得益于曾国藩和曾国荃两兄弟的大规模刊刻。曾国藩刊刻过程中，不仅亲自搜罗船山散佚的文稿，而且亲自进行校勘，最后他又为船山遗书作序。并且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是在与太平军交战最紧张、最激烈的间隙中进行的。
曾国藩在非常时期为何如此钟情于王船山著作呢？冯友兰说：“正因为《船山遗书》中的教义是他所需要的武器”。
当时曾国藩最感兴趣，用力最勤的是王船山有关经邦治国、用兵作战和充满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和《宋论》。曾国藩从同治元年十月开始看《读通鉴论》，并以《日记》记录心得，一直到同治五年八月才读完。他联系自己数十年军政实践经验，感触良深。马上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读通鉴论》”。
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序》中写道，“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显然，曾国藩推崇王船山的目的就是要“息天下之争”、“弭世乱于未形”。当《船山遗书》陆续刊刻出来后，曾氏兄弟立即分赠亲朋好友，其中多为湘军将领和幕僚。王船山在当时读书人的心目中，一度成了像诸葛亮一样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
后来，直到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在长沙成立了船山学社，亲自担任主讲。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不仅自己去听，还鼓励学生们去听。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对王船山思想怀有深厚感情和兴趣。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备课时就研读《船山遗书》，由于《遗书》不全，还写信给徐特立，请设法补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各地视察，随身携带大量书籍，其中就有“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1950年，毛泽东亲笔为船山学社题写匾额。1956年，重修船山学社时，毛泽东再次亲书“船山学社”。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王船山的敬仰和怀念，也可以看出湖湘学派的传承与渊源。
摘自——白乔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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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一个湖南人到南京朋友家做客，听说金陵名士每多自负，常常看不起外省文人。那个湖南人就在朋友家即兴作了一副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派；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他不仅将这个对联作了出来，还亲自动笔写了出来，悬挂于友人家中的客厅。南京众名士见此联，都做声不得。上联“濂溪”，指的是宋代大哲周敦颐，湖南道州人。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濂溪书堂讲学，世称“濂溪先生”。他的思想是宋明道学的发端，启迪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分流发展。而湖南湘江之水流入八百里洞庭，再汇入长江，故有“湘水余波”的浩叹。这副对联极为自炫，却让人难以反驳。
作对联的湖南人名字叫作王闿运，湖南湘潭人。他一生为人狂狷谐谑，才高学富，主要成就在其诗文和治学之中。所作楹联，谓冠清代之首。有评语为“体格高尚，气息深稳，幽美朴茂，神与古今”。王闿运在教育事业上也颇有成就，较著名的弟子有杨度、杨锐、刘光第、齐白石、夏寿田、廖平等人。
自宋以来，湖南人正是凭借这股文化的自新和自信，在洞庭与湘江之间，高筑起一条湖湘文化的精神大堤。正是有了这条精神大堤，近300年来的湖南人在一个“四塞之国”中，耕读传家、演武习文，同时睁开眼睛看世界，养成了“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性格特质。湖湘学派的兴起，也让湖南从司马迁所谓的“荆蛮”和“楚蛮”之地，一变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理学之邦”。
北宋周敦颐是一位湖南土生土长的思想家，到南宋，胡宏父子“避乱荆门”，讲学南岳开始。随后，胡宏的弟子张栻继续主讲岳麓书院，从而形成完整的湖湘学派，为后来湖南的趋新贡献了强劲的文化动力。在近代中国100多年来的政治风云中，湖南这个落后省份，却成了每次大变革的最前列。
湖湘之学统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个人就是周敦颐，他一生为官，而且“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仙风道骨。晚年曾游览庐山，为庐山山水所吸引，在诗中说：“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因此，筑室庐山莲花峰下。
周敦颐生前并不为人所熟知，只有他的老同事，南安通判程太中知道他的理学造诣很深，并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送到他的门下。后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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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兄弟都成了著名的理学家。有个故事，说一个叫杨时的年轻人想求学于程颐，程颐睡着了，杨时就冒着大雪站立在程颐的门口，程颐醒后，门外积雪已有一尺多厚。由此，留下了一个“程门立雪”的学界佳话。后来，这个杨时的学问也不得了，他的再传弟子又教出了朱熹这样的得意门生。杨时从程颐那里学成后，准备回到福建老家，程颐目送他远去，感慨地说：“吾道南矣！”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福建人杨时将二程的学说传到南方去了。另外有一个叫胡安国的福建人，避乱到了湖南。北宋末年，由于金兵入侵，大批学者文人南渡避乱，使国家的文化中心逐渐南移。胡安国虽未直接受教于程门，但曾在太学学习，自称“得《程氏遗书》者为多”。并且，胡安国与杨时是老乡，长期跟从杨时游学。胡安国有三子，胡寅，胡宏和胡宁，胡寅有子胡大原。胡氏子孙三代五人，都曾经师从杨时。
有一日，胡安国见杨时，杨时举起两肘示之曰：“吾此肘不离案三十年，然后于道有进。”杨时的治学精神深深影响了胡安国。胡安国率家人、弟子从荆门来到湖南后，在湘潭建碧泉书院，“前后居潭三十余载”。然后又在衡山山麓办文定书院，以讲学撰述为业，除自己的子侄外，还吸引了众多湖湘士子前来就学。胡安国埋头30年著《春秋传》，此传在元明初两朝被定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胡安国也成了湖湘学派最初创立的奠基者。
在衡山山脉的北麓，湘潭县黄荆坪有一座隐山。隐山东麓曾修建一座三贤祠，里面祭奉的正是宋儒胡氏三父子。
胡宏是胡安国的次子，长期寓居在湖南衡山五峰下，人们称他为五峰先生。胡宏从小在父亲督导下研习经学。年仅15岁时就撰写了《论语学》。20岁时，胡宏进入太学，师从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杨时，成为二程的再传弟子。胡安国去世后，胡宏独立治学，他以振兴道学，醇化风俗为己任，写成了一批著作。其中，《知言》一书内容包括哲学、政治、伦理、教育等各个方面，被湖湘学派奉为经典，是传授师说的重要范本。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他的弟子张栻，后来主讲岳麓书院，并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成为湖湘学派的一代宗师。
因此，后人评价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正是胡宏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胡安国的长子胡寅，在京为官，但毕生著述颇丰。胡家的治学，当时号称“莫有过于文定一门者”。
隐山因周敦颐隐居讲学而得名，更因胡安国父子在此开堂授徒，而被称为“湖湘文化源头”。明正德皇帝朱厚照游江南至此，曾亲笔御书“天下隐山”。
三贤祠在元代以后渐渐荒芜，至今，仅剩基础尚能辨识，祠堂早已不见了。后人凭吊三贤祠，只空留下“三贤父子精神在，十载沧桑祠宇荒”的惋叹。
弦歌不绝岳麓山
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这山是岳麓山，这庙是麓山寺。每日清晨，麓山寺钟声敲响，和尚高咏的“梵呗”之音，会飘落到岳麓山脚下的岳麓书院的屋脊上。
岳麓书院书声朗朗，院外泉水绕竹而来，溪声潺潺。清代人登临岳麓山顶的“赫曦台”，极目四望，写诗赞叹：赫曦终古屹崔嵬，四座弦歌讲幄开。在弦歌不绝声中，岳麓书院讲堂的帷幕拉开了，讲堂上，总有学识渊博的大圣先儒侃侃而谈。山水清音，人声天籁，在岳麓山上千年没有停息。
岳麓书院创立于公元976年，也就是北宋开宝九年。那个时候，因为经历了唐末五代的战乱，建国需要人才，所以重视教育和科举考试。但是，兴办官学，需要国家财政拿钱来办。财力又不够，于是办学就走向了民间。各个地方的乡贤和知识分子就以书院的形式，办起学校。所以最早的书院都是一些民间的私学。
岳麓书院的第一任山长叫周式，以行侠仗义闻名。他主持岳麓书院不到三年，书院的名声已经远播到汴京，皇帝宋真宗也知道了。宋真宗是个很有意思的皇帝，他为了鼓励读书人好好学习，曾经写过一首《劝学诗》，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尽管这个皇帝将读书的目的形容得十分庸俗，但在客观上，调动了不少人的积极性。宋真宗想召周式为官，可是周式推迟，执意主事岳麓书院。宋真宗强留不得，赏赐了马匹和书籍给周式，并亲自题写了“岳麓书院”四个字相赠。至今，这四个字依然高悬书院大门之上。北宋时期，岳麓书院也一度与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河南登封嵩阳书院和商丘应天书院，合称中国四大书院。
直到1161年，年轻的张栻受父亲之命，到南岳求学于胡宏，“遂得湖湘之传”。后来，湖南安抚使刘珙重修岳麓书院，张栻应刘珙之邀，主讲岳麓书院。他将岳麓书院的学术地位，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正是张栻主讲书院期间，“湖南一派，当时为盛”，致使许多向往读书做学问的士子，“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湖湘学的鼎盛，引起了另一个闽学人物的关注，他就是朱熹。朱熹专程从福建崇安“如长沙，访张南轩”。两个人学问都发源于周敦颐和二程，但是两人对“中和”问题的理解很不相同。张栻在本体论上主张“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在工夫论上主张“先察识后持养”，临事发现良心苗裔称为省察或察识，即察识良心。发现后的存养叫涵养，即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培养。闽学一派主张“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强调于未发时的涵养，从静中体认大本，两种学问相差较大。
“我行二千里，访子南山阴。不忧天风寒，况惮湘水深。”这是朱熹到长沙时的心情，流露出了对湖湘学深深的敬意，和不畏天寒路远，前来问学的决心。张栻热情接待了朱熹，并在岳麓书院开设了自由讲堂，他和朱熹同时登台，切磋学问，交流思想。这场学术的盛宴，就是后世所称的“朱张会讲”，吸引了大批学子前来听课，以至于“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
会讲的气氛紧张而激烈，乃至“三日夜而不能合”。朱熹最后接受了张栻的学说，并对他说“敬夫见处，卓然不可及。”这次会讲推动了闽学和湖湘学的交流融合，使两个理学流派，彼此诱发，推动各自的发展，也促进了南宋理学的繁荣。
湘江之畔，有一个小小的渡口，与岳麓书院隔江而望。当年朱张会讲，朱熹还受对岸城南书院的邀请，经常渡江讲学，张栻天天陪他往返于两岸，后人便将这个渡口称为“朱张渡”。朱熹更在湘江之上，作诗抒怀“偶泛长沙渚，振衣湘山岑。烟云渺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张栻去世后，朱熹来到湖南就任安抚使，更加致力于振兴岳麓书院。
山东曲阜有两条河，分别是洙水和泗水。湖南境内也有两条河，分别是潇水和湘水。后世学者将四条河并称为“潇湘洙泗”，意旨是湖湘之学与孔孟之学并流一处。这是对岳麓书院文化贡献的至高评价了吧！
石船山的孤影
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有一块石头生得十分特别，在林木苍郁之中，群山顶端突然横出一块巨石，犹如一艘巨船在林海波涛中航行。勇敢者可登上巨石，天风浩荡，迎面而来，让人舒怀而惬意。
石层自然向外伸延数尺，石槽下有一小洞，洞前有一方石，平如桌面，置身其间，可避风雨。晚年王夫之在湘西草堂隐居17年，他常常攀藤附葛，孤身立于石船之上，俯仰天地，被后人称作船山先生。
王夫之性格孤高耿介，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稀有的人物。作为明朝遗老，他一生反清，避世隐遁。三十三岁以后，王夫之的生活就开始“栖伏林谷，随地托迹”。直到去世前，王夫之自撰墓志铭，坚持使用“戊申纪元后三百年十有年”。“戊申纪元”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元年，也是明朝开国的时间。并且他特别告诫子孙，“墓石可不作”，如果作，则“不可增损一字”，“背此者自昧其心”。
衡阳是王夫之的老家，他在衡阳结草为庐，潜心治学。虽贫困交加，“腕不能胜砚，指不能胜笔”，仍刻苦撰著，清末经曾国藩汇编刊印成《船山遗书》，共70种，计324卷。人称他“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
王夫之在明崇祯年间，求学于岳麓书院。他的老师吴道行传授他湖湘之学，和朱张之道，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
在王夫之的著述中，他总结宋明两朝灭亡的历史教训，认为造成历史奇祸的总根子是君主独裁的封建制度。他抨击封建帝王从“私天下”的卑鄙目的出发，唯恐被人夺走皇位，“故翼者翦之，机者撞之，腴者割之”，摧残了一切蓬勃发展的民族生机。同时王夫之把出卖祖国和民族的汉奸、卖国贼列为永不可赦的“万世罪人”，将民族大义作为衡量是非功过的最高标准。王船山的爱国主义思想对近代中国千劫难灭、万难不屈、弱而复强，衰而复振，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力量。他直接影响到后来的谭嗣同、黄兴、蔡锷、杨昌济和毛泽东。正如梁启超所说：“湖湘学派，北宋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兴。”
王夫之在世时，他的作品就开始在亲友门生之间传播。当时只有一个叫刘献廷的人，游历湖南，结识了王船山。梁启超说，当时知船山者，他一人而已。
王夫之逝世10多年后，尽管他后辈有人致力收集、保存和讲授船山学说，但是大量著作在身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均未曾出版。直到道光二十二年在两江总督陶澍的支持下，由邓显鹤等人首次刊刻《船山遗书》150卷，印刷不多。
王夫之学说能够成为风行全国的显学，主要得益于曾国藩和曾国荃两兄弟的大规模刊刻。曾国藩刊刻过程中，不仅亲自搜罗船山散佚的文稿，而且亲自进行校勘，最后他又为船山遗书作序。并且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是在与太平军交战最紧张、最激烈的间隙中进行的。
曾国藩在非常时期为何如此钟情于王船山著作呢？冯友兰说：“正因为《船山遗书》中的教义是他所需要的武器”。
当时曾国藩最感兴趣，用力最勤的是王船山有关经邦治国、用兵作战和充满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和《宋论》。曾国藩从同治元年十月开始看《读通鉴论》，并以《日记》记录心得，一直到同治五年八月才读完。他联系自己数十年军政实践经验，感触良深。马上写信给儿子曾纪泽，“即可便看王船山之《读通鉴论》”。
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序》中写道，“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显然，曾国藩推崇王船山的目的就是要“息天下之争”、“弭世乱于未形”。当《船山遗书》陆续刊刻出来后，曾氏兄弟立即分赠亲朋好友，其中多为湘军将领和幕僚。王船山在当时读书人的心目中，一度成了像诸葛亮一样羽扇纶巾的智慧化身。
后来，直到谭嗣同的老师刘人熙在长沙成立了船山学社，亲自担任主讲。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不仅自己去听，还鼓励学生们去听。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对王船山思想怀有深厚感情和兴趣。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哲学，备课时就研读《船山遗书》，由于《遗书》不全，还写信给徐特立，请设法补齐。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到各地视察，随身携带大量书籍，其中就有“王夫之关于哲学和历史方面的著作”。
1950年，毛泽东亲笔为船山学社题写匾额。1956年，重修船山学社时，毛泽东再次亲书“船山学社”。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王船山的敬仰和怀念，也可以看出湖湘学派的传承与渊源。
摘自——白乔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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