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个长句
石家庄市栾城区 王云杉
花朵把城市春天的大门，早早的打开了。在远离城市的大山里，寒意依旧静悄悄地悬挂在枝杈分明的大树上，喜鹊窝般结实。朋友们常捎来问候说：“还有三个月，你就熬出来了！”我也的确曾窃喜过。
2014年8月30号，我来到了石家庄市行唐县上闫庄明德小学，成为第二批到这里支教的老师中的一员，执教期一年。看着眼前这一群身高明显落伍于年龄的泥娃娃们，我开始怀疑，他们真是我要教的四年级孩子吗？山里人朴实的象泥疙瘩，每到周五接孩子时，他们总会尽其所有的把他们的枣啊菜啊的，一兜一兜送来。来到这里的老师大多也像季节的候鸟，来来走走。这些不算肥沃的泥疙瘩里长出的东西是对远来的我最盛情的款待，或者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教师轮换后，他们提前说不出口的挽留吧。在这所山区寄宿制小学里，还有十几名二十五六岁的特岗女教师，她们大都来自外地。在这令人艳羡的花儿般年龄里，她们大多已有三年教龄。孩子们如一群跟屁虫儿，左右不离地，守着这些他们喜爱的老师。看到这些，有时能让你将“嫉妒”嚼出花蜜味儿。相对而言，一年，我倒更像是这大山里花期最短的一朵。
漫长的冬天里，我真实地体会到了上一批支教老师的话：闻着味道就知道是寄宿制学校的孩子。这个冬天有点长，原本不大的浴室也就成了储存大白菜的临时库房。我们可以不洗澡，但孩子们不能没菜吃。
理想很丰满，现实偏又很骨感。我们十五个任课的女教师，三百六十多名学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让孩子们的课表全部真正意义的生动起来。四年级92名学生的语文、音乐、书法、美术、品德课我不得不成为“全能”。 这里的老人们说“春脖子短”，真担心春会眨眼而过，很多时候，这些课也统统由我划啦成了语文课。背诵、默写，直到刘浩的失踪。这是一个调皮的男孩子，整整一个下午，全校的老师爬遍了邻近学校的几座山的山头、土凹。我是班主任，尽管我知道他绝不是一个随便逃学的坏孩子，但此时此刻，“刘浩，你在哪里？”已成了我满脑子盘旋的唯一声音。这也是我来到这里和大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甜山枣的刺原来这么尖；野杏树的花太淡了，真不容易发现，无意间的触碰，掉落的花瓣像是它们在警惕地躲闪我这个陌生人。山坳里，那些早春隐隐的绿偏偏不给你细瞧的机会，一会儿躲在这里，一会又藏在那里。找不到刘浩，我实在没有心思多看这山里的春天，也许女人天生就不是大山里的强者，渐渐浓重的夜色里，手机铃声分外抢耳，家长那头告知，刘浩已回到宿舍。我高兴地分明有一种要打他一顿的感觉。宿舍里不管我们怎末“盘问”，这个扑闪着大眼睛的孩子只说他什么也没做，就想到山里玩一玩。家长不得不尴尬地而又认真地给出结论：“这孩子中邪了！”之后班里的孩子都知道了，哪片林里柳枝拧的笛最响，哪条沟里的草地最软。这些山里的孩子像虫儿，对暖意回拢的春有着天性的敏感。我这才发现，我给他们的是书页里的季节，为何不带他们一起看春天？
周末结束后，几个孩子带来几枝家里剪掉的花枝，插进酒瓶摆在了教室窗台上。粉色的花瓣与窗外的寒意隔着玻璃静默着。直到几天后的卫生课，我去搬动窗台的杂物，见花朵早已干瘪，皱巴巴的花瓣也所剩无几。我让孩子们把这些花枝连同杂物一块儿扔掉。靠近花枝坐着的孩子看着我着不解地说：“老
师他不是杂物，它的叶子都冒出来了。”是啊，还真是有一小撮嫩叶如鸟儿的小舌正在小心的舔舐枝条外的世界。是不是我只顾把“花”当作春天，而忽略过太多的“叶”？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到阜平支教十年的郑小岚老师，孩子们亲切的叫她“妈妈老师”。从最初的教给孩子们“多读书”到她组建山区小学的“马兰乐队”学生像山里的枣子，熟了一年又一年。若真是“熬”，十年，情何以堪!原来她早已不是迁徙的候鸟，她已成为大山里叮咚不绝的那股清泉。巴尔扎克有句名言：母爱，是女人体内最自然、最丰硕，而且永不衰竭的一大元素。爱孩子，也是我选择支教的最坚定理由。
爱孩子就要给他们一个春天，而不是一朵花。
诗人说春天是一个长句。这是个起笔，下面都是这长句的内容：花褪、叶展、芳草、斜阳、撒着欢儿的牛羊；红颜、苍发、母爱、童心、大山里的书声朗朗……
2015年9月1号，我第二次报名，再次成为一名光荣的支教工作者，来到古燕“千乘之国”灵寿，循着它昔日的风采，再一次沿春天走来。南燕川，你早！
春天是个长句
石家庄市栾城区 王云杉
花朵把城市春天的大门，早早的打开了。在远离城市的大山里，寒意依旧静悄悄地悬挂在枝杈分明的大树上，喜鹊窝般结实。朋友们常捎来问候说：“还有三个月，你就熬出来了！”我也的确曾窃喜过。
2014年8月30号，我来到了石家庄市行唐县上闫庄明德小学，成为第二批到这里支教的老师中的一员，执教期一年。看着眼前这一群身高明显落伍于年龄的泥娃娃们，我开始怀疑，他们真是我要教的四年级孩子吗？山里人朴实的象泥疙瘩，每到周五接孩子时，他们总会尽其所有的把他们的枣啊菜啊的，一兜一兜送来。来到这里的老师大多也像季节的候鸟，来来走走。这些不算肥沃的泥疙瘩里长出的东西是对远来的我最盛情的款待，或者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教师轮换后，他们提前说不出口的挽留吧。在这所山区寄宿制小学里，还有十几名二十五六岁的特岗女教师，她们大都来自外地。在这令人艳羡的花儿般年龄里，她们大多已有三年教龄。孩子们如一群跟屁虫儿，左右不离地，守着这些他们喜爱的老师。看到这些，有时能让你将“嫉妒”嚼出花蜜味儿。相对而言，一年，我倒更像是这大山里花期最短的一朵。
漫长的冬天里，我真实地体会到了上一批支教老师的话：闻着味道就知道是寄宿制学校的孩子。这个冬天有点长，原本不大的浴室也就成了储存大白菜的临时库房。我们可以不洗澡，但孩子们不能没菜吃。
理想很丰满，现实偏又很骨感。我们十五个任课的女教师，三百六十多名学生，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让孩子们的课表全部真正意义的生动起来。四年级92名学生的语文、音乐、书法、美术、品德课我不得不成为“全能”。 这里的老人们说“春脖子短”，真担心春会眨眼而过，很多时候，这些课也统统由我划啦成了语文课。背诵、默写，直到刘浩的失踪。这是一个调皮的男孩子，整整一个下午，全校的老师爬遍了邻近学校的几座山的山头、土凹。我是班主任，尽管我知道他绝不是一个随便逃学的坏孩子，但此时此刻，“刘浩，你在哪里？”已成了我满脑子盘旋的唯一声音。这也是我来到这里和大山的第一次亲密接触，甜山枣的刺原来这么尖；野杏树的花太淡了，真不容易发现，无意间的触碰，掉落的花瓣像是它们在警惕地躲闪我这个陌生人。山坳里，那些早春隐隐的绿偏偏不给你细瞧的机会，一会儿躲在这里，一会又藏在那里。找不到刘浩，我实在没有心思多看这山里的春天，也许女人天生就不是大山里的强者，渐渐浓重的夜色里，手机铃声分外抢耳，家长那头告知，刘浩已回到宿舍。我高兴地分明有一种要打他一顿的感觉。宿舍里不管我们怎末“盘问”，这个扑闪着大眼睛的孩子只说他什么也没做，就想到山里玩一玩。家长不得不尴尬地而又认真地给出结论：“这孩子中邪了！”之后班里的孩子都知道了，哪片林里柳枝拧的笛最响，哪条沟里的草地最软。这些山里的孩子像虫儿，对暖意回拢的春有着天性的敏感。我这才发现，我给他们的是书页里的季节，为何不带他们一起看春天？
周末结束后，几个孩子带来几枝家里剪掉的花枝，插进酒瓶摆在了教室窗台上。粉色的花瓣与窗外的寒意隔着玻璃静默着。直到几天后的卫生课，我去搬动窗台的杂物，见花朵早已干瘪，皱巴巴的花瓣也所剩无几。我让孩子们把这些花枝连同杂物一块儿扔掉。靠近花枝坐着的孩子看着我着不解地说：“老
师他不是杂物，它的叶子都冒出来了。”是啊，还真是有一小撮嫩叶如鸟儿的小舌正在小心的舔舐枝条外的世界。是不是我只顾把“花”当作春天，而忽略过太多的“叶”？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电视上看到了到阜平支教十年的郑小岚老师，孩子们亲切的叫她“妈妈老师”。从最初的教给孩子们“多读书”到她组建山区小学的“马兰乐队”学生像山里的枣子，熟了一年又一年。若真是“熬”，十年，情何以堪!原来她早已不是迁徙的候鸟，她已成为大山里叮咚不绝的那股清泉。巴尔扎克有句名言：母爱，是女人体内最自然、最丰硕，而且永不衰竭的一大元素。爱孩子，也是我选择支教的最坚定理由。
爱孩子就要给他们一个春天，而不是一朵花。
诗人说春天是一个长句。这是个起笔，下面都是这长句的内容：花褪、叶展、芳草、斜阳、撒着欢儿的牛羊；红颜、苍发、母爱、童心、大山里的书声朗朗……
2015年9月1号，我第二次报名，再次成为一名光荣的支教工作者，来到古燕“千乘之国”灵寿，循着它昔日的风采，再一次沿春天走来。南燕川，你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