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简介
这是中国大地上又一处红楼。红墙红瓦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
原为清朝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局址，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建成，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阅马厂，西邻黄鹤楼，北倚蛇山。如今复原后的军政府大门、会堂、孙中山会见湖北军政各界人员处、黄兴召开军事会议室、黎元洪住房和会客室等处，以及门前两侧斜插的两面代表当时十八省的“十八星旗”，不由令人回想起革命先行者慷慨赴死、血溅中华的民国初创年代。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湖北革命党人，蓄势既久，敢为天下先，勇敢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并一举光复武昌。次日在此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
随即，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赶赴武昌，出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领导了英勇悲壮的抗击南下清军的阳夏保卫战。武昌义声赢得全国响应，260余年的清朝统治顿时瓦解，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随之终结。武昌因此被誉为“首义之区”，红楼则被尊崇为“民国之门”。
站在鄂军都督府旧址门前，感慨的是武昌首义的偶然性。
要知道孙中山他们原本的革命策源地是在广州，但是广州起义失败了。武昌起义也不顺当，原来的起义领袖被捕、被杀、受伤或逃匿，群龙无首。就在起义前天中午，武昌起义组织者之一、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赶制炸弹，不料失事爆炸，孙武虽然
走脱，可是俄国巡捕已闻讯赶来，当场查获所藏手枪、旗帜、名册、文告等重要物件，交江汉关道齐耀珊，齐立即向两江总督瑞澂报告，瑞澂立即出动军警搜捕革命党人。
次日（九日）早晨，武昌起义另一组织者、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刚从岳阳赶到武昌，他原认为起义时机没有成熟，准备推迟起义；但一听到孙武出事，才于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总指挥部与彭楚藩、刘复基、张适辅、邓玉麟等人决定提前于当晚十二时起义。蒋翊武还以起义军总司令身份拟定并签暑了起义命令，由负责联络工作的邓玉麟到工程第八营和南湖炮队等处，分别传达起义命令。只等号炮一响，全城发动，这时正是1911年10月9日下午五点钟。
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都守在武昌小朝街总指挥部楼上，等候作为起义信号的炮声。为了避免反动军警的怀疑，他们特备了一桌酒菜，并且还弄了一架留声机，放些唱片，装作饮酒取乐的模样。此时已是半夜十一点半了，他们心情都是万分兴奋而又焦急。哪里知道，就在这紧要关头，清军跟踪而至，闯入小朝街总指挥部。刘复基立刻扔出炸弹，掩护蒋翊武和彭楚藩逃跑。不料炸弹扔在楼梯扶手杆上，反弹回来，把自己给炸伤了，当场倒在地上。
乘着军警惊恐和稍许后退的机会，蒋翊武和彭楚藩越过后墙，爬上邻近屋顶，可是由于梁木塌陷，两人都掉了下来，让清军抓住了。只有蒋翊武穿着一件枣红马褂，拖着一条长辨子，土头土脑的，活象个老学究，军警对他不甚注意，他便乘人不备，翻墙逃走了。
彭、刘被捕后，以为不用多久，邓玉麟把命令一送到南湖炮营，号炮一响，全城响应，问题就全部迎刃而解。但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一晚，武汉三镇紧急戒严，军营、兵校都是一概禁止出入，新军士兵甚至连厕所也不准去。在这种情况下，邓玉麟到处碰壁，根本无法把总指挥的命令及时送到各营去。而分散在各个驻地的革命党人，通宵焦急地等候起义信号，直到第二天黎明，始终没有动静。此时的瑞澂却满心指望能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决定连夜公开审问。因此这天半夜三更，制台衙门外还是人山人海。
首先受审的是彭楚藩，十八岁投笔从戎，先投身新军，后考入宪兵营，早年参加日知会，以后又参加文学社，他昂着头走进大厅，淡然一笑，回答说：“我就是革命党！我既然从事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要杀快杀吧！”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言词，把清朝官员弄得无可奈何，恼羞成怒，立刻命令捆起来斩首。彭一面走，一面高呼“民国万岁！黄帝万岁！”临刑时直立不跪，威武不屈，死时才二十七岁。
接着受审的是刘复基，曾参加当地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活动，以后到日本参加同盟会。一九0六年奉命回国，虽然受了重伤，躺在敌人的法庭上，却依然神色自若，骂不绝口，临行时高呼：“同胞们快起来！”“还我河山！”等壮烈口号。死年也只有二十八岁。
最后出庭的是杨洪胜，八日那天，汉口总机关被破坏，他奉命赶紧向各营转送炸弹，由于来往奔跑收付，疲劳过度，当他送炸弹到工程营时，不幸被军警发现了，掷弹拒捕受伤被捉。在法庭上高呼：“孙中山和未死的同志万岁！”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极为鲜明的英雄形象，死时
仅二十六岁（武昌现有一条街道名“彭刘杨路”，就是为缅怀三烈士而命名的）。可以说，至此武昌起义已经流产。
反思武昌首义的偶然性还不能不提到一个女人的名字，她叫廖克玉，正是瑞澂的小夫人，也是革命党人安插在瑞澂身边的“地下党”。公审当时在屏风后偷听的小夫人廖克玉和她母亲（此时廖的母亲也在衙门里）无不为之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廖氏母女此时无计可施，只好暗中流泪。
瑞澂杀了三烈士之后，一方面打电报向皇帝表功，一方面他也深知此事没完，武昌城内仍旧不太平，谣言四起，瑞澂想调新军出去弹压，又怕军中革命党人乘机起事。他只得去电飞调湖南、河南两地军队来武昌维持秩序，在军队尚未到达武昌之前，瑞澂下令紧闭武昌各城门，封锁新军各个营房，不许士兵外出，并调旧军在重要街口紧急戒严。十日那天晚饭后，有人来报说：“军队有人造反了。”瑞澂一听这个消息，吓得连手里的翡翠烟壶掉在地上。
原来当晚七时许，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前队二排排长陶启胜查夜时，看见士兵金兆龙、程正瀛抱着枪仰卧着，他就厉声问道：“干什么？想造反？”金兆龙几人本来就对这个平时人五人六喜欢在当兵的面前作威作福的排长一肚子不满，听他这样骂，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时火起，对骂道：“造反就造反！”并和陶启胜扭打起来；程正瀛举起枪托向陶头上猛击，此时工程营的总代表熊秉坤赶来，便向陶开了一枪。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纷纷赶来弹压，也相继被起义士兵打死。于是兵变开始了，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并率兵士向楚望台军火库出发。守库士兵立即起而响应，公推右队队官吴兆麟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于是革命风暴席卷武昌全城。瑞澂此时把张梅生、张彪、黎元洪（协统）和楚豫号兵轮管带陈德龙并其他文武大员们找来，商量对策。张梅生和张彪竭力主张瑞澂死守制台衙门等候救兵。陈德龙却认为不应死守制台衙门，应到他的楚豫号兵轮上去。他对瑞澂说：“大帅上了兵轮，照样可以指挥，犯不着在这儿等死。”其实陈德龙是个怕死鬼，把瑞澂弄到船上，他可以借口保护大帅，退出战斗。
两方争执不下，吵成一团。他们的谈话，廖克玉和她母亲都听见了，廖母对女儿说道：“你赶快劝瑞澂逃走，只要瑞澂一走，清兵无人指挥，就会不战自乱。革命党占了制台衙门就好办了。”廖克玉硬把瑞澂叫了出来，对他说：“张师爷是个书呆子，只知道尽忠报国，不知道随机应变。还是陈管带的话有理，乘现在还能走，赶快逃出去，到了兵轮上，不是照样可以指挥吗？在这里，这么多的家眷，你怎样指挥打仗呢？即使你不怕，我们这些人也怕啊！”
瑞澂听了夫人这么一说，就决定听陈德龙的话，到楚豫号兵轮上去。其实当时驻守武汉地区的清兵约有二十二个营多一点，除五个营起义完全成为革命军队以外，还剩下十七个营，大约相当于起义军的三倍。其中以总督衙门的警卫部队火力最为猛烈，因为机关枪配备较多，又大多是老兵，射击技术较好，实战经验也较丰富。
义军初攻衙门，即遭挫折。右路进攻到王府口的小菜场，被清军机关枪封锁，无法前进。左路进攻到恤孤巷口，又被敌军布置的伏兵截断，失利退回。同时天黑阴雨，目标难辨，炮队无法正常发挥威力。倘若瑞澂此时略有定势，肯坐镇指挥，局势还有可能向另一个方面发展。偏在这紧要关头，瑞澂听了夫人——革命党密探的建议，匆匆溜走。这样，群龙无首，本来就已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犹如又抽掉了一根支柱，加速了它的垮台。
瑞澂一上船，陈德国龙立即下令开船，直驶汉口。船刚离码头，义军就打到码头边了（因瑞澂一走，清兵早已四散逃走，所以义军很快就到码头边）。只是革命党没有兵轮，只能在岸上向兵轮开炮，有一炮打中楚豫号的前甲板。次日，枪声停止，起义成功。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时孙武、蒋翊武均不在场，革命党人强推黎元洪任军政府都督，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起义，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革命成功后，宋教仁曾经请廖克玉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见过一面，称廖为民国立了大功，是“民国的西施”。之后廖克玉在上海还与孙中山先生见过一面，孙也对廖大为赞扬。宋教仁遇刺身亡以后，廖克玉跟民国没有来往，一直隐居在江西老家。可以说，廖克玉是武昌起义成功的又一偶然因素。
武昌起义简介
这是中国大地上又一处红楼。红墙红瓦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
原为清朝政府设立的湖北咨议局局址，于1910年（清宣统二年）建成，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阅马厂，西邻黄鹤楼，北倚蛇山。如今复原后的军政府大门、会堂、孙中山会见湖北军政各界人员处、黄兴召开军事会议室、黎元洪住房和会客室等处，以及门前两侧斜插的两面代表当时十八省的“十八星旗”，不由令人回想起革命先行者慷慨赴死、血溅中华的民国初创年代。
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旗帜下集结起来的湖北革命党人，蓄势既久，敢为天下先，勇敢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并一举光复武昌。次日在此组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举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
随即，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赶赴武昌，出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领导了英勇悲壮的抗击南下清军的阳夏保卫战。武昌义声赢得全国响应，260余年的清朝统治顿时瓦解，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随之终结。武昌因此被誉为“首义之区”，红楼则被尊崇为“民国之门”。
站在鄂军都督府旧址门前，感慨的是武昌首义的偶然性。
要知道孙中山他们原本的革命策源地是在广州，但是广州起义失败了。武昌起义也不顺当，原来的起义领袖被捕、被杀、受伤或逃匿，群龙无首。就在起义前天中午，武昌起义组织者之一、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赶制炸弹，不料失事爆炸，孙武虽然
走脱，可是俄国巡捕已闻讯赶来，当场查获所藏手枪、旗帜、名册、文告等重要物件，交江汉关道齐耀珊，齐立即向两江总督瑞澂报告，瑞澂立即出动军警搜捕革命党人。
次日（九日）早晨，武昌起义另一组织者、文学社的领导人蒋翊武刚从岳阳赶到武昌，他原认为起义时机没有成熟，准备推迟起义；但一听到孙武出事，才于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总指挥部与彭楚藩、刘复基、张适辅、邓玉麟等人决定提前于当晚十二时起义。蒋翊武还以起义军总司令身份拟定并签暑了起义命令，由负责联络工作的邓玉麟到工程第八营和南湖炮队等处，分别传达起义命令。只等号炮一响，全城发动，这时正是1911年10月9日下午五点钟。
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等都守在武昌小朝街总指挥部楼上，等候作为起义信号的炮声。为了避免反动军警的怀疑，他们特备了一桌酒菜，并且还弄了一架留声机，放些唱片，装作饮酒取乐的模样。此时已是半夜十一点半了，他们心情都是万分兴奋而又焦急。哪里知道，就在这紧要关头，清军跟踪而至，闯入小朝街总指挥部。刘复基立刻扔出炸弹，掩护蒋翊武和彭楚藩逃跑。不料炸弹扔在楼梯扶手杆上，反弹回来，把自己给炸伤了，当场倒在地上。
乘着军警惊恐和稍许后退的机会，蒋翊武和彭楚藩越过后墙，爬上邻近屋顶，可是由于梁木塌陷，两人都掉了下来，让清军抓住了。只有蒋翊武穿着一件枣红马褂，拖着一条长辨子，土头土脑的，活象个老学究，军警对他不甚注意，他便乘人不备，翻墙逃走了。
彭、刘被捕后，以为不用多久，邓玉麟把命令一送到南湖炮营，号炮一响，全城响应，问题就全部迎刃而解。但他们不知道，就在这一晚，武汉三镇紧急戒严，军营、兵校都是一概禁止出入，新军士兵甚至连厕所也不准去。在这种情况下，邓玉麟到处碰壁，根本无法把总指挥的命令及时送到各营去。而分散在各个驻地的革命党人，通宵焦急地等候起义信号，直到第二天黎明，始终没有动静。此时的瑞澂却满心指望能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决定连夜公开审问。因此这天半夜三更，制台衙门外还是人山人海。
首先受审的是彭楚藩，十八岁投笔从戎，先投身新军，后考入宪兵营，早年参加日知会，以后又参加文学社，他昂着头走进大厅，淡然一笑，回答说：“我就是革命党！我既然从事革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要杀快杀吧！”这一番大义凛然的言词，把清朝官员弄得无可奈何，恼羞成怒，立刻命令捆起来斩首。彭一面走，一面高呼“民国万岁！黄帝万岁！”临刑时直立不跪，威武不屈，死时才二十七岁。
接着受审的是刘复基，曾参加当地华兴会在湖南的起义活动，以后到日本参加同盟会。一九0六年奉命回国，虽然受了重伤，躺在敌人的法庭上，却依然神色自若，骂不绝口，临行时高呼：“同胞们快起来！”“还我河山！”等壮烈口号。死年也只有二十八岁。
最后出庭的是杨洪胜，八日那天，汉口总机关被破坏，他奉命赶紧向各营转送炸弹，由于来往奔跑收付，疲劳过度，当他送炸弹到工程营时，不幸被军警发现了，掷弹拒捕受伤被捉。在法庭上高呼：“孙中山和未死的同志万岁！”在人们心目中留下极为鲜明的英雄形象，死时
仅二十六岁（武昌现有一条街道名“彭刘杨路”，就是为缅怀三烈士而命名的）。可以说，至此武昌起义已经流产。
反思武昌首义的偶然性还不能不提到一个女人的名字，她叫廖克玉，正是瑞澂的小夫人，也是革命党人安插在瑞澂身边的“地下党”。公审当时在屏风后偷听的小夫人廖克玉和她母亲（此时廖的母亲也在衙门里）无不为之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廖氏母女此时无计可施，只好暗中流泪。
瑞澂杀了三烈士之后，一方面打电报向皇帝表功，一方面他也深知此事没完，武昌城内仍旧不太平，谣言四起，瑞澂想调新军出去弹压，又怕军中革命党人乘机起事。他只得去电飞调湖南、河南两地军队来武昌维持秩序，在军队尚未到达武昌之前，瑞澂下令紧闭武昌各城门，封锁新军各个营房，不许士兵外出，并调旧军在重要街口紧急戒严。十日那天晚饭后，有人来报说：“军队有人造反了。”瑞澂一听这个消息，吓得连手里的翡翠烟壶掉在地上。
原来当晚七时许，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前队二排排长陶启胜查夜时，看见士兵金兆龙、程正瀛抱着枪仰卧着，他就厉声问道：“干什么？想造反？”金兆龙几人本来就对这个平时人五人六喜欢在当兵的面前作威作福的排长一肚子不满，听他这样骂，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时火起，对骂道：“造反就造反！”并和陶启胜扭打起来；程正瀛举起枪托向陶头上猛击，此时工程营的总代表熊秉坤赶来，便向陶开了一枪。代理管带阮荣发、右队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纷纷赶来弹压，也相继被起义士兵打死。于是兵变开始了，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正式宣布起义，并率兵士向楚望台军火库出发。守库士兵立即起而响应，公推右队队官吴兆麟任革命军临时总指挥。
于是革命风暴席卷武昌全城。瑞澂此时把张梅生、张彪、黎元洪（协统）和楚豫号兵轮管带陈德龙并其他文武大员们找来，商量对策。张梅生和张彪竭力主张瑞澂死守制台衙门等候救兵。陈德龙却认为不应死守制台衙门，应到他的楚豫号兵轮上去。他对瑞澂说：“大帅上了兵轮，照样可以指挥，犯不着在这儿等死。”其实陈德龙是个怕死鬼，把瑞澂弄到船上，他可以借口保护大帅，退出战斗。
两方争执不下，吵成一团。他们的谈话，廖克玉和她母亲都听见了，廖母对女儿说道：“你赶快劝瑞澂逃走，只要瑞澂一走，清兵无人指挥，就会不战自乱。革命党占了制台衙门就好办了。”廖克玉硬把瑞澂叫了出来，对他说：“张师爷是个书呆子，只知道尽忠报国，不知道随机应变。还是陈管带的话有理，乘现在还能走，赶快逃出去，到了兵轮上，不是照样可以指挥吗？在这里，这么多的家眷，你怎样指挥打仗呢？即使你不怕，我们这些人也怕啊！”
瑞澂听了夫人这么一说，就决定听陈德龙的话，到楚豫号兵轮上去。其实当时驻守武汉地区的清兵约有二十二个营多一点，除五个营起义完全成为革命军队以外，还剩下十七个营，大约相当于起义军的三倍。其中以总督衙门的警卫部队火力最为猛烈，因为机关枪配备较多，又大多是老兵，射击技术较好，实战经验也较丰富。
义军初攻衙门，即遭挫折。右路进攻到王府口的小菜场，被清军机关枪封锁，无法前进。左路进攻到恤孤巷口，又被敌军布置的伏兵截断，失利退回。同时天黑阴雨，目标难辨，炮队无法正常发挥威力。倘若瑞澂此时略有定势，肯坐镇指挥，局势还有可能向另一个方面发展。偏在这紧要关头，瑞澂听了夫人——革命党密探的建议，匆匆溜走。这样，群龙无首，本来就已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犹如又抽掉了一根支柱，加速了它的垮台。
瑞澂一上船，陈德国龙立即下令开船，直驶汉口。船刚离码头，义军就打到码头边了（因瑞澂一走，清兵早已四散逃走，所以义军很快就到码头边）。只是革命党没有兵轮，只能在岸上向兵轮开炮，有一炮打中楚豫号的前甲板。次日，枪声停止，起义成功。汉阳、汉口，相继光复。时孙武、蒋翊武均不在场，革命党人强推黎元洪任军政府都督，发表宣言，号召各省起义。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相继起义，形成全国规模的“辛亥革命”。
革命成功后，宋教仁曾经请廖克玉在上海一品香旅社见过一面，称廖为民国立了大功，是“民国的西施”。之后廖克玉在上海还与孙中山先生见过一面，孙也对廖大为赞扬。宋教仁遇刺身亡以后，廖克玉跟民国没有来往，一直隐居在江西老家。可以说，廖克玉是武昌起义成功的又一偶然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