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新桥
如果“教育改变命运”的命题成立，那么教育就可顺理成章地定义为“是以改变命运为目的的活动”。笔者在“教育改变精神命运而未必改变物质命运”一文中，将人的命运分类为物质命运和精神命运。如果这种分类成立，那么教育便可进一步定义为“以改变物质命运为目的的活动”和“以改变精神命运为目的的活动”。从教育的价值取向角度看，前者可看成是以物质为价值取向的教育，后者可看成是以精神为价值取向的教育。
现实中，完全以物质为价值取向的教育和完全以精神为价值取向的教育现象都存在，但更多的情形是教育以物质取向为主或教育以精神取向为主。这里为简明起见，可将这两种价值取向为主的教育分别称之为重物质的教育和重精神的教育。因而，又可将教育更明确的定义为“以改变物质命运为主要目的的活动”和“以改变精神命运为主要目的的活动”。
以这样的定义考察和分析当今中国的教育，人们似乎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的教育在价值取向上是以物质为主的，即重物质的教育。或者说，中国的教育，无论是对教育者还是对受教育者来说，都被看成是以改变物质命运为主要目的的活动。如：初中的教育是为了考高中，高中的教育是为了考大学，大学的教育是为了高薪就业（“高就”），“高就”的目的是为了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
相应地，对中学来说，有利于升学的，学校就教，学生就学；不利于升学的，学校也不教，学生也不学，即便学生想学也因为没时间没精力而不能学。对大学来说，有利于就业的专业就开设，就多招生；不利于就业的专业就立马淘汰，就减少招生。大学生更实际，关涉物质命运的或“物质性”强的专业、学科就学，而无关物质命运或“非物质性”强的专业、学科就不学。显然，在当今中国的教育中，重物质轻精神已到了空前的程度。但这既非耸人听闻，也非杞人忧天。请诸位读读《中国青年报》（2010-11-11）一篇题为“我国青年对民族史诗的关注太少了”（注）的报道，可能就会得出与笔者相同的看法或结论。
报道说：
（中国）很多学生扎堆MBA、经济、法律等实用专业，而对哲学、艺术史和考古学等专业似乎并不感兴趣。一些大学也在自降身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他们考虑到一些专业的市场需求不大，就自动缩减招生名额，乃至撤销课程。比如满语，几所原来开设这一课程的高校，现在大多不开了。今后“满文老档”谁去翻译、解读和研究？
我们目前的教育对我国文化多样性的关注还不够。我们的教材中从来没出现《格萨尔》和《江格尔》（史诗——笔者注）。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可能去关注？
当今社会，很多人都盯着发达国家或地区，随便一个年轻人都能背出很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名，而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面积虽然比很多欧洲国家都大，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也许有人会说，对教育的物质性追求在国外也大有人在，不必大惊小怪。请继续看报道：
德国人依然把古典学看作很神圣的东西。在德国，从事古典学研究的人有很高的声望。早些年，很多德国文科大学生的第一外语是拉丁语，第二外语是希腊语，第三外语才是英语。去年德国重新出版的德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成了畅销书。
古典学在哈佛大学，依然是很受尊重和追捧的专业。学生如果想修古典学系的部分课程，必须经过该课程老师的面谈和签字才能修。因为有些课要求学生具备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基础知识。哈佛大学古典学系系主任格雷戈里•纳吉主讲的古希腊文学课和史诗课，每次都有好几百个学生来听。不少学生是出于对古老文明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的景仰，去学习这些课程的。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就开了满语课。很多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学问，西方的研究人员数量比我们多，水平比我们高，影响也比我们大。
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公民教育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对多元文化现状和文化传统等知识的教育。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知道在自己的国土上有哪些不同文化面貌的族群，他们有什么文化特点。这应当是国民基本素质的一部分。
重物质的教育和轻精神的教育有什么差别呢？以读史诗为例：史诗是用崇高的声调歌唱伟大的事情。它回答的是“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往哪儿去”，“我们是生存还是被毁灭”这样的大问题。它歌颂的精神带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彰显了人类最基本的信念，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而中国的教育重视物质命运的改变、重视物质价值的追求，与社会舆论和情势一起在有意无意地引导青少年——所谓的“当代英雄”就是有钱有势的人，这会导致他们价值观的极大偏离，最终精神“矮化”、操守不高、境界低迷。很多年轻人对自身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宇宙天体、自然奇观和异域文化等兴趣不高。但这些知识是健全人格的一个重要指标。
当然，教育不是教人不食人间烟火，但教育也不能只教人只食人间烟火（读起来有点拗口——笔者注）。只食人间烟火是重物质的教育的最大功用，但不是重精神的教育乃至全部教育的最大功用。值得人们思考的是，什么样的教育，能使人对生存、生命、价值、理想等东西有更深的体悟和对物质的渴望大大削弱呢？什么样的教育能够使人关注更多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更有意义的事情、精神上更自信呢？对比中国重物质的教育和国外关注精神的教育，两者在境界、层次上高低立见。
记得许多年前，有大学生用“读红楼梦对就业或考研有什么用”的反问来回答是否读过《红楼梦》的问题。这多年过去了，重物质的学习或重物质的教育、不重精神的学习或不重精神的教育的情形不仅没有得到改观，而且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所长朝戈金先生指出：在应试教育下，完整地读过10本文学、史学或哲学名著的人很少，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教育只重物质不重精神，或者只有重物质的教育，只有追求物质命运的教育，没有重精神的教育，没有追求精神命运的教育，的确是很悲哀的事，这既是教育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注：“我国青年对民族史诗的关注太少了”，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1/11/content_3442006.htm。
文/周新桥
如果“教育改变命运”的命题成立，那么教育就可顺理成章地定义为“是以改变命运为目的的活动”。笔者在“教育改变精神命运而未必改变物质命运”一文中，将人的命运分类为物质命运和精神命运。如果这种分类成立，那么教育便可进一步定义为“以改变物质命运为目的的活动”和“以改变精神命运为目的的活动”。从教育的价值取向角度看，前者可看成是以物质为价值取向的教育，后者可看成是以精神为价值取向的教育。
现实中，完全以物质为价值取向的教育和完全以精神为价值取向的教育现象都存在，但更多的情形是教育以物质取向为主或教育以精神取向为主。这里为简明起见，可将这两种价值取向为主的教育分别称之为重物质的教育和重精神的教育。因而，又可将教育更明确的定义为“以改变物质命运为主要目的的活动”和“以改变精神命运为主要目的的活动”。
以这样的定义考察和分析当今中国的教育，人们似乎不难得出结论：中国的教育在价值取向上是以物质为主的，即重物质的教育。或者说，中国的教育，无论是对教育者还是对受教育者来说，都被看成是以改变物质命运为主要目的的活动。如：初中的教育是为了考高中，高中的教育是为了考大学，大学的教育是为了高薪就业（“高就”），“高就”的目的是为了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
相应地，对中学来说，有利于升学的，学校就教，学生就学；不利于升学的，学校也不教，学生也不学，即便学生想学也因为没时间没精力而不能学。对大学来说，有利于就业的专业就开设，就多招生；不利于就业的专业就立马淘汰，就减少招生。大学生更实际，关涉物质命运的或“物质性”强的专业、学科就学，而无关物质命运或“非物质性”强的专业、学科就不学。显然，在当今中国的教育中，重物质轻精神已到了空前的程度。但这既非耸人听闻，也非杞人忧天。请诸位读读《中国青年报》（2010-11-11）一篇题为“我国青年对民族史诗的关注太少了”（注）的报道，可能就会得出与笔者相同的看法或结论。
报道说：
（中国）很多学生扎堆MBA、经济、法律等实用专业，而对哲学、艺术史和考古学等专业似乎并不感兴趣。一些大学也在自降身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他们考虑到一些专业的市场需求不大，就自动缩减招生名额，乃至撤销课程。比如满语，几所原来开设这一课程的高校，现在大多不开了。今后“满文老档”谁去翻译、解读和研究？
我们目前的教育对我国文化多样性的关注还不够。我们的教材中从来没出现《格萨尔》和《江格尔》（史诗——笔者注）。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可能去关注？
当今社会，很多人都盯着发达国家或地区，随便一个年轻人都能背出很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名，而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面积虽然比很多欧洲国家都大，但又有多少人知道？
也许有人会说，对教育的物质性追求在国外也大有人在，不必大惊小怪。请继续看报道：
德国人依然把古典学看作很神圣的东西。在德国，从事古典学研究的人有很高的声望。早些年，很多德国文科大学生的第一外语是拉丁语，第二外语是希腊语，第三外语才是英语。去年德国重新出版的德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成了畅销书。
古典学在哈佛大学，依然是很受尊重和追捧的专业。学生如果想修古典学系的部分课程，必须经过该课程老师的面谈和签字才能修。因为有些课要求学生具备拉丁语和希腊语的基础知识。哈佛大学古典学系系主任格雷戈里•纳吉主讲的古希腊文学课和史诗课，每次都有好几百个学生来听。不少学生是出于对古老文明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水准的景仰，去学习这些课程的。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就开了满语课。很多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学问，西方的研究人员数量比我们多，水平比我们高，影响也比我们大。
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公民教育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对多元文化现状和文化传统等知识的教育。他们认为，作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知道在自己的国土上有哪些不同文化面貌的族群，他们有什么文化特点。这应当是国民基本素质的一部分。
重物质的教育和轻精神的教育有什么差别呢？以读史诗为例：史诗是用崇高的声调歌唱伟大的事情。它回答的是“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在干什么、我们要往哪儿去”，“我们是生存还是被毁灭”这样的大问题。它歌颂的精神带有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彰显了人类最基本的信念，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而中国的教育重视物质命运的改变、重视物质价值的追求，与社会舆论和情势一起在有意无意地引导青少年——所谓的“当代英雄”就是有钱有势的人，这会导致他们价值观的极大偏离，最终精神“矮化”、操守不高、境界低迷。很多年轻人对自身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宇宙天体、自然奇观和异域文化等兴趣不高。但这些知识是健全人格的一个重要指标。
当然，教育不是教人不食人间烟火，但教育也不能只教人只食人间烟火（读起来有点拗口——笔者注）。只食人间烟火是重物质的教育的最大功用，但不是重精神的教育乃至全部教育的最大功用。值得人们思考的是，什么样的教育，能使人对生存、生命、价值、理想等东西有更深的体悟和对物质的渴望大大削弱呢？什么样的教育能够使人关注更多对于整个人类文明进程更有意义的事情、精神上更自信呢？对比中国重物质的教育和国外关注精神的教育，两者在境界、层次上高低立见。
记得许多年前，有大学生用“读红楼梦对就业或考研有什么用”的反问来回答是否读过《红楼梦》的问题。这多年过去了，重物质的学习或重物质的教育、不重精神的学习或不重精神的教育的情形不仅没有得到改观，而且问题变得愈来愈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所长朝戈金先生指出：在应试教育下，完整地读过10本文学、史学或哲学名著的人很少，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教育只重物质不重精神，或者只有重物质的教育，只有追求物质命运的教育，没有重精神的教育，没有追求精神命运的教育，的确是很悲哀的事，这既是教育的悲哀，也是社会的悲哀。
注：“我国青年对民族史诗的关注太少了”， 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11/11/content_344200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