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爬得高"看丰子恺的[送考]

  一      苏教版高中语文《现代散文选读教学参考书》说,“《送考》记述了作家本人送一群小学生到杭州考初中的经历,展示了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生活,以及纯真、丰富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作家对儿童的关爱,对儿童世界的向往之情。”苏教版高中语文《现代散文选读》文下还注曰“有改动”。   查看《送考》全文,笔者发现苏教版《送考》改动颇多,尤其是删去了关于牵牛花的内容共三段(头2段、尾1段)或许编者觉得删去牵牛花更简洁,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中关于牵牛花的描写、议论,就能体会到作者的别具匠心。   ①今年的早秋,我不待手植的牵牛花开花,就舍弃了它们,送一群孩子到杭州来投考。   ②种牵牛花,扶助它们攀缘,看它们开花,结子;是我过去的秋日的乐事。今秋我虽然依旧手植它们,但对它们的感情不及以前好。因为我看出了它们一种弱点:一味想向上爬,盲目地好高。我在墙上加了一排竹钉,在竹钉上绊了一条绳,让它们爬;过了一二晚,它们早就爬出这排竹钉之上,须得再加竹钉了。后来我搬了梯子加竹钉,加到我离去它们的时候,墙上已有了七八排竹钉,牵牛花的卷蔓比芭蕉更高,与柳梢相齐,离墙顶不过三四尺了。看它们的意思还想爬上去,好像要爬到青云之上方始满足似的。为此我讨嫌它们,不待它们开花结子就离弃它们,伴送一群小学毕业生到杭州来投考。   ③我吃不下跑路,被旱灾阻留在杭了。我教我的儿女们也不须回家,托人带信去教家里人把行李送来。行李送来时,带到了关于牵牛花的消息:据说我所手植的牵牛花到今尚未开花,因为天时奇旱的缘故。我姊给我的信上说:“你去后我们又加了几排竹钉。现在爬是爬得很高,几乎爬上墙顶了。但是旱得厉害,枝叶都憔悴,爬得高也没有用,看来今年不会开花结子的。”   文中详细地写出了作者对种植牵牛花的感情变化。原“是我过去的秋日的乐事”,而“今年对它们的感情不及以前好”。究其原因是“牵牛花有一种弱点:一味想向上爬,盲目地好高”。   通过上面三段的一些语词(“攀缘”“一味想向上爬,盲目地好高”“爬”“爬出”、“想爬上去”“好像要爬到青云之上方始满足似的”“现在爬是爬得很高,几乎爬上墙顶了”“爬得高也没有用”),再结合文章中写考学生的一句话(“明知自己知识不足,算术做不出;明知省立学校难考取,要十个人里头取一个,但宁愿多出一块钱的报名费和一张照片,去碰碰运气看。万一考得取,可以爬得高些”)我们应能看出,文章题为《送考》,作者却从牵牛花写起,并非节外生枝,而是牵牛花在文章中具有象征意义,暗示着在时局动乱、民生凋敝之时读书人的普遍心态:以读书求“荣华富贵”、“吃用不尽”的功利心态。况且,如此结尾,与开头相呼应,用牵牛花的“憔悴”来暗示作者同情他们的遭遇,在结尾处使读者内心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表达了作者对儿童的关爱和爱护,对成人世界的鄙弃和不满。      二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中国上世纪30年代(1934年)的社会背景。   文化上:小品文盛极一时,多样竞荣,并出现对立的创作倾向和思想论争。林语堂等人推崇晚明小品文,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把小品文视为个人独抒性灵、消闲自娱的形式;提倡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人间世〉发刊词》)。此主张受到鲁迅等人的批评,他们反对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强调它对社会现实的迅速反应,作为“匕首”�“投枪”的社会功能(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政治上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洋货”的大量涌人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他们的生活日渐贫穷。茅盾小说《春蚕》《林家铺子》《霜叶红似二月花》,叶圣陶的《多收三五斗》等,都叙述了洋货的大量进入,乡下人的土产越来越不值钱、最终破产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三省。1934年1月,在日本关东军的导演下,又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登基为皇帝。4月20日,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发动内战,此时对红军进行多达五次的“围剿”,可谓内战不断,民不聊生。   更可怕的是,还发生了天灾。据史料记载,1934年,那是史上少有的干旱。8月15日,丰子恺写了篇《肉腿》:唯有这教堂边的大运河的正中央,还有不多的一些水,“但所有的水很浅,大桥的磐石已经露出二三尺;河埠石下面的桩木也露出一二尺,洗衣汲水的人,蹲在河埠最下面一块石头上也撩不着水,须得走下到河床的边上来浣汲。”1935年又补写了篇《代序》:“这是去年夏天的事。两个月不下雨。太阳每天晒十五小时。寒暑表中的水银每天爬到百度之上。河底处处向天。池塘成为洼地。野草变作黄色而矗立在灰白色的干土中。大热的苦闷和大旱的恐慌充塞了人间……后来天终于下雨,但已无补于事,大荒年终于出现。”   1934年夏天,江南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旱灾。客船在大运河里行走,两岸排满了“踏旱水车”,场面十分悲壮,但那班投考的孩子们对此不闻不见,只管埋头看《升学指导》、《初中入学试题汇观》等书。作者喊他们观看两岸情景,不要抱佛脚。他们向两岸看一看后,依旧回到书上,埋头在书中。(《送考》)   丰子恺还有一幅具有象征意味的漫画《云霓》,两位踩水车的男子遥望挂在前面的几朵雨云,增添了抗旱的信心。   孩子们被摧残得已经失去了许多童年该有的欢笑和纯真,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也深深地埋下了考得一个好学校,就是今后有好生活的观念。这肯定是大人们的熏陶,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作者对此虽有不满,但也只能无奈地付之一笑。因此,《送考》的主旨似乎并非反映儿童的“天真烂漫”与“纯真”,而是表现那个扭曲社会下的“病态的孩子”。   “因为我看出了它们一种弱点:一味想向上爬,盲目地好高。”(第2段)考试这种教育制度把学生也培养成“一味想向上爬”的人,这才是丰子恺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作者运用虚实结合的方法,批判牵牛花,实则是批判当时的教育制度。      三      叶圣陶评价丰子恺:“子恺兄的散文跟他的漫画十分相似,或者可以说是同一的事物,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散文利用语言文字,漫画利用线条色彩。子恺兄的漫画最大的特色还在于选择题材。我曾经用诗家惯说的两句话评他的漫画,就是“出人意料,入人意中”。“出人意料”是说他漫画的题材大多是没有人画过的,因而给人一种新鲜的感受;“入人意中”是说这些题材不论从古人的诗词中或者从现实生活中取来,几乎都是大家曾经感受过的,因为使人感到亲切。这两句话用来评子恺兄的散文,我认为同样合适。读他的散文真像跟他谈心一个样,其中有些话简直分不清是他在说还是我在说。像这样读者和作者融合为一体的境界,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凡是细心的读者都会体念到的。”(叶圣陶《序》)   《送考》写于1934年9月10日西湖招贤寺,原载于1934年10月上海《中学生》48期。   通过还原开头和结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写牵牛花,看似闲笔,实际上用心良苦。丰子恺以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悲天悯人的眼睛和心灵,见证了“考试”对孩子幼小纯真的心灵所造成的创伤。作者对此颇为不满,借助牵牛花“爬得再高也没有用”,来暗示读书功利化的结果。关注儿童的生活状态,神往童年时代,表达自己永不磨灭的童心,是作家这一时期的思想反映和创作追求,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作家对成人世界(现实世界)的厌恶与鄙弃。   童心之“真”与佛理之“善”的融合,成而为丰子恺的审美理想。然而,他毕竟不是一名纯粹的佛教徒,他以“出世”的超然态度苦苦执着于“入世”的事业,以童心与佛理融合的理想世界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前文所说的孩子的本来的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这世间的造作后的心。明言之,就是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疵,天真烂漫的真心。使成人之后,能动地拿这心来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受动地盲从这世间的已成的习惯,而被世间所结成的罗网所羁绊。(《丰子恺文集》卷1•p79,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   丰子恺主张呵护童心,即使孩子长大成人,也应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俗众受世俗心和童心的支配而变为“两重性格”的人是无可奈何的事。最可悲的是那些失去了童心,对孩子“大人化”的教育。儿童教育应“培养童心”,“涵养趣味”。综观缘缘堂随笔,丰子恺描写童心的随笔,以写儿女为多(《儿女》《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阿难》《标题音乐》《给我的孩子们》《作父亲》《儿戏》《送阿宝出黄金时代》等)。   但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时有冲突。美好的儿童世界是脆弱的,经不起丑陋的成人世界的冲击。丰子恺也进入了两难境地:他不忍心将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教给孩子,但不懂这套“规则”,孩子们就会在世上吃亏。他不愿对孩子“文化整合”,但社会、学校等会用这套“游戏规则”对孩子们进行“文化整合”。   童心确实可爱,现实甚是无情,似乎让人无可奈何。      (扬州市新华中学;225009)   联系电话:[1**********]9 邮箱:[email protected]

  一      苏教版高中语文《现代散文选读教学参考书》说,“《送考》记述了作家本人送一群小学生到杭州考初中的经历,展示了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生活,以及纯真、丰富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作家对儿童的关爱,对儿童世界的向往之情。”苏教版高中语文《现代散文选读》文下还注曰“有改动”。   查看《送考》全文,笔者发现苏教版《送考》改动颇多,尤其是删去了关于牵牛花的内容共三段(头2段、尾1段)或许编者觉得删去牵牛花更简洁,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文中关于牵牛花的描写、议论,就能体会到作者的别具匠心。   ①今年的早秋,我不待手植的牵牛花开花,就舍弃了它们,送一群孩子到杭州来投考。   ②种牵牛花,扶助它们攀缘,看它们开花,结子;是我过去的秋日的乐事。今秋我虽然依旧手植它们,但对它们的感情不及以前好。因为我看出了它们一种弱点:一味想向上爬,盲目地好高。我在墙上加了一排竹钉,在竹钉上绊了一条绳,让它们爬;过了一二晚,它们早就爬出这排竹钉之上,须得再加竹钉了。后来我搬了梯子加竹钉,加到我离去它们的时候,墙上已有了七八排竹钉,牵牛花的卷蔓比芭蕉更高,与柳梢相齐,离墙顶不过三四尺了。看它们的意思还想爬上去,好像要爬到青云之上方始满足似的。为此我讨嫌它们,不待它们开花结子就离弃它们,伴送一群小学毕业生到杭州来投考。   ③我吃不下跑路,被旱灾阻留在杭了。我教我的儿女们也不须回家,托人带信去教家里人把行李送来。行李送来时,带到了关于牵牛花的消息:据说我所手植的牵牛花到今尚未开花,因为天时奇旱的缘故。我姊给我的信上说:“你去后我们又加了几排竹钉。现在爬是爬得很高,几乎爬上墙顶了。但是旱得厉害,枝叶都憔悴,爬得高也没有用,看来今年不会开花结子的。”   文中详细地写出了作者对种植牵牛花的感情变化。原“是我过去的秋日的乐事”,而“今年对它们的感情不及以前好”。究其原因是“牵牛花有一种弱点:一味想向上爬,盲目地好高”。   通过上面三段的一些语词(“攀缘”“一味想向上爬,盲目地好高”“爬”“爬出”、“想爬上去”“好像要爬到青云之上方始满足似的”“现在爬是爬得很高,几乎爬上墙顶了”“爬得高也没有用”),再结合文章中写考学生的一句话(“明知自己知识不足,算术做不出;明知省立学校难考取,要十个人里头取一个,但宁愿多出一块钱的报名费和一张照片,去碰碰运气看。万一考得取,可以爬得高些”)我们应能看出,文章题为《送考》,作者却从牵牛花写起,并非节外生枝,而是牵牛花在文章中具有象征意义,暗示着在时局动乱、民生凋敝之时读书人的普遍心态:以读书求“荣华富贵”、“吃用不尽”的功利心态。况且,如此结尾,与开头相呼应,用牵牛花的“憔悴”来暗示作者同情他们的遭遇,在结尾处使读者内心也受到强烈的情感冲击,表达了作者对儿童的关爱和爱护,对成人世界的鄙弃和不满。      二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中国上世纪30年代(1934年)的社会背景。   文化上:小品文盛极一时,多样竞荣,并出现对立的创作倾向和思想论争。林语堂等人推崇晚明小品文,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把小品文视为个人独抒性灵、消闲自娱的形式;提倡小品文“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人间世〉发刊词》)。此主张受到鲁迅等人的批评,他们反对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强调它对社会现实的迅速反应,作为“匕首”�“投枪”的社会功能(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政治上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洋货”的大量涌人加速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破产,他们的生活日渐贫穷。茅盾小说《春蚕》《林家铺子》《霜叶红似二月花》,叶圣陶的《多收三五斗》等,都叙述了洋货的大量进入,乡下人的土产越来越不值钱、最终破产的故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东三省。1934年1月,在日本关东军的导演下,又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登基为皇帝。4月20日,宋庆龄、何香凝等1779人签名,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呼吁中华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发动内战,此时对红军进行多达五次的“围剿”,可谓内战不断,民不聊生。   更可怕的是,还发生了天灾。据史料记载,1934年,那是史上少有的干旱。8月15日,丰子恺写了篇《肉腿》:唯有这教堂边的大运河的正中央,还有不多的一些水,“但所有的水很浅,大桥的磐石已经露出二三尺;河埠石下面的桩木也露出一二尺,洗衣汲水的人,蹲在河埠最下面一块石头上也撩不着水,须得走下到河床的边上来浣汲。”1935年又补写了篇《代序》:“这是去年夏天的事。两个月不下雨。太阳每天晒十五小时。寒暑表中的水银每天爬到百度之上。河底处处向天。池塘成为洼地。野草变作黄色而矗立在灰白色的干土中。大热的苦闷和大旱的恐慌充塞了人间……后来天终于下雨,但已无补于事,大荒年终于出现。”   1934年夏天,江南遭受了百年未遇的旱灾。客船在大运河里行走,两岸排满了“踏旱水车”,场面十分悲壮,但那班投考的孩子们对此不闻不见,只管埋头看《升学指导》、《初中入学试题汇观》等书。作者喊他们观看两岸情景,不要抱佛脚。他们向两岸看一看后,依旧回到书上,埋头在书中。(《送考》)   丰子恺还有一幅具有象征意味的漫画《云霓》,两位踩水车的男子遥望挂在前面的几朵雨云,增添了抗旱的信心。   孩子们被摧残得已经失去了许多童年该有的欢笑和纯真,在他们幼小的心灵里,也深深地埋下了考得一个好学校,就是今后有好生活的观念。这肯定是大人们的熏陶,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作者对此虽有不满,但也只能无奈地付之一笑。因此,《送考》的主旨似乎并非反映儿童的“天真烂漫”与“纯真”,而是表现那个扭曲社会下的“病态的孩子”。   “因为我看出了它们一种弱点:一味想向上爬,盲目地好高。”(第2段)考试这种教育制度把学生也培养成“一味想向上爬”的人,这才是丰子恺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作者运用虚实结合的方法,批判牵牛花,实则是批判当时的教育制度。      三      叶圣陶评价丰子恺:“子恺兄的散文跟他的漫画十分相似,或者可以说是同一的事物,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散文利用语言文字,漫画利用线条色彩。子恺兄的漫画最大的特色还在于选择题材。我曾经用诗家惯说的两句话评他的漫画,就是“出人意料,入人意中”。“出人意料”是说他漫画的题材大多是没有人画过的,因而给人一种新鲜的感受;“入人意中”是说这些题材不论从古人的诗词中或者从现实生活中取来,几乎都是大家曾经感受过的,因为使人感到亲切。这两句话用来评子恺兄的散文,我认为同样合适。读他的散文真像跟他谈心一个样,其中有些话简直分不清是他在说还是我在说。像这样读者和作者融合为一体的境界,我想不光是我一个人,凡是细心的读者都会体念到的。”(叶圣陶《序》)   《送考》写于1934年9月10日西湖招贤寺,原载于1934年10月上海《中学生》48期。   通过还原开头和结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写牵牛花,看似闲笔,实际上用心良苦。丰子恺以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的悲天悯人的眼睛和心灵,见证了“考试”对孩子幼小纯真的心灵所造成的创伤。作者对此颇为不满,借助牵牛花“爬得再高也没有用”,来暗示读书功利化的结果。关注儿童的生活状态,神往童年时代,表达自己永不磨灭的童心,是作家这一时期的思想反映和创作追求,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作家对成人世界(现实世界)的厌恶与鄙弃。   童心之“真”与佛理之“善”的融合,成而为丰子恺的审美理想。然而,他毕竟不是一名纯粹的佛教徒,他以“出世”的超然态度苦苦执着于“入世”的事业,以童心与佛理融合的理想世界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   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前文所说的孩子的本来的心。这心是从世外带来的,不是经过这世间的造作后的心。明言之,就是要培养孩子的纯洁无疵,天真烂漫的真心。使成人之后,能动地拿这心来观察世间,矫正世间,不致受动地盲从这世间的已成的习惯,而被世间所结成的罗网所羁绊。(《丰子恺文集》卷1•p79,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   丰子恺主张呵护童心,即使孩子长大成人,也应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俗众受世俗心和童心的支配而变为“两重性格”的人是无可奈何的事。最可悲的是那些失去了童心,对孩子“大人化”的教育。儿童教育应“培养童心”,“涵养趣味”。综观缘缘堂随笔,丰子恺描写童心的随笔,以写儿女为多(《儿女》《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华瞻的日记》《阿难》《标题音乐》《给我的孩子们》《作父亲》《儿戏》《送阿宝出黄金时代》等)。   但是,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时有冲突。美好的儿童世界是脆弱的,经不起丑陋的成人世界的冲击。丰子恺也进入了两难境地:他不忍心将成人世界的“游戏规则”教给孩子,但不懂这套“规则”,孩子们就会在世上吃亏。他不愿对孩子“文化整合”,但社会、学校等会用这套“游戏规则”对孩子们进行“文化整合”。   童心确实可爱,现实甚是无情,似乎让人无可奈何。      (扬州市新华中学;225009)   联系电话:[1**********]9 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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