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缅怀汤一介先生，说他是孔子门生，是儒学大师，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总结，但如果说他是最深刻的哲学家，恐怕不妥。事实上聪明如汤一介先生，深知自己在哲学问题意识上的无力感，因此他不太接受别人称他为哲学家。
…………………………
《汤一介先生的哲学解释能力》
文/苏小和
汤一介先生一生有两大幸运之事，一是出身汤门世家，汤家乃书香门第，不仅祖父是晚清进士，儒学底子深厚，父亲更是中西皆修，博学多思。二是出生在1920年代，那是一个市场和思想都相对自由的时代。祖父的儒学根底自然深深影响着他，父亲汤用彤则带给汤一介国学和西学的双向训练。而出生于1927年，意味着汤一介能够在相对自由的民国教育语境里，接受到一种开放式的常识教育。如此，说汤一介先生在国学和西学两方面都有比较好的童子功，大致符合情理。
有趣的是，20岁的汤一介就写下《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等文章，显示出他年轻的形而上问题意识。如果不是国家动荡，城头变了大王的旗帜，汤一介或许会沿着这样的问题意识继续深耕，走进真正的哲学之门。
如此盎然的生命追问戛然而止。从1949年到1980年，汤一介先是御用文人，接下来是干校准囚徒。他的知天命和不惑之年，与知识无缘，与真理无缘。1980年，汤一介先生53岁，他的生命追问再次起步。这一次的主题，是儒学，而且是一种开放的儒学。
当汤一介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有些问题我们可以谨慎提出：为什么汤一介先生重启学术之路，并没有接续他20岁时的形而上哲学思辨？为什么他没有像很多毛泽东的拥趸一样，一辈子沉迷在毛的人格特征和思维方式里？第一个问题的提出，引出了汤先生儒学思想史的梳理，也就是说，他选择在儒学这个传统的思想领域深耕，走的是一条中学为本、西学中用的道路；第二个问题的提出，则引出了汤先生的反思能力和更新能力，他从毛的陷阱里抽身而出，走向了思想的开放与自由。
这样的表述，既是对汤先生人生的描述，也是对他的学术路径的描述。学术路径，兹事体大。汤先生的学术成就到底在哪些方面有所建树，我们可以沿着学术路径的维度，做一次粗略的壁上观。
必须要强调的一个事实是，汤一介先生在20岁之前有过比较扎实的西学训练，或许这是他在1980年代重返学术后的知识基础。在方法论上，汤先生像很多西方哲学家一样，显然非常重视问题基准，所以他很快就提出了“真善美”的命题，即把真善美当做他思考的起点和终点，同时也当成他的学术路径。1984年，他写下了著名的论文《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接着又在世界哲学大会上详细解释了中国哲学的要义，在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而这样的整合性的、关系性的哲学描述，正好与真善美的哲学问题基准完全对应。即天人合一指向真，知行合一指向善，情景合一指向美。
从学术传承的意义上，汤一介先生提出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命题，有三重意义。
其一，意味着汤先生的学术精神完全是开放的，自由的。真善美的哲学基准，是所有哲学家的思想基准，这里的真善美，是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思想谱系和生命准则。汤先生在展开他的儒学思想史梳理的时候，将儒学放在了人类文明的整体秩序里思考，他不再单向度强调儒学的东方区域性和汉语特殊性。也就是说，汤一介先生不是一个儒学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哲学民族主义者；
其二，汤先生的问题意识来自他对儒学大家牟宗三先生的解释。牟先生在儒学生命体验上，有“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观点，而他的哲学方法更是借鉴了康德的分析范式。由此，哲学家汤一介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并非平地起高楼，他是传承的，同时也是超越的。
其三，牟宗三先生用开放的、比较的学术方法，思考的是中国人的内在建设命题，属于一种实践理性的思考，而汤一介同样用开放的比较的学术方法，思考的却是中国人的生命基准：真善美在汤一介先生的体系里，是一种价值理性，是他的哲学思考的问题起点和终点。
这正是汤一介先生的哲学体系最重要的一点，他试图建构中国哲学新的问题基准，而真善美的描述，比古典儒家抽象的“天道”概念更加具有解释意义和实质性内容。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这样下结论，在儒家神秘和崇高的“天道”概念延续几千年之后，汤一介先生第一次用“真善美”的实际内容解释“天道”，从而完成了普世价值与中国儒家哲学的优美对接。
由此观之，中国哲学家汤一介何其开放！他通常都立足于一个开放的价值判断，然后展开他的中国问题思考。比如他的关于中国哲学的框架问题，就来自于他对余英时先生“内在超越、外在超越”的辨析，将人道提升到天道，往上提升为和谐，往下落实到政治和社会实践。由此，基于天道的和谐观、基于人道的政治观和社会实践观，构成了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框架的三个向度。
比如他沿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命题。而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范式，又推动汤一介先生去思考“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家精神”。而更有深度的思考，乃是他立足于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人类必需追求新轴心时代”的观点，让古老的哲学问题意识与现代知识系统的解释方法整合在一起。
解释，是汤先生的学术关键词之一。他深知自己的价值在于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解释，他甚至提出有必要建立一种中国的“解释学”。这是一个值得读书人停下来思考的名词。所谓解释学，如果理解成对现有人类知识的解释，则它的漏洞在于，这种解释学不太可能致力于发现和命名人类新的知识谱系，而只关心对现有思想和知识资源的解释与整合。
以汤先生所提出的“真善美”为例，他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对应解释中国如何抵达真善美的自由状态，而不是沿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去追问，人类的真善美如何成为可能，且有着怎样清晰的内容界定。这是亚里斯多德和康德的方法论。相关的问题意识可以一并提出，比如真善美是不是一种自然法的秩序，真善美到底是先验存在，还是人类的自我建设；真如何启示了科学，善如何启示了道德，美如何启示了艺术。
必须要直面一个事实：从孔子到汤一介，中国人都没有选择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像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一样去思考。康德思考的是真善美的原因，汤一介思考的是真善美的效用。前者承载的是哲学精神，后者承载的是学习精神。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验主义学习，而不是对形而上真理的无穷追问。
所以，人们缅怀汤一介先生，说他是孔子门生，是儒学大师，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总结，但如果说他是最深刻的哲学家，恐怕不妥。事实上聪明如汤一介先生，深知自己在哲学问题意识上的无力感，因此他不太接受别人称他为哲学家。
一代儒学大家的谦虚气度，在汤一介先生身上得到了优美的呈现。
关于作者
人们缅怀汤一介先生，说他是孔子门生，是儒学大师，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总结，但如果说他是最深刻的哲学家，恐怕不妥。事实上聪明如汤一介先生，深知自己在哲学问题意识上的无力感，因此他不太接受别人称他为哲学家。
…………………………
《汤一介先生的哲学解释能力》
文/苏小和
汤一介先生一生有两大幸运之事，一是出身汤门世家，汤家乃书香门第，不仅祖父是晚清进士，儒学底子深厚，父亲更是中西皆修，博学多思。二是出生在1920年代，那是一个市场和思想都相对自由的时代。祖父的儒学根底自然深深影响着他，父亲汤用彤则带给汤一介国学和西学的双向训练。而出生于1927年，意味着汤一介能够在相对自由的民国教育语境里，接受到一种开放式的常识教育。如此，说汤一介先生在国学和西学两方面都有比较好的童子功，大致符合情理。
有趣的是，20岁的汤一介就写下《论善》、《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等文章，显示出他年轻的形而上问题意识。如果不是国家动荡，城头变了大王的旗帜，汤一介或许会沿着这样的问题意识继续深耕，走进真正的哲学之门。
如此盎然的生命追问戛然而止。从1949年到1980年，汤一介先是御用文人，接下来是干校准囚徒。他的知天命和不惑之年，与知识无缘，与真理无缘。1980年，汤一介先生53岁，他的生命追问再次起步。这一次的主题，是儒学，而且是一种开放的儒学。
当汤一介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有些问题我们可以谨慎提出：为什么汤一介先生重启学术之路，并没有接续他20岁时的形而上哲学思辨？为什么他没有像很多毛泽东的拥趸一样，一辈子沉迷在毛的人格特征和思维方式里？第一个问题的提出，引出了汤先生儒学思想史的梳理，也就是说，他选择在儒学这个传统的思想领域深耕，走的是一条中学为本、西学中用的道路；第二个问题的提出，则引出了汤先生的反思能力和更新能力，他从毛的陷阱里抽身而出，走向了思想的开放与自由。
这样的表述，既是对汤先生人生的描述，也是对他的学术路径的描述。学术路径，兹事体大。汤先生的学术成就到底在哪些方面有所建树，我们可以沿着学术路径的维度，做一次粗略的壁上观。
必须要强调的一个事实是，汤一介先生在20岁之前有过比较扎实的西学训练，或许这是他在1980年代重返学术后的知识基础。在方法论上，汤先生像很多西方哲学家一样，显然非常重视问题基准，所以他很快就提出了“真善美”的命题，即把真善美当做他思考的起点和终点，同时也当成他的学术路径。1984年，他写下了著名的论文《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接着又在世界哲学大会上详细解释了中国哲学的要义，在于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而这样的整合性的、关系性的哲学描述，正好与真善美的哲学问题基准完全对应。即天人合一指向真，知行合一指向善，情景合一指向美。
从学术传承的意义上，汤一介先生提出这样的中国哲学史命题，有三重意义。
其一，意味着汤先生的学术精神完全是开放的，自由的。真善美的哲学基准，是所有哲学家的思想基准，这里的真善美，是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思想谱系和生命准则。汤先生在展开他的儒学思想史梳理的时候，将儒学放在了人类文明的整体秩序里思考，他不再单向度强调儒学的东方区域性和汉语特殊性。也就是说，汤一介先生不是一个儒学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哲学民族主义者；
其二，汤先生的问题意识来自他对儒学大家牟宗三先生的解释。牟先生在儒学生命体验上，有“内圣开出新外王”的观点，而他的哲学方法更是借鉴了康德的分析范式。由此，哲学家汤一介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并非平地起高楼，他是传承的，同时也是超越的。
其三，牟宗三先生用开放的、比较的学术方法，思考的是中国人的内在建设命题，属于一种实践理性的思考，而汤一介同样用开放的比较的学术方法，思考的却是中国人的生命基准：真善美在汤一介先生的体系里，是一种价值理性，是他的哲学思考的问题起点和终点。
这正是汤一介先生的哲学体系最重要的一点，他试图建构中国哲学新的问题基准，而真善美的描述，比古典儒家抽象的“天道”概念更加具有解释意义和实质性内容。所以，我们或许可以这样下结论，在儒家神秘和崇高的“天道”概念延续几千年之后，汤一介先生第一次用“真善美”的实际内容解释“天道”，从而完成了普世价值与中国儒家哲学的优美对接。
由此观之，中国哲学家汤一介何其开放！他通常都立足于一个开放的价值判断，然后展开他的中国问题思考。比如他的关于中国哲学的框架问题，就来自于他对余英时先生“内在超越、外在超越”的辨析，将人道提升到天道，往上提升为和谐，往下落实到政治和社会实践。由此，基于天道的和谐观、基于人道的政治观和社会实践观，构成了汤一介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框架的三个向度。
比如他沿着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范式，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命题。而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范式，又推动汤一介先生去思考“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家精神”。而更有深度的思考，乃是他立足于雅斯贝尔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人类必需追求新轴心时代”的观点，让古老的哲学问题意识与现代知识系统的解释方法整合在一起。
解释，是汤先生的学术关键词之一。他深知自己的价值在于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解释，他甚至提出有必要建立一种中国的“解释学”。这是一个值得读书人停下来思考的名词。所谓解释学，如果理解成对现有人类知识的解释，则它的漏洞在于，这种解释学不太可能致力于发现和命名人类新的知识谱系，而只关心对现有思想和知识资源的解释与整合。
以汤先生所提出的“真善美”为例，他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对应解释中国如何抵达真善美的自由状态，而不是沿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去追问，人类的真善美如何成为可能，且有着怎样清晰的内容界定。这是亚里斯多德和康德的方法论。相关的问题意识可以一并提出，比如真善美是不是一种自然法的秩序，真善美到底是先验存在，还是人类的自我建设；真如何启示了科学，善如何启示了道德，美如何启示了艺术。
必须要直面一个事实：从孔子到汤一介，中国人都没有选择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像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一样去思考。康德思考的是真善美的原因，汤一介思考的是真善美的效用。前者承载的是哲学精神，后者承载的是学习精神。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经验主义学习，而不是对形而上真理的无穷追问。
所以，人们缅怀汤一介先生，说他是孔子门生，是儒学大师，应该是比较准确的总结，但如果说他是最深刻的哲学家，恐怕不妥。事实上聪明如汤一介先生，深知自己在哲学问题意识上的无力感，因此他不太接受别人称他为哲学家。
一代儒学大家的谦虚气度，在汤一介先生身上得到了优美的呈现。
关于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