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0．5（总129期）思想理论双月刊
文艺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视角分析余华《活着》
●焦
（重庆大学
摘
重庆
威
400041）
要：《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一部畅销小说，它的价值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以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为视角，以其中的莎士比亚化和现实主义理论的相关观点为基础，从四个不同角度窥探《活着》的价值和魅力，可以证明了它是一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作品，具有无穷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莎士比亚化
现实主义理论
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0）05—00107—03《活着》作为余华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目前已经有很多人对这部作品进行过研究，并已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很多研究者都只是从自我对作品的理解出发，对文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剖析。笔者在了解当下研究状况后，另辟蹊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相关观点为视角剖析《活着》，意在说明《活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伟大作品，具有深刻而广阔的现实性、历史性和艺术价值。本文具体的研究框架是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要求来阐述《活着》的社会性，以现实主义理论中典型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解读《活着》的人物描写，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要求来探看《活着》的情节发展，以现实主义理论中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统一的原理来展示《活着》的思想价值。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马列文论对作品的要求为角度来解读余华的代表作，对《活着》作了更深刻的挖掘和解剖，从更广阔的角度说明了该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一、《活着》的现实性
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于1859年4月
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同莎士比亚这种基于生活真实的艺术创作手法，余华《活着》中也淋漓尽致的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
《活着》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如何在战争、动乱、灾难、疾病所造成的艰难岁月里维持着活下去的故事。主人公福贵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福贵及其家人的命运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革。“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正是福贵一生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命运的写照。
福贵的一生是艰辛而又曲折的。在解放前，作为大地主的儿子的他目中无人，作威作福，无礼而又放肆，对他的父亲他也没有放在眼里：“爹你他娘的算了吧。老子看你把我弄出来的份上让让你。你他娘的就算了吧。”福贵年轻时的一举一动都还原出了解放前特定年代里小地主的生活面貌。福贵家的一百多亩良田，被他一赌而光，全家从富裕的生活一下跌到近乎一无所有的生活，但清贫的生活反使全家人在解放后逃过一劫，这其中所体现的也是只有在近乎中国才有的生活。福贵输给龙二的不光是家产，也有地主身份，而以龙二为代表垂死挣扎的反动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也颇具历史真实性。福贵被抓去当壮丁的军队生活，有庆为队里养的羊，福贵一家为队里守着大锅“炼钢”，在那个“三反五反”的岁月里凤霞的死，都不乏有着现实性的意味。
19日和1859年5月18日在写信给斐迪南·拉萨尔，对
他的历史悲剧《佛兰茨·冯·济金根》提意见时不约而同地提出来的。莎士比亚化是指借鉴莎士比亚的创作经验。
莎士比亚坚持从生活出发、把生活提炼为艺术的创作路线。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剧中人之口说过，艺术的目的在于“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
作者简介:焦威，男，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研究生。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0．5（总129期）余华用他的笔触描述着他所经历过的那些岁月，真实客观的再现了中国解放前后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民生活和生存状况，同时也客观的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状况。余华没有编造历史事实，也没有回避当时的历史问题，他是以一种近乎客观的视角来描写这一段故事，从生活出发，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社会现实的再现了历史真实境况，这一创作手法是与莎士比亚化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一致的，符合马克思文艺观中文学艺术源于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观点。
二、人物塑造典型与个性的统一
《活着》中的青年福贵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的形象，是一代国人形象的缩影。他生活在北方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少爷的习性养成了他好逸恶劳、自大无知的生活作风，可以说，这些都是封建地主腐化堕落的表现，也是特定背景下这一特殊阶层普遍性的生存状况。福贵的不幸源于他嗜赌成性，输掉祖上所有家产，画押清账后，福贵的父亲被活活气死，而败家子福贵不过是打了个寒颤。生活的艰辛似乎才刚刚开始，变成佃农后的艰辛以及被抓去当壮丁的窘迫让福贵变得务实、勤劳，也懂得了如何关爱亲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福贵的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都相继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相继死去。福贵送走了一位位亲人，他没有悲观绝望，却坚强的活了下去。福贵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形象，也是那个特殊时代人民命运的典型体现，客观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命运的无奈。但福贵形象又不仅仅是普遍的和普通的，他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他的个性在于他承受苦难的姿态。亲人的接踵而去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而恶劣的生活条件更是平常人不能去想象的，从容与生命的顽强正是福贵个性的写照，“不管怎么着，也得熬着，忍着，受着……”。这不仅是他对春生的宽慰，更是自我的抚慰。他相信“鸡长大了会变鹅，鹅长大了会变羊，羊长大了会变牛，牛长大了……”一定是一天比一天好的。福贵形象的个性正是在典型环境和特定时代中体现出来的。余华在小说中创造了福贵这样一个客观的、能代表特定时代的典型人物形象，同时又凸现了福贵在共性中的个性。因此，在“活着”中，“典型”和“单个人”、“共性”和“个性”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是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福贵的形象塑造实现了共性、个
思想理论双月刊
性完整、有机的统一，是恩格斯眼中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典型。
三、情节的生动性与丰富性
恩格斯认为，无论是作品的思想还是作品所反映的历史内容，都必须同生动、丰富的情节融为一体。所谓“情节的生动性”，是指作品中情节的发展符合活生生的生活逻辑，合情合理，逼真可信；所谓“情节的丰富性”，是指情节的发展曲折、交错、富有变化，细节描写丰富多彩，不单一化、雷同化。这也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特点。
《活着》这部作品，如果以福贵为视角来看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的话，福贵的人生变迁显得非常清晰，情节发展非常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当福贵还是小地主时，嗜赌成性，目中无人，过着“人上人”的生活；他可以任意嘲弄父亲、岳父，对妻子拳脚相加。在赌场输光家产后，他开始奔波生计，携全家共同劳动。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从死人堆里活着爬出来后，懂得了对活着的渴求和珍惜。面对亲人相继离去，他越发懂得亲情的珍贵，越发自责自疚，也越来越懂得活着的意义。这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情节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感。
《活着》的情节描写不是单一的，而是曲折、交错、有变化的。福贵在被国民党抓去打仗时结识了春生，两人在战场上成了患难与共的兄弟，但由于命运弄人，二人的后来运势却大不相同。春生在解放后成了一县之长，而福贵则重返家乡。福贵的儿子有庆在给难产的县长夫人捐血的过程中，因抽血过多致死，事发后福贵才知道那县长正是春生，曾经情同手足的兄弟却成了弑子的凶手，这让福贵哭笑不得。青年时的福贵赌钱输光了家产，他输掉的不仅是祖上传下来的田地，更是他的地主身份，这样的败家子将父亲活活的气死。而在解放后，地主纷纷被批斗、被枪毙，当年的败家子福贵却阴差阳错的保全了性命，翻身重新作了主人，而当年赢了他家财产的龙二风光一生，却因其地主的身份反丢了性命。福贵、春生、龙二等人的命运角色的更替、转变及其中阴差阳错的变化，让情节更加曲折，增加了情节的丰富性。有庆、凤霞的死都属于意外死亡，但情节描写在统一中亦有变化，并不显得雷同。有庆、凤霞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却在新社会，偶然与巧合铸成了两个生命的悄然离去，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若是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0．5（总129期）福贵不带有庆去学校，也许悲剧可以避免，然而文本精彩之处就在于：人物在不露声色中悄悄的毁灭。文本真实巧妙的安排了一个个悲剧，更是增加了情节的丰富性。
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提出了戏剧创作“三融合”理论：即较大的思想深度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及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这一原则是创作标准，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判的最终尺度。通过本小节分析，《活着》的情节非常生动、非常丰富，情节的曲折发展与故事的思想完美融合，达到了马克思文艺批判的创作要求，是相当可贵的。
四、真实性与倾向性的辩证统一
《活着》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就在于它是一部真实的再现历史的佳作，余华并没有唯心地大唱那个时代的颂歌，而是还原历史一个真实的面貌。福贵一家的命运真实的展现于从解放战争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中，他们一家的遭遇更是那个特定时代中国普通家庭的真实写照。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余华并没有直接表达他内心的憎恶喜好，而是以一种平实、客观的笔调来描绘真实的历史画面。例如：有庆说：“炼钢要加水去煮，不然锅炉会被烧溶的”等等。福贵等人物形象并不是“高、大、全”的形象，而是活生生的普通人民的形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定时代下人民形象的重新复原。《活着》不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将富贵当作真实再现社会的镜子，这是非常可贵的，它对“现实关系”作了真切的描写。
余华习惯于不掺杂任何主观道德判断进入作品，以冷漠化的情感来叙事，他这种客观的、近乎冰冷的“零度情感”的写作方式在《活着》中亦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实际上，在《活着》这部小说里，并非没有立场和信仰，我们能从他那冷漠的叙述中感到一股呼之欲出却又无名状的心灵潜流———这就是对普通人民至浓的人文关怀。作者并没有用直接的语言来表达对他们的关怀，但我们却可以从他那客观化、平淡化的叙述中体会出来。如《活着》中二喜因买不起蚊帐，总是先把蚊子喂饱才让凤霞去睡觉。有几次凤霞进去看他，他就焦虑，一把将她抱出去。看他被蚊子咬得到处是红点，“我”也心疼，说：“你别这样。”二喜说：“我一个人，蚊子多咬几口捡不了什么便宜，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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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可是两个人啊！”质朴而简短的语言让我们看得出在苦难面前支撑人们“活着”的是那不动声色的情，它如一根看不见的绳索贯穿于整部小说中。这就是余华对人的关注与关怀，他并没有刻意地表述在自己的独白中，而是通过书中人物的情感体会唤起读者相同的情感体会来达到的。余华用“零度情感”的写作方式来表达他最深沉的感情，通过人物及其故事的叙述，平淡、冷静的流露出来，而这种方式却有一种催人泪下的力量。这就是余华的独到之处所在，他在《活着》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关怀之情隐蔽却又自然而然的表达出来，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
《活着》这部作品真正做到了以历史的真实面貌叙述故事的手法，达到了文艺创作“真实性”的标准，同时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又自然而然的、隐蔽的流露出了自己的“倾向性”———对人的终极关怀。作者的“倾向性”在故事“真实性”的基础上合情合理的表达出来，做到了文学创作客观倾向和作家主观思想倾向的融合统一，是创作真实性与倾向性辩证统一的优秀作品。
余华的《活着》之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是与它自身的优秀特质分不开的。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关观点出发，证明了《活着》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性的作品，是一部将人物描写典型性和个性化相结合的作品，是一部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完美结合的作品，还是一部于真实中自然而然流露人文主义关怀的巨作。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活着》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它的深刻性和艺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将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永远放射出它那独特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周忠厚，邹贤敏.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发展
史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傅腾霄，周忠厚．马列文论研究[M]．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4]郑阿平．中国式的生存哲学的阐释--解读《活
着》[J]．唐都学刊．2007．23（4）：122-125．
[5]百度百科．马列文论[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3408.htm?fr=ala0_1_1．
责任编辑
邓佑先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0．5（总129期）思想理论双月刊
文艺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视角分析余华《活着》
●焦
（重庆大学
摘
重庆
威
400041）
要：《活着》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作为一部畅销小说，它的价值非常值得我们去挖掘。以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为视角，以其中的莎士比亚化和现实主义理论的相关观点为基础，从四个不同角度窥探《活着》的价值和魅力，可以证明了它是一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作品，具有无穷的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关键词：莎士比亚化
现实主义理论
价值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0）05—00107—03《活着》作为余华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目前已经有很多人对这部作品进行过研究，并已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很多研究者都只是从自我对作品的理解出发，对文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剖析。笔者在了解当下研究状况后，另辟蹊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相关观点为视角剖析《活着》，意在说明《活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伟大作品，具有深刻而广阔的现实性、历史性和艺术价值。本文具体的研究框架是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要求来阐述《活着》的社会性，以现实主义理论中典型和个性相统一的原则来解读《活着》的人物描写，以莎士比亚化中对作品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要求来探看《活着》的情节发展，以现实主义理论中真实性和倾向性相统一的原理来展示《活着》的思想价值。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马列文论对作品的要求为角度来解读余华的代表作，对《活着》作了更深刻的挖掘和解剖，从更广阔的角度说明了该作品的魅力与价值。
一、《活着》的现实性
莎士比亚化是马克思、恩格斯分别于1859年4月
看一看自己的面貌，给荒唐看一看自己的姿态，给时代和社会看一看自己的形象和印记。”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同莎士比亚这种基于生活真实的艺术创作手法，余华《活着》中也淋漓尽致的展现了特定时代的社会、生活面貌。
《活着》讲述的是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如何在战争、动乱、灾难、疾病所造成的艰难岁月里维持着活下去的故事。主人公福贵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福贵及其家人的命运也随着社会的变迁而不断变革。“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正是福贵一生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命运的写照。
福贵的一生是艰辛而又曲折的。在解放前，作为大地主的儿子的他目中无人，作威作福，无礼而又放肆，对他的父亲他也没有放在眼里：“爹你他娘的算了吧。老子看你把我弄出来的份上让让你。你他娘的就算了吧。”福贵年轻时的一举一动都还原出了解放前特定年代里小地主的生活面貌。福贵家的一百多亩良田，被他一赌而光，全家从富裕的生活一下跌到近乎一无所有的生活，但清贫的生活反使全家人在解放后逃过一劫，这其中所体现的也是只有在近乎中国才有的生活。福贵输给龙二的不光是家产，也有地主身份，而以龙二为代表垂死挣扎的反动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也颇具历史真实性。福贵被抓去当壮丁的军队生活，有庆为队里养的羊，福贵一家为队里守着大锅“炼钢”，在那个“三反五反”的岁月里凤霞的死，都不乏有着现实性的意味。
19日和1859年5月18日在写信给斐迪南·拉萨尔，对
他的历史悲剧《佛兰茨·冯·济金根》提意见时不约而同地提出来的。莎士比亚化是指借鉴莎士比亚的创作经验。
莎士比亚坚持从生活出发、把生活提炼为艺术的创作路线。莎士比亚借《哈姆雷特》剧中人之口说过，艺术的目的在于“要给自然照一面镜子，给德行
作者简介:焦威，男，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研究生。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0．5（总129期）余华用他的笔触描述着他所经历过的那些岁月，真实客观的再现了中国解放前后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民生活和生存状况，同时也客观的反映了中国近现代的社会现实状况。余华没有编造历史事实，也没有回避当时的历史问题，他是以一种近乎客观的视角来描写这一段故事，从生活出发，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社会现实的再现了历史真实境况，这一创作手法是与莎士比亚化中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一致的，符合马克思文艺观中文学艺术源于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观点。
二、人物塑造典型与个性的统一
《活着》中的青年福贵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的形象，是一代国人形象的缩影。他生活在北方一个没落地主家庭，少爷的习性养成了他好逸恶劳、自大无知的生活作风，可以说，这些都是封建地主腐化堕落的表现，也是特定背景下这一特殊阶层普遍性的生存状况。福贵的不幸源于他嗜赌成性，输掉祖上所有家产，画押清账后，福贵的父亲被活活气死，而败家子福贵不过是打了个寒颤。生活的艰辛似乎才刚刚开始，变成佃农后的艰辛以及被抓去当壮丁的窘迫让福贵变得务实、勤劳，也懂得了如何关爱亲人。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福贵的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都相继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相继死去。福贵送走了一位位亲人，他没有悲观绝望，却坚强的活了下去。福贵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形象，也是那个特殊时代人民命运的典型体现，客观反映了那个时代人民命运的无奈。但福贵形象又不仅仅是普遍的和普通的，他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他的个性在于他承受苦难的姿态。亲人的接踵而去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而恶劣的生活条件更是平常人不能去想象的，从容与生命的顽强正是福贵个性的写照，“不管怎么着，也得熬着，忍着，受着……”。这不仅是他对春生的宽慰，更是自我的抚慰。他相信“鸡长大了会变鹅，鹅长大了会变羊，羊长大了会变牛，牛长大了……”一定是一天比一天好的。福贵形象的个性正是在典型环境和特定时代中体现出来的。余华在小说中创造了福贵这样一个客观的、能代表特定时代的典型人物形象，同时又凸现了福贵在共性中的个性。因此，在“活着”中，“典型”和“单个人”、“共性”和“个性”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是互相制约、互相依存的；福贵的形象塑造实现了共性、个
思想理论双月刊
性完整、有机的统一，是恩格斯眼中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典型。
三、情节的生动性与丰富性
恩格斯认为，无论是作品的思想还是作品所反映的历史内容，都必须同生动、丰富的情节融为一体。所谓“情节的生动性”，是指作品中情节的发展符合活生生的生活逻辑，合情合理，逼真可信；所谓“情节的丰富性”，是指情节的发展曲折、交错、富有变化，细节描写丰富多彩，不单一化、雷同化。这也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特点。
《活着》这部作品，如果以福贵为视角来看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的话，福贵的人生变迁显得非常清晰，情节发展非常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当福贵还是小地主时，嗜赌成性，目中无人，过着“人上人”的生活；他可以任意嘲弄父亲、岳父，对妻子拳脚相加。在赌场输光家产后，他开始奔波生计，携全家共同劳动。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从死人堆里活着爬出来后，懂得了对活着的渴求和珍惜。面对亲人相继离去，他越发懂得亲情的珍贵，越发自责自疚，也越来越懂得活着的意义。这一切都显得合情合理，情节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感。
《活着》的情节描写不是单一的，而是曲折、交错、有变化的。福贵在被国民党抓去打仗时结识了春生，两人在战场上成了患难与共的兄弟，但由于命运弄人，二人的后来运势却大不相同。春生在解放后成了一县之长，而福贵则重返家乡。福贵的儿子有庆在给难产的县长夫人捐血的过程中，因抽血过多致死，事发后福贵才知道那县长正是春生，曾经情同手足的兄弟却成了弑子的凶手，这让福贵哭笑不得。青年时的福贵赌钱输光了家产，他输掉的不仅是祖上传下来的田地，更是他的地主身份，这样的败家子将父亲活活的气死。而在解放后，地主纷纷被批斗、被枪毙，当年的败家子福贵却阴差阳错的保全了性命，翻身重新作了主人，而当年赢了他家财产的龙二风光一生，却因其地主的身份反丢了性命。福贵、春生、龙二等人的命运角色的更替、转变及其中阴差阳错的变化，让情节更加曲折，增加了情节的丰富性。有庆、凤霞的死都属于意外死亡，但情节描写在统一中亦有变化，并不显得雷同。有庆、凤霞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却在新社会，偶然与巧合铸成了两个生命的悄然离去，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若是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0．5（总129期）福贵不带有庆去学校，也许悲剧可以避免，然而文本精彩之处就在于：人物在不露声色中悄悄的毁灭。文本真实巧妙的安排了一个个悲剧，更是增加了情节的丰富性。
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提出了戏剧创作“三融合”理论：即较大的思想深度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及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这一原则是创作标准，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判的最终尺度。通过本小节分析，《活着》的情节非常生动、非常丰富，情节的曲折发展与故事的思想完美融合，达到了马克思文艺批判的创作要求，是相当可贵的。
四、真实性与倾向性的辩证统一
《活着》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就在于它是一部真实的再现历史的佳作，余华并没有唯心地大唱那个时代的颂歌，而是还原历史一个真实的面貌。福贵一家的命运真实的展现于从解放战争到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中，他们一家的遭遇更是那个特定时代中国普通家庭的真实写照。在《活着》这部作品中，余华并没有直接表达他内心的憎恶喜好，而是以一种平实、客观的笔调来描绘真实的历史画面。例如：有庆说：“炼钢要加水去煮，不然锅炉会被烧溶的”等等。福贵等人物形象并不是“高、大、全”的形象，而是活生生的普通人民的形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定时代下人民形象的重新复原。《活着》不是“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而是将富贵当作真实再现社会的镜子，这是非常可贵的，它对“现实关系”作了真切的描写。
余华习惯于不掺杂任何主观道德判断进入作品，以冷漠化的情感来叙事，他这种客观的、近乎冰冷的“零度情感”的写作方式在《活着》中亦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实际上，在《活着》这部小说里，并非没有立场和信仰，我们能从他那冷漠的叙述中感到一股呼之欲出却又无名状的心灵潜流———这就是对普通人民至浓的人文关怀。作者并没有用直接的语言来表达对他们的关怀，但我们却可以从他那客观化、平淡化的叙述中体会出来。如《活着》中二喜因买不起蚊帐，总是先把蚊子喂饱才让凤霞去睡觉。有几次凤霞进去看他，他就焦虑，一把将她抱出去。看他被蚊子咬得到处是红点，“我”也心疼，说：“你别这样。”二喜说：“我一个人，蚊子多咬几口捡不了什么便宜，凤
思想理论双月刊
霞可是两个人啊！”质朴而简短的语言让我们看得出在苦难面前支撑人们“活着”的是那不动声色的情，它如一根看不见的绳索贯穿于整部小说中。这就是余华对人的关注与关怀，他并没有刻意地表述在自己的独白中，而是通过书中人物的情感体会唤起读者相同的情感体会来达到的。余华用“零度情感”的写作方式来表达他最深沉的感情，通过人物及其故事的叙述，平淡、冷静的流露出来，而这种方式却有一种催人泪下的力量。这就是余华的独到之处所在，他在《活着》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文主义关怀之情隐蔽却又自然而然的表达出来，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
《活着》这部作品真正做到了以历史的真实面貌叙述故事的手法，达到了文艺创作“真实性”的标准，同时在“真实性”的基础上又自然而然的、隐蔽的流露出了自己的“倾向性”———对人的终极关怀。作者的“倾向性”在故事“真实性”的基础上合情合理的表达出来，做到了文学创作客观倾向和作家主观思想倾向的融合统一，是创作真实性与倾向性辩证统一的优秀作品。
余华的《活着》之所以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是与它自身的优秀特质分不开的。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相关观点出发，证明了《活着》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性的作品，是一部将人物描写典型性和个性化相结合的作品，是一部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完美结合的作品，还是一部于真实中自然而然流露人文主义关怀的巨作。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出，《活着》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它的深刻性和艺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将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永远放射出它那独特的光芒。
参考文献
[1]周忠厚，邹贤敏.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思想发展
史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傅腾霄，周忠厚．马列文论研究[M]．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4]郑阿平．中国式的生存哲学的阐释--解读《活
着》[J]．唐都学刊．2007．23（4）：122-125．
[5]百度百科．马列文论[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3408.htm?fr=ala0_1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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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佑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