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蝯叟，别号东洲居士。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晚清诗人、书画家，通经史，精小学、金石碑版，以书法著称于世。何氏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书法家，凡其所见汉碑，皆用心临写若干通，不求形似，全出己意，至今存临本仍然不少。其学书早年由颜真卿、欧阳通入手，上追秦汉篆隶；中年潜心北碑。何绍基描述其学书历程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进而“草、篆、分、行熔为一炉，神龙变化，不可测已”。其用异于常人的回腕法写出了自家风貌，尤善草书。 《张迁碑》为汉末名碑，篆额题《汉故穀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二月立于今山东东平，于明代出土，现存山东泰安岱庙。碑高270厘米，宽115厘米。碑阳15行，满行42字；碑阴三列，刻立碑官吏41人衔名及出资钱数，上二列19行，下列3行，总计323字。最早记载该碑的是明代都穆的《金薤琳琅》。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曾疑其为后人摹刻。《张迁碑》的最早拓本是明拓本，8行“东里润色”四字完好，现藏故宫博物院。清初拓本，首行“焕”字不损。此外，还有影印本（图1）和翻刻本。《张迁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明代王世贞认为《张迁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可及也”（《艺苑卮言》）。清代孙承泽认为《张迁碑》书法“方整古雅，汉室中不多见者”（《庚子消夏记》）。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曾用心临习《张迁碑》一百多遍，形成了自家风貌（图2）。 《张迁碑》书风朴茂，字体大量渗入篆体结构，字形外方内圆、基本呈扁方形，字体重心降低，方整中多变化、朴厚中见媚劲，用笔棱角分明，具有齐、直、方、平的特点，似汉印之缪篆。何绍基晚年涉猎临习隶书，采用苏东坡的“八面受敌”读书方法去临写《张迁碑》等汉碑，将数年的书写功力、书写经验贯注其中，“每一临碑，多至若干通，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用势，或取行气，或取其结构布局，当其有所取，则临写之，精神专注于某一端”（马宗霍《书林藻鉴》），致使其所临书无一通与原碑全似，名曰临习，实为创作。 何绍基所临《张迁碑》既不失其精神而又能自成面目，用墨浓湿丰腴，线条雍容，气息淳古。具体说来，何氏临写的《张迁碑》有以下艺术特点： （1）何绍基临写的《张迁碑》摒弃了世俗隶书中装饰华美的成分，重其神韵，全力以己意为之，一反汉隶方扁横势的旧习，以纵势为主，布局疏朗开阔，气脉贯通。如“对于啬夫”四字。 （2）何氏临写《张迁碑》运笔浑圆，婉和韵雅，古拙朴厚，具有浓厚的金石味。起笔回锋藏头，致使多处出现涨墨现象。改原碑中“左低右高” 的横画为“左高右低”，如“有”“在”等字；且所临写的“口”字的横折笔画，几乎都是在横画结束时再另提笔藏锋行笔，竖画高出横画些许，如“里”“昆”“用”、“高”等字。 （3）何氏结字大胆随意，几乎字字不平稳，但整体和谐统一，并把行草书的笔意渗入到他的隶书中去，笔毫铺开，行笔速度较慢，运笔迟涩，欲行还止，并不时加入颤笔的动作，如“年”“功”等字，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行草书的笔意，充分体现了何氏在书法学习上融会贯通的本领。 何绍基的隶书临作，既有深厚的汉碑功底，又形成了自己既超逸多姿又有个性意趣的新风貌，具有一定的时代风范。何绍基在隶书上所取得的成就，对隶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在清代隶书书法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很多书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梁启超“酷爱其八分，叟盖善以草势作分书也”（《饮冰室合集》）。沙孟海先生对何绍基的隶书甚为佩服，说：“何绍基各体书，隶书第一，真书还在其次。真书病在写得太熟（应酬太多，亦其一因），太熟了，无意中平入通俗的成分进去，同时把那仅有的古意慢慢地消失了。他的隶字，还不至于熟，因为他比较少应酬的缘故。他的隶字的好处，在有一缕真气，用笔极空灵，极洒脱，看过去很潦草，其实他并不肯丝毫苟且的。至于他的大气盘旋处，更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他生平遍写各体隶碑，对于《张迁》的功夫最深。他的境界，虽没有像伊秉绶的高，但比桂馥来得生动，比金农来得实在，在隶家中，不能不让他占一席位次。”（《沙孟海论艺·近三百年的书学》）谭泽闿评论何绍基的隶书，认为“六朝而后言八分，无能过者”， 马宗霍称何氏“于分书博览兼姿，自得之勤，并世无偶，……昧者遂谓蝯叟以己法临古，不知蝯叟欲先分之以究其极，然后合之以会其归也，且必如此而后能入乎古，亦必如此之后能出乎古，能入能出，斯能力宗开派”，并认为有清一代人，“真能集分之成者，要惟何蝯叟”。 在清代所有隶书书家中，何绍基确实可以说是最具广度和深度的，他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清代书家在艺术上大力开拓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无能过者”，是完全立得住脚的。何绍基这种各个突破的学习书法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师法古人仍不无意义。《张迁碑》是汉碑中的名品，它的用笔、结体的变化，给后世的隶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学习何绍基临习此碑方法，对其用笔与结体的变化规律加以认真领悟，必将会有“一日有一日之境界”的收获。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蝯叟，别号东洲居士。湖南道州（今道县）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晚清诗人、书画家，通经史，精小学、金石碑版，以书法著称于世。何氏是一位十分勤奋的书法家，凡其所见汉碑，皆用心临写若干通，不求形似，全出己意，至今存临本仍然不少。其学书早年由颜真卿、欧阳通入手，上追秦汉篆隶；中年潜心北碑。何绍基描述其学书历程说，“余学书四十余年，溯源篆分。楷法则由北朝求篆分入真楷之绪”进而“草、篆、分、行熔为一炉，神龙变化，不可测已”。其用异于常人的回腕法写出了自家风貌，尤善草书。 《张迁碑》为汉末名碑，篆额题《汉故穀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亦称《张迁表颂》。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二月立于今山东东平，于明代出土，现存山东泰安岱庙。碑高270厘米，宽115厘米。碑阳15行，满行42字；碑阴三列，刻立碑官吏41人衔名及出资钱数，上二列19行，下列3行，总计323字。最早记载该碑的是明代都穆的《金薤琳琅》。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曾疑其为后人摹刻。《张迁碑》的最早拓本是明拓本，8行“东里润色”四字完好，现藏故宫博物院。清初拓本，首行“焕”字不损。此外，还有影印本（图1）和翻刻本。《张迁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明代王世贞认为《张迁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可及也”（《艺苑卮言》）。清代孙承泽认为《张迁碑》书法“方整古雅，汉室中不多见者”（《庚子消夏记》）。清代著名书法家何绍基曾用心临习《张迁碑》一百多遍，形成了自家风貌（图2）。 《张迁碑》书风朴茂，字体大量渗入篆体结构，字形外方内圆、基本呈扁方形，字体重心降低，方整中多变化、朴厚中见媚劲，用笔棱角分明，具有齐、直、方、平的特点，似汉印之缪篆。何绍基晚年涉猎临习隶书，采用苏东坡的“八面受敌”读书方法去临写《张迁碑》等汉碑，将数年的书写功力、书写经验贯注其中，“每一临碑，多至若干通，或取其神，或取其韵，或取其度，或取用势，或取行气，或取其结构布局，当其有所取，则临写之，精神专注于某一端”（马宗霍《书林藻鉴》），致使其所临书无一通与原碑全似，名曰临习，实为创作。 何绍基所临《张迁碑》既不失其精神而又能自成面目，用墨浓湿丰腴，线条雍容，气息淳古。具体说来，何氏临写的《张迁碑》有以下艺术特点： （1）何绍基临写的《张迁碑》摒弃了世俗隶书中装饰华美的成分，重其神韵，全力以己意为之，一反汉隶方扁横势的旧习，以纵势为主，布局疏朗开阔，气脉贯通。如“对于啬夫”四字。 （2）何氏临写《张迁碑》运笔浑圆，婉和韵雅，古拙朴厚，具有浓厚的金石味。起笔回锋藏头，致使多处出现涨墨现象。改原碑中“左低右高” 的横画为“左高右低”，如“有”“在”等字；且所临写的“口”字的横折笔画，几乎都是在横画结束时再另提笔藏锋行笔，竖画高出横画些许，如“里”“昆”“用”、“高”等字。 （3）何氏结字大胆随意，几乎字字不平稳，但整体和谐统一，并把行草书的笔意渗入到他的隶书中去，笔毫铺开，行笔速度较慢，运笔迟涩，欲行还止，并不时加入颤笔的动作，如“年”“功”等字，从中可以感受到他的这种行草书的笔意，充分体现了何氏在书法学习上融会贯通的本领。 何绍基的隶书临作，既有深厚的汉碑功底，又形成了自己既超逸多姿又有个性意趣的新风貌，具有一定的时代风范。何绍基在隶书上所取得的成就，对隶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作用和深远影响，在清代隶书书法史上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很多书家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梁启超“酷爱其八分，叟盖善以草势作分书也”（《饮冰室合集》）。沙孟海先生对何绍基的隶书甚为佩服，说：“何绍基各体书，隶书第一，真书还在其次。真书病在写得太熟（应酬太多，亦其一因），太熟了，无意中平入通俗的成分进去，同时把那仅有的古意慢慢地消失了。他的隶字，还不至于熟，因为他比较少应酬的缘故。他的隶字的好处，在有一缕真气，用笔极空灵，极洒脱，看过去很潦草，其实他并不肯丝毫苟且的。至于他的大气盘旋处，更非常人所能望其项背。他生平遍写各体隶碑，对于《张迁》的功夫最深。他的境界，虽没有像伊秉绶的高，但比桂馥来得生动，比金农来得实在，在隶家中，不能不让他占一席位次。”（《沙孟海论艺·近三百年的书学》）谭泽闿评论何绍基的隶书，认为“六朝而后言八分，无能过者”， 马宗霍称何氏“于分书博览兼姿，自得之勤，并世无偶，……昧者遂谓蝯叟以己法临古，不知蝯叟欲先分之以究其极，然后合之以会其归也，且必如此而后能入乎古，亦必如此之后能出乎古，能入能出，斯能力宗开派”，并认为有清一代人，“真能集分之成者，要惟何蝯叟”。 在清代所有隶书书家中，何绍基确实可以说是最具广度和深度的，他非常典型地体现了清代书家在艺术上大力开拓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无能过者”，是完全立得住脚的。何绍基这种各个突破的学习书法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师法古人仍不无意义。《张迁碑》是汉碑中的名品，它的用笔、结体的变化，给后世的隶书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学习何绍基临习此碑方法，对其用笔与结体的变化规律加以认真领悟，必将会有“一日有一日之境界”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