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1月23日17:28 作者：方晓蕾
我有近十年没听到过鸡叫了，但我还是想到了《半夜鸡叫》，因为我读到了一篇《听鸡叫想到〈半夜鸡叫〉》的文章。
《书屋》2000年第七期刊登的李景田先生的这篇《听鸡叫想到〈半夜鸡叫〉》，我读了，很受启发。我虽然出生于七十年代，但我读小学时，小学语文课本上仍选有这篇文章（不知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还选没有？），而且用心的读了，至今记忆深刻。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明白人，但说实话，我连一点多余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发出象李先生这样的质疑了，可见我的明白还是一个糊涂。不过，诚如李先生所言，没一个中国人发出质疑，好像也没一个外国人发出质疑，所以，所有的人中，除了李先生，是没有一个明白人了。
可是，读李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怎么越读越感觉李先生他太明白了。我没到过旧社会，没当过地主，也没当过长工，我也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但我对现在这个社会有感情，对旧社会有天然的憎恨，我想我的这种态度肯定来自于《半夜鸡叫》这些作品的，同时我也在想，现在所有的人大约是不想也不愿回到旧社会去的，肯定包括李先生。但我读了李先生的这六个疑问后，我想李先生大约是想回到地主时代去的，地主多好呀，连我都幻想回去给地主当长工呢。
你看，第一，长工是要睡觉的。不知要睡几个小时，李先生在文中没列标准，李先生的想法大约是，地主也会让自己的长工如现在上班一样，早八点，晚六点，中午再休息两个小时。这长工哪是长工，分明是地主嘛。可真有这样的地主吗？第二第三第四个疑问都是为地主周扒皮想的，这篇文章本来就是为地主叫屈嘛，不说也罢。第五个疑问嘛，是为公鸡想的，人有人权，鸡当然也有鸡权了。李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地主是尊重鸡权的，是不会半夜学鸡叫的。第六个疑问才算真正涉及到长工们，可地主与长工之间的关系真如李先生所说的那种劳动力与货币交换的关系吗？李先生没当过地主，我也不是长工，但可以从前人的著作中，从老一辈人的叙述中得知，长工从来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的。一个人既然当了长工，他就失去了选择雇主的权利。在有地主的社会里，长工们的唯一的可以获得自由的机会，那就是反抗。只有造反，才有出路。所以毛泽东说“造反有理”。
以上是我读李景田先生的文章后的一点想法。其实还有一点想法的，但我在上文中没有说，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有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老话题。而据我的有限的阅读所知，李景田先生是一位小说家，写过不少的作品，（如果彼李景田是此李景田的话。）我要说了，那岂不是明显的班门弄斧？想了想，既然李景田先生在文中提到了“文学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这话，那我还是要说。李先生没引用完这句话，这句话的后半句应该是：“……高于生活。”。况且，文学创作并不是一面镜子，而是类似于照相而又高于照相的一种创作活动。这些道理，我想李景田先生是比我懂得多的，如照例先生所言，那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一定能找出许许多多与现实不相符的东西了。而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文学这个东西就看你怎么去写了，我个人认为：只要不违背生活规律，不违背发展的规律，而又能给人类带来思考、新知，甚至带来憎恶，那都是有益的。
至于说《半夜鸡叫》到底如何，那是文学评论界的事，也是文学史界的事，我的感觉是：它让我产生了共鸣，是它这样一些作品让我对旧社会，至少是对剥削人的地主有了认识产生了憎恨。它带给人类的是教益和认识的作用。它早就达到了它的目的和作用。这就够了。
2000年11月23日17:28 作者：方晓蕾
我有近十年没听到过鸡叫了，但我还是想到了《半夜鸡叫》，因为我读到了一篇《听鸡叫想到〈半夜鸡叫〉》的文章。
《书屋》2000年第七期刊登的李景田先生的这篇《听鸡叫想到〈半夜鸡叫〉》，我读了，很受启发。我虽然出生于七十年代，但我读小学时，小学语文课本上仍选有这篇文章（不知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还选没有？），而且用心的读了，至今记忆深刻。我觉得我还算是一个明白人，但说实话，我连一点多余的想法都没有，更不用说发出象李先生这样的质疑了，可见我的明白还是一个糊涂。不过，诚如李先生所言，没一个中国人发出质疑，好像也没一个外国人发出质疑，所以，所有的人中，除了李先生，是没有一个明白人了。
可是，读李先生的这篇文章，我怎么越读越感觉李先生他太明白了。我没到过旧社会，没当过地主，也没当过长工，我也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但我对现在这个社会有感情，对旧社会有天然的憎恨，我想我的这种态度肯定来自于《半夜鸡叫》这些作品的，同时我也在想，现在所有的人大约是不想也不愿回到旧社会去的，肯定包括李先生。但我读了李先生的这六个疑问后，我想李先生大约是想回到地主时代去的，地主多好呀，连我都幻想回去给地主当长工呢。
你看，第一，长工是要睡觉的。不知要睡几个小时，李先生在文中没列标准，李先生的想法大约是，地主也会让自己的长工如现在上班一样，早八点，晚六点，中午再休息两个小时。这长工哪是长工，分明是地主嘛。可真有这样的地主吗？第二第三第四个疑问都是为地主周扒皮想的，这篇文章本来就是为地主叫屈嘛，不说也罢。第五个疑问嘛，是为公鸡想的，人有人权，鸡当然也有鸡权了。李先生的意思很明显：地主是尊重鸡权的，是不会半夜学鸡叫的。第六个疑问才算真正涉及到长工们，可地主与长工之间的关系真如李先生所说的那种劳动力与货币交换的关系吗？李先生没当过地主，我也不是长工，但可以从前人的著作中，从老一辈人的叙述中得知，长工从来是没有什么自由可言的。一个人既然当了长工，他就失去了选择雇主的权利。在有地主的社会里，长工们的唯一的可以获得自由的机会，那就是反抗。只有造反，才有出路。所以毛泽东说“造反有理”。
以上是我读李景田先生的文章后的一点想法。其实还有一点想法的，但我在上文中没有说，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有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老话题。而据我的有限的阅读所知，李景田先生是一位小说家，写过不少的作品，（如果彼李景田是此李景田的话。）我要说了，那岂不是明显的班门弄斧？想了想，既然李景田先生在文中提到了“文学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这话，那我还是要说。李先生没引用完这句话，这句话的后半句应该是：“……高于生活。”。况且，文学创作并不是一面镜子，而是类似于照相而又高于照相的一种创作活动。这些道理，我想李景田先生是比我懂得多的，如照例先生所言，那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也一定能找出许许多多与现实不相符的东西了。而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文学这个东西就看你怎么去写了，我个人认为：只要不违背生活规律，不违背发展的规律，而又能给人类带来思考、新知，甚至带来憎恶，那都是有益的。
至于说《半夜鸡叫》到底如何，那是文学评论界的事，也是文学史界的事，我的感觉是：它让我产生了共鸣，是它这样一些作品让我对旧社会，至少是对剥削人的地主有了认识产生了憎恨。它带给人类的是教益和认识的作用。它早就达到了它的目的和作用。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