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人类来讲，家和国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冲突，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从古代开始，中西方的圣人就已经意识到这个冲突。我们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叫“忠孝不能两全”。在不能两全的时候，中国取的是中道，往家的方面偏一点，多少顾及一点国。国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家的基础上来顾全国。反观希腊，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从一开始走的路就是相反的。当家与国之间产生冲突时，他们会偏向国。像柏拉图就主张把家完全取消掉。这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不是说希腊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柏拉图说，最好的国家——他称为城邦——是一个完全取消家庭和私人婚姻的城邦。但是并不是说取消了家庭、婚姻，大家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导致关系混乱。恰恰相反，他说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在国家严格的监控之下，在这里没有私人的亲情，私人必须服从于国家。另外基督教的思想传统，相对中国古代而言，同样也是贬低家的作用。但它又跟古希腊讲的不太一样，古希腊是为了国、为了城邦。而基督教是为了上帝，为了信仰。
柏拉图
家与国的冲突之所以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因为国家原本就是起源于家庭和氏族。在人类远古的时期，氏族是从家发展出来。一个家族不断地扩展，扩展到要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以宗族作为特征了，可能是好几个宗族的联合。这时就不能以宗族继续下去了。宗族最主要的特点是血缘跟亲情，也就是说其秩序是以亲情来维持的。就像中国古代儒家讲的“亲疏远近”，凡是血缘上离我最近的，我就最爱他，最关心他，给他利益最多，反之，就递减。到国家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国家制定的法律就要对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它预设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所有人都一律平等，都是国家的公民，这是第一位的。从氏族到国家，一定会发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以非常血腥的方式来的，和风细雨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人类的永恒问题，一直到今天没有解决，而且永远不可能解决。解决不了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解决它，而是我们总是要尝试去给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冲突以暂时的解决。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古希腊人给出的，再一个就是中国古代给出的。我们先讲一下古希腊人给的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就体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这本书在西方的地位有点类似于《论语》在中国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经典。柏拉图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孔子和孟子所处的时代差不多，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和道德权威慢慢地解体，而新的权威还没有形成。今天我们提到古希腊的时候，都认为古希腊的政治是以民主制为基本特征的。其实民主制是出现在古希腊政治文化衰落的时候，实际上古希腊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民主制，古希腊的城邦都是贵族、宗族式的。古希腊的政治地图跟我们中国古代是不一样的，它有很多小的城邦，英文叫“city state”。城邦的规模很小，一般的也就四五万人左右。当然这四五万人指的是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城邦一般操纵在几个家族手里边，都是几个家族联合垄断的。既使到后来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时候依然如此。这些家族追溯自己的祖先，追溯这个城邦是谁建立的，谁建的谁就是祖先。祖先就是神，神是城邦的缔造者。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最初的时候，希腊也是一个野蛮的世界，海盗横行，大的海盗就把小的海盗打败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大海盗团体了。海盗会抢劫别人，但是海盗内部不能相互掠夺。当时最大的一个海盗头目叫米诺斯，他打败了其他的海盗后就定居在克里特岛，后来海盗内部的规则慢慢就成了国家的法律，米诺斯就成了国王。这是一个基本的模式，我相信中国古代的国家也是这么建立起来的，都是在不同的宗族的冲突、厮杀中建立起来的。黄帝跟炎帝在那时也是宗族部落的头目。海盗头目当了国王以后，他定的制度、他说的话成了法律。久而久之，到第二代第三代，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说米诺斯是神的儿子。到后来的古希腊神话里，米诺斯就成了神，成了宙斯的儿子。米诺斯建立的克里特城邦被称为多里安城邦，也就是后来的斯巴达的祖先。古希腊的地形非常复杂，不仅沿海，而且山区跟丘陵又特别多。也就是说那块土地实际上养不了多少人。当人口到了一定的规模以后，它就得向外移民，实际上就是要殖民、要扩张，就要再建立一个城邦。于是就把母邦的制度复制过去了。古希腊为什么有几百个城邦，就是这么来的。他们的祖先崇拜和咱们中国古代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但是，在祖先崇拜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一个根本性的断裂，这个断裂就是从宗族到国家的断裂。这个过程非常残酷。最后的结局是国家战胜了宗族。最初的大家长成了国家的王，他不能再为了自己一家一族的私利，他最重要的考虑不是血缘跟亲情。这是古希腊的最基本的走向。以上是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最初的政治文化是怎么样的，它的问题是怎么来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柏拉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有一个副标题——论正义。正义最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正确的事情。最早的正义思想来源是什么？就是复仇。今天我们听到复仇这个词就觉得它很不好，但是在看古代的书的时候，就发现只要讲到正义的时候一定会讲到复仇。你欠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这就叫正义。复仇在古代是很高贵的美德，这在古代的中西方是一样的。柏拉图讲的正义的国家也是从复仇观念来的，他要协调的一个问题是正义到底是私人的复仇还是国家来替你复仇，你认同的对象是你一个家庭的私利呢还是国家的共同利益。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柏拉图之前的那个时代，祖先崇拜的仪式慢慢地趋向于瓦解，人们对国家、法律这样的基本制度的认同产生了怀疑，那就必须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也是来自于家与国之间的基本冲突。《理想国》是关于正义的论辩。在这里边苏格拉底讲，要想理解正义的问题，要理解国家、法律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必须要追溯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国家或者说政治社会或者说城邦，究竟是怎么来的。从这儿，我们就会发现古希腊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
首先来看城邦或者说政治的起源。什么叫政治？大家在讲到城邦政治的时候首先对这个词要有一个基本的敏感性。政治世界一定是有权力斗争的，一定有这些我们看起来非常黑暗的东西。但是政治世界不只是有黑暗，同样有些非常光明的东西，这就是柏拉图关心的东西。权力斗争和利益总是有一个价值导向的，我们总是要问，我们追求权力是为了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柏拉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不是说人只是天生的争权夺利，人还有比争权夺利更高的东西。他们在讲到政治起源的时候，会追溯到一个基本的需要。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是非常脆弱的。这个脆弱一方面体现在自己独立地觅食非常困难，尤其在小的时候，自己根本没办法找食物。另一方面，人类之间的相互的伤害也远远超过动物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人必须过一种群体的生活，我所欠缺的东西你来帮助，你欠缺的我来帮助你。这就是柏拉图讲的政治世界的起源。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跟柏拉图就把所有的政治世界来源归于需要的不能自足，如果你能自足的话，你就不需要政治生活。
但是我们发现，满足基本的需要还远远不是政治。如果大家都停留在基本的需要，那也不会有政治生活。这样的城邦只是一种自足的状态，《理想国》中称之为猪的城邦。这里没有任何贬义，猪就是一种很自足的状态。满足基本的需要就意味着我生产的东西刚好够你用，你生产的东西刚好够我用，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其乐融融的小国寡民的世界里。这有点类似于中国道家说的政治理想，虚其心实其腹。但是这样的城邦在柏拉图看来是很难持久的，首先面对的是人口的问题，一个地方的资源只能够有限的人来消费。如果没有粮食吃，就要抢别人的粮食，你抢别人，别人也会抢你。在这个层次上，人还是动物状态。后来因为人们生产的东西很可能有了富余，一些非基本的需要就出现了，奢侈之心就生起了。人的奢侈之心是远远超过基本需要的。有了奢侈之心，我们发现有限的资源跟无限的奢侈欲之间产生极大的反差。这个时候财富就更加缺乏了，贫富差距也显现出来了，对立就越来越厉害了。柏拉图把这个阶段比喻为发烧的城邦，被欲望燃烧的城邦。这样一来，土地越来越少，生产的东西越来越不够用了，这就会导致城邦内部之间相互厮杀，城邦与城邦之间相互争夺。这样的场景从古到今几乎没什么变化，今天的世界依然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依然是这样。
在猪的城邦的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从事一项生产劳动，生产的东西都是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到发烧的城邦的阶段，城邦之间就会有战争，那就必须要从城邦里选出一部人来打仗，不然很快就会被其他的城邦消灭掉了。选出的这个阶层，实际就是军人，他们专门是来保家卫国的，一方面保护自己，另外一方面，自己国家资源不够的时候要去抢别的国家。这个阶层出来以后就成了城邦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是非常优秀的。柏拉图说一定要选最优秀的人，身体一定很强壮，反应非常敏捷。但是如果这个阶层变成了坏人，它抢夺起来也会更加厉害。对这个阶层，人们一方面希望它对国家、对同胞特别忠诚、特别大公无私，另一方面又希望它对敌人特别凶狠。这是两种相反的美德。因此柏拉图说，对这个阶层最重要的是教育。柏拉图把国家的这些精英称为“护卫者”，这个阶层就好比是警犬，警犬的特点就是，对待同胞“如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残冬一样冷酷无情”。警犬在古代是非常高贵的一个词。对护卫者的教育之目标，就是使他们不再追求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城邦服务。对他们进行教育的结果就是正义的城邦。
古希腊重装步兵
柏拉图讲的教育分为身体和灵魂的教育。身体的教育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体育，不过古代的体育是战争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打仗用的。除了体育之外，还要对他们进行文化教育，柏拉图称之为音乐教育，这其实相当于我们古代的礼乐教育，学习礼仪，学习经典。古希腊是以《荷马史诗》作为教材的，就好像中国古代是以《诗经》为教材。歌词跟乐曲加在一起就是音乐教育的内容。教育的结果，柏拉图说是要把整个城邦团结成像一个人。这是柏拉图著名的断言：城邦是大写的个人。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大的家庭。因为柏拉图在这个意义上是把所有私人的家庭都废除掉了。因为只要有私人家庭的存在，这些护卫者就很可能不会为国家考虑。所以柏拉图说，孩子生下来以后，马上跟母亲脱离关系，在一起接受公共教育，每个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整个城邦里的所有适龄男女都是他的父母。这样一来，如果你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其他的人出于同胞之情就一定要替你复仇。护卫者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们没有私人财产，没有家庭，也没有婚姻。当然在柏拉图补充说，他们死了以后，就成了城邦的神，世世代代纪念他们。
这个就是柏拉图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说在现实当中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要是百分之百地实行，那人类社会差不多也要瓦解掉。但是部分地实现是有的，比如斯巴达这个城邦就是一个模型。斯巴达就是进行公共教育，孩子在三四岁以后，一定要接受国家的公共教育，一起吃饭、一起住宿，不能待在家里。所以斯巴达在那时候特别能打仗，威名显赫。斯巴达在古代的名声非常好，远远高于雅典。雅典是一个特别自由散漫的城邦，没有什么纪律。
影视作品中的斯巴达
当然，西方并不是自古而今就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完全不注重家庭，只是说政治理想是它更要追求的东西。古希腊人的思想一直到现在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了。大家看近代一百年的历史，为什么非西方世界都打不过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缺少这种意义上的国家观念。
我们回过头来对比一下中国。中国古代最初的时候实际也是一个血缘、宗族的社会。这个文明最早成熟是在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时代。《周礼》里虽有秦汉时期后人添加的成分，但是大体上还是可信的。我们发现周的体制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这个词在今天被滥用了。原来的封建字面的意义，就是分封诸侯，按血缘、宗族的亲疏远近来分封。它的基本模式类似于同心圆，中间是周天子所在的地方，这个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就是说是天下的中心。接下来就是周王的兄弟，血缘上最近的，被封在周围。跟周天子血缘比较近的，封地都离周天子比较近。再比较远的，就是夷狄了。比如南方的楚国、西边的秦国，最初的时候都不入正统。西周的统治方式也是这样的，天子所在的地方是统治中心，然后一层一层地往外分出去，这是政治结构。大到政治结构，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这样的。在古代，第一代是兄弟，是一家，跟父母住在一起，过一两代就离得稍远一点，再疏远的就再远一点，到最后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公羊传》里说“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有别。跟诸夏相比，中国当然更重要。但是华夏跟夷狄相比，华夏更重要，“内诸夏、外夷狄”。齐国、鲁国、晋国这些国家的战争属于兄弟之间的冲突，总能协调解决。但是我们跟夷狄之间就是死敌，这完全不一样。
西周初年的时候，大体的政治结构就是这样的。这个结构不完全是血缘、宗族，因为有很多异姓。像齐国的祖先是姜太公，不是周的宗族。但是也不像西方那样，完全把血缘排除掉，不像柏拉图那样贬低血缘。它取的是一个中间的立场，是后来儒家的中庸路子。治理也是这样的，凡是靠近天子的都是要来管理的，而夷狄基本上是不管的。中国古代对待夷狄的基本策略是“王者不治夷狄”。只要夷狄不来进犯，那就不要去干扰它，让它自生自灭。所以，整个结构就是中国、华夏、夷
狄这样一个结构。华夏加夷狄就是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这个天下很大一部分是天子管不到的地方。一家一姓的王朝更替，谁做皇帝，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夷狄入侵，这就关系到天下兴亡了。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古代这样的政治结构实际上融合了三种原则。第一个就是“亲亲”，凡是离我亲近的我就要觉得亲，凡是血缘上和我最亲的总是离我最近。最早的时候，天子跟诸侯开会，基本就跟一个家庭开会似的。亲情和血缘的亲疏远近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利益上的亲疏。第二，统治国家不能完全按照“亲亲”原则来。亲疏远近不仅仅表现在血缘、感情上，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等级，离中心越近的就越尊贵，等级就越高。《左传》里不止一次提到，只要是天子派出的官员，哪怕地位非常低，到地方诸侯那里也是尊贵的，因为他代表天子。这是尊尊的原则。第三个就是“贤贤”。“贤贤”就是听从贤明的人。国家的统治不能只靠亲亲、尊尊，贤明的人有治国之道，得有这些有智慧的人来帮助统治。天子是集中了这三样东西，他都是作为中心而存在的，他是天下人的父母，是最亲的，也是最尊贵的，同时理想的天子也应该是最有智慧的。天子是百官的老师，百官是百姓的老师。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一个理想（就像柏拉图说的也是理想），这个理想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地实现过。但是这不意味着理想是错的，至少百分之七八十地实现过。在周代早期的时候，确实体现了这样一个价值观，既是亲亲，又是尊尊，又是贤贤，既讲血缘上的亲情，又讲政治上的等级，又讲智慧的高下，要将这三个东西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缺一不可。但是在三个之中，亲亲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亲亲，那就没有伟大的西周封建文化。封建本来是个非常好的词，在古代文人讲到封建的时候，那都是代表最高的理想的。中国后来的儒生、士大夫做梦都想回到那个时代，言必称三代。
到西周末年的时候，这套制度开始实行不下去了，这里面有些客观的原因。比如分封久了，一些诸侯在地方开始称霸了，慢慢开始不听中央管制了。第一代还可以靠亲情来维系，三代四代以后，谁认你是亲不亲。慢慢地，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最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地方就开始作乱，出现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的时候，封建大一统的世界开始瓦解了，这个时候儒家开始出来了。按我的理解，在周的时候，这三个东西本来是一个整体，到西周末年，如同庄子讲的“道术将为天下裂”，这三个东西开始分化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开始整理典籍。儒家崇尚的是亲亲，这是儒家的取向，亲亲是孔子最看重的。法家取的是尊尊，像韩非这样的，特别重视等级秩序，重视严明的法纪，不讲情面。相对来说，重贤贤的是墨家。“道术将为天下裂”，当时“天下”主要分为这么三种取向。这些不同的取向各自发展，最后儒家的取向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这个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政治德性，亲亲为主，但是也讲尊尊、贤贤。后二者是辅助亲亲的。所以，单纯地讲儒家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不准确的。只讲君臣父子，那是法家。君臣父子都没错，但是中间要有感情，要有亲的东西在里面。
这套东西跟西方的东西相比确实有很大的不足，因为你特别讲亲亲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法律就要顾及人情，就没办法特别严格，国家的认同感就不强。像斯巴达那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是很难出现的（除了在秦代略有相似之处）。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要是没有亲亲、家庭、宗族这些东西，你会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就没什么意思了。这就又说到一开始提到的这个问题：家与国这两者似乎没有办法两全，最多只能做一个妥协。最好的妥协，实际上就是儒家做出来的，这样的妥协是我们比较能认可的妥协。它确实有很多毛病，必如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国家意识就不是很强，以至于在近代无法跟西方抗衡。因为西方有非常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当你批评中国文化这样那样的缺点的时候，也要知道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伟大与合理之处。家与国不能两全。当你要追求这个好处的时候，相应的坏处你也必须要接受。因为这两者都植根于我们的人性。人性本身就是不太完美，它就是个悲剧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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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来讲，家和国似乎是一个永恒的冲突，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从古代开始，中西方的圣人就已经意识到这个冲突。我们中国古代有个说法叫“忠孝不能两全”。在不能两全的时候，中国取的是中道，往家的方面偏一点，多少顾及一点国。国绝对不是最重要的，而是在家的基础上来顾全国。反观希腊，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从一开始走的路就是相反的。当家与国之间产生冲突时，他们会偏向国。像柏拉图就主张把家完全取消掉。这是他的政治思想，并不是说希腊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柏拉图说，最好的国家——他称为城邦——是一个完全取消家庭和私人婚姻的城邦。但是并不是说取消了家庭、婚姻，大家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导致关系混乱。恰恰相反，他说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在国家严格的监控之下，在这里没有私人的亲情，私人必须服从于国家。另外基督教的思想传统，相对中国古代而言，同样也是贬低家的作用。但它又跟古希腊讲的不太一样，古希腊是为了国、为了城邦。而基督教是为了上帝，为了信仰。
柏拉图
家与国的冲突之所以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是因为国家原本就是起源于家庭和氏族。在人类远古的时期，氏族是从家发展出来。一个家族不断地扩展，扩展到要变成一个国家的时候，它就不再是以宗族作为特征了，可能是好几个宗族的联合。这时就不能以宗族继续下去了。宗族最主要的特点是血缘跟亲情，也就是说其秩序是以亲情来维持的。就像中国古代儒家讲的“亲疏远近”，凡是血缘上离我最近的，我就最爱他，最关心他，给他利益最多，反之，就递减。到国家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国家制定的法律就要对所有的人一律平等。它预设的一个基本的前提是所有人都一律平等，都是国家的公民，这是第一位的。从氏族到国家，一定会发生这样一个重大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以非常血腥的方式来的，和风细雨的方式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人类的永恒问题，一直到今天没有解决，而且永远不可能解决。解决不了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解决它，而是我们总是要尝试去给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冲突以暂时的解决。有两个方案，一个是古希腊人给出的，再一个就是中国古代给出的。我们先讲一下古希腊人给的方案。这个解决方案就体现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这本书在西方的地位有点类似于《论语》在中国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经典。柏拉图所处的那个时代和孔子和孟子所处的时代差不多，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和道德权威慢慢地解体，而新的权威还没有形成。今天我们提到古希腊的时候，都认为古希腊的政治是以民主制为基本特征的。其实民主制是出现在古希腊政治文化衰落的时候，实际上古希腊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民主制，古希腊的城邦都是贵族、宗族式的。古希腊的政治地图跟我们中国古代是不一样的，它有很多小的城邦，英文叫“city state”。城邦的规模很小，一般的也就四五万人左右。当然这四五万人指的是所有成年男性公民。城邦一般操纵在几个家族手里边，都是几个家族联合垄断的。既使到后来古希腊民主政治的时候依然如此。这些家族追溯自己的祖先，追溯这个城邦是谁建立的，谁建的谁就是祖先。祖先就是神，神是城邦的缔造者。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最初的时候，希腊也是一个野蛮的世界，海盗横行，大的海盗就把小的海盗打败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大海盗团体了。海盗会抢劫别人，但是海盗内部不能相互掠夺。当时最大的一个海盗头目叫米诺斯，他打败了其他的海盗后就定居在克里特岛，后来海盗内部的规则慢慢就成了国家的法律，米诺斯就成了国王。这是一个基本的模式，我相信中国古代的国家也是这么建立起来的，都是在不同的宗族的冲突、厮杀中建立起来的。黄帝跟炎帝在那时也是宗族部落的头目。海盗头目当了国王以后，他定的制度、他说的话成了法律。久而久之，到第二代第三代，在讲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说米诺斯是神的儿子。到后来的古希腊神话里，米诺斯就成了神，成了宙斯的儿子。米诺斯建立的克里特城邦被称为多里安城邦，也就是后来的斯巴达的祖先。古希腊的地形非常复杂，不仅沿海，而且山区跟丘陵又特别多。也就是说那块土地实际上养不了多少人。当人口到了一定的规模以后，它就得向外移民，实际上就是要殖民、要扩张，就要再建立一个城邦。于是就把母邦的制度复制过去了。古希腊为什么有几百个城邦，就是这么来的。他们的祖先崇拜和咱们中国古代的情况没什么两样。
但是，在祖先崇拜的同时，我们又发现一个根本性的断裂，这个断裂就是从宗族到国家的断裂。这个过程非常残酷。最后的结局是国家战胜了宗族。最初的大家长成了国家的王，他不能再为了自己一家一族的私利，他最重要的考虑不是血缘跟亲情。这是古希腊的最基本的走向。以上是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最初的政治文化是怎么样的，它的问题是怎么来的。
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柏拉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有一个副标题——论正义。正义最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正确的事情。最早的正义思想来源是什么？就是复仇。今天我们听到复仇这个词就觉得它很不好，但是在看古代的书的时候，就发现只要讲到正义的时候一定会讲到复仇。你欠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这就叫正义。复仇在古代是很高贵的美德，这在古代的中西方是一样的。柏拉图讲的正义的国家也是从复仇观念来的，他要协调的一个问题是正义到底是私人的复仇还是国家来替你复仇，你认同的对象是你一个家庭的私利呢还是国家的共同利益。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在柏拉图之前的那个时代，祖先崇拜的仪式慢慢地趋向于瓦解，人们对国家、法律这样的基本制度的认同产生了怀疑，那就必须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也是来自于家与国之间的基本冲突。《理想国》是关于正义的论辩。在这里边苏格拉底讲，要想理解正义的问题，要理解国家、法律这一系列的问题，就必须要追溯到一个基本的问题：国家或者说政治社会或者说城邦，究竟是怎么来的。从这儿，我们就会发现古希腊政治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
首先来看城邦或者说政治的起源。什么叫政治？大家在讲到城邦政治的时候首先对这个词要有一个基本的敏感性。政治世界一定是有权力斗争的，一定有这些我们看起来非常黑暗的东西。但是政治世界不只是有黑暗，同样有些非常光明的东西，这就是柏拉图关心的东西。权力斗争和利益总是有一个价值导向的，我们总是要问，我们追求权力是为了什么？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柏拉图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并不是说人只是天生的争权夺利，人还有比争权夺利更高的东西。他们在讲到政治起源的时候，会追溯到一个基本的需要。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是非常脆弱的。这个脆弱一方面体现在自己独立地觅食非常困难，尤其在小的时候，自己根本没办法找食物。另一方面，人类之间的相互的伤害也远远超过动物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人必须过一种群体的生活，我所欠缺的东西你来帮助，你欠缺的我来帮助你。这就是柏拉图讲的政治世界的起源。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跟柏拉图就把所有的政治世界来源归于需要的不能自足，如果你能自足的话，你就不需要政治生活。
但是我们发现，满足基本的需要还远远不是政治。如果大家都停留在基本的需要，那也不会有政治生活。这样的城邦只是一种自足的状态，《理想国》中称之为猪的城邦。这里没有任何贬义，猪就是一种很自足的状态。满足基本的需要就意味着我生产的东西刚好够你用，你生产的东西刚好够我用，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其乐融融的小国寡民的世界里。这有点类似于中国道家说的政治理想，虚其心实其腹。但是这样的城邦在柏拉图看来是很难持久的，首先面对的是人口的问题，一个地方的资源只能够有限的人来消费。如果没有粮食吃，就要抢别人的粮食，你抢别人，别人也会抢你。在这个层次上，人还是动物状态。后来因为人们生产的东西很可能有了富余，一些非基本的需要就出现了，奢侈之心就生起了。人的奢侈之心是远远超过基本需要的。有了奢侈之心，我们发现有限的资源跟无限的奢侈欲之间产生极大的反差。这个时候财富就更加缺乏了，贫富差距也显现出来了，对立就越来越厉害了。柏拉图把这个阶段比喻为发烧的城邦，被欲望燃烧的城邦。这样一来，土地越来越少，生产的东西越来越不够用了，这就会导致城邦内部之间相互厮杀，城邦与城邦之间相互争夺。这样的场景从古到今几乎没什么变化，今天的世界依然如此，国家与国家之间依然是这样。
在猪的城邦的阶段，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在从事一项生产劳动，生产的东西都是满足自己的基本需要。到发烧的城邦的阶段，城邦之间就会有战争，那就必须要从城邦里选出一部人来打仗，不然很快就会被其他的城邦消灭掉了。选出的这个阶层，实际就是军人，他们专门是来保家卫国的，一方面保护自己，另外一方面，自己国家资源不够的时候要去抢别的国家。这个阶层出来以后就成了城邦的统治阶层，这个阶层是非常优秀的。柏拉图说一定要选最优秀的人，身体一定很强壮，反应非常敏捷。但是如果这个阶层变成了坏人，它抢夺起来也会更加厉害。对这个阶层，人们一方面希望它对国家、对同胞特别忠诚、特别大公无私，另一方面又希望它对敌人特别凶狠。这是两种相反的美德。因此柏拉图说，对这个阶层最重要的是教育。柏拉图把国家的这些精英称为“护卫者”，这个阶层就好比是警犬，警犬的特点就是，对待同胞“如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残冬一样冷酷无情”。警犬在古代是非常高贵的一个词。对护卫者的教育之目标，就是使他们不再追求自己的私利，全心全意为城邦服务。对他们进行教育的结果就是正义的城邦。
古希腊重装步兵
柏拉图讲的教育分为身体和灵魂的教育。身体的教育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体育，不过古代的体育是战争的一部分，都是为了打仗用的。除了体育之外，还要对他们进行文化教育，柏拉图称之为音乐教育，这其实相当于我们古代的礼乐教育，学习礼仪，学习经典。古希腊是以《荷马史诗》作为教材的，就好像中国古代是以《诗经》为教材。歌词跟乐曲加在一起就是音乐教育的内容。教育的结果，柏拉图说是要把整个城邦团结成像一个人。这是柏拉图著名的断言：城邦是大写的个人。其实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大的家庭。因为柏拉图在这个意义上是把所有私人的家庭都废除掉了。因为只要有私人家庭的存在，这些护卫者就很可能不会为国家考虑。所以柏拉图说，孩子生下来以后，马上跟母亲脱离关系，在一起接受公共教育，每个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父母是谁，整个城邦里的所有适龄男女都是他的父母。这样一来，如果你一个人受到了伤害，其他的人出于同胞之情就一定要替你复仇。护卫者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们没有私人财产，没有家庭，也没有婚姻。当然在柏拉图补充说，他们死了以后，就成了城邦的神，世世代代纪念他们。
这个就是柏拉图的解决方案，我们可以说在现实当中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要是百分之百地实行，那人类社会差不多也要瓦解掉。但是部分地实现是有的，比如斯巴达这个城邦就是一个模型。斯巴达就是进行公共教育，孩子在三四岁以后，一定要接受国家的公共教育，一起吃饭、一起住宿，不能待在家里。所以斯巴达在那时候特别能打仗，威名显赫。斯巴达在古代的名声非常好，远远高于雅典。雅典是一个特别自由散漫的城邦，没有什么纪律。
影视作品中的斯巴达
当然，西方并不是自古而今就是这样的，也不是说完全不注重家庭，只是说政治理想是它更要追求的东西。古希腊人的思想一直到现在还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了。大家看近代一百年的历史，为什么非西方世界都打不过他们？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缺少这种意义上的国家观念。
我们回过头来对比一下中国。中国古代最初的时候实际也是一个血缘、宗族的社会。这个文明最早成熟是在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的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时代。《周礼》里虽有秦汉时期后人添加的成分，但是大体上还是可信的。我们发现周的体制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这个词在今天被滥用了。原来的封建字面的意义，就是分封诸侯，按血缘、宗族的亲疏远近来分封。它的基本模式类似于同心圆，中间是周天子所在的地方，这个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就是说是天下的中心。接下来就是周王的兄弟，血缘上最近的，被封在周围。跟周天子血缘比较近的，封地都离周天子比较近。再比较远的，就是夷狄了。比如南方的楚国、西边的秦国，最初的时候都不入正统。西周的统治方式也是这样的，天子所在的地方是统治中心，然后一层一层地往外分出去，这是政治结构。大到政治结构，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是这样的。在古代，第一代是兄弟，是一家，跟父母住在一起，过一两代就离得稍远一点，再疏远的就再远一点，到最后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公羊传》里说“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内外有别。跟诸夏相比，中国当然更重要。但是华夏跟夷狄相比，华夏更重要，“内诸夏、外夷狄”。齐国、鲁国、晋国这些国家的战争属于兄弟之间的冲突，总能协调解决。但是我们跟夷狄之间就是死敌，这完全不一样。
西周初年的时候，大体的政治结构就是这样的。这个结构不完全是血缘、宗族，因为有很多异姓。像齐国的祖先是姜太公，不是周的宗族。但是也不像西方那样，完全把血缘排除掉，不像柏拉图那样贬低血缘。它取的是一个中间的立场，是后来儒家的中庸路子。治理也是这样的，凡是靠近天子的都是要来管理的，而夷狄基本上是不管的。中国古代对待夷狄的基本策略是“王者不治夷狄”。只要夷狄不来进犯，那就不要去干扰它，让它自生自灭。所以，整个结构就是中国、华夏、夷
狄这样一个结构。华夏加夷狄就是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但是这个天下很大一部分是天子管不到的地方。一家一姓的王朝更替，谁做皇帝，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夷狄入侵，这就关系到天下兴亡了。顾炎武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古代这样的政治结构实际上融合了三种原则。第一个就是“亲亲”，凡是离我亲近的我就要觉得亲，凡是血缘上和我最亲的总是离我最近。最早的时候，天子跟诸侯开会，基本就跟一个家庭开会似的。亲情和血缘的亲疏远近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利益上的亲疏。第二，统治国家不能完全按照“亲亲”原则来。亲疏远近不仅仅表现在血缘、感情上，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等级，离中心越近的就越尊贵，等级就越高。《左传》里不止一次提到，只要是天子派出的官员，哪怕地位非常低，到地方诸侯那里也是尊贵的，因为他代表天子。这是尊尊的原则。第三个就是“贤贤”。“贤贤”就是听从贤明的人。国家的统治不能只靠亲亲、尊尊，贤明的人有治国之道，得有这些有智慧的人来帮助统治。天子是集中了这三样东西，他都是作为中心而存在的，他是天下人的父母，是最亲的，也是最尊贵的，同时理想的天子也应该是最有智慧的。天子是百官的老师，百官是百姓的老师。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一个理想（就像柏拉图说的也是理想），这个理想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地实现过。但是这不意味着理想是错的，至少百分之七八十地实现过。在周代早期的时候，确实体现了这样一个价值观，既是亲亲，又是尊尊，又是贤贤，既讲血缘上的亲情，又讲政治上的等级，又讲智慧的高下，要将这三个东西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缺一不可。但是在三个之中，亲亲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亲亲，那就没有伟大的西周封建文化。封建本来是个非常好的词，在古代文人讲到封建的时候，那都是代表最高的理想的。中国后来的儒生、士大夫做梦都想回到那个时代，言必称三代。
到西周末年的时候，这套制度开始实行不下去了，这里面有些客观的原因。比如分封久了，一些诸侯在地方开始称霸了，慢慢开始不听中央管制了。第一代还可以靠亲情来维系，三代四代以后，谁认你是亲不亲。慢慢地，中央政府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最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地方就开始作乱，出现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春秋的时候，封建大一统的世界开始瓦解了，这个时候儒家开始出来了。按我的理解，在周的时候，这三个东西本来是一个整体，到西周末年，如同庄子讲的“道术将为天下裂”，这三个东西开始分化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就开始整理典籍。儒家崇尚的是亲亲，这是儒家的取向，亲亲是孔子最看重的。法家取的是尊尊，像韩非这样的，特别重视等级秩序，重视严明的法纪，不讲情面。相对来说，重贤贤的是墨家。“道术将为天下裂”，当时“天下”主要分为这么三种取向。这些不同的取向各自发展，最后儒家的取向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这个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政治德性，亲亲为主，但是也讲尊尊、贤贤。后二者是辅助亲亲的。所以，单纯地讲儒家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不准确的。只讲君臣父子，那是法家。君臣父子都没错，但是中间要有感情，要有亲的东西在里面。
这套东西跟西方的东西相比确实有很大的不足，因为你特别讲亲亲的时候，整个国家的法律就要顾及人情，就没办法特别严格，国家的认同感就不强。像斯巴达那种情况，在中国古代是很难出现的（除了在秦代略有相似之处）。但是我们反过来看，要是没有亲亲、家庭、宗族这些东西，你会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就没什么意思了。这就又说到一开始提到的这个问题：家与国这两者似乎没有办法两全，最多只能做一个妥协。最好的妥协，实际上就是儒家做出来的，这样的妥协是我们比较能认可的妥协。它确实有很多毛病，必如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国家意识就不是很强，以至于在近代无法跟西方抗衡。因为西方有非常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任何选择都是有代价的，当你批评中国文化这样那样的缺点的时候，也要知道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伟大与合理之处。家与国不能两全。当你要追求这个好处的时候，相应的坏处你也必须要接受。因为这两者都植根于我们的人性。人性本身就是不太完美，它就是个悲剧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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