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老人周有光口述自己的长寿之道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她喜欢喝好的清茶,“举杯齐眉”。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喝咖啡时大家举杯,这个小动作多少年,是一个小事情,很有用处,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增加家庭生活的稳定。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很有道理,朋友来了,我们也宣传这个道理。

我们在外国当然喝咖啡,喝茶少一点,我们在国内也喝咖啡,不过喝咖啡比较少。解放前,中国的咖啡店多得不得了,朋友聊天常常在咖啡店里面,也是男女朋友在咖啡店里谈恋爱。解放后,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取消了。中国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馆,这是一个好制度。家里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馆里就很好。

我们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是重要的。健康有物质一方面,有精神一方面。物质方面我们要求不高。不要生气,都是小事情,吃亏就吃亏,讲个笑话,刘少奇讲:“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我吃小亏,不占大便宜。”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

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我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我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夏普打字机的研发,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我的意见。1988年生产后送给我一台,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中国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这个投资就失败了。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我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我现在虽然不做专业的研究,但是语言学、文字学有新的东西,还是感兴趣。我看的东西很多,后来写成文章。我虽然是写着好玩,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新的见解。

我每天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还是有一些消息,你要会看,消息在字里行间,不在标题上面。美国和香港朋友每周都寄给我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比较多,文艺书本来就很少看。

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三十五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

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挺好。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喝酒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我们要敬烟,买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生活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的,吃亏就吃亏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家里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日本人打仗,把我们老家的底子都搞光了,我们苏州虽然穷了,但是按今天标准来看,应当说还是很有钱。家里还有些古董,古董也是很值钱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后来的东西更不稀奇。做人胸襟要宽,不生气,家庭里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点点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们家庭主妇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抄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张允和在世时,我们上午下午都喝茶,有时喝清茶,有时喝英国红茶,有时喝咖啡。我喜欢喝咖啡,她喜欢喝好的清茶,“举杯齐眉”。我们的理论是,夫妇生活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古代夫妇“举案齐眉”,我们今天没有案了,就“举杯齐眉”。喝咖啡时大家举杯,这个小动作多少年,是一个小事情,很有用处,增加家庭生活的趣味,增加家庭生活的稳定。这是古代传下来的,很有道理,朋友来了,我们也宣传这个道理。

我们在外国当然喝咖啡,喝茶少一点,我们在国内也喝咖啡,不过喝咖啡比较少。解放前,中国的咖啡店多得不得了,朋友聊天常常在咖啡店里面,也是男女朋友在咖啡店里谈恋爱。解放后,资产阶级的东西都取消了。中国在咖啡店之前有茶馆,这是一个好制度。家里面地方小,或者不方便,茶馆里就很好。

我们很少吃补品,人家送来的补品,我也不吃。从前在银行里,很多人请客,不能拼命吃,山珍海味会吃坏人,瞎吃不好。我想健康最重要就是生活有规律,同时胸襟开朗是重要的。健康有物质一方面,有精神一方面。物质方面我们要求不高。不要生气,都是小事情,吃亏就吃亏,讲个笑话,刘少奇讲:“吃小亏,占大便宜。”我说:“我吃小亏,不占大便宜。”

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饮食上,很多荤菜不能吃,不吃油煎肉类,主要吃鸡蛋、青菜、牛奶、豆腐四样。但是牛奶和鸡蛋都不能多吃,鸡蛋一天一个。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穿衣服也简单,别人送的漂亮衣服没有机会穿,因为不出门,穿出来也觉得不自由。喜欢小房间,有利于听觉。旅游也发生困难,不能走长路。

我现在的生活简单:睡觉、吃饭、看书、写文章。我每个月发表一篇文章在报刊上,是杂文。我写作不用手写,而是用一台夏普打字机。夏普打字机的研发,曾从语言学的角度征求我的意见。1988年生产后送给我一台,当时一台五千五百元,许多中国人买不起,今天三千元一台,中国人还是不喜欢用。因为中国人都有了大电脑,而这种小电脑功能单一,不能游戏,这个投资就失败了。用了这台打字机以后,写作效率提高很多,我也提倡别人用电脑或者打字机写作。

我现在虽然不做专业的研究,但是语言学、文字学有新的东西,还是感兴趣。我看的东西很多,后来写成文章。我虽然是写着好玩,但是这里面有一些新的见解。

我每天看《参考消息》,《参考消息》还是有一些消息,你要会看,消息在字里行间,不在标题上面。美国和香港朋友每周都寄给我英文杂志。现在专业书看得少了,看历史、文化方面的书比较多,文艺书本来就很少看。

我年轻时生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我们结婚的时候,家里的老妈妈偷偷找了算命先生给我们算命,说这对夫妇只能活三十五岁,我们就笑笑。我觉得算命先生没有算错,是医学改变了我的寿命。

我们认为,我们不可能长寿,因为青年时身体都不是挺好。我们的生活比较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不抽烟,不喝酒,喝酒喝点啤酒。从前客人来,我们要敬烟,买了很好的烟,都请客人抽,自己不抽。我想生活有规律,胸襟要宽大,碰到许多困难胸襟宽大就无所谓。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不可能样样都顺利的,吃亏就吃亏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家里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日本人打仗,把我们老家的底子都搞光了,我们苏州虽然穷了,但是按今天标准来看,应当说还是很有钱。家里还有些古董,古董也是很值钱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多东西都搞光了,后来的东西更不稀奇。做人胸襟要宽,不生气,家庭里的许多事情都是一点点小事情。我的妹妹有一句名言:“我们家庭主妇遇到的都是小事情。”

我们的照片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但是“文化大革命”都抄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造反派占了我们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有一次,我去医院做检查,填一个表,我写了九十七岁,医生给我改成了七十九岁。又有一次,一个医生问我长寿之道,我说你是医生怎么问我啊?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以前我没有考虑过,但是后来思考了一些有道理的方面:我的生活有规律,不乱吃东西。以前我在上海有一个顾问医生,他告诉我: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宴会上很多东西吃了就应该吐掉。还有一个有趣味的事情,我有很多年的失眠症,不容易睡着。“文革”时期我被下放到农村,我的失眠症却治好了,一直到现在我都不再失眠。所以,我跟老伴都相信一句话:“塞翁失马,焉知祸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季羡林写过《牛棚杂忆》,各种罪名,都不要生气,都不要惊慌。这就考验我们的涵养和功夫。我想,首先,生活要有规律,规律要科学化;第二,要有涵养,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要能够“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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