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清朝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
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
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
这是左宗棠奏设福州船厂时，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进展情况的描写。如果说，日本的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那么中国的近代化可以说是发韧于洋务运动。中国与日本乃一苇之隔，在历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两国社会的*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所处国际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几乎是同时发生在中国和日本土地上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却是那样不同，正如左宗棠说的，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在日本明治维新的1868年至1893年的二十五年里，工厂企业由四百零五个（主要是手工业工场），增加到三千三百四十四个（绝大部分是近代企业）；铁路建有二千零三十九点六英里，还出现了“山阳”、“九州”、“北海道”、“关西”等四家私营大铁路公司；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总吨位到十一万零二百零五吨；银行有七百零三家；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初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国洋务运动从1861至1895年的三十五年里，洋务派共办了近代军事工业19个，近代民用工矿企业29个（不包括以私营为主的官督商办企业），其中煤矿11个，各种金属矿12个，钢铁厂2个纺织厂4个；还有一批近代交通运输业，包括拥有轮船20多艘总吨位达5万吨的轮船招商局；铁路建成的仅364公里。1872年中国开始出现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至1894年，才办了一百多个。在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上，中国与日本比落后了很长一段距离。一般认为明治维新是成功了，而洋务运动是失败了，我不这样看，明治维新是成功了，但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在中国平地上竖起上述那么多近代工厂企业，是空前的，就是成功之处。至于说到这些企业“在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以后，终于大部分宣告停业和破产”，则不能责怪洋务运动，那是另一个问题。正如一个人长到青少年夭折了，不能责怪他母亲失败流产一样。
但是，中日在近代化道路上的拉距是很大的，这是事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近代化伊始，中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正是这些不同的地方，造成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差别：
第一、 明治维新的起点高，洋务运动的起点相对来讲就很低。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全国手
工工场已发展到四个左右，西南诸藩进行藩政改革中，已经创办起一些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开了近代化之端。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经济解体的裂土上迅速增长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成了反对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
化的核心力量。可是，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其大门之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虽然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但资本主义因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是等于零。这样，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既没有一个新兴的反封建的坚强的支柱，也没有一个可以恃为近代化的核心力量，更没有一点可以依凭的物质基础。
第二、 就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各自遇到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力量来说，中国的封建势力远较
日本封建势力强大。中日两个的封建统治都遭到了农民大起义的严重冲击，1866年，日本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和都市暴动，在中国，随着1851年强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暴发，也发生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还没有达到同时期日本封建统治那种分崩离析，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程度。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当时两国封建统治的体制不同所造成的。日本的封建统治体制，被称为“幕（府）藩（国）体制”。天皇在名义上是封建统治梯塔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并不掌握政权，而只是尽一些宗教典礼上的职责。德川幕府将军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将军为了独揽大权严格控制天皇的活动范围，不许天皇与外界，特别是不能和“大名”接触。天皇与幕府将军的矛盾，使天皇成为倒幕势力的权威性的精神力量和在近代化运动中对付封建顽固势力的王牌。日本封建统治者长时期内没有建立起君主专制和严格的中央集权，是明治维新其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而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
一。洋务运动却是在高度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之下进行的。中国封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他在实际上也是完全掌握了*上的统治权，军事上的指挥权，经济上的支配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洋务派不能在把封建顽固势力赶去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开展近代化的运动，洋务派的即使很微弱的努力，也既受到皇帝的限制，又受到封建顽固派的强有力的阻难。连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也感叹道：“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 洋务运动就是作为清朝封建集权专制主义的衰败和地方汉族军官获得某些兵权的标志和产物而出现的。由于清朝封建统治权力结构的这种改变极其有限；中国洋务运动就不可能出现日本明治维新那种：天皇、外样大名和维新势力联合冲击封建统治者的情况，因而致使洋务运动就不可能获得象明日维新那种巨大的胜利和成果。相对于明治维新，洋务运动可说是先天不足。
第三、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明治维新有一个干练的下级武士等级
为维新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者。下级武士原是封建领主的邦凶，同封建制度联在一起。但他们没有直接的封建领土，靠领取禄米为生。洋务运动却根本没有一个类似
的等级。如此有影响地成为运动的中坚，清八旗兵是“定额无可裁减”绿营兵可裁减，所减之员也没有出现日本下级武士的动向。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日本下线武士那种前途和重要的社会作用。
第四、 在国际条件方面，中日两国当时几乎是同样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面临着沦为
半殖地和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但是欧美列强之间的利害矛盾给了日本一个特殊的有利时机和条件。日本地处中国这块大肥肉之旁，列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吞噬这块大肥肉。英美列强，便利用日本作为牵制帝俄和侵略中国的工具，因而不但放松了对日本的侵略，反转而扶植日本。日本倒幕派利用列强的矛盾，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使当时竭立支持德川幕府的法国未敢进一步作难。明治政府成立后，它很快获得了列强的一致承认。后来，明治政府的内外政策始终是得到英国的支持的。这一点也是洋务运动所不曾有的条件。
以上便是明治维新之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之所以不能取得明治维新那样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至于说到明治政府的人员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洋务派则望尘莫及，这正是上述两个运动的历史条件的不同之处所决定。最大的天才在中国洋务运动的历史条件下，也导演不出明治维新的戏来。然而，象明治维新那样卓有成效的变革，中国洋务派的人们是不是连感觉、认识的智力都没有呢？不是，他们对之有某些认识，对照自己的事业很着急，想仿效。
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比洋务运动晚几年。但有的论者认为这并非科学的历史分期，正确的应该是从幕末开港后倒幕维新运动兴起开始到1911年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最后完成时为止。地处中国身旁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比西方还要快的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了半殖民化的危机，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国家，这对中国朝野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给中国的影响是异常广泛而深远的。这在中国洋务派的语言文字里是时有反映的。明治维新对洋务运动的影响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 刺激作用。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盲目自大者确实可恃以居傲于世。
然而鸦片战争之始英国侵略者一声炮响，天朝声威被打的一落千丈，而今近邻岛国竟然“崛起称雄”，这对天朝又是一次不轻的刺激。洋务派中的许多人是不堪忍受来自东洋的刺激的。他们欲急起直追，他们分析中国并非完全没有追上去的条件，所以明治维新这一刺激匪浅，在洋务派引起了更深的思考。他们提出了有权的要求。他们认为李鸿章是有一定的权的，因此一些人是把洋务的成败系在李鸿章身上的，
但李鸿章虽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揽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然其利用来办洋务之权是有限的。他只能在清廷最高权力的许可之下才能有所作为。李鸿章不断地使这些人失望，在洋务派中，便有郑观应，陈炽等人提出仿行西法、设立议院来解决权的问题。
（二） 威逼作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改革派们还在自身蒙受民族压迫的耻辱，背负不平
等条约的重压的时候，就制定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把琉球、朝鲜、中国的台湾作为它最初进攻的目标。随着明治维新近代化成就的进展，日本的侵略气焰愈来愈旺，咄咄逼人，得寸进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中国的威逼作用，还表现在经济方面。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图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中国。此外，日本还向我国传统出口商品挑战，大力改用西法，夺我固有之利。另外，日本利用它的优势，不断向中国内地深入，令洋务派深为担忧。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强迫中国走上近代化的自强之道。外国侵略不断，日甚一日，是洋务运动不断扩大，持续几十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是洋务运动发生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 模范作用。日本一小国竞能崛起称雄，敢于欺凌堂堂天朝大国，洋务派看到，在于
它取法西人进行了变化改制。洋务运动不是也在取法西人吗？为什么成效甚小？洋务派感到明冶维新成功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定有什么地方值得效法。左宗棠认为，这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聪明用的不是地方。他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依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因此，必须取法西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洋务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影响之深远以至于今。在现代化的竞赛跑道上，日本仍然走在我国前面。日本现在的许多东西也引起我们注意，值得我们学习，这样比较一下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异同，研究一下明治维新对中国洋务运动的影响，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也该于现实有所裨益吧！
比较清朝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
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
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
这是左宗棠奏设福州船厂时，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进展情况的描写。如果说，日本的近代化始于明治维新，那么中国的近代化可以说是发韧于洋务运动。中国与日本乃一苇之隔，在历史上有着源远流长的联系，两国社会的*经济的发展状况及其所处国际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几乎是同时发生在中国和日本土地上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却是那样不同，正如左宗棠说的，明治维新是操舟跨骏，洋务运动则是结筏骑驴。在日本明治维新的1868年至1893年的二十五年里，工厂企业由四百零五个（主要是手工业工场），增加到三千三百四十四个（绝大部分是近代企业）；铁路建有二千零三十九点六英里，还出现了“山阳”、“九州”、“北海道”、“关西”等四家私营大铁路公司；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总吨位到十一万零二百零五吨；银行有七百零三家；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部门初步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国洋务运动从1861至1895年的三十五年里，洋务派共办了近代军事工业19个，近代民用工矿企业29个（不包括以私营为主的官督商办企业），其中煤矿11个，各种金属矿12个，钢铁厂2个纺织厂4个；还有一批近代交通运输业，包括拥有轮船20多艘总吨位达5万吨的轮船招商局；铁路建成的仅364公里。1872年中国开始出现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至1894年，才办了一百多个。在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上，中国与日本比落后了很长一段距离。一般认为明治维新是成功了，而洋务运动是失败了，我不这样看，明治维新是成功了，但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在中国平地上竖起上述那么多近代工厂企业，是空前的，就是成功之处。至于说到这些企业“在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以后，终于大部分宣告停业和破产”，则不能责怪洋务运动，那是另一个问题。正如一个人长到青少年夭折了，不能责怪他母亲失败流产一样。
但是，中日在近代化道路上的拉距是很大的，这是事实。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近代化伊始，中日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正是这些不同的地方，造成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的差别：
第一、 明治维新的起点高，洋务运动的起点相对来讲就很低。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全国手
工工场已发展到四个左右，西南诸藩进行藩政改革中，已经创办起一些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开了近代化之端。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经济解体的裂土上迅速增长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成了反对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近代
化的核心力量。可是，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其大门之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虽然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但资本主义因素，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是等于零。这样，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既没有一个新兴的反封建的坚强的支柱，也没有一个可以恃为近代化的核心力量，更没有一点可以依凭的物质基础。
第二、 就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各自遇到的封建顽固势力的力量来说，中国的封建势力远较
日本封建势力强大。中日两个的封建统治都遭到了农民大起义的严重冲击，1866年，日本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和都市暴动，在中国，随着1851年强大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暴发，也发生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但是中国的封建统治还没有达到同时期日本封建统治那种分崩离析，无法继续存在下去的程度。这一点主要是由于当时两国封建统治的体制不同所造成的。日本的封建统治体制，被称为“幕（府）藩（国）体制”。天皇在名义上是封建统治梯塔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并不掌握政权，而只是尽一些宗教典礼上的职责。德川幕府将军是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德川将军为了独揽大权严格控制天皇的活动范围，不许天皇与外界，特别是不能和“大名”接触。天皇与幕府将军的矛盾，使天皇成为倒幕势力的权威性的精神力量和在近代化运动中对付封建顽固势力的王牌。日本封建统治者长时期内没有建立起君主专制和严格的中央集权，是明治维新其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而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
一。洋务运动却是在高度的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之下进行的。中国封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他在实际上也是完全掌握了*上的统治权，军事上的指挥权，经济上的支配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洋务派不能在把封建顽固势力赶去历史舞台的情况下，开展近代化的运动，洋务派的即使很微弱的努力，也既受到皇帝的限制，又受到封建顽固派的强有力的阻难。连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也感叹道：“都中群议无能谋及远大”。 洋务运动就是作为清朝封建集权专制主义的衰败和地方汉族军官获得某些兵权的标志和产物而出现的。由于清朝封建统治权力结构的这种改变极其有限；中国洋务运动就不可能出现日本明治维新那种：天皇、外样大名和维新势力联合冲击封建统治者的情况，因而致使洋务运动就不可能获得象明日维新那种巨大的胜利和成果。相对于明治维新，洋务运动可说是先天不足。
第三、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就是明治维新有一个干练的下级武士等级
为维新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者。下级武士原是封建领主的邦凶，同封建制度联在一起。但他们没有直接的封建领土，靠领取禄米为生。洋务运动却根本没有一个类似
的等级。如此有影响地成为运动的中坚，清八旗兵是“定额无可裁减”绿营兵可裁减，所减之员也没有出现日本下级武士的动向。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当时中国的时代背景及历史条件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日本下线武士那种前途和重要的社会作用。
第四、 在国际条件方面，中日两国当时几乎是同样遭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面临着沦为
半殖地和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但是欧美列强之间的利害矛盾给了日本一个特殊的有利时机和条件。日本地处中国这块大肥肉之旁，列强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吞噬这块大肥肉。英美列强，便利用日本作为牵制帝俄和侵略中国的工具，因而不但放松了对日本的侵略，反转而扶植日本。日本倒幕派利用列强的矛盾，得到了英国的支持，使当时竭立支持德川幕府的法国未敢进一步作难。明治政府成立后，它很快获得了列强的一致承认。后来，明治政府的内外政策始终是得到英国的支持的。这一点也是洋务运动所不曾有的条件。
以上便是明治维新之所以不同于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之所以不能取得明治维新那样巨大成就的主要原因。至于说到明治政府的人员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中国的洋务派则望尘莫及，这正是上述两个运动的历史条件的不同之处所决定。最大的天才在中国洋务运动的历史条件下，也导演不出明治维新的戏来。然而，象明治维新那样卓有成效的变革，中国洋务派的人们是不是连感觉、认识的智力都没有呢？不是，他们对之有某些认识，对照自己的事业很着急，想仿效。
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比洋务运动晚几年。但有的论者认为这并非科学的历史分期，正确的应该是从幕末开港后倒幕维新运动兴起开始到1911年修改不平等条约的任务最后完成时为止。地处中国身旁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比西方还要快的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摆脱了半殖民化的危机，建成一个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国家，这对中国朝野是一个很大的震动，它给中国的影响是异常广泛而深远的。这在中国洋务派的语言文字里是时有反映的。明治维新对洋务运动的影响可以归纳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 刺激作用。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盲目自大者确实可恃以居傲于世。
然而鸦片战争之始英国侵略者一声炮响，天朝声威被打的一落千丈，而今近邻岛国竟然“崛起称雄”，这对天朝又是一次不轻的刺激。洋务派中的许多人是不堪忍受来自东洋的刺激的。他们欲急起直追，他们分析中国并非完全没有追上去的条件，所以明治维新这一刺激匪浅，在洋务派引起了更深的思考。他们提出了有权的要求。他们认为李鸿章是有一定的权的，因此一些人是把洋务的成败系在李鸿章身上的，
但李鸿章虽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总揽外交、军事、经济大权，然其利用来办洋务之权是有限的。他只能在清廷最高权力的许可之下才能有所作为。李鸿章不断地使这些人失望，在洋务派中，便有郑观应，陈炽等人提出仿行西法、设立议院来解决权的问题。
（二） 威逼作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改革派们还在自身蒙受民族压迫的耻辱，背负不平
等条约的重压的时候，就制定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把琉球、朝鲜、中国的台湾作为它最初进攻的目标。随着明治维新近代化成就的进展，日本的侵略气焰愈来愈旺，咄咄逼人，得寸进尺。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对中国的威逼作用，还表现在经济方面。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日本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图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中国。此外，日本还向我国传统出口商品挑战，大力改用西法，夺我固有之利。另外，日本利用它的优势，不断向中国内地深入，令洋务派深为担忧。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强迫中国走上近代化的自强之道。外国侵略不断，日甚一日，是洋务运动不断扩大，持续几十年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是洋务运动发生发展的主要动力。
（三） 模范作用。日本一小国竞能崛起称雄，敢于欺凌堂堂天朝大国，洋务派看到，在于
它取法西人进行了变化改制。洋务运动不是也在取法西人吗？为什么成效甚小？洋务派感到明冶维新成功如此之快，如此之大，定有什么地方值得效法。左宗棠认为，这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聪明用的不是地方。他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依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因此，必须取法西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日本明治维新对中国洋务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影响之深远以至于今。在现代化的竞赛跑道上，日本仍然走在我国前面。日本现在的许多东西也引起我们注意，值得我们学习，这样比较一下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异同，研究一下明治维新对中国洋务运动的影响，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需要，也该于现实有所裨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