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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与元九书；白居易；儒家文学观 【论文摘要】白居易是唐中叶著名诗人，他以提倡“新乐府”并掀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而名噪一声，为后世诗歌的创作树立起一种典范。“新乐府”是对传统乐 ...
本篇论文由网友投稿，3COME文档只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请大家参考，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尽快处理。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这两个方面是交互的过程。通过采诗官将这些表现内心情感的诗歌传达给上层，“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是补察时政；最终达到“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策林》六十九）的和乐局面，这是泄导人情。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基于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且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他也是这样作的。“仆……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詠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三、六义——诗道之本
白居易继承了《诗经》的“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并且以是否有六义作为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在说到“河梁之句”，“泽畔之吟”的时候认为虽有“兴”、“比”，但已经“六义始缺”；晋、宋以还的诗是“六义浸微”；至于梁、陈“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这样的诗句，认为是“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因为“六义尽去”。在分辨李白、杜甫诗歌优劣的时候，他认为杜甫诗要胜过李白，因为李白的诗虽“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可是“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所谓的“六义”并不是指《诗经》里的创作方式或体裁，而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他在《策林六十八》中说“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通过这种“美刺”，能够“纽王教”、“存炯戒”。他尤其欣赏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因为这样的诗是“为时”、“为事”而作，其中有着深刻的讽戒的意味。
既然“六义”（质——内容）是诗道之本，那么在诗歌的创作中，“文”（形式）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在《与元九书》全篇中，对“文”的强调是不明显的，或者根本没有。甚至对于形式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谢脁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和鲍照的“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他认为“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在《策林六十八》，他“尚质”的主张更是显露无遗：“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论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媿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在的《新乐府序》中，他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些观点，完全是“文以载道”的儒家观点的典型，形式应当为内容服务，要避免文胜于质。
既然白居易提倡质胜于文，那是否意味着对诗歌形式可置之不管呢？显然不是。因为孔子的文学观总体来说是文质并重的，他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要做到“文质彬彬”才是完美的标准。文学自然要以儒道一以贯之，但同时要注意以适合的形式为“道”服务。所以，儒家（主要是孔子）的文学观又是尚用与尚文的结合，实是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
我认为在白居易的诗歌观念中，“六义”居于中心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其它的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在诗歌中有所讽喻，上达君臣，以此达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但白居易毕竟也认识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义”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还要有“言”，有“声”。“……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只有言、音（韵）相协，才能对情感的表达起到积极的作用。形式是工具，但也要这工具对目的（义）适合才行。不能用哀乐表示高兴的事，也不能用淫辞表达庄重的情况。
《与元九书》很充分地表现了白居易的儒家传统的文学理论，不论在文学目的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白居易自己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白居易创作了大量讽喻诗，作为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2]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孔孟与儒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3]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页。
[5]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6]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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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与元九书；白居易；儒家文学观 【论文摘要】白居易是唐中叶著名诗人，他以提倡“新乐府”并掀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而名噪一声，为后世诗歌的创作树立起一种典范。“新乐府”是对传统乐 ...
本篇论文由网友投稿，3COME文档只给大家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请大家参考，如有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尽快处理。补察时政，泄导人情这两个方面是交互的过程。通过采诗官将这些表现内心情感的诗歌传达给上层，“然后君臣亲览而斟酌焉，政之废者修之，阙者补之”，“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是补察时政；最终达到“人之忧者乐之，劳者逸之……上下交和，内外胥悦”（《策林》六十九）的和乐局面，这是泄导人情。也就是白居易所说的“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
基于诗歌“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且在实际的诗歌创作中，他也是这样作的。“仆……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詠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
三、六义——诗道之本
白居易继承了《诗经》的“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并且以是否有六义作为判断诗歌好坏的标准。在说到“河梁之句”，“泽畔之吟”的时候认为虽有“兴”、“比”，但已经“六义始缺”；晋、宋以还的诗是“六义浸微”；至于梁、陈“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这样的诗句，认为是“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因为“六义尽去”。在分辨李白、杜甫诗歌优劣的时候，他认为杜甫诗要胜过李白，因为李白的诗虽“才矣奇矣，人不逮矣”，可是“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所谓的“六义”并不是指《诗经》里的创作方式或体裁，而主要是指那种“美刺”精神。他在《策林六十八》中说“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通过这种“美刺”，能够“纽王教”、“存炯戒”。他尤其欣赏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诗句，因为这样的诗是“为时”、“为事”而作，其中有着深刻的讽戒的意味。
既然“六义”（质——内容）是诗道之本，那么在诗歌的创作中，“文”（形式）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在《与元九书》全篇中，对“文”的强调是不明显的，或者根本没有。甚至对于形式主义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谢脁的“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和鲍照的“离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他认为“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在《策林六十八》，他“尚质”的主张更是显露无遗：“稂莠秕稗生于谷，反害谷者也；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故农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养谷也；王者删淫辞，削丽藻，所以养文也。伏惟陛下诏主文之司，论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媿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小疵小弊，荡然无遗矣”。在的《新乐府序》中，他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这些观点，完全是“文以载道”的儒家观点的典型，形式应当为内容服务，要避免文胜于质。
既然白居易提倡质胜于文，那是否意味着对诗歌形式可置之不管呢？显然不是。因为孔子的文学观总体来说是文质并重的，他曾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要做到“文质彬彬”才是完美的标准。文学自然要以儒道一以贯之，但同时要注意以适合的形式为“道”服务。所以，儒家（主要是孔子）的文学观又是尚用与尚文的结合，实是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
我认为在白居易的诗歌观念中，“六义”居于中心地位这是毋庸置疑的，其它的一切都要服从于这个中心。在诗歌中有所讽喻，上达君臣，以此达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但白居易毕竟也认识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义”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还要有“言”，有“声”。“……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只有言、音（韵）相协，才能对情感的表达起到积极的作用。形式是工具，但也要这工具对目的（义）适合才行。不能用哀乐表示高兴的事，也不能用淫辞表达庄重的情况。
《与元九书》很充分地表现了白居易的儒家传统的文学理论，不论在文学目的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白居易自己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思想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白居易创作了大量讽喻诗，作为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思想的具体实践。
【参考文献】
[1]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2]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第三章《孔孟与儒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7页。
[3]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
[4]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页。
[5]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2页。
[6]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