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_美苏国家大战略的演变与冷战

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

●研究生课程讲坛

论题:美苏国家大战略的演变与冷战

主讲人:徐蓝教授

参与讨论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韩长青、姚百慧、徐轶杰,硕士生朱涓、朱殊敏。整理者:姚百慧、徐轶杰。

主讲人简介:徐蓝,女,1947年生,北京人,1966年高中毕业,文革期间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北京市农林局所属农场等地工作。1977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年1月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外交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历史研究》杂志审读

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现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历史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欧洲学会欧洲一体化分会理事、《世界历史》杂志编委。2007年被教育部任命为修改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的召集人之一。曾赴美国林奇堡学院、英国伯明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从事访问讲学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冷战史、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等,并关注宏观世界史研究领域。出版专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埋葬法西斯》从萨拉热窝、《,合著《到东京: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史现代史编》世界史现代卷》世界史,《、《・、《・、《・20世纪的历史巨变》当代卷》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主编《,译著2部(合译)。发表论文70余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篇,其中在《

七五”重点研究项目《绥靖政策研究》九五”重大项目《二十世纪的历史、“29篇。参加国家社科基金“

巨变》十五”项目《国际冷战中的大国战略关系研究》八五”项目《走向、“,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同盟,1937-1942年的美英关系》十五”项目《战争与和平: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研究》、“。参加教育部国家级教材《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及其修改版的写作,并主持北京市高校的教改项目。专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获1994年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国家教《20世纪的历史巨变》获2006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集体);论文《英国与九一八事变》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获、《

世界史》获1995年国家教委1991年和1998年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参编教材《

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集体)。2006年获北京市教学名师奖,2007年主持的《世界近现代史》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家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入选北京市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和世界史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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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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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蓝教授:冷战是20世纪后半期留给人类历史的深

刻印记。我们研究战后国际关系史,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冷战的起源、演变与终结,因为它是二十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一般认为,

“coldwar”一语

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首先使用的。他把自己批评遏制政策的一系列文章集成了一个集子,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他给这本书命名为《冷战》。到底什么是“冷战”呢?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不过,今天以历史的长镜头来看冷战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给冷战下一个基本的定义: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研究冷战,第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冷战的起源了,国际学术界对冷战的起源已经有几十年的研究,中国学术界也有大约20年的研究了。现在先请大家谈谈你们对这种研究状况的掌握情况。

韩长青:对于冷战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

话题。尤其是对冷战起源的研究至今兴盛不衰。20世纪

90年代前,美国是冷战研究的主要阵地,出版了大量学

术著作。大致可以分为“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等三个流派。“正统派”在40-60年代占据主导,认为苏联寻求世界霸权是导致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

修正派”崛起于60年代,认为美国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是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美国要为冷战的爆发负责;

后修正派”兴起于70年代,认为冷战是美苏两国利己主义政策和一系列错误与误解的结果,美苏双方对冷战的爆发都负有责任。

苏联解体后,大量苏联档案解密,又掀起了冷战研究的新高潮。这一阶段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大量档案解密,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一阶段的一个特点就是冷战史研究突破了以美国一国为主的情况,俄国、中国等国学者纷纷加入冷战史研究的讨论之中。美国出现了以加迪斯为代表的“新后修正派”,认为冷战是由苏联挑起的。与此同时,俄国、中国等国学者根据各国档案重新解释冷战的起源。俄国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等苏联领导过高地估计了军事力量的作用和其他国家对苏联军事威胁的程度,要求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服从于狭隘的国家安全利益,从而迫使西方转向军备竞赛,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敌对关系,并导致了“冷战”状态的出现。中国学者集中研究了中美和中苏关系,强调了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姚百慧:冷战起源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起

初研究者只关注美苏两大国,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美苏两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冷战的影响和中国与冷战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提出西欧在冷战起源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他们认为西欧为了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成功说服美国直接介入欧洲事务,冷战从而爆发。我觉得,这

种观点虽然极端,也有一部分道理,比如与凯南的长电报、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的长报告相对应的,英国也有其驻苏代办弗兰克・罗伯茨的一系列电报。

徐蓝教授:的确如你们所说,冷战的爆发是世界上

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冷战中的两个主角美国与苏联,无疑对冷战的爆发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当我们通过历史的长镜头来研究冷战起源时,

我认为我们首

先可以从两国的国家大战略的层面上进行考察。那么,什么是“大战略”呢?概括地说,所谓“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还是处于和平时期,它的最高层面上的战略,即指该国的最高领导层力图集中他们的全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利用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手段,诸如利用其经济、人力与物力、技术与文化的资源,以及外交与道义方面的压力,去保卫和加强他们所认定的本国最为长远的最高国家利益。

由于战后美苏两国的国家大战略有着巨大差异,因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大同盟的共同敌人———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之后,美苏两国在贯彻执行包括雅尔塔协定在内的一系列协定时,为了实施各自的大战略,必然产生各种根本性的分歧。正是这些分歧进一步激化了美苏矛盾,从而引发了冷战。

战后美国奉行的是全球扩张的大战略。战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空前强大,使美国认为它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这种要成为“世界领袖”的强烈欲望,是战后美国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美国开放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将追求海外市场作为保持战后国内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手段,不仅成为美国主动向全球扩张的主要动力,也是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不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美国政府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其“潜在的敌手”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上的颠覆活动和军事上进行侵略等手段来取得对欧亚大陆的资源控制,从而危及美国的安全。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与此同时,美国在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反共意识,其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的天定使命观,则成为美国向全球扩张的又一内在动力。这一切,使美国在二战后形成了全球扩张的大战略。

苏联战后大战略的核心是保障它的国家安全,并将确保西部边界安全视为第一要务,这是苏联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控制的东欧势力范围内建立对苏友好政府,从而建立东欧“安全带”的根本原因;由于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中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自然也是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不仅如此,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倾向于将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变成封闭的经济区域,而这又是与确保打赢未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直接相关的。另外,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苏联在其军事能力所及的地区建立和维护与自己类似的社会制度,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这一切,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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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战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并使苏联决心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过局部扩张而使其权势超出了本国领土,覆盖了它的东欧势力范围。

从上面的概括介绍中大家可以发现美苏大战略中的巨大差异:美国是要全球扩张,而苏联则要求划分势力范围。但是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对美国实现其大战略的巨大障碍与威胁,认为只有在“

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于是就有了“遏制”政策。就苏联方面来说,由于意识到自己力量的限度并出于严重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初期,一方面努力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基本框架,甚至不惜对西方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出于贯彻其大战略的需要,在处理东欧和处置战败国等问题上,苏联也采取了一些僵硬的缺乏妥协精神的行动。这就酝酿与促进冷战的对抗行动。于是,冷战就在美苏之间的不断逐渐强硬的敌对互动之中爆发了。

朱涓:以前总有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美苏作为战

时的盟友,在二战结束后短短两年就成了对手。听了徐老师说的美苏大战略的针锋相对,对这个问题就理解多了。

徐蓝教授:美苏大战略的实施让冷战的爆发不可避

免。在实施大战略的过程中,美苏在东欧问题、对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处理问题、伊朗撤军问题、土耳其海峡等问题上对立与争斗日益严重。这些大家已经比较熟悉,我就不再多做介绍。就是在这种实施各自大战略所产生的美苏对峙中,美苏出台了各自的冷战政策。于是有了1946年

2月9日斯大林的公开演说,有了凯南的长电报和“X先

生”的文章,有了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有了苏联版的长电报“诺维科夫报告”。就这样,伴随美苏在战后贯彻各自的大战略,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即逐渐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行动与政策的对立互动中,以美国首先发出明确的对苏遏制与对抗的冷战信号———杜鲁门主义为标志而终于爆发。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在冷战的爆发与强化方面有着不同的作用。

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这种转折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为适应国家大战略的需要,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终于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主义的转变;第二,正如杜鲁门本人后来所说,它“

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因此“杜鲁门主义”便成为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重要标识,并使其意识形态味道十分浓烈;第三,它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以两极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杜鲁门主义虽然语言强硬,但只是一项政策声明,在强化冷战并在两极格局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以经济方式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

与此同时,苏联也旗帜鲜明的宣布了冷战政策,主要表现是两大阵营理论的宣布、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莫洛托夫计划以及经互会的成立。苏联还对东欧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方位的内政改造,将斯大林模式强行移植过去,同时把不愿俯首贴耳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并在东欧各国进行了无情的大清洗。至此,一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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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西欧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上基本确立。随后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冷战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高峰。

另外,同样对强化冷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949年下半年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美国看来,这两件事情已经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大战略。1950年的朝鲜战争,是冷战中的第一场特殊的局部热战。这场战争不仅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了“大偏差”时期,而且使冷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为了从军事上遏制共产主义,首先是遏制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军事体系。与此同时,美国设立了以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陆续将数万美军派驻欧洲,使北约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实体。特别是美国决定重新武装西德,并在1955年让西德加入了北约。这样,美国便建成了在全球实施遏制共产主义的军事条约网。苏联方面对西德加入北约立即作出反应,建立了包括东德和东欧国家在内的与北约直接相抗衡的另一个欧洲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于是,两个武装集团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相互怒目而视。

至此,美苏通过一系列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敌对政策和具体措施,到50年代中期终于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版图的两大集团的全面冷战对峙,使两极格局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

徐轶杰:华约是1955年成立的。1953年时美国总

统已经易人,斯大林也去世了,冷战应该会缓和啊?能不能认为1953年就是冷战缓和的标志呢?

徐蓝教授:我认为斯大林的去世并没有立刻带来冷

战的缓和,也没有立刻改变冷战走向高潮的趋势,具体体现就是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和华约的成立。

不过,斯大林去世后,面对已经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新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所坚持的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论断提出了修正,在未改变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核心下,调整了对外政策。这种调整在苏联高层领导的权力斗争中逐渐在理论上被系统化,并在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得到了确认。这一调整

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承认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和拥护和平的运动将可能防止战争,而且在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因此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第二,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同时存在已经是客观现实,相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因此强调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仍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第三,根据上述判断,赫鲁晓夫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要和平共处改善关系,加强信任与合作,并展开和平竞赛;认为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同时,强调利用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是,这一调整也存在很大局限性,主要包括: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认为两种不同制度的和平共处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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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不讲和平共处,并要求后者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将战争可以避免的论断完全建立在核威慑之上,过于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并因此而要求苏联的核力量强大到迫使西方不敢发动战争的程度,其结果是将和平的经济竞赛变成了核军备竞赛。

徐轶杰:这是不是说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并不一定是

决定冷战的主要因素?比如罗斯福的去世与杜鲁门的继承,有人说罗斯福不死,美苏冷战就不会爆发,这种观点很难成立。美国战后全球扩张的大战略是美国实力变化的结果和国家利益的追求,即使罗斯福在世,也会制定同样的战略。

徐蓝教授:不错。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

国总统先后变更,先是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后是民主党的肯尼迪与约翰逊,都没有改变自二战结束以来向全球扩张的国家大战略。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对外政策具有很大的延续性,其基本特征都是杜鲁门主义定下的基调: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和冷战战略的同时继续进行对外扩张。但是苏联实力的增强、西欧联合趋势的发展、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非殖民化的加速进行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以及苏联向第三世界伸展势力,导致美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实力下降,并迫使美国作出一定的政策调整。于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便有了“解放政策”“和平取胜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战争边缘政策”以及“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要填补中东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肯尼迪政府有了“灵活反应战略”“两个半战争战略”,有了向亚非拉地区派遣和平队的做法,有了要绝对控制拉丁美洲的“约翰逊主义”。正是出于全球扩张和遏制共产主义的考虑,美国开始在越南代替法国,越南战争也逐渐美国化。

由于美苏双方的外交政策都进行了有限调整,导致东西方关系的基本走向发生变化:一方面,双方从对抗走向对话,使尖锐的冷战对峙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出现了局部的激烈冷战对抗。缓和主要体现在美苏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共同解决了战争遗留问题。苏联与联邦德国、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中美之间也开始了大使级会谈。对抗主要体现在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前者持续了3年之久,曾造成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的极为紧张状态;后者则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可能触发核战争的危机。另外,这一时间内发生的第二次台海危机、苏伊士运河危机、越南战争等等,都有美苏冷战斗争因素在内。

朱殊敏:老师说的一些美苏对抗让我发现一个有趣

的现象:一些重大危机往往是苏联挑起,而最终也多以苏联先让步告终。冷战爆发时的伊朗撤军问题、海峡问题、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都是如此。这是否可以认为是冷战的一个特点?

徐蓝教授:这个问题问的好。在整个冷战的过程中

美苏之间尽管有多次的冷战对抗,但双方都是在走到战争边缘时退让,这恰恰体现了冷战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冷战

具有一种始终避免兵戎相见的自我控制机制。这和你刚才提的问题比较相关,我就多说两句。比如说,1948年爆发第一次柏林危机,当时苏联全面切断了西占区和西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而且停止了对西柏林的所有的食物供应、煤、电的供应,就是等于让西柏林瘫痪。这个封锁长达11个月。但是美国也不示弱,美国认为西方人要在西柏林待下去的问题无需讨论,决定空运。这场空运规模非常大,据统计共有19.5万架次,运输的货物高达140多万吨,花费2.5亿美元。飞机上满载食品、燃料,所以人们称之为“葡萄干运输机”。可以想象,每三分钟一架飞机就通过东德,然后飞到了西柏林去运输各种物资的时候,冷战确实到了第一次高潮,当年战争当中的两个盟友现在真是濒临战争边缘。但双方还是留有余地的,苏联封锁了水路和陆路,没有封锁空中通道,所以使得美国这个运输机可以从空中去运输。当时美国也没有采取武力,而只是搞运输。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结果实际上是建立了一道柏林墙。这道柏林墙建立之后,当时美国也是非常紧张,派了1500人的部队,开着坦克,到了柏林墙。当时美苏之间的坦克对峙,最近的距离只有100米。但是柏林墙的修建也并没有引起战争。因为柏林墙建立之后,苏联也就不再要求西方的军队必须撤出柏林。美国也觉得,反正筑了墙了,可能是不太方便,但是它的通道也没有受到阻碍。因此,美国也就接受了既成事实。所以第二次柏林危机是以一道墙达到了高潮,又以一道墙划上了句号。自我控制机制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表现得是最充分。当时美国三军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180多艘军舰在加勒比海上拦截苏联运导弹的船只,B52轰炸机带着核弹头在古巴周围巡弋。我自己就还记得当年我的一些感觉,真是觉得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就要打起来了。实际上,虽然双方都很强硬,可是他们底下的接触非常多,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有几十封信件来往。从信中可以看出,尽管二人语言强硬,可是双方都表示了希望避免打仗,希望通过谈判来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最终,苏联撤走在古巴导弹,美国解除了海上封锁,古巴导弹危机就结束了。而且双方由于特别担心会有意外事件出现,所以建立了热线联系。

从这些历史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尽管冷战当中的一些热点问题,都是以苏联首先退却来解决的,可是双方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是心照不宣的遵循了一定的原则,就是坚持为对抗留有余地,努力寻求谈判和妥协的途径,避免因为危机的升级而无可挽回地引发战争。所以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姚百慧:从冷战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另一

个特点:冷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军事以及地理界限都是非常清楚的。政治上是杜鲁门主义对两大阵营理论,经济上是马歇尔计划对经互会,军事上是北约对华约,地理上基本就是美苏在二战结束时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在这里,冷战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鲜明。

韩长青:我认为冷战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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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一直在进行着相互攀升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

徐蓝教授:以上两点确实都是冷战的特点。但是还

有一个特点是必须指出的,那就是冷战所导致的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是不对称的,也是不完整的。所谓不对称,就是说以美苏为首的相互对立竞争的两大集团,在实力上并不完全对称,前者的实力要大于后者。在1950年,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三倍,美国加上它的北约盟国、日本,他们的财富是整个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四到五倍。但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基本和美国相当,而美国又没有能够达到挑战苏联的那种程度,所以就像刚才讲的,发生了相互攀升的军备竞赛。由于苏联的经济实力始终是落后于美国的,所以这种军备竞赛对苏联的伤害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后来有人说,冷战拖垮了苏联,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这种不对称性也可以理解在危机中苏联先退让的行动,也就是你们所讲的苏联实力弱。另外,两极格局也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即使在冷战最高潮的年代,两极格局也没有能够完全囊括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那些处于两个集团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冷战形成了一定的牵制,并且在两极格局的基础上生长出了多极的力量。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第三世界,从1955年万隆会议后,逐渐在国际舞台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就是一个例子。即使在两大阵营内部,也逐渐产生了要摆脱两极格局的力量。比如西欧,在接受马歇尔计划后经济得以复苏,走上了联合的道路,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欧盟。又如中国,也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经显现的那样一种多个力量中心的国际形势,实际上到冷战结束之后仍在继续发展。

姚百慧:能不能这样理解:在冷战初期,由于美苏

力量的主导地位,美苏两国对冷战态势的演变起了主导作用;而到60年代后期,两极格局的不完整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逐渐形成的其他各力量中心也对冷战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比方说,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美国在西方的霸权,而中苏分裂、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上升,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同时牵制了美国和苏联的力量。

徐蓝教授:确实如此,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冷战态势正是沿着从两极格局到多极化的趋势演变。但是对于多极化力量发展这一事实,美苏却作出截然不同的应对,也由此有了完全不同的战略。美国的调整大家都比较熟悉,那就是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原则和三根支柱。根据尼克松主义,美国将以往的全球扩张的总态势进行了修改,在军事上提出了现实威慑战略,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以一个半战争取代两个半战争,推行与盟国的分级负责制;在外交上,尼克松政府在承认世界已经进入多极时代的前提下,推行均势政策,从而使美国的外交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如逐步结束越战、缓和对苏关系、打“中国牌”、调整与盟国的政策、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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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中东的作用。尼克松主义是对美国以往的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力图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能力相适应,在海外实行部分收缩的同时继续维护美国重大利益的政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由于长期的全球侵略干涉而日益恶化的国际地位,而且促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力量的分化和改组,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福特和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或借鉴。

此时苏联基本处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此期间,苏联国内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较大发展,核力量大大加强,因此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既有相当的继承,也有重要的区别。第一,勃列日涅夫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它的注定灭亡是越来越明显的了;第二,与资本主义体系正经历着总危机相反,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际影响正在不断增长。1977年,勃列日涅夫更是通过新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勃列日涅夫逐渐淡化了赫鲁晓夫的“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观点,认为现代战争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局部战争,而胜利将属于在装备上理论上和士气上最有准备的一方。从上述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出发,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大战略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勃列日涅夫将防御为主发展为先发制人为主;在与西方的关系方面,勃列日涅夫坚持赫鲁晓夫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原则,但把缓和只是当作一种政治上的谋略,是为主动对抗这一积极进攻战略服务的工具。从这种大战略出发,苏联的外交政策目标转变为:保持已经达到的与美国的战略均势,争取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取得进展,以便在质量上赶超美国;争取通过缓和达到欧洲的和平、安全与合作、以利于苏联的多种利益;进一步在全球扩张苏联的势力;与美国争夺对世界事务的领导权;强化对东欧的控制,继续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美苏的这些战略调整,导致冷战态势出现了缓和高潮。最主要的标志是双方在核裁军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两国在1972年签署《反导条约》,以后又达成两个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和条约。另外,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也使东西欧之间的冷战对峙得到了一定化解。

朱涓:但是,从勃列日涅夫“缓和战略”是谋略这

一观点看,缓和是注定不会长久的。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许多人认为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苏联的主动出击战略导致了缓和的死亡?

徐蓝教授:缓和的结束有多种原因,苏联的出击战

略是一方面,尼克松主义虽然强调收缩,但美国要全球扩张、遏制共产主义的总战略并未改变,美苏战略的这种针锋相对使得两国关系重新走向紧张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阿富汗事件恰恰起了推动作用。事情发生后,当时的卡特政府提出了被称之为“卡特主义”的波斯湾新政策,该政策表明美国正在对70年代以来的对苏缓和战略进行重大修正,将强调道义力量转变为强调实力,从而为里根政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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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为核心的对苏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础。与尼克松至卡特政府的两极思维有所弱化相比,里根在其第一任期内,继续推行美国战后一贯以遏制苏联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并具有更为明显的两极色彩,完全回到强调通过威胁和使用武力对苏联共产主义进行全球遏制的轨道。在这种新遏制政策的指导下,里根结束了自尼克松以来的收缩态势,在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上作了一些重要调整。在军事上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比较有名的是其中的星球大战计划。在外交战略上,变化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采取在美国的军事实力切实增强之前决不同苏联重开裁军谈判的立场,力图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并迫使后者认真谈判;第二,通过拒不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限制高技术与产品的出口等方法对苏联进行经济攻势;第三,从两极的视角看待地区冲突,力图包揽中东和平进程、加强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并与苏联展开进一步争夺;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对苏联的进攻和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以期利用苏联体系中的裂缝来加速苏东政权的垮台过程。美苏的这种战略对峙,使冷战的对抗性重新加剧。

徐轶杰:我觉得,任何一种大战略的实施都一定要

与现实相适应。尼克松的战略调整是与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有关,里根时期美国的战略调整主要是针对苏联攻势的反应,还是依据美国自身实力的变化?

姚百慧:实际上一种大战略只有以现实为基础,才

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反之,则可能带来与战略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德国在两次大战期间所追求的全球强国战略,是导致德国战败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当时德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法国在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主义,也可以看作是法国追求伟大与独立的大战略,但这种战略同样超出了法国的能力,所以在戴高乐时期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让法国在西方国家内比较孤立。这也是戴高乐下台后法国领导人调整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的原因。因此,实力上居于劣势的苏联,追求扩张战略,未必就符合苏联的利益。

徐蓝教授:是这样的。随着苏联军事力量和霸权主

义达致顶峰,苏联的扩张大战略对苏联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勃列日涅夫留给戈尔巴乔夫的是停滞不前的国内经济和极其失败的外交局面。因此到80年代,苏联确实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与里根第二任期的开始几乎同步,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逐渐形成了以“

新思维”为理论基础的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集中于两大方面:在对内政策上,批评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民主性和公开性,要将苏联建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以“

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新思维。概括地说,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新思维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他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因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应当把意识形态的分

歧搬到国家关系中来。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只有人类文明的毁灭,所以解决争端和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和裁军的道路;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使之仍然具有生命力并可以避免战争,同时承认社会主义也没有也可供所有人学习的某种模式,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模式多样化的现实。第二,从上述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出发确定苏联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原则;各国为避免核战争的普遍安全与裁军原则;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第三,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以“普遍安全”取代以往的“单方面安全”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以各国各民族相互依存为依托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通过外交政策的改革,为国内实行彻底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于是,以外交政策新思维为依据,戈尔巴乔夫将勃列日涅夫的全球进攻战略改变为缓和与收缩战略。面临苏联的这些调整,里根在第二任期内也调整了对苏政策。老布什入主白宫后,更是提出了以实力为依托,更多利用除军事遏制以外的其他手段,鼓励苏东国家从内部发生“和平演变”的“超越遏制战略”作为美国对苏东政策的总纲领。

美苏的这些变化,使冷战再次出现了缓和。美苏频繁首脑会晤、中导条约、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都是例证。美苏两国还在制裁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两德统一问题上采取了较为一致的立场。

韩长青:我们记得,在美苏关系明显改善的同时,

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有了实质性变化。苏联开始承认在历史上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存在一系列严重错误,宣布不再干涉特别是不再用武力干涉东欧的事务并陆续从东欧撤军,鼓励和支持东欧的改革和与西方的对话,并使经互会和欧共体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也批判了社会主义唯一模式论的观点,于1989年5月正式访问中国,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在处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苏联也改变以往与美国对抗的政策而采取合作和共同参与的态度,并以1989年2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为收缩力量的主要标志,减少了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卷入。现在看来,这些变化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为什么苏联会很快解体呢?

徐蓝教授:苏联解体原因很多,但是必须指出的是,

在此时期,美苏关系之所以能够日益走向缓和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苏联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而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进行的改革,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激进化”和“

西化”的过程。然而,这种过于激进的全方位改革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终于造成了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和动荡不安的社会,使长期积累的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表面化,最终使国家陷入政治、经济、民族和信仰的全面危机,并以1991年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和苏联正式解体为标志,形成了“苏联巨变”这一20世纪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事件。苏联解体后,冷战也就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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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

可以看出,美苏国家大战略的演变与冷战的起源、演变与终结都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整个冷战历史的发展演变,又与国际体系从两极格局向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密

切相关,这是冷战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它。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徐蓝教授与研究生研讨情景

(上接第96页)

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人文教育,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

象中有利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与能力,辨别各种文化内涵和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以丰富人们的情感,并通过对这种人性和情感的感悟建立起对社会、对现实的理想反思。为此,高考重视以时政热点问题或隐或现地契入设题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显现问题,这也体现了课程标准设定的“时代性”原则。应该说一些在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影响至深的问题,未必是在表面上特别引人注目的热点”“,追寻重要的现实问题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借鉴历史上与现实问题相关或同类的事情,是常见的测试思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该将历史教学和时事热点紧密结合,增强历史教学的时代性,从学习历史与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人类相结合,帮助学生“不断加深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帮助学生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真正让学生在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过程中实现学以致用。

科教学的又一功能。从一定意义上说,时政热点是每年高考不回避的命题重点。今年的新课程试题也都注意了在突出学科特色的同时,关注现实问题,较好地发挥了历史学科的社会功能。如山东卷就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第12题考查“人文主义”,折射的社会热点是北京奥运会的人文奥运”家庭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第27题考查“现实意义,反映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热点问题;第29题直接考查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社会热点。这些题目的设计充分体现了“现实问题历史联系”“隐性考查学科知识”的特点,凸显出历史试题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历史学科的社会作用,对考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具有明显的导向性。

教学启示:复习教学中要注意将历史学科知识与社会学以致用”以史现实、热点问题的有机联系,落实“、“为鉴”的学科功能。历史学习的目的之一就是汲取历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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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

●研究生课程讲坛

论题:美苏国家大战略的演变与冷战

主讲人:徐蓝教授

参与讨论者: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韩长青、姚百慧、徐轶杰,硕士生朱涓、朱殊敏。整理者:姚百慧、徐轶杰。

主讲人简介:徐蓝,女,1947年生,北京人,1966年高中毕业,文革期间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北京市农林局所属农场等地工作。1977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90年1月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任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武汉大学世界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史研究中心、外交学院、河南师范大学、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曾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历史研究》杂志审读

员,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委员。现任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历史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欧洲学会欧洲一体化分会理事、《世界历史》杂志编委。2007年被教育部任命为修改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的召集人之一。曾赴美国林奇堡学院、英国伯明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从事访问讲学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世界近现代史、国际关系史、冷战史、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问题等,并关注宏观世界史研究领域。出版专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埋葬法西斯》从萨拉热窝、《,合著《到东京: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史现代史编》世界史现代卷》世界史,《、《・、《・、《・20世纪的历史巨变》当代卷》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主编《,译著2部(合译)。发表论文70余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新华文摘》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篇,其中在《

七五”重点研究项目《绥靖政策研究》九五”重大项目《二十世纪的历史、“29篇。参加国家社科基金“

巨变》十五”项目《国际冷战中的大国战略关系研究》八五”项目《走向、“,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同盟,1937-1942年的美英关系》十五”项目《战争与和平: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研究》、“。参加教育部国家级教材《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及其修改版的写作,并主持北京市高校的教改项目。专著《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获1994年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1995年国家教《20世纪的历史巨变》获2006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集体);论文《英国与九一八事变》从“橙色”计划到“彩虹”计划》获、《

世界史》获1995年国家教委1991年和1998年北京市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参编教材《

第三届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集体)。2006年获北京市教学名师奖,2007年主持的《世界近现代史》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国家教委和国家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入选北京市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现为首都师范大学和世界史学科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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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

徐蓝教授:冷战是20世纪后半期留给人类历史的深

刻印记。我们研究战后国际关系史,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研究冷战的起源、演变与终结,因为它是二十世纪后半期国际关系的主旋律。一般认为,

“coldwar”一语

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专栏作家李普曼首先使用的。他把自己批评遏制政策的一系列文章集成了一个集子,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他给这本书命名为《冷战》。到底什么是“冷战”呢?在学术界并没有一个一致的定义。不过,今天以历史的长镜头来看冷战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给冷战下一个基本的定义:冷战是指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及分别以它们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状态。研究冷战,第一个问题就是研究冷战的起源了,国际学术界对冷战的起源已经有几十年的研究,中国学术界也有大约20年的研究了。现在先请大家谈谈你们对这种研究状况的掌握情况。

韩长青:对于冷战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热点

话题。尤其是对冷战起源的研究至今兴盛不衰。20世纪

90年代前,美国是冷战研究的主要阵地,出版了大量学

术著作。大致可以分为“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等三个流派。“正统派”在40-60年代占据主导,认为苏联寻求世界霸权是导致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

修正派”崛起于60年代,认为美国对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是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美国要为冷战的爆发负责;

后修正派”兴起于70年代,认为冷战是美苏两国利己主义政策和一系列错误与误解的结果,美苏双方对冷战的爆发都负有责任。

苏联解体后,大量苏联档案解密,又掀起了冷战研究的新高潮。这一阶段由于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和大量档案解密,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一阶段的一个特点就是冷战史研究突破了以美国一国为主的情况,俄国、中国等国学者纷纷加入冷战史研究的讨论之中。美国出现了以加迪斯为代表的“新后修正派”,认为冷战是由苏联挑起的。与此同时,俄国、中国等国学者根据各国档案重新解释冷战的起源。俄国一些学者认为斯大林等苏联领导过高地估计了军事力量的作用和其他国家对苏联军事威胁的程度,要求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服从于狭隘的国家安全利益,从而迫使西方转向军备竞赛,加剧了东西方之间的敌对关系,并导致了“冷战”状态的出现。中国学者集中研究了中美和中苏关系,强调了中国在冷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姚百慧:冷战起源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起

初研究者只关注美苏两大国,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美苏两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冷战的影响和中国与冷战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一些西方学者甚至提出西欧在冷战起源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观点。他们认为西欧为了应对苏联的军事威胁,成功说服美国直接介入欧洲事务,冷战从而爆发。我觉得,这

种观点虽然极端,也有一部分道理,比如与凯南的长电报、苏联驻美国大使尼古拉・诺维科夫的长报告相对应的,英国也有其驻苏代办弗兰克・罗伯茨的一系列电报。

徐蓝教授:的确如你们所说,冷战的爆发是世界上

多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冷战中的两个主角美国与苏联,无疑对冷战的爆发起了更重要的作用。因此,当我们通过历史的长镜头来研究冷战起源时,

我认为我们首

先可以从两国的国家大战略的层面上进行考察。那么,什么是“大战略”呢?概括地说,所谓“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还是处于和平时期,它的最高层面上的战略,即指该国的最高领导层力图集中他们的全部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利用军事的和非军事的手段,诸如利用其经济、人力与物力、技术与文化的资源,以及外交与道义方面的压力,去保卫和加强他们所认定的本国最为长远的最高国家利益。

由于战后美苏两国的国家大战略有着巨大差异,因此当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大同盟的共同敌人———法西斯主义被消灭之后,美苏两国在贯彻执行包括雅尔塔协定在内的一系列协定时,为了实施各自的大战略,必然产生各种根本性的分歧。正是这些分歧进一步激化了美苏矛盾,从而引发了冷战。

战后美国奉行的是全球扩张的大战略。战后美国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空前强大,使美国认为它自己有能力领导世界。这种要成为“世界领袖”的强烈欲望,是战后美国对外扩张的思想基础。美国开放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将追求海外市场作为保持战后国内繁荣与稳定的重要手段,不仅成为美国主动向全球扩张的主要动力,也是这种扩张的主要目的之一。不仅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美国政府认为:再也不能允许其“潜在的敌手”通过经济上的闭关自守,政治上的颠覆活动和军事上进行侵略等手段来取得对欧亚大陆的资源控制,从而危及美国的安全。这里所说的“潜在的敌手”显然主要是指苏联。与此同时,美国在十月革命后形成的反共意识,其历史所孕育的自认为美国集西方文明之大成的天生优越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美国有责任将其民主制度和自由的价值观念向全世界移植的天定使命观,则成为美国向全球扩张的又一内在动力。这一切,使美国在二战后形成了全球扩张的大战略。

苏联战后大战略的核心是保障它的国家安全,并将确保西部边界安全视为第一要务,这是苏联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控制的东欧势力范围内建立对苏友好政府,从而建立东欧“安全带”的根本原因;由于斯大林坚持认为战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因此在垄断资本主义中综合实力最强的美国,自然也是苏联潜在的防御对象。不仅如此,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倾向于将其所控制的势力范围变成封闭的经济区域,而这又是与确保打赢未来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直接相关的。另外,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世界革命的信念,也使苏联在其军事能力所及的地区建立和维护与自己类似的社会制度,尽管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的。这一切,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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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战后苏联的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并使苏联决心充分利用所掌握的有限力量,通过局部扩张而使其权势超出了本国领土,覆盖了它的东欧势力范围。

从上面的概括介绍中大家可以发现美苏大战略中的巨大差异:美国是要全球扩张,而苏联则要求划分势力范围。但是美国把苏联建立势力范围的行动视为对美国实现其大战略的巨大障碍与威胁,认为只有在“

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采取行动,美国才能避免被包围。于是就有了“遏制”政策。就苏联方面来说,由于意识到自己力量的限度并出于严重的不安全感,苏联在战后初期,一方面努力维护雅尔塔体系的基本框架,甚至不惜对西方作出一些妥协和让步,以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出于贯彻其大战略的需要,在处理东欧和处置战败国等问题上,苏联也采取了一些僵硬的缺乏妥协精神的行动。这就酝酿与促进冷战的对抗行动。于是,冷战就在美苏之间的不断逐渐强硬的敌对互动之中爆发了。

朱涓:以前总有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美苏作为战

时的盟友,在二战结束后短短两年就成了对手。听了徐老师说的美苏大战略的针锋相对,对这个问题就理解多了。

徐蓝教授:美苏大战略的实施让冷战的爆发不可避

免。在实施大战略的过程中,美苏在东欧问题、对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处理问题、伊朗撤军问题、土耳其海峡等问题上对立与争斗日益严重。这些大家已经比较熟悉,我就不再多做介绍。就是在这种实施各自大战略所产生的美苏对峙中,美苏出台了各自的冷战政策。于是有了1946年

2月9日斯大林的公开演说,有了凯南的长电报和“X先

生”的文章,有了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有了苏联版的长电报“诺维科夫报告”。就这样,伴随美苏在战后贯彻各自的大战略,两国的对外政策都发生了转向,即逐渐脱离大国合作政策而转向对抗。于是,冷战就在双方的行动与政策的对立互动中,以美国首先发出明确的对苏遏制与对抗的冷战信号———杜鲁门主义为标志而终于爆发。

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在冷战的爆发与强化方面有着不同的作用。

杜鲁门主义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这种转折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为适应国家大战略的需要,美国战后的对外政策终于完成了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主义的转变;第二,正如杜鲁门本人后来所说,它“

是美国对共产主义暴君扩张浪潮的回答”,因此“杜鲁门主义”便成为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的重要标识,并使其意识形态味道十分浓烈;第三,它标志着美国越来越以两极思维来看待这个世界。杜鲁门主义虽然语言强硬,但只是一项政策声明,在强化冷战并在两极格局形成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则是以经济方式实践杜鲁门主义的马歇尔计划。

与此同时,苏联也旗帜鲜明的宣布了冷战政策,主要表现是两大阵营理论的宣布、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莫洛托夫计划以及经互会的成立。苏联还对东欧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全方位的内政改造,将斯大林模式强行移植过去,同时把不愿俯首贴耳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并在东欧各国进行了无情的大清洗。至此,一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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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

美国和西欧相对立的以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已经在经济和政治上基本确立。随后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冷战出现了第一次真正的高峰。

另外,同样对强化冷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1949年下半年苏联成功爆炸原子弹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在美国看来,这两件事情已经严重威胁了美国的大战略。1950年的朝鲜战争,是冷战中的第一场特殊的局部热战。这场战争不仅使美国的对华政策进入了“大偏差”时期,而且使冷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白热化程度。为了从军事上遏制共产主义,首先是遏制中国,美国在亚太地区构建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军事体系。与此同时,美国设立了以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的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陆续将数万美军派驻欧洲,使北约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实体。特别是美国决定重新武装西德,并在1955年让西德加入了北约。这样,美国便建成了在全球实施遏制共产主义的军事条约网。苏联方面对西德加入北约立即作出反应,建立了包括东德和东欧国家在内的与北约直接相抗衡的另一个欧洲军事集团———华沙条约组织。于是,两个武装集团在欧洲大陆的中心地带相互怒目而视。

至此,美苏通过一系列相互作用与反作用的敌对政策和具体措施,到50年代中期终于形成了政治、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版图的两大集团的全面冷战对峙,使两极格局最终形成并相对固定下来。

徐轶杰:华约是1955年成立的。1953年时美国总

统已经易人,斯大林也去世了,冷战应该会缓和啊?能不能认为1953年就是冷战缓和的标志呢?

徐蓝教授:我认为斯大林的去世并没有立刻带来冷

战的缓和,也没有立刻改变冷战走向高潮的趋势,具体体现就是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和华约的成立。

不过,斯大林去世后,面对已经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新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所坚持的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论断提出了修正,在未改变保障国家安全的大战略核心下,调整了对外政策。这种调整在苏联高层领导的权力斗争中逐渐在理论上被系统化,并在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得到了确认。这一调整

主要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承认国际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和拥护和平的运动将可能防止战争,而且在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因此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第二,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的同时存在已经是客观现实,相信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优越性,因此强调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仍然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第三,根据上述判断,赫鲁晓夫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体系要和平共处改善关系,加强信任与合作,并展开和平竞赛;认为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斗争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在不排除暴力革命的同时,强调利用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是,这一调整也存在很大局限性,主要包括:以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认为两种不同制度的和平共处就是苏联和美国的和平共处,

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则不讲和平共处,并要求后者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将战争可以避免的论断完全建立在核威慑之上,过于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并因此而要求苏联的核力量强大到迫使西方不敢发动战争的程度,其结果是将和平的经济竞赛变成了核军备竞赛。

徐轶杰:这是不是说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并不一定是

决定冷战的主要因素?比如罗斯福的去世与杜鲁门的继承,有人说罗斯福不死,美苏冷战就不会爆发,这种观点很难成立。美国战后全球扩张的大战略是美国实力变化的结果和国家利益的追求,即使罗斯福在世,也会制定同样的战略。

徐蓝教授:不错。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美

国总统先后变更,先是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后是民主党的肯尼迪与约翰逊,都没有改变自二战结束以来向全球扩张的国家大战略。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的对外政策具有很大的延续性,其基本特征都是杜鲁门主义定下的基调: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和冷战战略的同时继续进行对外扩张。但是苏联实力的增强、西欧联合趋势的发展、中国国际影响的不断扩大、非殖民化的加速进行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以及苏联向第三世界伸展势力,导致美国在国际上的相对实力下降,并迫使美国作出一定的政策调整。于是,在艾森豪威尔时期便有了“解放政策”“和平取胜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战争边缘政策”以及“多米诺骨牌效应”和要填补中东真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肯尼迪政府有了“灵活反应战略”“两个半战争战略”,有了向亚非拉地区派遣和平队的做法,有了要绝对控制拉丁美洲的“约翰逊主义”。正是出于全球扩张和遏制共产主义的考虑,美国开始在越南代替法国,越南战争也逐渐美国化。

由于美苏双方的外交政策都进行了有限调整,导致东西方关系的基本走向发生变化:一方面,双方从对抗走向对话,使尖锐的冷战对峙有所缓和;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出现了局部的激烈冷战对抗。缓和主要体现在美苏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共同解决了战争遗留问题。苏联与联邦德国、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中美之间也开始了大使级会谈。对抗主要体现在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前者持续了3年之久,曾造成双方的战争一触即发的极为紧张状态;后者则导致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可能触发核战争的危机。另外,这一时间内发生的第二次台海危机、苏伊士运河危机、越南战争等等,都有美苏冷战斗争因素在内。

朱殊敏:老师说的一些美苏对抗让我发现一个有趣

的现象:一些重大危机往往是苏联挑起,而最终也多以苏联先让步告终。冷战爆发时的伊朗撤军问题、海峡问题、两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都是如此。这是否可以认为是冷战的一个特点?

徐蓝教授:这个问题问的好。在整个冷战的过程中

美苏之间尽管有多次的冷战对抗,但双方都是在走到战争边缘时退让,这恰恰体现了冷战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冷战

具有一种始终避免兵戎相见的自我控制机制。这和你刚才提的问题比较相关,我就多说两句。比如说,1948年爆发第一次柏林危机,当时苏联全面切断了西占区和西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而且停止了对西柏林的所有的食物供应、煤、电的供应,就是等于让西柏林瘫痪。这个封锁长达11个月。但是美国也不示弱,美国认为西方人要在西柏林待下去的问题无需讨论,决定空运。这场空运规模非常大,据统计共有19.5万架次,运输的货物高达140多万吨,花费2.5亿美元。飞机上满载食品、燃料,所以人们称之为“葡萄干运输机”。可以想象,每三分钟一架飞机就通过东德,然后飞到了西柏林去运输各种物资的时候,冷战确实到了第一次高潮,当年战争当中的两个盟友现在真是濒临战争边缘。但双方还是留有余地的,苏联封锁了水路和陆路,没有封锁空中通道,所以使得美国这个运输机可以从空中去运输。当时美国也没有采取武力,而只是搞运输。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第二次柏林危机的结果实际上是建立了一道柏林墙。这道柏林墙建立之后,当时美国也是非常紧张,派了1500人的部队,开着坦克,到了柏林墙。当时美苏之间的坦克对峙,最近的距离只有100米。但是柏林墙的修建也并没有引起战争。因为柏林墙建立之后,苏联也就不再要求西方的军队必须撤出柏林。美国也觉得,反正筑了墙了,可能是不太方便,但是它的通道也没有受到阻碍。因此,美国也就接受了既成事实。所以第二次柏林危机是以一道墙达到了高潮,又以一道墙划上了句号。自我控制机制在古巴导弹危机的时候表现得是最充分。当时美国三军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180多艘军舰在加勒比海上拦截苏联运导弹的船只,B52轰炸机带着核弹头在古巴周围巡弋。我自己就还记得当年我的一些感觉,真是觉得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就要打起来了。实际上,虽然双方都很强硬,可是他们底下的接触非常多,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有几十封信件来往。从信中可以看出,尽管二人语言强硬,可是双方都表示了希望避免打仗,希望通过谈判来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最终,苏联撤走在古巴导弹,美国解除了海上封锁,古巴导弹危机就结束了。而且双方由于特别担心会有意外事件出现,所以建立了热线联系。

从这些历史的画面中可以看到,尽管冷战当中的一些热点问题,都是以苏联首先退却来解决的,可是双方在处理危机的时候是心照不宣的遵循了一定的原则,就是坚持为对抗留有余地,努力寻求谈判和妥协的途径,避免因为危机的升级而无可挽回地引发战争。所以冷战的自我控制机制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姚百慧:从冷战的过程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另一

个特点:冷战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经济、军事以及地理界限都是非常清楚的。政治上是杜鲁门主义对两大阵营理论,经济上是马歇尔计划对经互会,军事上是北约对华约,地理上基本就是美苏在二战结束时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在这里,冷战的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鲜明。

韩长青:我认为冷战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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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一直在进行着相互攀升的军备竞赛,特别是核军备竞赛。

徐蓝教授:以上两点确实都是冷战的特点。但是还

有一个特点是必须指出的,那就是冷战所导致的国际关系的两极格局是不对称的,也是不完整的。所谓不对称,就是说以美苏为首的相互对立竞争的两大集团,在实力上并不完全对称,前者的实力要大于后者。在1950年,当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苏联的三倍,美国加上它的北约盟国、日本,他们的财富是整个当时社会主义国家的四到五倍。但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基本和美国相当,而美国又没有能够达到挑战苏联的那种程度,所以就像刚才讲的,发生了相互攀升的军备竞赛。由于苏联的经济实力始终是落后于美国的,所以这种军备竞赛对苏联的伤害要远远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后来有人说,冷战拖垮了苏联,我觉得不是没有道理。这种不对称性也可以理解在危机中苏联先退让的行动,也就是你们所讲的苏联实力弱。另外,两极格局也是不完整的,也就是说,即使在冷战最高潮的年代,两极格局也没有能够完全囊括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那些处于两个集团之外的国家和地区,对冷战形成了一定的牵制,并且在两极格局的基础上生长出了多极的力量。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第三世界,从1955年万隆会议后,逐渐在国际舞台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就是一个例子。即使在两大阵营内部,也逐渐产生了要摆脱两极格局的力量。比如西欧,在接受马歇尔计划后经济得以复苏,走上了联合的道路,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欧盟。又如中国,也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已经显现的那样一种多个力量中心的国际形势,实际上到冷战结束之后仍在继续发展。

姚百慧:能不能这样理解:在冷战初期,由于美苏

力量的主导地位,美苏两国对冷战态势的演变起了主导作用;而到60年代后期,两极格局的不完整性表现得越来越明显,逐渐形成的其他各力量中心也对冷战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比方说,法国的戴高乐主义、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美国在西方的霸权,而中苏分裂、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上升,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同时牵制了美国和苏联的力量。

徐蓝教授:确实如此,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

冷战态势正是沿着从两极格局到多极化的趋势演变。但是对于多极化力量发展这一事实,美苏却作出截然不同的应对,也由此有了完全不同的战略。美国的调整大家都比较熟悉,那就是尼克松主义。尼克松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原则和三根支柱。根据尼克松主义,美国将以往的全球扩张的总态势进行了修改,在军事上提出了现实威慑战略,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以一个半战争取代两个半战争,推行与盟国的分级负责制;在外交上,尼克松政府在承认世界已经进入多极时代的前提下,推行均势政策,从而使美国的外交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如逐步结束越战、缓和对苏关系、打“中国牌”、调整与盟国的政策、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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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

美国在中东的作用。尼克松主义是对美国以往的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力图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能力相适应,在海外实行部分收缩的同时继续维护美国重大利益的政策,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由于长期的全球侵略干涉而日益恶化的国际地位,而且促进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国际力量的分化和改组,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福特和卡特政府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或借鉴。

此时苏联基本处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在此期间,苏联国内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较大发展,核力量大大加强,因此与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期相比,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既有相当的继承,也有重要的区别。第一,勃列日涅夫认为,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继续加深,它的注定灭亡是越来越明显的了;第二,与资本主义体系正经历着总危机相反,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体系的国际影响正在不断增长。1977年,勃列日涅夫更是通过新宪法,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勃列日涅夫逐渐淡化了赫鲁晓夫的“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观点,认为现代战争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局部战争,而胜利将属于在装备上理论上和士气上最有准备的一方。从上述对国际形势的总体看法出发,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国家大战略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在保卫国家安全方面,勃列日涅夫将防御为主发展为先发制人为主;在与西方的关系方面,勃列日涅夫坚持赫鲁晓夫所实行的和平共处原则,但把缓和只是当作一种政治上的谋略,是为主动对抗这一积极进攻战略服务的工具。从这种大战略出发,苏联的外交政策目标转变为:保持已经达到的与美国的战略均势,争取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中取得进展,以便在质量上赶超美国;争取通过缓和达到欧洲的和平、安全与合作、以利于苏联的多种利益;进一步在全球扩张苏联的势力;与美国争夺对世界事务的领导权;强化对东欧的控制,继续与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

美苏的这些战略调整,导致冷战态势出现了缓和高潮。最主要的标志是双方在核裁军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两国在1972年签署《反导条约》,以后又达成两个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临时协定和条约。另外,1975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也使东西欧之间的冷战对峙得到了一定化解。

朱涓:但是,从勃列日涅夫“缓和战略”是谋略这

一观点看,缓和是注定不会长久的。苏联1979年入侵阿富汗,许多人认为第二次冷战已经开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苏联的主动出击战略导致了缓和的死亡?

徐蓝教授:缓和的结束有多种原因,苏联的出击战

略是一方面,尼克松主义虽然强调收缩,但美国要全球扩张、遏制共产主义的总战略并未改变,美苏战略的这种针锋相对使得两国关系重新走向紧张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阿富汗事件恰恰起了推动作用。事情发生后,当时的卡特政府提出了被称之为“卡特主义”的波斯湾新政策,该政策表明美国正在对70年代以来的对苏缓和战略进行重大修正,将强调道义力量转变为强调实力,从而为里根政府以

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

实力为核心的对苏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础。与尼克松至卡特政府的两极思维有所弱化相比,里根在其第一任期内,继续推行美国战后一贯以遏制苏联为核心的全球战略,并具有更为明显的两极色彩,完全回到强调通过威胁和使用武力对苏联共产主义进行全球遏制的轨道。在这种新遏制政策的指导下,里根结束了自尼克松以来的收缩态势,在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上作了一些重要调整。在军事上提出了新灵活反应战略,比较有名的是其中的星球大战计划。在外交战略上,变化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采取在美国的军事实力切实增强之前决不同苏联重开裁军谈判的立场,力图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并迫使后者认真谈判;第二,通过拒不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限制高技术与产品的出口等方法对苏联进行经济攻势;第三,从两极的视角看待地区冲突,力图包揽中东和平进程、加强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并与苏联展开进一步争夺;第四,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对苏联的进攻和对共产主义的攻击,以期利用苏联体系中的裂缝来加速苏东政权的垮台过程。美苏的这种战略对峙,使冷战的对抗性重新加剧。

徐轶杰:我觉得,任何一种大战略的实施都一定要

与现实相适应。尼克松的战略调整是与美国相对实力下降有关,里根时期美国的战略调整主要是针对苏联攻势的反应,还是依据美国自身实力的变化?

姚百慧:实际上一种大战略只有以现实为基础,才

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反之,则可能带来与战略目标完全相反的结果。德国在两次大战期间所追求的全球强国战略,是导致德国战败命运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当时德国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法国在第五共和国时期的戴高乐主义,也可以看作是法国追求伟大与独立的大战略,但这种战略同样超出了法国的能力,所以在戴高乐时期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让法国在西方国家内比较孤立。这也是戴高乐下台后法国领导人调整外交政策尤其是对美政策的原因。因此,实力上居于劣势的苏联,追求扩张战略,未必就符合苏联的利益。

徐蓝教授:是这样的。随着苏联军事力量和霸权主

义达致顶峰,苏联的扩张大战略对苏联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勃列日涅夫留给戈尔巴乔夫的是停滞不前的国内经济和极其失败的外交局面。因此到80年代,苏联确实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与里根第二任期的开始几乎同步,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面对日益恶化的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逐渐形成了以“

新思维”为理论基础的对整个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内涵集中于两大方面:在对内政策上,批评传统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提出民主性和公开性,要将苏联建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以“

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为核心的外交政策新思维。概括地说,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政策新思维包括以下几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对当代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他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因此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不应当把意识形态的分

歧搬到国家关系中来。从上述基本观点出发,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因为在全球性的核冲突中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只有人类文明的毁灭,所以解决争端和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和裁军的道路;科技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使之仍然具有生命力并可以避免战争,同时承认社会主义也没有也可供所有人学习的某种模式,承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模式多样化的现实。第二,从上述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基本估计出发确定苏联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原则;各国为避免核战争的普遍安全与裁军原则;各国有权自由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的不干涉内政原则。第三,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目标:以“普遍安全”取代以往的“单方面安全”来确保苏联的国家安全;以各国各民族相互依存为依托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通过外交政策的改革,为国内实行彻底改革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于是,以外交政策新思维为依据,戈尔巴乔夫将勃列日涅夫的全球进攻战略改变为缓和与收缩战略。面临苏联的这些调整,里根在第二任期内也调整了对苏政策。老布什入主白宫后,更是提出了以实力为依托,更多利用除军事遏制以外的其他手段,鼓励苏东国家从内部发生“和平演变”的“超越遏制战略”作为美国对苏东政策的总纲领。

美苏的这些变化,使冷战再次出现了缓和。美苏频繁首脑会晤、中导条约、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都是例证。美苏两国还在制裁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两德统一问题上采取了较为一致的立场。

韩长青:我们记得,在美苏关系明显改善的同时,

苏联与东欧的关系也有了实质性变化。苏联开始承认在历史上对东欧国家的政策存在一系列严重错误,宣布不再干涉特别是不再用武力干涉东欧的事务并陆续从东欧撤军,鼓励和支持东欧的改革和与西方的对话,并使经互会和欧共体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也批判了社会主义唯一模式论的观点,于1989年5月正式访问中国,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在处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问题上,苏联也改变以往与美国对抗的政策而采取合作和共同参与的态度,并以1989年2月苏军全部撤出阿富汗为收缩力量的主要标志,减少了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卷入。现在看来,这些变化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为什么苏联会很快解体呢?

徐蓝教授:苏联解体原因很多,但是必须指出的是,

在此时期,美苏关系之所以能够日益走向缓和与对话,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苏联的退让与妥协为前提的,而戈尔巴乔夫在国内进行的改革,也经历了一个逐步“激进化”和“

西化”的过程。然而,这种过于激进的全方位改革缺乏切实可行的措施,终于造成了处于崩溃边缘的经济和动荡不安的社会,使长期积累的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表面化,最终使国家陷入政治、经济、民族和信仰的全面危机,并以1991年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和苏联正式解体为标志,形成了“苏联巨变”这一20世纪世界历史上影响最大最深远的事件。苏联解体后,冷战也就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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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问题2008年第5期

可以看出,美苏国家大战略的演变与冷战的起源、演变与终结都有很大的关系。另一方面,整个冷战历史的发展演变,又与国际体系从两极格局向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密

切相关,这是冷战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它。好,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徐蓝教授与研究生研讨情景

(上接第96页)

历史教育的本质是人文教育,

以史为鉴”是历史学“

象中有利于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知识与能力,辨别各种文化内涵和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以丰富人们的情感,并通过对这种人性和情感的感悟建立起对社会、对现实的理想反思。为此,高考重视以时政热点问题或隐或现地契入设题以引导学生关注社会显现问题,这也体现了课程标准设定的“时代性”原则。应该说一些在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影响至深的问题,未必是在表面上特别引人注目的热点”“,追寻重要的现实问题在历史上的发展轨迹,借鉴历史上与现实问题相关或同类的事情,是常见的测试思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应该将历史教学和时事热点紧密结合,增强历史教学的时代性,从学习历史与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关注人类相结合,帮助学生“不断加深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帮助学生在历史和现实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真正让学生在把握历史的发展脉络过程中实现学以致用。

科教学的又一功能。从一定意义上说,时政热点是每年高考不回避的命题重点。今年的新课程试题也都注意了在突出学科特色的同时,关注现实问题,较好地发挥了历史学科的社会功能。如山东卷就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第12题考查“人文主义”,折射的社会热点是北京奥运会的人文奥运”家庭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第27题考查“现实意义,反映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热点问题;第29题直接考查改革开放30周年这一社会热点。这些题目的设计充分体现了“现实问题历史联系”“隐性考查学科知识”的特点,凸显出历史试题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历史学科的社会作用,对考生关注社会、关注生活具有明显的导向性。

教学启示:复习教学中要注意将历史学科知识与社会学以致用”以史现实、热点问题的有机联系,落实“、“为鉴”的学科功能。历史学习的目的之一就是汲取历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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