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洪生
约在1970年以前，知识考古学在福柯的思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他的处女作《精神病与人格》（1954年）到《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疯狂史》（1961年），经《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凝视的考古学》（1963年），到《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年），再到《知识考古学》（1969年），延至《话语秩序》（1970年演讲，次年出版），知识考古学是前期福柯一以贯之的思考维度。尽管不能将福柯思想中的“考古学”的意义视为一种固化不变的东西，也无法将福柯在约10年之久的时段中采用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做明晰的、一贯的界定，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前期福柯一直坚持的看法。例如，福柯反对人本主义、人文主义，放弃传统的线性目的论的历史观，反对对深层意义的挖掘，也不愿意探寻重要性、新颖性、统一性和独创性等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旨在批判西方近代的“逻辑主体性原则”和现代“历史主体性原则”。[1]在1969年的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提示该书的立意是为了“扫除初步的障碍”，而这些“初步的障碍”即主要来自西方此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历史主义等，其具体表现就是把“在科学性秩序及话语范围中的改变与革命”仅与“那个保证历史永恒不变的宇宙之道理”（指逻各斯）相连接，而不是与话语实践本身相连接；以对“唯心的、理想知识的、理念和意见的历史”的维护代替对“话语运作本身存在”的探讨。[2]这样，使用知识考古学这一方法论武器，福柯同时向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目的论历史等宣战。大致说来，福柯要在符号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找寻新的理论出路。
很难对知识考古学下一个严格的定义，而福柯也明显没打算这么做。在解释知识考古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陈述”(statement)的时候，福柯没有正面给出定义，而是通过解释“陈述”“不是什么”来界定：它不是话语的基本构成单位，不等于一个命题，不等于一个句子，也不等于一个言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福柯对知识考古学的界定也是通过讲述知识考古学“不是什么”来给定的。考古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如果哲学是对本源的记忆或者回归的话，那么我所做的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哲学；如果思想史是给予面目业已模糊的人物以生命，那么我所做的也不是历史。”[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考古学可以被视为一种介于哲学与历史之间的新思想形态。知识考古学尤其不是一种目的论指导下的思想史，它并不预设知识的历史积累方向。[4]福柯论述道：“准确说来，知识考古学是对思想史的弃绝，是对思想史的假定和常规的系统性拒绝。”[5]但也许我们可以依照学者D.沙姆维的看法，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看作是一种没有思想和没有历史的思想史（the history of ideas without ideas and without history）。这就是说，福柯试图不借助作为统一性保证者的超验观念来描述以往的知识形式[6]，他把历史从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其考古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全新的史学，而他本人则是一种非传统的“话语”或者“档案”历史学家，虽然福柯本人不一定会同意这一指称。对福柯而言，知识考古学也不是一种科学：“我从来不把知识考古学视为一种科学，甚至也不把它当作一种未来科学的开端。”[7]它甚至也不是一种理论——知识考古学仅仅是一种范围（domain），一种研究的领域。在考古学的层面上探求知识，就是在使事件或者情景变得可能的层面上探求知识。[8]知识考古学从不预示和指向未来，它仅仅标示出线路、层次和边界：“考古学一词没有丝毫的超前价值；它只是指在分析词语性能中某一条着手研究的线路，即详述某种层次，如陈述和档案的层次；确定和阐释某个范围，如陈述的规律性、实证性；运用诸如形成规律、考古学派生、历史先验知识等概念。”[9]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旨在揭示话语的实证性（positivity），在于调查产生陈述体系的实际条件；[10]在于阐明一种陈述如何服务于涵义(meaning)和意义(significance)的呈现；考古学家“研究特殊学科中的陈述或者特定的人的陈述，如何获取到它们现在所具有的价值”[11]。
与传统思想史关注深层涵义、连续性、能动性的主体和起源不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论采用了带有解构主义色彩的四大原则。首先，考古学不是试图界定思想、表现、意象、主题、超验性先设等隐藏在话语背后的东西，而是区划话语本身，这些话语作为实践，遵循一定之规。考古学不是一门阐释的学科，而是一门描述的学科。其次，考古学并不寻求发现历史连续性和细微的过渡，这种过渡将当下的实践与以往和将来的实践相连接。考古学是从话语本身的特殊性界定它们，承认它们各自的差异与分化。它不是一种分类学，而是一种对话语形式的差异化分析。再次，考古学不关注创造性的主体，即作者。所谓作者对福柯而言不过是个空集，作者死了。考古学既不是一种关于创造的心理学，也不是一种创造的社会学，广言之，也不是一种创造的人类学。主体的权威性不在考古学家的思考之列。考古学关心的只是话语和话语实践。最后，考古学并不试图恢复表述者在话语表达时刻所赋予话语的思想、希望、目的、经验和欲望。考古学不是对起源的最深层秘密的回归，只是对话语—客体的系统描述。[12]福柯的这种考古学研究方法，是以往的西方思想家所不熟悉的。福柯秉承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信条，以考古学方法研究西方文明史，在癫狂、非理性、临床医学等边缘研究领域，在文明的裂隙处洞见人所不见，颠覆从而彻底更新了传统的史学研究。福柯的考古学即是一种“重新书写”(rewriting)人类知识活动的努力。
如前所言，福柯考古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他对“非连续性”的强调。在福柯看来，传统历史尤其是思想史深深扎根于对连续性和因果律的信仰。旨在与传统史学决裂，在其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的开篇，福柯首先否定了连续性的思想：“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13]福柯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应该把注意力从原来描绘“时代”或者“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转向非连续性、转向对“中断的偶然性”的探测。[14]非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非连续性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成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非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15]同传统史学相比，福柯更愿意谈论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16]“不连续性的概念是一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17]新的历史学家必须以考古学方法探测历史的不连续性，对其进行中立性的描述，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以往说法全然不同的历史。话语不一定再现时间连续性和进化的秩序，福柯的考古学试图在一种不连续的非时间性（atemporality）中，而不是在一种辩证的、连续性的、统一的愿景中安置话语。[18]福柯如此强调非连续性，是否我们就可以说他的哲学彻底抛弃了连续性的维度呢？众所周知，深深影响福柯的德勒兹哲学被视为一种“差异的哲学”，那么福柯的哲学能否被贴上一个“非连续性的哲学”的标签？恐怕也很难下此结论。细加考察，福柯从未彻底拒绝连续性，福柯的非连续性整体思考中往往也包含着局部的连续性。在福柯著名的“知识型”（episteme）论断中，虽然前一个知识型与后一个知识型的转化体现了历史的断裂，但同一知识型在时间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的。福柯发明的几种知识型，即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和现当代知识型，每个知识型在空间上具有扩展性，在时间上则每个知识型可能绵延数百年之久。实际上，世界上也从来没有存在过诞生于空无之中的非连续性。非连续性一定是承接连续性而言的。只是福柯在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为着策略性的教育目的，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非连续性，也更为强调在连续性之中存在的罅隙、断裂和非连续性。正如有论者所言，福柯并未打算赋予非连续性以从前连续性所扮演的角色，他只是反对超验的“不变的原因”或者“自然的自由”（natural liberties），而主张对于“变化”（change）的研究应当清除所有外在的模式，应当取消变化作为普遍规律的至上地位和它作为一般结果的地位，代之以对于各种转换（transformations）的分析。[19]所以当法国某本词典将福柯称作“一位把历史理论奠基于间断性（非连续性）的哲学家”时，福柯觉得目瞪口呆，因为他并不打算高呼非连续性万岁。[20]
福柯认为整个的生活世界都充满了非连续性，也即充满了各种的矛盾。哪里有非连续性，哪里就有矛盾，两者彼此关联。话语也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为表现和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矛盾不断地通过它再生出来，为了逃避矛盾才继续下去并无限地重新开始；这是因为矛盾永远处于话语之内，因为话语由此而永远不能绕开矛盾，因为话语在变化，在变形，在自动地逃避它的连续性”[21]。但是福柯的非连续性思想的目的并不是试图发现一些基本的、主导性的矛盾和找到它们的解决办法，如同传统的思想史学者所做的那样。“对于考古学分析来说，矛盾既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现象，也不是应该抽出的秘密原则。它们是需要描述的对象，我们无需寻找它们可能在哪个方面消失，或者在什么样层次上被强化和从效果变成原因。”[22]由此，福柯坚决反对黑格尔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这种理论注重处理“矛盾的巨大游戏”：矛盾以种种方式呈现，然后被消除，最后又在更大的冲突中重现，并在冲突中达到顶点。考古学则相反，它仅分析矛盾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以及各种矛盾的不同功能。[23]简言之，考古学描述纷争冲突的不同空间。考古学严肃对待矛盾不是为了克服它们，也不是为了增加或者减少差异。一个话语形构不是一个理想的、连续的、平滑的文本，也不是一个由无处不在的主导矛盾所决定的平面。话语形构有很多冲突的空间、不同的对立关系，这些对立的层次和作用应当被描述。[24]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的老师阿尔都塞的矛盾观——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的影子：矛盾与结构相关，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结构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在同一项运动中，矛盾既规定、制约了整体结构中的其他矛盾，又被这个结构的各方面和各领域所规定。[25]对福柯而言，矛盾是多元的，有着不同的类型、层次和功能。话语实践实际上是在矛盾的层面，也即非连续和断裂处展开的。话语总在创生，也总在自我解构的状态之中。这就使同时肯定和否定同一事物得以可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由此被打破。福柯关于矛盾的绝对性和不平衡性的思想，他对矛盾的不同类型、层次和功能的研讨，他对矛盾的共时性和空间化的理解，无疑接受了阿尔都塞，甚至阿尔都塞背后的毛泽东的深刻影响。[26]实际上，在他的著作和访谈中，福柯经常使用“over-determination”这一概念。[27]但是福柯知识考古学时期的矛盾观和阿尔都塞的矛盾观也有很大的不同。其最重要的不同，是阿尔都塞认为人类社会的任何矛盾都与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紧密相连，考虑社会实践尤其是经济实践在矛盾中的作用，认为经济实践是决定矛盾走向的“最后的因素”。而福柯考古学中的话语虽然产生于矛盾，但却是自治的，不太考虑非话语实践如经济活动和阶级斗争对矛盾走向的影响，福柯也不愿意探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概念。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对“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强调。福柯指责传统的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历史观是一种“全面历史”（total history）：“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28]总的来说，“全面历史”相当于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29]福柯赞成一种“总体历史”（general history），也就是知识考古学所开掘的历史。总体历史展开的空间是弥散的空间。福柯论述道，知识考古学作为关于话语的话语，力图“展开一种永远不能被归结到差别的唯一系统中去的扩散，一种与参照系的绝对轴心无关的分散；要进行一种不给任何中心留下特权的离心术”[30]。“总体历史”谈论“系列、分割、界限、差异、差距、年代的特殊性、记忆暂留的特殊形式、关系的可能的类型”。简言之，传统的“全面历史”是一种中心化的历史观，而考古学凝视下的“总体历史”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历史观。福柯的去中心化的努力也表现在其《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的反人类学中心主义。福柯坚持认为从康德到现时代，人类学作为一种基础性的东西，统治和控制了哲学思考的路径，它形塑了历史。长期以来，思想和哲学沉睡于人类学的沉睡之中。为了把思想从这种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为了把思想召唤到其最早的黎明之可能性，除了摧毁人类学“四边形”（anthropological quadrilateral）的基础，从而跨越人类学之野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连根拔除人类学，在“人”消失后留下的空档之中，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思想形式才会即将来临。[31]对福柯来说，没有什么基础性的人的本质等待解放。所谓的人的主体也仅仅是“一种空无的功能”，一种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人来填充的空的位置。[32]尼采仅仅宣布了上帝的死亡，而福柯宣布了人的死亡：“如同在海边沙滩上画的脸，人将会被抹去。”[33]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的“去中心化”倾向，根源于他对西方近现代的“逻辑主体性原则”和“历史主体性原则”不信任。叶秀山先生指出，福柯对此的批判，“使他的考古学意义下的人及其思想产品最终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而成为一种关系的总和，从而使知识考古学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打击了西方哲学中人类中心论传统。人的思想、知识、科学失去自身独立发展的连续性，而存在于各个时期的关系和制度之中”[34]。与福柯去中心化的思想相关联，福柯考古学的一个长处是它并不声称自己是一种固定的和普遍的研究方法。福柯从未宣布知识考古学是高高在上和人人应该遵循的、唯一正确和有效的知识研究方法。福柯也不认为知识型的方向是唯一能够通向考古学的方向，他“情愿设想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的考古学”。[35]实际上，福柯采取了一种多元主义的立场，其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知识领域中话语的复杂性。
但是福柯的考古学也有很多问题，它招致了不少批评者和赞同者，甚至后期福柯本人的不满。萨特在1966年评论福柯新出版的《词与物》时，严厉批评了他的知识考古学的反历史主义，萨特说福柯以静止的连续取代运动，从福柯的书中只能看到一张一张静止的西洋镜图景，采取福柯的思想姿态，必然得出“历史思考的不可能性”的结论；萨特认为福柯是“对历史的否定”（the denial of history）。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点出利奥塔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标靶是共产主义一样，萨特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才是福柯考古学的靶子，“它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建造的对付马克思的最后堡垒”[36]。佩里·安德森视福柯为新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左翼的代表，批评福柯所谓现代知识型的“逻辑”自然导向其自身的被取代，是一种简单的进化论，是一种拙劣的解释。[37]理查德·罗蒂则认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本质上是消极的，因而未能充分建立起任何新的知识理论。[38]罗伯特·勒施则认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采取了反对阿尔都塞辩证法的立场，但他的考古学方法却大体上是阿尔都塞“差异历史”（differential history）的消极意象而已；与福柯本人任性固执的个性对应，其考古学话语相当肤浅，其表述也充满了矛盾之处。“那些敢于质疑福柯前后不一致、逻辑矛盾或者其考古学更大的理论蕴涵的人被福柯轻蔑地看作理论的暴君：‘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一致；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官僚及警察，监督我们的文章是否合乎规矩。’”[39]中国学者汪民安认为，考古学强调历史的断裂，但是在福柯笔下，“这种断裂的原因并不明朗，因为话语是自治的，它不受外来环境的干预，这种断裂是突然的，莫名其妙的，因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40]。福柯对偶然和断裂性的过分强调，使他的考古学可能对知识史作出堂皇却缺乏说服力的解释。例如，上穷碧落下黄泉，找遍福柯的论述，除了找到一些类似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的欺人之谈外，我们仍然无法明了福柯所谓知识型演进的机制和途径。正如萨特所批评的那样，福柯没有告诉我们最吸引人的东西：“既没有说出每种思维是怎样被建构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的，也没有说人是怎样从一种思维过渡到另一种思维的。”[41]
我们认为，福柯的考古学方法试图采取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来进行自洽的知识分析，反对确立意义，这基本上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例如，福柯经常选择边缘化的人群如疯人、病人、囚犯、同性恋等作为他的分析对象，这决不能算作一种无深意的选择。选择这些人群作为话语分析对象本身就已经是在赋予和确立意义了。在进行考古学分析之时，福柯往往武断地把一长段历史时期中相当复杂的知识网络归纳为一种简单的历史先天性（historical a priori）和知识型，为此不惜歪曲相关的科学和历史事实。实际上，在同一个时代，有可能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知识型。因为福柯主要是从自己的法国文化来推导出数种知识型（文艺复兴、古典和现当代知识型）的，这些知识型还未见得能代表西方文化整体。正因为“西方”并非是铁板一块，福柯的知识型的适用范围也是难以决断的。再有，福柯对知识型的过分强调是以话语的自治为前提的；在其考古学的框架下，话语较少为历史实践和社会条件所制约。这样一来，福柯的考古学难免有变成纯粹形式主义分析的嫌疑。正如不少后结构主义者被指控为仅仅进行能指的游戏，福柯的考古学也潜在包含着以话语实践取代非话语实践，从而堕入书写游戏的危险。[42]显而易见，考古学不能有效处理从外部环境和历史实践中产生出来的问题，例如权力、身体和对社会能动改造的问题。在《知识考古学》里，福柯本人也并不讳言他的话语理论的无根性：“就目前以及可见的未来而言，我的话语远不能决定其说话的出发点，反而要避开它可能得到支持的所在。”[43]其话语的出发点，或者支撑话语的土壤，无疑是历史实践和非话语实践。这就是后期福柯部分地搁置知识考古学，转而发展谱系学的最大原因所在，虽然福柯坚持认为谱系学并不是要取代考古学。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时间转捩点发生在1970年前后。1970年底，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做了题为《话语秩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里，福柯放弃话语自治的想法，转而开始新的方法论试验。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话语观：“我以为在每个社会里，话语的生产同时由某些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角色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性，处理偶然事件，规避其沉重而可畏的物质性。”[44]在福柯的新话语观中，话语的外部控制程序、话语的物质性和话语主体的能动性得到了强调。这样，话语不再被视为一种彻底自足的和自我生成的机器，而是为社会程序所限制。自此，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紧紧地连接了起来。由于把社会实践和权力的维度引入话语分析法，福柯的方法论渐次由知识考古学进入到了谱系学。
基于对考古学的不满，谱系学成为了后期福柯的主要研究方法。《话语秩序》可被看作福柯对考古学方法论的首次重大修正（第二次重大修正是福柯纪念让·伊波利特的文章《尼采、谱系学和历史》）。在《知识考古学》问世六年之后，福柯出版了《规训与惩罚》。如同福柯以前的著作，该书旨在分析人文科学话语，但很大篇幅被用来研究社会和权力机制等非话语实践领域。福柯试图发现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连接机理的努力，在他的多卷本《性史》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该书充分揭示了中世纪以来的性史中所体现的知识、权力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有着诸多的相同点，例如反对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重视断裂、偶然以及零散时间的痕迹，反对普适真理与神话学，反对人类学中心主义等等。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考古学主要是一种自足的话语分析，试图避免非话语实践和机制、社会实践分析，而谱系学强调具体的权力关系分析，并且将身体引入到历史研究之中；谱系学长在它能够通过分析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比较充分地解释话语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考古学则主要关心非连续性的演进和历史时间的空间化分层；考古学重在静态描述，而谱系学则要求解释。后期福柯著作中考古学与谱系学方法论的结合使他能够同时描述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从而揭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根本联系。基于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后期的福柯能够给话语形构和知识序列提供一种历史性的解释，从而较好地达成了描述与解释的结合。从“描述世界”到“解释世界”，福柯走完了一生的理论旅程；至于“改造世界”，则不是福柯所重点关注的，虽然其理论仍然蕴涵着改造世界的精神潜力。
注释:
[1] 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2]福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360页。
[3]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206.
[4]显而易见，福柯的这一思想主要以马克思主义者为潜在论争对手。巴里巴尔就认为：“尽管采取的方法不断变动，福柯的全部工作可以视为与马克思的真正的斗争，这种斗争是福柯创造力的一大动力。我们可以看到，（与马克思的）这种斗争在福柯写作《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疯狂史》就已经开始。在《知识意志》出版后，从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的演讲、文章和会议发表的摘要来看，这种斗争依然在进行。”Etienne Balibar，“The Question of Nominalism”，in Michel Foucault,Philosopher: Essays，Edited by Timothy J. Armstrong，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39.
[5] 同上书，第138页。
[6] 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98.
[7] 同上。
[8] 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Vintage，1973,p.31.
[9]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6页。
[10]Leonard Lawlor，Thinking Through French Philosophy: the Being of the Ques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3，p.35.
[11]Brian Lightbody，Philosophical Genealogy: An Epistem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Nietzsche and Foucault's Genealogical Method，Peter Lang，2010，pp.66-67.
[12] 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p.138-140.
[13]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页。
[14]同上书，第2页。
[15]同上书，第9—10页。
[16]同上书，第218—219页。
[17]同上书，第10页。
[18]Henrique Pinto，Foucault，Christianity and Interfaith Dialogue，Routledge，2003,p.54.
[19] 同上。
[20]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页。
[21]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4页。
[22]同上书，第195页。
[23]同上书，第197页。
[24] 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155.
[25]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8页。
[26]关于毛泽东对阿尔都塞矛盾观的影响，参见蔡英田：《毛泽东的矛盾不平衡理论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枫叶、邢立军：《毛泽东的矛盾观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关系论析》，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7]如福柯在一个访谈中提出“功能多元决定论”（functional over-determination）的概念，认为每个效果（effect），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与其他的效果发生共鸣或者矛盾，由此要求对在各个点凸现出来的异质元素做重新调整或者再加工。参见Michel Foucault，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Pantheon.1980，p.196。
[28]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页。
[29]同上书，第12页。
[30]同上书，第264页。
[31] 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Vintage，1973,pp.340-343
[32] 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93.
[33]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Vintage，1973,p.387.
[34] 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35]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0—254页。
[36]Replies to Structuralism: An Interview with Jean-Paul Sartre，Telos，9，Fall 1971；迪迪埃·埃里篷：《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37]Perry Anderson，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53,p.57.
[38]Richard Rorty，“Foucault and Epistemology”，in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Basil Blackwell，Oxford，1986.
[39]Robert Paul Resch，Althusser and the Renewal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240-241.
[40]汪民安：《福柯的界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41]迪迪埃·埃里篷：《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42]在回顾其作品的时候，福柯说他在自己的“形式主义”时期写作的《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不是他最喜欢的书。迪迪埃·埃里篷：《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43]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205.
[44]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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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洪生
约在1970年以前，知识考古学在福柯的思想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他的处女作《精神病与人格》（1954年）到《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疯狂史》（1961年），经《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凝视的考古学》（1963年），到《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1966年），再到《知识考古学》（1969年），延至《话语秩序》（1970年演讲，次年出版），知识考古学是前期福柯一以贯之的思考维度。尽管不能将福柯思想中的“考古学”的意义视为一种固化不变的东西，也无法将福柯在约10年之久的时段中采用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做明晰的、一贯的界定，我们还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前期福柯一直坚持的看法。例如，福柯反对人本主义、人文主义，放弃传统的线性目的论的历史观，反对对深层意义的挖掘，也不愿意探寻重要性、新颖性、统一性和独创性等等。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旨在批判西方近代的“逻辑主体性原则”和现代“历史主体性原则”。[1]在1969年的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提示该书的立意是为了“扫除初步的障碍”，而这些“初步的障碍”即主要来自西方此前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历史主义等，其具体表现就是把“在科学性秩序及话语范围中的改变与革命”仅与“那个保证历史永恒不变的宇宙之道理”（指逻各斯）相连接，而不是与话语实践本身相连接；以对“唯心的、理想知识的、理念和意见的历史”的维护代替对“话语运作本身存在”的探讨。[2]这样，使用知识考古学这一方法论武器，福柯同时向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目的论历史等宣战。大致说来，福柯要在符号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找寻新的理论出路。
很难对知识考古学下一个严格的定义，而福柯也明显没打算这么做。在解释知识考古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陈述”(statement)的时候，福柯没有正面给出定义，而是通过解释“陈述”“不是什么”来界定：它不是话语的基本构成单位，不等于一个命题，不等于一个句子，也不等于一个言语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福柯对知识考古学的界定也是通过讲述知识考古学“不是什么”来给定的。考古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如果哲学是对本源的记忆或者回归的话，那么我所做的无论如何都不能视为哲学；如果思想史是给予面目业已模糊的人物以生命，那么我所做的也不是历史。”[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知识考古学可以被视为一种介于哲学与历史之间的新思想形态。知识考古学尤其不是一种目的论指导下的思想史，它并不预设知识的历史积累方向。[4]福柯论述道：“准确说来，知识考古学是对思想史的弃绝，是对思想史的假定和常规的系统性拒绝。”[5]但也许我们可以依照学者D.沙姆维的看法，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看作是一种没有思想和没有历史的思想史（the history of ideas without ideas and without history）。这就是说，福柯试图不借助作为统一性保证者的超验观念来描述以往的知识形式[6]，他把历史从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其考古学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全新的史学，而他本人则是一种非传统的“话语”或者“档案”历史学家，虽然福柯本人不一定会同意这一指称。对福柯而言，知识考古学也不是一种科学：“我从来不把知识考古学视为一种科学，甚至也不把它当作一种未来科学的开端。”[7]它甚至也不是一种理论——知识考古学仅仅是一种范围（domain），一种研究的领域。在考古学的层面上探求知识，就是在使事件或者情景变得可能的层面上探求知识。[8]知识考古学从不预示和指向未来，它仅仅标示出线路、层次和边界：“考古学一词没有丝毫的超前价值；它只是指在分析词语性能中某一条着手研究的线路，即详述某种层次，如陈述和档案的层次；确定和阐释某个范围，如陈述的规律性、实证性；运用诸如形成规律、考古学派生、历史先验知识等概念。”[9]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旨在揭示话语的实证性（positivity），在于调查产生陈述体系的实际条件；[10]在于阐明一种陈述如何服务于涵义(meaning)和意义(significance)的呈现；考古学家“研究特殊学科中的陈述或者特定的人的陈述，如何获取到它们现在所具有的价值”[11]。
与传统思想史关注深层涵义、连续性、能动性的主体和起源不同，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论采用了带有解构主义色彩的四大原则。首先，考古学不是试图界定思想、表现、意象、主题、超验性先设等隐藏在话语背后的东西，而是区划话语本身，这些话语作为实践，遵循一定之规。考古学不是一门阐释的学科，而是一门描述的学科。其次，考古学并不寻求发现历史连续性和细微的过渡，这种过渡将当下的实践与以往和将来的实践相连接。考古学是从话语本身的特殊性界定它们，承认它们各自的差异与分化。它不是一种分类学，而是一种对话语形式的差异化分析。再次，考古学不关注创造性的主体，即作者。所谓作者对福柯而言不过是个空集，作者死了。考古学既不是一种关于创造的心理学，也不是一种创造的社会学，广言之，也不是一种创造的人类学。主体的权威性不在考古学家的思考之列。考古学关心的只是话语和话语实践。最后，考古学并不试图恢复表述者在话语表达时刻所赋予话语的思想、希望、目的、经验和欲望。考古学不是对起源的最深层秘密的回归，只是对话语—客体的系统描述。[12]福柯的这种考古学研究方法，是以往的西方思想家所不熟悉的。福柯秉承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信条，以考古学方法研究西方文明史，在癫狂、非理性、临床医学等边缘研究领域，在文明的裂隙处洞见人所不见，颠覆从而彻底更新了传统的史学研究。福柯的考古学即是一种“重新书写”(rewriting)人类知识活动的努力。
如前所言，福柯考古学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他对“非连续性”的强调。在福柯看来，传统历史尤其是思想史深深扎根于对连续性和因果律的信仰。旨在与传统史学决裂，在其方法论著作《知识考古学》的开篇，福柯首先否定了连续性的思想：“过去一向作为研究对象的线性连续已被一种在深层上脱离连续的手法所取代，从政治的多变性到‘物质文明’特有的缓慢性，分析的层次变得多种多样：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独特的断裂，每一个层次都蕴含着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13]福柯认为，在史学研究中，应该把注意力从原来描绘“时代”或者“世纪”的广阔单位转向断裂现象、转向非连续性、转向对“中断的偶然性”的探测。[14]非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非连续性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要位置，成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非连续的位移无疑是新历史的最基本的特征之一。[15]同传统史学相比，福柯更愿意谈论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16]“不连续性的概念是一个悖论的概念：因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对象，它确定自己成为其结果的领域。”[17]新的历史学家必须以考古学方法探测历史的不连续性，对其进行中立性的描述，从而创造出一种与以往说法全然不同的历史。话语不一定再现时间连续性和进化的秩序，福柯的考古学试图在一种不连续的非时间性（atemporality）中，而不是在一种辩证的、连续性的、统一的愿景中安置话语。[18]福柯如此强调非连续性，是否我们就可以说他的哲学彻底抛弃了连续性的维度呢？众所周知，深深影响福柯的德勒兹哲学被视为一种“差异的哲学”，那么福柯的哲学能否被贴上一个“非连续性的哲学”的标签？恐怕也很难下此结论。细加考察，福柯从未彻底拒绝连续性，福柯的非连续性整体思考中往往也包含着局部的连续性。在福柯著名的“知识型”（episteme）论断中，虽然前一个知识型与后一个知识型的转化体现了历史的断裂，但同一知识型在时间上还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的。福柯发明的几种知识型，即文艺复兴知识型、古典知识型和现当代知识型，每个知识型在空间上具有扩展性，在时间上则每个知识型可能绵延数百年之久。实际上，世界上也从来没有存在过诞生于空无之中的非连续性。非连续性一定是承接连续性而言的。只是福柯在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之间，为着策略性的教育目的，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了非连续性，也更为强调在连续性之中存在的罅隙、断裂和非连续性。正如有论者所言，福柯并未打算赋予非连续性以从前连续性所扮演的角色，他只是反对超验的“不变的原因”或者“自然的自由”（natural liberties），而主张对于“变化”（change）的研究应当清除所有外在的模式，应当取消变化作为普遍规律的至上地位和它作为一般结果的地位，代之以对于各种转换（transformations）的分析。[19]所以当法国某本词典将福柯称作“一位把历史理论奠基于间断性（非连续性）的哲学家”时，福柯觉得目瞪口呆，因为他并不打算高呼非连续性万岁。[20]
福柯认为整个的生活世界都充满了非连续性，也即充满了各种的矛盾。哪里有非连续性，哪里就有矛盾，两者彼此关联。话语也产生于矛盾，“话语正是为表现和克服矛盾才开始讲话的；话语正是当矛盾不断地通过它再生出来，为了逃避矛盾才继续下去并无限地重新开始；这是因为矛盾永远处于话语之内，因为话语由此而永远不能绕开矛盾，因为话语在变化，在变形，在自动地逃避它的连续性”[21]。但是福柯的非连续性思想的目的并不是试图发现一些基本的、主导性的矛盾和找到它们的解决办法，如同传统的思想史学者所做的那样。“对于考古学分析来说，矛盾既不是要克服的表面现象，也不是应该抽出的秘密原则。它们是需要描述的对象，我们无需寻找它们可能在哪个方面消失，或者在什么样层次上被强化和从效果变成原因。”[22]由此，福柯坚决反对黑格尔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矛盾理论，这种理论注重处理“矛盾的巨大游戏”：矛盾以种种方式呈现，然后被消除，最后又在更大的冲突中重现，并在冲突中达到顶点。考古学则相反，它仅分析矛盾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以及各种矛盾的不同功能。[23]简言之，考古学描述纷争冲突的不同空间。考古学严肃对待矛盾不是为了克服它们，也不是为了增加或者减少差异。一个话语形构不是一个理想的、连续的、平滑的文本，也不是一个由无处不在的主导矛盾所决定的平面。话语形构有很多冲突的空间、不同的对立关系，这些对立的层次和作用应当被描述。[24]在此我们可以看到福柯的老师阿尔都塞的矛盾观——多元决定论（over-determination）的影子：矛盾与结构相关，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结构内部受到各种不同矛盾的影响，在同一项运动中，矛盾既规定、制约了整体结构中的其他矛盾，又被这个结构的各方面和各领域所规定。[25]对福柯而言，矛盾是多元的，有着不同的类型、层次和功能。话语实践实际上是在矛盾的层面，也即非连续和断裂处展开的。话语总在创生，也总在自我解构的状态之中。这就使同时肯定和否定同一事物得以可能，二元对立的思维方法由此被打破。福柯关于矛盾的绝对性和不平衡性的思想，他对矛盾的不同类型、层次和功能的研讨，他对矛盾的共时性和空间化的理解，无疑接受了阿尔都塞，甚至阿尔都塞背后的毛泽东的深刻影响。[26]实际上，在他的著作和访谈中，福柯经常使用“over-determination”这一概念。[27]但是福柯知识考古学时期的矛盾观和阿尔都塞的矛盾观也有很大的不同。其最重要的不同，是阿尔都塞认为人类社会的任何矛盾都与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紧密相连，考虑社会实践尤其是经济实践在矛盾中的作用，认为经济实践是决定矛盾走向的“最后的因素”。而福柯考古学中的话语虽然产生于矛盾，但却是自治的，不太考虑非话语实践如经济活动和阶级斗争对矛盾走向的影响，福柯也不愿意探讨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概念。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他对“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强调。福柯指责传统的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历史观是一种“全面历史”（total history）：“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28]总的来说，“全面历史”相当于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29]福柯赞成一种“总体历史”（general history），也就是知识考古学所开掘的历史。总体历史展开的空间是弥散的空间。福柯论述道，知识考古学作为关于话语的话语，力图“展开一种永远不能被归结到差别的唯一系统中去的扩散，一种与参照系的绝对轴心无关的分散；要进行一种不给任何中心留下特权的离心术”[30]。“总体历史”谈论“系列、分割、界限、差异、差距、年代的特殊性、记忆暂留的特殊形式、关系的可能的类型”。简言之，传统的“全面历史”是一种中心化的历史观，而考古学凝视下的“总体历史”则是一种去中心化的历史观。福柯的去中心化的努力也表现在其《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中的反人类学中心主义。福柯坚持认为从康德到现时代，人类学作为一种基础性的东西，统治和控制了哲学思考的路径，它形塑了历史。长期以来，思想和哲学沉睡于人类学的沉睡之中。为了把思想从这种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为了把思想召唤到其最早的黎明之可能性，除了摧毁人类学“四边形”（anthropological quadrilateral）的基础，从而跨越人类学之野外，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连根拔除人类学，在“人”消失后留下的空档之中，我们才有可能重新思考，一种新的思想形式才会即将来临。[31]对福柯来说，没有什么基础性的人的本质等待解放。所谓的人的主体也仅仅是“一种空无的功能”，一种实际上可以由不同的人来填充的空的位置。[32]尼采仅仅宣布了上帝的死亡，而福柯宣布了人的死亡：“如同在海边沙滩上画的脸，人将会被抹去。”[33]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的“去中心化”倾向，根源于他对西方近现代的“逻辑主体性原则”和“历史主体性原则”不信任。叶秀山先生指出，福柯对此的批判，“使他的考古学意义下的人及其思想产品最终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而成为一种关系的总和，从而使知识考古学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打击了西方哲学中人类中心论传统。人的思想、知识、科学失去自身独立发展的连续性，而存在于各个时期的关系和制度之中”[34]。与福柯去中心化的思想相关联，福柯考古学的一个长处是它并不声称自己是一种固定的和普遍的研究方法。福柯从未宣布知识考古学是高高在上和人人应该遵循的、唯一正确和有效的知识研究方法。福柯也不认为知识型的方向是唯一能够通向考古学的方向，他“情愿设想在不同的方向上发展的考古学”。[35]实际上，福柯采取了一种多元主义的立场，其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知识领域中话语的复杂性。
但是福柯的考古学也有很多问题，它招致了不少批评者和赞同者，甚至后期福柯本人的不满。萨特在1966年评论福柯新出版的《词与物》时，严厉批评了他的知识考古学的反历史主义，萨特说福柯以静止的连续取代运动，从福柯的书中只能看到一张一张静止的西洋镜图景，采取福柯的思想姿态，必然得出“历史思考的不可能性”的结论；萨特认为福柯是“对历史的否定”（the denial of history）。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点出利奥塔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标靶是共产主义一样，萨特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才是福柯考古学的靶子，“它意味着建立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所能建造的对付马克思的最后堡垒”[36]。佩里·安德森视福柯为新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主义左翼的代表，批评福柯所谓现代知识型的“逻辑”自然导向其自身的被取代，是一种简单的进化论，是一种拙劣的解释。[37]理查德·罗蒂则认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本质上是消极的，因而未能充分建立起任何新的知识理论。[38]罗伯特·勒施则认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采取了反对阿尔都塞辩证法的立场，但他的考古学方法却大体上是阿尔都塞“差异历史”（differential history）的消极意象而已；与福柯本人任性固执的个性对应，其考古学话语相当肤浅，其表述也充满了矛盾之处。“那些敢于质疑福柯前后不一致、逻辑矛盾或者其考古学更大的理论蕴涵的人被福柯轻蔑地看作理论的暴君：‘不要问我是谁，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一致；把这个问题留给我们的官僚及警察，监督我们的文章是否合乎规矩。’”[39]中国学者汪民安认为，考古学强调历史的断裂，但是在福柯笔下，“这种断裂的原因并不明朗，因为话语是自治的，它不受外来环境的干预，这种断裂是突然的，莫名其妙的，因而带有神秘主义色彩”[40]。福柯对偶然和断裂性的过分强调，使他的考古学可能对知识史作出堂皇却缺乏说服力的解释。例如，上穷碧落下黄泉，找遍福柯的论述，除了找到一些类似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的欺人之谈外，我们仍然无法明了福柯所谓知识型演进的机制和途径。正如萨特所批评的那样，福柯没有告诉我们最吸引人的东西：“既没有说出每种思维是怎样被建构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的，也没有说人是怎样从一种思维过渡到另一种思维的。”[41]
我们认为，福柯的考古学方法试图采取一种客观中立的立场来进行自洽的知识分析，反对确立意义，这基本上是一种不可能的任务。例如，福柯经常选择边缘化的人群如疯人、病人、囚犯、同性恋等作为他的分析对象，这决不能算作一种无深意的选择。选择这些人群作为话语分析对象本身就已经是在赋予和确立意义了。在进行考古学分析之时，福柯往往武断地把一长段历史时期中相当复杂的知识网络归纳为一种简单的历史先天性（historical a priori）和知识型，为此不惜歪曲相关的科学和历史事实。实际上，在同一个时代，有可能同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知识型。因为福柯主要是从自己的法国文化来推导出数种知识型（文艺复兴、古典和现当代知识型）的，这些知识型还未见得能代表西方文化整体。正因为“西方”并非是铁板一块，福柯的知识型的适用范围也是难以决断的。再有，福柯对知识型的过分强调是以话语的自治为前提的；在其考古学的框架下，话语较少为历史实践和社会条件所制约。这样一来，福柯的考古学难免有变成纯粹形式主义分析的嫌疑。正如不少后结构主义者被指控为仅仅进行能指的游戏，福柯的考古学也潜在包含着以话语实践取代非话语实践，从而堕入书写游戏的危险。[42]显而易见，考古学不能有效处理从外部环境和历史实践中产生出来的问题，例如权力、身体和对社会能动改造的问题。在《知识考古学》里，福柯本人也并不讳言他的话语理论的无根性：“就目前以及可见的未来而言，我的话语远不能决定其说话的出发点，反而要避开它可能得到支持的所在。”[43]其话语的出发点，或者支撑话语的土壤，无疑是历史实践和非话语实践。这就是后期福柯部分地搁置知识考古学，转而发展谱系学的最大原因所在，虽然福柯坚持认为谱系学并不是要取代考古学。从考古学到谱系学的时间转捩点发生在1970年前后。1970年底，福柯在法兰西学院做了题为《话语秩序》的演讲，在这个演讲里，福柯放弃话语自治的想法，转而开始新的方法论试验。他提出了一种新的话语观：“我以为在每个社会里，话语的生产同时由某些程序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分配。这些程序的角色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性，处理偶然事件，规避其沉重而可畏的物质性。”[44]在福柯的新话语观中，话语的外部控制程序、话语的物质性和话语主体的能动性得到了强调。这样，话语不再被视为一种彻底自足的和自我生成的机器，而是为社会程序所限制。自此，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紧紧地连接了起来。由于把社会实践和权力的维度引入话语分析法，福柯的方法论渐次由知识考古学进入到了谱系学。
基于对考古学的不满，谱系学成为了后期福柯的主要研究方法。《话语秩序》可被看作福柯对考古学方法论的首次重大修正（第二次重大修正是福柯纪念让·伊波利特的文章《尼采、谱系学和历史》）。在《知识考古学》问世六年之后，福柯出版了《规训与惩罚》。如同福柯以前的著作，该书旨在分析人文科学话语，但很大篇幅被用来研究社会和权力机制等非话语实践领域。福柯试图发现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的连接机理的努力，在他的多卷本《性史》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该书充分揭示了中世纪以来的性史中所体现的知识、权力和真理之间的关系。总体来说，福柯的考古学与谱系学有着诸多的相同点，例如反对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重视断裂、偶然以及零散时间的痕迹，反对普适真理与神话学，反对人类学中心主义等等。其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考古学主要是一种自足的话语分析，试图避免非话语实践和机制、社会实践分析，而谱系学强调具体的权力关系分析，并且将身体引入到历史研究之中；谱系学长在它能够通过分析话语与权力的关系，比较充分地解释话语历史的形成和发展。考古学则主要关心非连续性的演进和历史时间的空间化分层；考古学重在静态描述，而谱系学则要求解释。后期福柯著作中考古学与谱系学方法论的结合使他能够同时描述话语实践和非话语实践，从而揭示知识与权力之间的根本联系。基于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后期的福柯能够给话语形构和知识序列提供一种历史性的解释，从而较好地达成了描述与解释的结合。从“描述世界”到“解释世界”，福柯走完了一生的理论旅程；至于“改造世界”，则不是福柯所重点关注的，虽然其理论仍然蕴涵着改造世界的精神潜力。
注释:
[1] 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2]福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360页。
[3]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206.
[4]显而易见，福柯的这一思想主要以马克思主义者为潜在论争对手。巴里巴尔就认为：“尽管采取的方法不断变动，福柯的全部工作可以视为与马克思的真正的斗争，这种斗争是福柯创造力的一大动力。我们可以看到，（与马克思的）这种斗争在福柯写作《疯癫与非理性——古典时期疯狂史》就已经开始。在《知识意志》出版后，从福柯在20世纪80年代的演讲、文章和会议发表的摘要来看，这种斗争依然在进行。”Etienne Balibar，“The Question of Nominalism”，in Michel Foucault,Philosopher: Essays，Edited by Timothy J. Armstrong，Harvester Wheatsheaf，1992，p.39.
[5] 同上书，第138页。
[6] 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98.
[7] 同上。
[8] 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Vintage，1973,p.31.
[9] 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6页。
[10]Leonard Lawlor，Thinking Through French Philosophy: the Being of the Questi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3，p.35.
[11]Brian Lightbody，Philosophical Genealogy: An Epistem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Nietzsche and Foucault's Genealogical Method，Peter Lang，2010，pp.66-67.
[12] 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p.138-140.
[13]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页。
[14]同上书，第2页。
[15]同上书，第9—10页。
[16]同上书，第218—219页。
[17]同上书，第10页。
[18]Henrique Pinto，Foucault，Christianity and Interfaith Dialogue，Routledge，2003,p.54.
[19] 同上。
[20] 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7页。
[21]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94页。
[22]同上书，第195页。
[23]同上书，第197页。
[24] 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155.
[25]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8页。
[26]关于毛泽东对阿尔都塞矛盾观的影响，参见蔡英田：《毛泽东的矛盾不平衡理论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年第2期；枫叶、邢立军：《毛泽东的矛盾观与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关系论析》，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27]如福柯在一个访谈中提出“功能多元决定论”（functional over-determination）的概念，认为每个效果（effect），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与其他的效果发生共鸣或者矛盾，由此要求对在各个点凸现出来的异质元素做重新调整或者再加工。参见Michel Foucault，Power 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Pantheon.1980，p.196。
[28]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页。
[29]同上书，第12页。
[30]同上书，第264页。
[31] 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Vintage，1973,pp.340-343
[32] 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93.
[33]Michel Foucault，The Order of Things，Vintage，1973,p.387.
[34] 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35]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50—254页。
[36]Replies to Structuralism: An Interview with Jean-Paul Sartre，Telos，9，Fall 1971；迪迪埃·埃里篷：《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37]Perry Anderson，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53,p.57.
[38]Richard Rorty，“Foucault and Epistemology”，in Foucault: A Critical Reader，Basil Blackwell，Oxford，1986.
[39]Robert Paul Resch，Althusser and the Renewal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240-241.
[40]汪民安：《福柯的界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
[41]迪迪埃·埃里篷：《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5页。
[42]在回顾其作品的时候，福柯说他在自己的“形式主义”时期写作的《词与物》和《知识考古学》不是他最喜欢的书。迪迪埃·埃里篷：《权力与反抗——米歇尔·福柯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页。
[43]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205.
[44]Michel Foucault，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Pantheon，1972，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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