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４卷第１０期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ｃｔ．２００７Ｖｏｌ．４Ｎｏ．１０
从禁海到闭关锁国
———试论明清两代海外贸易制度的演变
尚
畅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０６）
摘
闭关锁国”政策由来以久，最早应追溯到明初时期的海禁政策，在此的三百多年间，历代统治者出于要：“
政治的需要，对海外贸易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经过一段曲折漫长的演变过程，最终导致了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衰退陨落，也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海外贸易；禁海；闭关锁国
我国的海上贸易历史悠久，可溯源到宋代，中国的封建朝廷即与东亚、阿拉伯诸国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北宋的海外贸易始于太祖开宝四年（９７１年），来南汉以后，盛于北宋中后期。海外贸易全是通过海船进行的。”［１］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更是开创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将中外贸易推向了新的阶段。然而明中叶以后，伴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的东来，统治者“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实行了近３００年的
但明朝的禁海却是时禁海政策，开启了我国近古禁海的历史。
宽时严，在明后期隆庆、万历年间，民间海上贸易被朝廷默许，东南沿海一带的商品经济随着海上贸易规模的扩大逐渐繁荣。进入清代，清政府于顺康之际一度厉行海禁，中国与南洋各国的贸易受到遏制。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清政府继收复台湾后作出了解除海禁的重大决策，海上贸易重新出现高潮。然而，及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清廷重又禁止南洋贸易，至乾隆朝，关闭了除广州之外的所有通商口岸，这对正在发展的海外贸易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是沉重的打击，并为日后逐步加剧的闭关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明朝海禁制度的演变
洪武四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实行了严厉的海禁制度，“台、庆元（１３７２）年底，明太祖诏靖海候吴祯藉方国珍所部温、
［２］
与此同时，明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产者。”
１４０５年和１４０７年派遣使节向明朝皇帝进贡，要求明朝承认他
们的国家为明朝的藩属”。［４］
永乐三年（１４０５）至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前后的２８年间，明成
祖先后七次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下西洋，访问亚非三十多个国家。明成祖对待海外贸易的态度似乎令人费解，一方面，在他即位后对海外贸易采取了严厉的封闭态度；另一方面，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访问海外各国，究其原因，值得深思。首先，朱棣是借郑和下西洋来打击东南沿海反朱明政权的地主从事的海上贸易。其次，永乐帝想借机派人到海外诸国，寻找传闻中流亡的建文踪迹，进而铲除因国内政治斗争而流窜到海外的地主豪强的残余势力。再者，朱棣即位后，为了弘扬国威，以华夷秩序”实施“礼治”外交。因示天朝风范，他继承了传统的“
此，永乐与宣德时期，郑和七次扬帆远航，这一壮举促进了中外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也使得东南沿海地区民间海外贸易兴盛起来。尽管封建统治者尚未解除有关“私通番国”的禁令，可是民间出洋经商已成了不可遏止之势。
明代私人海外贸易在正统至正德年间（１５世纪的后６０年到１６世纪初）有了较大的发展，福建、广东沿海居民，特别是一些“豪门巨室”拥有庞大的商船往来海上贸易。正当民间海外贸易有可能取得突破传统模式的发展时，发生了两件事情，对明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
其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向东扩张，对大明沿海地区不断地进行武装挑衅。
其二，嘉靖二年（１５２３），抵达宁波的日本两批朝贡使团，因争夺贸易而火拼，在互相追杀中，沿途抢掠，还杀死了明朝官员。
与此相继发生的这两起危及明朝海防的事件，影响极坏。同时，日本倭寇日益猖獗的侵扰着我国的东南沿海，使得明政府于嘉靖初年重申海禁政策，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控制，甚至还关闭了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广州。但明朝当局未曾料到，严厉的海禁恰恰为走私贸易的兴旺提供了有利时机。沿海民众一向有从事海上贸易的传统，作为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明初海禁”政策无异于断绝沿海民众的生计，许多以来，当局实行“
民众与商人铤而走险与日本商人勾结进行走私贸易，甚至与倭寇勾结，沿海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直到嘉靖末年，倭乱基
・６３・
太祖下达了“仍禁滨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的命令。只允许保留管理这种海有限的朝贡———勘合体制内的官方贸易的存在，“外贸易的机构是市舶司，它的职责是维持明朝以中央之国的居高临下姿态接受外国的朝贡，作为回报，明朝礼部给外国贡稍有灵活之处是允许随同贡使使相当的回赐，美其名日领赏。
前来的商人可以在市舶司所在地或京师会同馆进行变相的贸
［３］
易。”
到了建文统治时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起洪武期间松动，江南地主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恢复从事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但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明成祖朱棣借“靖难之役”登基称帝，即位后他以遵祖制为名，一反建文帝附和江南地主之政策，对江南地主大肆镇压。同时，沿袭朱元璋“片板不许下海”的政策，对于江南地主从事海外贸易活动严加禁止。但是，明朝与马六甲悠久的交往历史却得以继续。“１４０３年，明成祖派遣尹庆到马六甲，马六甲的统治者对这一行动作出反应，于
本平息，在沿海官员的奏请下，隆庆元年（１５６７），明穆宗及其辅政大臣主张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民间贸易真正合化法了，也意味着朝贡贸易体制的衰败。
在明朝的最后的七十余年间，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经济的开放使她在全球化的萌芽期依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然而历史的进程却因明、清两朝的一灭一兴，终止了它原来可能发展的方向。
二、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逐步形成
顺治初年，以郑成功为首的抗清势力盘踞于东南沿海的大小岛屿上，以此为根据地，进出大陆进行着抗清活动。为了对付抗清势力，同时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清政府害怕反清势力和外国人联合起来。为此清政府延续了明代的海禁政策，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不许进入广州，只准于澳门交易。并下令在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隶六省实行迁海，“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疏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一
并议罪。”
［５］清政府以强制手段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迁出之地焚其房屋，荒其土地，以防居民出海。“
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谋生无路，“百姓皆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严重影响了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致沿海
３０—５０里内，满目荒凉。中外贸易顿时萎缩，这是清朝闭关锁
国政策的缘起。
清初的海禁先后持续了四十年，尽管这期间澳门、厦门、台湾的贸易曾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开展着，但都不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严厉的禁海政策使东南沿海地区正常的海外贸易中止了，使明后期繁荣的商品经济倒退了许多。
由于禁海迁界对沿海数省社会经济的破坏极为惨烈，地方官纷纷上疏要求停止内迁沿海居民，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在郑氏退居台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弛海禁，并以广东先行。这一期间，海禁放宽十分有限，沿海渔民要在保甲连坐以及官兵的督押之下于沿海捕鱼。但随着三藩反清，战事遂起，郑氏复在福建沿海登陆，清廷不得不再度申严海禁，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康熙帝又重申迁海令，日：“
应如顺治十八年立界为例，将界外百姓迁移内地，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
［６］
清政府为了打击郑氏抗清力量，海外贸易政策始终严厉奉行海禁与迁海政策，虽一度弛禁，但终以郑氏的存在而十分有限，且不得持久。
１６８４年，清廷统一台湾后，康熙帝逐步认识到海上贸易
的重要性，次年开海禁，后又指定广州、
宁波、漳州、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进行中外贸易，以便“百物疏通，民生饶裕”。并于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设洋行和公行以保证外贸和税收。雍正初年，清王朝对中外交往和贸易的政策仍较为宽松，雍正帝曾谕粤海关“国家之设关，所以通商而非禁商，所便民而非病民也。”这一时期中西贸易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中国出口贸易的扩大，使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商品流通规模扩大，货币经济日渐繁荣。可以说，这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遗憾的是，这种中外交流的局面，因西方殖民列强的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入侵和雍正驱逐传教士而中断。
１７２５年雍正帝下令禁教，清朝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宽松政策宣告结束。乾隆八年（１７４３），清廷“署两广总督策楞、广东
６４・
巡抚王安国奏请设立广州海防同知，以从严管理澳门及船舶之出入。”“
翌年四月，首任广州海防同知印光任制订《管理番舶及澳夷专程》七条。”［７］
其中一条日：“有私行接引洋船者，照私渡关津例从重治罪。”［８］１７４３年，清王朝派专员“专理澳门云夷事物”，并制定《管理澳夷章程》，该章程表面看来其目的
是为了加强对澳门管理，但其实质是尽量防范中外接触。该章程的制定，标志着清王朝在实行闭关锁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但是此章程并未达以预期目的。１７４５年，有五艘英舰闯入中国海域；１７４８年澳门发生了葡萄牙人杀害华人案。乾隆帝认为地方多事的原因在于中外贸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清朝对外政策就沿着“严加防范”的道路上愈来愈走向极端。
１７５５年到１７５６年，英人不满足于在广东一处通商贸易，
英国船只相继来到宁波，英船连年来浙引起了清王朝的不安，“
恐将来赴浙之洋船日众，则宁波又多一洋人市集之所，日久虑生他弊。”
［９］
故清廷决定将浙江省关税提高一倍，以期不禁自觉，翌年正月，乾隆下旨修订浙海关征收外洋番船税则，谕日：“
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如有奸民串通勾引，即行严拿治罪。户部遵旨议定浙海关更改章程，……视粤
省稍重，则洋船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１０］
但修改浙海关条
例，增加税收并没有明显效果。１７５７年英船欧斯诺号又到浙江省，对此乾隆帝于当年１２月２０日明令禁止夷船赴逝，并制
定《防范外夷规条》，这标志着闭关政策正式形成。但清政府考虑到广州的贸易额最大，加之鉴于澳门被葡萄牙盘踞的教训和沿海治安的状况，于是关闭了三口，仅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繁荣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西贸易就此结束。这种政策阻遏了中国走向海洋的进程，使得中国的航海和海运能力，从明代尚领先于世界的地位上逐渐跌落了。这正是清政府“自我摧残”政策的结果，自此清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沿袭着这种闭关政策，直到鸦片战争前始终没有变化。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坝，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发展。
１８４０年，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在经历
了“坚船利炮”与大刀长矛的较量后，清帝国的尊严被无情地戳破，闭关锁国政策彻底失败，古老帝国的门户被迫开放。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清政府不得不废除了垄断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从此，广阔的中华大地成为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封建的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１］陈振．中国断代史系列———
宋史［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１１—３１２．
［２］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下）［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９５６．
［３］［４］樊树志．晚明史（１５７３—１６４４）［Ｍ］．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４，６．
［５］［６］王思治．清朝通史———
康熙朝分卷（下）［Ｍ］．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８８，３９２．
［７］［８］郭成康．清通监（第八卷）［Ｍ］．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４２２．
［９］［１０］郭成康．清通监（第九卷）［Ｍ］．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７６３—
３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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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１０月第４卷第１０期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ｂｅ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Ｏｃｔ．２００７Ｖｏｌ．４Ｎｏ．１０
从禁海到闭关锁国
———试论明清两代海外贸易制度的演变
尚
畅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湖南长沙４１０００６）
摘
闭关锁国”政策由来以久，最早应追溯到明初时期的海禁政策，在此的三百多年间，历代统治者出于要：“
政治的需要，对海外贸易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经过一段曲折漫长的演变过程，最终导致了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衰退陨落，也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海外贸易；禁海；闭关锁国
我国的海上贸易历史悠久，可溯源到宋代，中国的封建朝廷即与东亚、阿拉伯诸国建立了贸易往来关系。“北宋的海外贸易始于太祖开宝四年（９７１年），来南汉以后，盛于北宋中后期。海外贸易全是通过海船进行的。”［１］明朝的郑和下西洋更是开创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将中外贸易推向了新的阶段。然而明中叶以后，伴随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的东来，统治者“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实行了近３００年的
但明朝的禁海却是时禁海政策，开启了我国近古禁海的历史。
宽时严，在明后期隆庆、万历年间，民间海上贸易被朝廷默许，东南沿海一带的商品经济随着海上贸易规模的扩大逐渐繁荣。进入清代，清政府于顺康之际一度厉行海禁，中国与南洋各国的贸易受到遏制。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清政府继收复台湾后作出了解除海禁的重大决策，海上贸易重新出现高潮。然而，及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清廷重又禁止南洋贸易，至乾隆朝，关闭了除广州之外的所有通商口岸，这对正在发展的海外贸易乃至整个社会经济都是沉重的打击，并为日后逐步加剧的闭关政策奠定了基础。
一、明朝海禁制度的演变
洪武四年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实行了严厉的海禁制度，“台、庆元（１３７２）年底，明太祖诏靖海候吴祯藉方国珍所部温、
［２］
与此同时，明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尝充船产者。”
１４０５年和１４０７年派遣使节向明朝皇帝进贡，要求明朝承认他
们的国家为明朝的藩属”。［４］
永乐三年（１４０５）至宣德八年（１４３３）前后的２８年间，明成
祖先后七次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下西洋，访问亚非三十多个国家。明成祖对待海外贸易的态度似乎令人费解，一方面，在他即位后对海外贸易采取了严厉的封闭态度；另一方面，多次派遣郑和下西洋访问海外各国，究其原因，值得深思。首先，朱棣是借郑和下西洋来打击东南沿海反朱明政权的地主从事的海上贸易。其次，永乐帝想借机派人到海外诸国，寻找传闻中流亡的建文踪迹，进而铲除因国内政治斗争而流窜到海外的地主豪强的残余势力。再者，朱棣即位后，为了弘扬国威，以华夷秩序”实施“礼治”外交。因示天朝风范，他继承了传统的“
此，永乐与宣德时期，郑和七次扬帆远航，这一壮举促进了中外的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也使得东南沿海地区民间海外贸易兴盛起来。尽管封建统治者尚未解除有关“私通番国”的禁令，可是民间出洋经商已成了不可遏止之势。
明代私人海外贸易在正统至正德年间（１５世纪的后６０年到１６世纪初）有了较大的发展，福建、广东沿海居民，特别是一些“豪门巨室”拥有庞大的商船往来海上贸易。正当民间海外贸易有可能取得突破传统模式的发展时，发生了两件事情，对明政府的对外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阻碍了海外贸易的正常发展。
其一，葡萄牙殖民势力的向东扩张，对大明沿海地区不断地进行武装挑衅。
其二，嘉靖二年（１５２３），抵达宁波的日本两批朝贡使团，因争夺贸易而火拼，在互相追杀中，沿途抢掠，还杀死了明朝官员。
与此相继发生的这两起危及明朝海防的事件，影响极坏。同时，日本倭寇日益猖獗的侵扰着我国的东南沿海，使得明政府于嘉靖初年重申海禁政策，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控制，甚至还关闭了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广州。但明朝当局未曾料到，严厉的海禁恰恰为走私贸易的兴旺提供了有利时机。沿海民众一向有从事海上贸易的传统，作为维持生计的重要手段。明初海禁”政策无异于断绝沿海民众的生计，许多以来，当局实行“
民众与商人铤而走险与日本商人勾结进行走私贸易，甚至与倭寇勾结，沿海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直到嘉靖末年，倭乱基
・６３・
太祖下达了“仍禁滨海民不得私自出海”的命令。只允许保留管理这种海有限的朝贡———勘合体制内的官方贸易的存在，“外贸易的机构是市舶司，它的职责是维持明朝以中央之国的居高临下姿态接受外国的朝贡，作为回报，明朝礼部给外国贡稍有灵活之处是允许随同贡使使相当的回赐，美其名日领赏。
前来的商人可以在市舶司所在地或京师会同馆进行变相的贸
［３］
易。”
到了建文统治时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起洪武期间松动，江南地主有一定的活动空间，恢复从事宋元以来的海外贸易。但这种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明成祖朱棣借“靖难之役”登基称帝，即位后他以遵祖制为名，一反建文帝附和江南地主之政策，对江南地主大肆镇压。同时，沿袭朱元璋“片板不许下海”的政策，对于江南地主从事海外贸易活动严加禁止。但是，明朝与马六甲悠久的交往历史却得以继续。“１４０３年，明成祖派遣尹庆到马六甲，马六甲的统治者对这一行动作出反应，于
本平息，在沿海官员的奏请下，隆庆元年（１５６７），明穆宗及其辅政大臣主张实行比较开放灵活的政策，取消海禁，准许人民航海前往东洋西洋贸易，民间贸易真正合化法了，也意味着朝贡贸易体制的衰败。
在明朝的最后的七十余年间，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中国经济的开放使她在全球化的萌芽期依然保持着领先的地位。然而历史的进程却因明、清两朝的一灭一兴，终止了它原来可能发展的方向。
二、清朝闭关锁国政策的逐步形成
顺治初年，以郑成功为首的抗清势力盘踞于东南沿海的大小岛屿上，以此为根据地，进出大陆进行着抗清活动。为了对付抗清势力，同时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清政府害怕反清势力和外国人联合起来。为此清政府延续了明代的海禁政策，对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不许进入广州，只准于澳门交易。并下令在福建、广东、浙江、江南、山东、北直隶六省实行迁海，“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如仍前防守，怠玩致有疏虞，其专汛各官，即以军法从事，该督抚一
并议罪。”
［５］清政府以强制手段将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迁出之地焚其房屋，荒其土地，以防居民出海。“
禁海令”和“迁海令”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谋生无路，“百姓皆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严重影响了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以致沿海
３０—５０里内，满目荒凉。中外贸易顿时萎缩，这是清朝闭关锁
国政策的缘起。
清初的海禁先后持续了四十年，尽管这期间澳门、厦门、台湾的贸易曾在一定范围和时期内开展着，但都不在清政府的控制之下。严厉的禁海政策使东南沿海地区正常的海外贸易中止了，使明后期繁荣的商品经济倒退了许多。
由于禁海迁界对沿海数省社会经济的破坏极为惨烈，地方官纷纷上疏要求停止内迁沿海居民，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在郑氏退居台湾的情况下，清廷开始弛海禁，并以广东先行。这一期间，海禁放宽十分有限，沿海渔民要在保甲连坐以及官兵的督押之下于沿海捕鱼。但随着三藩反清，战事遂起，郑氏复在福建沿海登陆，清廷不得不再度申严海禁，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康熙帝又重申迁海令，日：“
应如顺治十八年立界为例，将界外百姓迁移内地，仍申严海禁，绝其交通。”
［６］
清政府为了打击郑氏抗清力量，海外贸易政策始终严厉奉行海禁与迁海政策，虽一度弛禁，但终以郑氏的存在而十分有限，且不得持久。
１６８４年，清廷统一台湾后，康熙帝逐步认识到海上贸易
的重要性，次年开海禁，后又指定广州、
宁波、漳州、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进行中外贸易，以便“百物疏通，民生饶裕”。并于康熙二十五年（１６８６）设洋行和公行以保证外贸和税收。雍正初年，清王朝对中外交往和贸易的政策仍较为宽松，雍正帝曾谕粤海关“国家之设关，所以通商而非禁商，所便民而非病民也。”这一时期中西贸易达到了历史的高峰。中国出口贸易的扩大，使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商品流通规模扩大，货币经济日渐繁荣。可以说，这与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遗憾的是，这种中外交流的局面，因西方殖民列强的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入侵和雍正驱逐传教士而中断。
１７２５年雍正帝下令禁教，清朝对外政策为之一变，宽松政策宣告结束。乾隆八年（１７４３），清廷“署两广总督策楞、广东
６４・
巡抚王安国奏请设立广州海防同知，以从严管理澳门及船舶之出入。”“
翌年四月，首任广州海防同知印光任制订《管理番舶及澳夷专程》七条。”［７］
其中一条日：“有私行接引洋船者，照私渡关津例从重治罪。”［８］１７４３年，清王朝派专员“专理澳门云夷事物”，并制定《管理澳夷章程》，该章程表面看来其目的
是为了加强对澳门管理，但其实质是尽量防范中外接触。该章程的制定，标志着清王朝在实行闭关锁国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但是此章程并未达以预期目的。１７４５年，有五艘英舰闯入中国海域；１７４８年澳门发生了葡萄牙人杀害华人案。乾隆帝认为地方多事的原因在于中外贸易，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清朝对外政策就沿着“严加防范”的道路上愈来愈走向极端。
１７５５年到１７５６年，英人不满足于在广东一处通商贸易，
英国船只相继来到宁波，英船连年来浙引起了清王朝的不安，“
恐将来赴浙之洋船日众，则宁波又多一洋人市集之所，日久虑生他弊。”
［９］
故清廷决定将浙江省关税提高一倍，以期不禁自觉，翌年正月，乾隆下旨修订浙海关征收外洋番船税则，谕日：“
浙民习俗易嚣，洋商杂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杜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所。……如有奸民串通勾引，即行严拿治罪。户部遵旨议定浙海关更改章程，……视粤
省稍重，则洋船无所利而不来，以示限制。”［１０］
但修改浙海关条
例，增加税收并没有明显效果。１７５７年英船欧斯诺号又到浙江省，对此乾隆帝于当年１２月２０日明令禁止夷船赴逝，并制
定《防范外夷规条》，这标志着闭关政策正式形成。但清政府考虑到广州的贸易额最大，加之鉴于澳门被葡萄牙盘踞的教训和沿海治安的状况，于是关闭了三口，仅留广州一口对外开放，繁荣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中西贸易就此结束。这种政策阻遏了中国走向海洋的进程，使得中国的航海和海运能力，从明代尚领先于世界的地位上逐渐跌落了。这正是清政府“自我摧残”政策的结果，自此清朝的历代统治者都沿袭着这种闭关政策，直到鸦片战争前始终没有变化。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构筑了隔绝中外的一道堤坝，严重的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前进发展。
１８４０年，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在经历
了“坚船利炮”与大刀长矛的较量后，清帝国的尊严被无情地戳破，闭关锁国政策彻底失败，古老帝国的门户被迫开放。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清政府不得不废除了垄断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同意进行自由贸易，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地为通商口岸。从此，广阔的中华大地成为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封建的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１］陈振．中国断代史系列———
宋史［Ｍ］．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１１—３１２．
［２］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下）［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９５６．
［３］［４］樊树志．晚明史（１５７３—１６４４）［Ｍ］．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４，６．
［５］［６］王思治．清朝通史———
康熙朝分卷（下）［Ｍ］．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３．３８８，３９２．
［７］［８］郭成康．清通监（第八卷）［Ｍ］．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４２２．
［９］［１０］郭成康．清通监（第九卷）［Ｍ］．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３７６３—
３７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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