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论语》中“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许多学者认为其中含有唯物主义思想。文章首先对这类观点提出质疑，在分析原文和参考古人注疏的基础上认为文本实际上表明了孔子对于现实人生的重视与肯定，并且结合《论语》中的相关篇章进一步阐释孔子的鬼神观及其中的人文取向。
【关键词】《论语》；孔子；鬼神观；人文取向
一、文本解读
《论语・先进》中记载着孔子与其弟子子路之间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的性情轻率浮躁，为此没少受夫子敲打，论语中但凡此子发问，必然招来孔子的一番教训或斥责。此番发问，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子路的问题，问鬼而道人，问死而言生，这样的答非所问、有意回避必有深意，为后世留下了阐发解读的空间和可能。
现代学界一般认为，孔子信天命而不信鬼神，是春秋时期理性唯物主义的代表者。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导言中就说道“孔子是不迷信的”，“孔子是怀疑鬼神的存在的”。故常有学者以“季路问事鬼神”之事为佐证，认为孔子的回答表明他在鬼神问题上采取了存而不论甚至趋向否定的唯物主义态度。但我们认为，这样的解读有失妥当，未免有以今律古、过度解读之嫌。
有关这段文本，古人的注疏和解读或许更接近孔子的本义。历代儒生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大抵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鬼神之事幽昧难明，死后的世界语之无益，故孔子不正面回答而止子路所问。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魏时的陈群。清人刘宝楠所撰《论语正义》引陈群注：“鬼神及死事难明，语之无益，故不答。”另外，汉代桓宽的《盐铁论・论邹》中可见引用孔子之言的言论：“文学曰：‘……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可见汉代人认为，孔子不谈鬼神与死是因为这些皆是虚无缥缈之事，距离现实生活太远，并且对于现实政治是没有裨益的。
另一种则观点认为，孔子此语并非单纯的表态，恐怕还隐含着对子路的敲打。的确，文本中这个“焉”字蕴含着强烈的反问语气，我们可以体会到孔子对于子路的发问或其提问方式所暴露出来的某种认识局限有所不满。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宋儒朱熹，他在《论语集注》中说：“问事鬼神，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其所以死。盖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在朱熹看来，鬼神与死事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出在子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提问次序上。人死而为鬼，先得生方才得死，事人乃是事鬼的基础，孔子的真正意命在于告诫子路不要本末倒置，要“学之有序”，同时也强调了事人的重要性。朱熹还援引程子之言，“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也是此理。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赵佑《温故录》之语，“夫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同样说明了“事鬼”、“重死”的根源是“事人”、“敬生”。
鬼神难明，语之无益也好，学之有序，不可躐等也好，至少古人在对这段文本的解读上达成了一点共识：孔子之语并非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旨在阐明人与鬼、生与死之间有一种实与虚、近与远、本与末的关系和区分。一言以蔽之，即表明了孔子先人而后鬼，重生而轻死的人文思想倾向。
二、孔子的鬼神观及其人文取向
那么，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究竟如何？由于《论语》中有关鬼神的记载甚少，即使偶有提及也只是只言片语，态度暧昧不明，这确乎是一个难题。
一方面，孔子似乎的确不迷信鬼神。除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语，孔子还教导弟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并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另一方面，孔子作为“礼”的倡导者又十分重视祭祀和祭礼，祭祀的对象便是四方神灵和先祖（即“人鬼”），倘若孔子不信鬼神，岂不真成了墨子所攻击的那样“执无鬼而学祭礼”了吗？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是要就人们“事死如事生”，对待祭祀绝对恭敬。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这也正说明了孔门对待死亡和祭祀是很慎重的。
夏商西周以来的巫史文化和宗天尚鬼之俗深深地影响着春秋时期的文化面貌，孔子身处其间，并且欲复周礼，也就更加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时代而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然而孔子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三代以来的鬼神思想，这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证精神不无关系。“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鬼神之事难明，孔子在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的情况下采取了搁置不议的理性态度。所以孔子信鬼神但不迷信，重祭祀但不淫祀。
同时孔子也认识到，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必须保留人们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之情，因为这是对人的一种道德约束，更是儒家“礼”与“仁”学说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天命鬼神思想是构建商周以来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基石，敬天法祖的传统维系着等级社会的秩序，并且可以教化人民。孔子说对待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儒家之所以重视祭祀和丧葬，就是在强调对“礼”和“孝”的践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意思是说对死亡慎重，祭祀尽其敬，就自然会使百姓忠厚老实。这更是明确了鬼神祭祀的政治功利作用。
但孔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尚未破除鬼神信仰的语境之下积极肯定人生的价值和现世的意义。无论孔子如何重视祭祀鬼神，最终的落脚点仍然在人事上，事鬼终究为事人。《论语・泰伯》中有一段孔子赞颂大禹的话：“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孔子此语恐怕并非赞颂大禹缩衣节食以事鬼神，且看最后一分句落脚在“尽力乎沟洫”我们就会明白，孔子真正赞颂的是大禹的公而忘私，敬天保民。在孔子眼中，大禹作为一个有德之君，对天地鬼神的虔诚和敬畏是其仁爱之本；作为一个氏族领袖，他以华服美食祭祀的目的必然也是为百姓谋福祉。实际上，孔子所推崇的周礼也正是吸取了殷商覆亡的教训，一改“先鬼而后礼”的淫祀之风，提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从而将关注的焦点由鬼神转向现实政治。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的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其鬼神观。在他看来，智者应当把经历用在教化人民上，而对于鬼神这等玄虚，既不可轻慢亵渎，亦不可耽溺其中，唯有敬而远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们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怪”指灵怪之事，“力”指以暴力服人之事，“乱”指悖理乱常之事，“神”即鬼神。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力”“乱”之事时有发生，孔子不言，并非不以为意，而是这些与儒家的礼制、仁学主张恰好背道而驰，故孔子有意回避，以此来划清界限。同样的，孔子不语“怪”和“神”，不是不信，而是不合于其学说的基本理路。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此言可谓得之。孔子学说的重心乃在“六合之内”，即伦理纲常与人格修养。
孔子鬼神思想中这种鲜明的人文取向消解了天命鬼神的形而上意味，增强了其学说的人文色彩，更孕育了儒家一以贯之的入世情怀。后世儒家文化将鬼神悬置起来，将全部的热情转向现实人生，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理想人格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震古烁今的命题，从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产生深远影响，奠定了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经国济世为追求的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清]刘宝楠撰.论语正义（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 1990.
[3] 黄克剑.论语疏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修订版）[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6] 朱俊艺.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探析孔子的鬼神观[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2）.
[7] 王杰.论孔子的天命、人性及政治价值依据[J].孔子研究，2005（6）.
[8] 刘茜.论孔子的鬼神观[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增刊.
作者简介：葛怡爽（1993.07- ），女，湖北省武汉人，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
【摘 要】关于《论语》中“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许多学者认为其中含有唯物主义思想。文章首先对这类观点提出质疑，在分析原文和参考古人注疏的基础上认为文本实际上表明了孔子对于现实人生的重视与肯定，并且结合《论语》中的相关篇章进一步阐释孔子的鬼神观及其中的人文取向。
【关键词】《论语》；孔子；鬼神观；人文取向
一、文本解读
《论语・先进》中记载着孔子与其弟子子路之间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路的性情轻率浮躁，为此没少受夫子敲打，论语中但凡此子发问，必然招来孔子的一番教训或斥责。此番发问，孔子并没有正面回答子路的问题，问鬼而道人，问死而言生，这样的答非所问、有意回避必有深意，为后世留下了阐发解读的空间和可能。
现代学界一般认为，孔子信天命而不信鬼神，是春秋时期理性唯物主义的代表者。杨伯峻先生在《论语译注》导言中就说道“孔子是不迷信的”，“孔子是怀疑鬼神的存在的”。故常有学者以“季路问事鬼神”之事为佐证，认为孔子的回答表明他在鬼神问题上采取了存而不论甚至趋向否定的唯物主义态度。但我们认为，这样的解读有失妥当，未免有以今律古、过度解读之嫌。
有关这段文本，古人的注疏和解读或许更接近孔子的本义。历代儒生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大抵可以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鬼神之事幽昧难明，死后的世界语之无益，故孔子不正面回答而止子路所问。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魏时的陈群。清人刘宝楠所撰《论语正义》引陈群注：“鬼神及死事难明，语之无益，故不答。”另外，汉代桓宽的《盐铁论・论邹》中可见引用孔子之言的言论：“文学曰：‘……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可见汉代人认为，孔子不谈鬼神与死是因为这些皆是虚无缥缈之事，距离现实生活太远，并且对于现实政治是没有裨益的。
另一种则观点认为，孔子此语并非单纯的表态，恐怕还隐含着对子路的敲打。的确，文本中这个“焉”字蕴含着强烈的反问语气，我们可以体会到孔子对于子路的发问或其提问方式所暴露出来的某种认识局限有所不满。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宋儒朱熹，他在《论语集注》中说：“问事鬼神，盖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问也。然非诚敬足以事人，则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其所以生，则必不能反终而知其所以死。盖幽明始终，初无二理，但学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在朱熹看来，鬼神与死事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出在子路“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提问次序上。人死而为鬼，先得生方才得死，事人乃是事鬼的基础，孔子的真正意命在于告诫子路不要本末倒置，要“学之有序”，同时也强调了事人的重要性。朱熹还援引程子之言，“知生之道，则知死之道。尽事人之道，则尽事鬼之道”，也是此理。刘宝楠《论语正义》引赵佑《温故录》之语，“夫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敬吾生，故重吾死也”，同样说明了“事鬼”、“重死”的根源是“事人”、“敬生”。
鬼神难明，语之无益也好，学之有序，不可躐等也好，至少古人在对这段文本的解读上达成了一点共识：孔子之语并非否定鬼神的存在，而是旨在阐明人与鬼、生与死之间有一种实与虚、近与远、本与末的关系和区分。一言以蔽之，即表明了孔子先人而后鬼，重生而轻死的人文思想倾向。
二、孔子的鬼神观及其人文取向
那么，孔子对于鬼神的态度究竟如何？由于《论语》中有关鬼神的记载甚少，即使偶有提及也只是只言片语，态度暧昧不明，这确乎是一个难题。
一方面，孔子似乎的确不迷信鬼神。除了“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之语，孔子还教导弟子“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并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另一方面，孔子作为“礼”的倡导者又十分重视祭祀和祭礼，祭祀的对象便是四方神灵和先祖（即“人鬼”），倘若孔子不信鬼神，岂不真成了墨子所攻击的那样“执无鬼而学祭礼”了吗？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是要就人们“事死如事生”，对待祭祀绝对恭敬。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这也正说明了孔门对待死亡和祭祀是很慎重的。
夏商西周以来的巫史文化和宗天尚鬼之俗深深地影响着春秋时期的文化面貌，孔子身处其间，并且欲复周礼，也就更加不可能完全脱离这个时代而成为一个唯物主义者。然而孔子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三代以来的鬼神思想，这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实证精神不无关系。“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论语・子路》）鬼神之事难明，孔子在无法证实亦无法证伪的情况下采取了搁置不议的理性态度。所以孔子信鬼神但不迷信，重祭祀但不淫祀。
同时孔子也认识到，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必须保留人们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之情，因为这是对人的一种道德约束，更是儒家“礼”与“仁”学说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天命鬼神思想是构建商周以来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基石，敬天法祖的传统维系着等级社会的秩序，并且可以教化人民。孔子说对待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儒家之所以重视祭祀和丧葬，就是在强调对“礼”和“孝”的践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论语・学而》），意思是说对死亡慎重，祭祀尽其敬，就自然会使百姓忠厚老实。这更是明确了鬼神祭祀的政治功利作用。
但孔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尚未破除鬼神信仰的语境之下积极肯定人生的价值和现世的意义。无论孔子如何重视祭祀鬼神，最终的落脚点仍然在人事上，事鬼终究为事人。《论语・泰伯》中有一段孔子赞颂大禹的话：“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孔子此语恐怕并非赞颂大禹缩衣节食以事鬼神，且看最后一分句落脚在“尽力乎沟洫”我们就会明白，孔子真正赞颂的是大禹的公而忘私，敬天保民。在孔子眼中，大禹作为一个有德之君，对天地鬼神的虔诚和敬畏是其仁爱之本；作为一个氏族领袖，他以华服美食祭祀的目的必然也是为百姓谋福祉。实际上，孔子所推崇的周礼也正是吸取了殷商覆亡的教训，一改“先鬼而后礼”的淫祀之风，提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从而将关注的焦点由鬼神转向现实政治。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的这句话集中体现了其鬼神观。在他看来，智者应当把经历用在教化人民上，而对于鬼神这等玄虚，既不可轻慢亵渎，亦不可耽溺其中，唯有敬而远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我们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怪”指灵怪之事，“力”指以暴力服人之事，“乱”指悖理乱常之事，“神”即鬼神。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力”“乱”之事时有发生，孔子不言，并非不以为意，而是这些与儒家的礼制、仁学主张恰好背道而驰，故孔子有意回避，以此来划清界限。同样的，孔子不语“怪”和“神”，不是不信，而是不合于其学说的基本理路。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此言可谓得之。孔子学说的重心乃在“六合之内”，即伦理纲常与人格修养。
孔子鬼神思想中这种鲜明的人文取向消解了天命鬼神的形而上意味，增强了其学说的人文色彩，更孕育了儒家一以贯之的入世情怀。后世儒家文化将鬼神悬置起来，将全部的热情转向现实人生，在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理想人格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震古烁今的命题，从而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产生深远影响，奠定了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经国济世为追求的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 [清]刘宝楠撰.论语正义（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 1990.
[3] 黄克剑.论语疏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5] 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修订版）[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
[6] 朱俊艺.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探析孔子的鬼神观[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2）.
[7] 王杰.论孔子的天命、人性及政治价值依据[J].孔子研究，2005（6）.
[8] 刘茜.论孔子的鬼神观[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增刊.
作者简介：葛怡爽（1993.07- ），女，湖北省武汉人，山东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