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国首脑在餐桌上宰割中国
1943年，战争向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亟需召开大国首脑会议，协调作战。斯大林对召开会议表示赞同，但为突出自己的地位，推说事务繁忙，一段时间内“无法离开苏联”。当斯大林表示能出席会议时，又不同意美英选定的开罗、巴格达等地，要求在伊朗举行。僵持后，罗斯福、丘吉尔被迫向斯大林让步，同意前往德黑兰。①
地点确定后，罗斯福希望美、苏、英、中四国首脑参加，但斯大林声称，“中国和苏联没有共同敌人”，无需坐在一起谈判。他后来道出真实原因，“不言而喻，德黑兰会谈应该只是三国政府首脑之间的事……应当完全排斥任何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丘吉尔亦表赞同。②这就导致原本的四国首脑会议被拆分为两次——美英中参加的开罗会议（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美苏英参加的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
德黑兰会议充分展现了三大国为左右世界，不惜牺牲他国利益的姿态，比如开罗会议上很多有利于中国的内容，被单方面推翻。蒋介石刚刚回国，就收到罗斯福的电报，通知他开罗会议上议定的反攻缅甸计划被推迟。罗斯福给出的理由是，他与丘吉尔、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认为，1944年春季将发动对德国的大
规模反攻，需要在欧洲结集大量军舰，无法同时满足缅甸战区的需要。事实是，斯大林只希望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丘吉尔对反攻缅甸毫无兴趣，中国战场崩溃与否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以内。③
蒋介石致电警告罗斯福，“自德黑兰会议之宣言公布后，暴日自将合理推论，以为联合国全部军力，实际将用于欧洲之前线，如此则中国战区可任暴日机械化空、陆部队集中全力之驰驱矣！而暴日之战略，在此未来之一年期间，得先从容解决中国问题，预料不久期内日寇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以消除其后顾之忧，盖此方可挽回其军阀衰落之威信，与维持彼等在太平洋上战斗之士气，此乃为中当前之问题……”④如其所料，日军果然在1944年4月发动了“一号作战”，致使中国大片领土沦陷。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获得与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的机会，但这只是镜花水月
午餐会上，罗斯福、丘吉尔又主动迎合斯大林，擅自宰割中国主权 除此之外，三大国更直接分配中国领土。一次午餐会上，美英试探苏联对日作战条件。丘吉尔主动向斯大林提出，“英国现在不反对俄国得到不冻港的通道”，并“希望将来在世界上一切海域看到俄国的舰队和商船队”。斯大林问，英国“在远东能够为俄国人做些什么？”罗斯福接着说：“自由港的主张也可以适用于远东”“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这时斯大林还有所迟疑，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人会喜欢这样的计划。”罗斯福在没有中国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代为许诺：“他们会喜欢在国际保证下的自由港的主张。”⑤斯大林很高兴，回答：“那将是不坏的。” 这个对话真是荒诞可笑，正如学者评论的那样，“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交易就这样通过非常轻松的话语在餐桌上达成了，给人的感觉是如此之容易。中国这样一个号称„四强‟之一的大国竟被玩弄于三巨头的鼓掌之中，足见中国之地位如何！”⑥同时，这也说明苏联在德黑兰会议时，即在谋求通过对日作战，扩大其在远东权益，而美、英不顾开罗会议上，“在就任何有关亚洲问题做出决定之前，中国和美国应彼此做出磋商”的承诺，一意迁就苏联，为后来三国签订《雅尔塔密约》，大肆出卖中国主权，埋下伏笔。
随后，丘吉尔阐明了无需顾忌中国意见的理由，“世界管理权必须集中在那些已经感到非常满意且毫无所求的国家手中。”斯大林附和道，“世界管理权必须集中在有能力管理世界的那些国家手中。”丘吉尔说，“这话完全正确”“假如任何国家对什么事情有所不满，那么这总是麻烦之源。所以，世界的命运必须集中掌握在强大国家手中，这些强国感到完全满意，也没有再把任何东西弄到手的愿望。我们三国正是这样的国家。在我们之间达成协议后，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是完全满意的，而这是最主要的。”⑦
很显然，在这三大国看来，只要他们一致同意，就能决定世界上的一切大事。因此，虽然罗斯福将中国列为设想中联合国“警察委员会”的四大成员国之一，但他与斯大林会谈时，还是说，“我认为，斯大林元帅懂得世界组织的活动将取决于三大国。”而苏联人的建议是，“三大国政府之间将交换意见，以便使创立世界组织的建议和保证四大国在该世界组织中的领导作用的问题具体化。”⑧也就是说，名义上由四大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其规则只是由三大国制定，中国并无发言权。
从德黑兰会议可知，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斯大林，在面对中国问题时，首先考量的都是本国利益，为达此目的，甚至不惜将中国主权作为交易筹码。三大国这种凭借自身意志领导世界的野心，在德黑兰午餐会的对话中显露无遗。
1945年8月，苏军进入大连
注释：
①②李怀顺：《论德黑兰会议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③（美）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25、426页；④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3年12月10日；⑤《午餐时的会谈》（1943年11月30日），《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98、99页；⑥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5页；⑦《三国首脑午餐会时的谈话记录》（1943年11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⑧《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2月1日），同上。
三大国首脑在餐桌上宰割中国
1943年，战争向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亟需召开大国首脑会议，协调作战。斯大林对召开会议表示赞同，但为突出自己的地位，推说事务繁忙，一段时间内“无法离开苏联”。当斯大林表示能出席会议时，又不同意美英选定的开罗、巴格达等地，要求在伊朗举行。僵持后，罗斯福、丘吉尔被迫向斯大林让步，同意前往德黑兰。①
地点确定后，罗斯福希望美、苏、英、中四国首脑参加，但斯大林声称，“中国和苏联没有共同敌人”，无需坐在一起谈判。他后来道出真实原因，“不言而喻，德黑兰会谈应该只是三国政府首脑之间的事……应当完全排斥任何其他国家的代表参加。”丘吉尔亦表赞同。②这就导致原本的四国首脑会议被拆分为两次——美英中参加的开罗会议（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美苏英参加的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
德黑兰会议充分展现了三大国为左右世界，不惜牺牲他国利益的姿态，比如开罗会议上很多有利于中国的内容，被单方面推翻。蒋介石刚刚回国，就收到罗斯福的电报，通知他开罗会议上议定的反攻缅甸计划被推迟。罗斯福给出的理由是，他与丘吉尔、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认为，1944年春季将发动对德国的大
规模反攻，需要在欧洲结集大量军舰，无法同时满足缅甸战区的需要。事实是，斯大林只希望尽快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丘吉尔对反攻缅甸毫无兴趣，中国战场崩溃与否并不在他们考虑的范围以内。③
蒋介石致电警告罗斯福，“自德黑兰会议之宣言公布后，暴日自将合理推论，以为联合国全部军力，实际将用于欧洲之前线，如此则中国战区可任暴日机械化空、陆部队集中全力之驰驱矣！而暴日之战略，在此未来之一年期间，得先从容解决中国问题，预料不久期内日寇必对华发动一全面之攻势，以消除其后顾之忧，盖此方可挽回其军阀衰落之威信，与维持彼等在太平洋上战斗之士气，此乃为中当前之问题……”④如其所料，日军果然在1944年4月发动了“一号作战”，致使中国大片领土沦陷。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获得与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的机会，但这只是镜花水月
午餐会上，罗斯福、丘吉尔又主动迎合斯大林，擅自宰割中国主权 除此之外，三大国更直接分配中国领土。一次午餐会上，美英试探苏联对日作战条件。丘吉尔主动向斯大林提出，“英国现在不反对俄国得到不冻港的通道”，并“希望将来在世界上一切海域看到俄国的舰队和商船队”。斯大林问，英国“在远东能够为俄国人做些什么？”罗斯福接着说：“自由港的主张也可以适用于远东”“大连就有这种可能性”。这时斯大林还有所迟疑，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人会喜欢这样的计划。”罗斯福在没有中国领导人在场的情况下代为许诺：“他们会喜欢在国际保证下的自由港的主张。”⑤斯大林很高兴，回答：“那将是不坏的。” 这个对话真是荒诞可笑，正如学者评论的那样，“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交易就这样通过非常轻松的话语在餐桌上达成了，给人的感觉是如此之容易。中国这样一个号称„四强‟之一的大国竟被玩弄于三巨头的鼓掌之中，足见中国之地位如何！”⑥同时，这也说明苏联在德黑兰会议时，即在谋求通过对日作战，扩大其在远东权益，而美、英不顾开罗会议上，“在就任何有关亚洲问题做出决定之前，中国和美国应彼此做出磋商”的承诺，一意迁就苏联，为后来三国签订《雅尔塔密约》，大肆出卖中国主权，埋下伏笔。
随后，丘吉尔阐明了无需顾忌中国意见的理由，“世界管理权必须集中在那些已经感到非常满意且毫无所求的国家手中。”斯大林附和道，“世界管理权必须集中在有能力管理世界的那些国家手中。”丘吉尔说，“这话完全正确”“假如任何国家对什么事情有所不满，那么这总是麻烦之源。所以，世界的命运必须集中掌握在强大国家手中，这些强国感到完全满意，也没有再把任何东西弄到手的愿望。我们三国正是这样的国家。在我们之间达成协议后，我们可以认为，我们是完全满意的，而这是最主要的。”⑦
很显然，在这三大国看来，只要他们一致同意，就能决定世界上的一切大事。因此，虽然罗斯福将中国列为设想中联合国“警察委员会”的四大成员国之一，但他与斯大林会谈时，还是说，“我认为，斯大林元帅懂得世界组织的活动将取决于三大国。”而苏联人的建议是，“三大国政府之间将交换意见，以便使创立世界组织的建议和保证四大国在该世界组织中的领导作用的问题具体化。”⑧也就是说，名义上由四大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其规则只是由三大国制定，中国并无发言权。
从德黑兰会议可知，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斯大林，在面对中国问题时，首先考量的都是本国利益，为达此目的，甚至不惜将中国主权作为交易筹码。三大国这种凭借自身意志领导世界的野心，在德黑兰午餐会的对话中显露无遗。
1945年8月，苏军进入大连
注释：
①②李怀顺：《论德黑兰会议对中国国际地位的影响》，《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③（美）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25、426页；④秦孝仪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1943年12月10日；⑤《午餐时的会谈》（1943年11月30日），《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第98、99页；⑥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95页；⑦《三国首脑午餐会时的谈话记录》（1943年11月30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⑧《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2月1日），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