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这副样子，一脸的皱纹、两鬓斑白，是不是像50多岁的人了？其实，我刚刚才过了41岁生日。 我算是老的打工一族了。高中毕业后，接连复读了4年，仍然没有考上，上大学的心就死了，那是1986年。我先是到城里的一个公司的蔬菜基地打工，月工资不到60元，也就挣个吃饭钱和零花钱。干了5个月，我就不干了。县里在上海有个办事处，是一个专门组织到上海码头劳务输出的公司，我就报了名。那时高中生不是很多，也没找人托关系，就录取了。我成了上海码头的一名装卸工。来自全县的装卸工，总共有五六十人吧。我在那里干了5年半，有3个春节都没有回家过年。 第一年工资是一月400元，后来涨到1000元。码头上给我们的实际工资，大概是1200元，办事处总是要提一部分管理费的。说实话，活是累一些，有时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但当时的收入，还是不低的，与一般的公务员和教师比起来，也就差200来块钱。要是没有后来的事故，我肯定还要干下去。199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深夜11点左右，由于连续加班，身体有些受不住了，脑袋直犯困犯迷糊。一包钢铁铸件，不小心正好砸到右脚脚面上。送到医院后，说是粉碎性骨折。动了手术，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4000多块钱，公司全包了，但同时也让我卷铺盖走人。干码头装卸工，脚是很重要的，我确实也干不了了。所有的工伤补助，就是一张回家的硬座火车票。当时我跟所有的打工者一样，没与码头签合同，只是与劳务输出公司签了个协议。协议上明明白白写着，个人原因出了工伤事故，公司不负担任何费用。 伤筋动骨一百天，事实上半年多以后，我的脚伤才算痊愈，至今阴天下雨，依然隐隐作疼。回想在上海打工的那段时间，真像梦一样遥远了。说起来谁都不信，在上海那么长时间，繁华的南京路、五光十色的上海外滩，我压根儿就没去过。对上海的印象，就是一个大码头，全是集装箱和货物，以及轮船刺耳的汽笛声。我得感谢上海，在上海打工的收入，去掉吃穿等用费，净算起来近3万块钱。这些钱，变成了我现在住的4间砖瓦房和结婚的全部家具。我们这些打工的农民，大多数或早或晚还是要回到农村的，城市再好，但那里没有我们的家。就我个人而言，26岁结婚，算是晚的了。没有人会考虑农民工的两地分居问题，而农民工两口子同时外出打工，年轻未婚时还可以，结了婚、有了孩子就很不现实了。要工作、要租房、要养孩子，承担不了。像码头装卸工这种工作，长年不回家，夫妻两人都受不了，那种思念和牵挂很痛苦。 在外打工，纯是拼体力，也就是干个年轻，不用到40岁，人就不行了。我们把最好的体力、最好的时候都给了城市，得到的就那点工钱，什么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住房补贴，统统没有。农民工在城市，只有干活的份，你不能生病，不能有任何奢求。城市不是我们的，即使打工几十年，还是要回家，这就是我们的宿命。现在回到了农村，我照旧还是一个打工者。我们这里是山区，老婆种着2亩果园，一年也就收入2000多块钱。一亩半地的粮食，仅够自己吃，赚钱是谈不上的。回乡后，我又到邻县的一个私营山楂片加工厂打过工，工资太低，只有300块钱，还常常拖着，干了一年多，又不干了。我如今主要是干建筑，打短工。临朐县六七个乡镇都有短工市场，早晨6点多钟去，基本天天有活干。这种短工不太稳定，但好处是干一天就能拿到现钱，一般一天的工资是20元到30元。一年到头，最长干9个月，能纯收入5000多块钱。在我们村，像我这个年龄，日子算过得不错的。空闲时间，我也捎带收点破烂，赶集卖点水果、饮料和零吃，也能捣腾个两千、三千的。我两个女儿学习都拔尖，这是我最大的欣慰。我想，她们两个一定要到上海去读大学，永远变成城里人。
看我这副样子，一脸的皱纹、两鬓斑白，是不是像50多岁的人了？其实，我刚刚才过了41岁生日。 我算是老的打工一族了。高中毕业后，接连复读了4年，仍然没有考上，上大学的心就死了，那是1986年。我先是到城里的一个公司的蔬菜基地打工，月工资不到60元，也就挣个吃饭钱和零花钱。干了5个月，我就不干了。县里在上海有个办事处，是一个专门组织到上海码头劳务输出的公司，我就报了名。那时高中生不是很多，也没找人托关系，就录取了。我成了上海码头的一名装卸工。来自全县的装卸工，总共有五六十人吧。我在那里干了5年半，有3个春节都没有回家过年。 第一年工资是一月400元，后来涨到1000元。码头上给我们的实际工资，大概是1200元，办事处总是要提一部分管理费的。说实话，活是累一些，有时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但当时的收入，还是不低的，与一般的公务员和教师比起来，也就差200来块钱。要是没有后来的事故，我肯定还要干下去。1992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深夜11点左右，由于连续加班，身体有些受不住了，脑袋直犯困犯迷糊。一包钢铁铸件，不小心正好砸到右脚脚面上。送到医院后，说是粉碎性骨折。动了手术，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4000多块钱，公司全包了，但同时也让我卷铺盖走人。干码头装卸工，脚是很重要的，我确实也干不了了。所有的工伤补助，就是一张回家的硬座火车票。当时我跟所有的打工者一样，没与码头签合同，只是与劳务输出公司签了个协议。协议上明明白白写着，个人原因出了工伤事故，公司不负担任何费用。 伤筋动骨一百天，事实上半年多以后，我的脚伤才算痊愈，至今阴天下雨，依然隐隐作疼。回想在上海打工的那段时间，真像梦一样遥远了。说起来谁都不信，在上海那么长时间，繁华的南京路、五光十色的上海外滩，我压根儿就没去过。对上海的印象，就是一个大码头，全是集装箱和货物，以及轮船刺耳的汽笛声。我得感谢上海，在上海打工的收入，去掉吃穿等用费，净算起来近3万块钱。这些钱，变成了我现在住的4间砖瓦房和结婚的全部家具。我们这些打工的农民，大多数或早或晚还是要回到农村的，城市再好，但那里没有我们的家。就我个人而言，26岁结婚，算是晚的了。没有人会考虑农民工的两地分居问题，而农民工两口子同时外出打工，年轻未婚时还可以，结了婚、有了孩子就很不现实了。要工作、要租房、要养孩子，承担不了。像码头装卸工这种工作，长年不回家，夫妻两人都受不了，那种思念和牵挂很痛苦。 在外打工，纯是拼体力，也就是干个年轻，不用到40岁，人就不行了。我们把最好的体力、最好的时候都给了城市，得到的就那点工钱，什么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养老保险、住房补贴，统统没有。农民工在城市，只有干活的份，你不能生病，不能有任何奢求。城市不是我们的，即使打工几十年，还是要回家，这就是我们的宿命。现在回到了农村，我照旧还是一个打工者。我们这里是山区，老婆种着2亩果园，一年也就收入2000多块钱。一亩半地的粮食，仅够自己吃，赚钱是谈不上的。回乡后，我又到邻县的一个私营山楂片加工厂打过工，工资太低，只有300块钱，还常常拖着，干了一年多，又不干了。我如今主要是干建筑，打短工。临朐县六七个乡镇都有短工市场，早晨6点多钟去，基本天天有活干。这种短工不太稳定，但好处是干一天就能拿到现钱，一般一天的工资是20元到30元。一年到头，最长干9个月，能纯收入5000多块钱。在我们村，像我这个年龄，日子算过得不错的。空闲时间，我也捎带收点破烂，赶集卖点水果、饮料和零吃，也能捣腾个两千、三千的。我两个女儿学习都拔尖，这是我最大的欣慰。我想，她们两个一定要到上海去读大学，永远变成城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