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研究包括主权信用评级历史、三大机构和大公国际评级基本思想、影响因素、争议及动因。研究发现：分歧源于两个体系指导思想的不同，从而带来核心指标的差异，三大机构评级体系以一国经济形态、开放度和人均GDP为主要参考标准，而大公国际则回归债权债务人最原始定义，重点考虑一国的财富新创造能力，摒除过多制度考量。 关键词：主权信用评级；三大机构；大公国际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0-0054-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0.15 国际债券市场上一国信用评级高低直接决定借贷成本，加之很强的市场暗示作用，各国对主权信用评级一直十分敏感。长期以来，标普、穆迪、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对主权信用评级占据主导地位，对其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伴随着这次金融危机后的阵痛，人们又一次掀起对于评级机构主权信用评级科学性的讨论，如何构建更加科学的主权信用评级体系又一次被摆到了人们面前。 一、主权信用评级的概念及历史 主权信用评级（Sovereign risk rating ），顾名思义是对政府作为偿债人对所负债务进行偿还的意愿和能力的主权风险的一种信用测评（IMF 2002）。主权风险最早可追溯到1990年Moody’s发布的 “Manual Of Industrial and Miscellaneous Securities”，当中列出一系列主权债券和相关金融数据，但未给出评级。1920—1930年，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穆迪和其他一些评级机构如Poor’s publishing和Standard statistics（S&P的前身）为越来越多的主权债券进行评级。1930年经济大萧条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违约事件集中爆发，不少国家的债券经历了评级下调。1963年美国发布了利息均衡税（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对除加拿大以外的外国债券投资者征收15%的税，此举大大抑制了跨境金融活动，使得标普不得不暂停了对除加拿大和美国之外的主权评级。直到1974年IET被收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信用评级才真正建立起来。 二、三大评级机构主权信用评级模式简述 （一） Moody’s的评价模式简述 穆迪对政府债券的评级采用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评级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对一国经济弹性的考察集中分析两大因素——基于人均GDP指标的一国经济力量的分析和基于政府效率、透明度、私有权利的一国机构的力量。第二步是对政府金融的稳健度考察，包含政府收支平衡和突发事件敏感度的衡量。第三步是结合各方面因素进而确定最终的评级等级。具体操作时每步都对各个影响因素设置“非常强”到“非常弱”五档，再把每步得出的区间值进行整合，转化为相应的级别。 （二）S&P评级模式简述 标准普尔的评级体系通过五大块的分值来反映：机构有效性及政治风险反映在政治分上（political score），经济结构和增长前景反映在经济分中（economic score），外部分（external score）包含外部流动性和国际投资的地点，财政政策效果和灵活性构成为财政分（fiscal score），最后货币政策灵活性包含在货币分中（monetary score）①。 第一步是基于一系列的定量因素和定性因素分别对五大核心因素进行1（最强）～6（最弱）的评分，政治分考察主权决策机构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机构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以及信息的可靠性，政府支出文化，外部安全风险，潜在影响的外部组织的策略设置等。经济分考察收入水平、增长前景、经济多样性和有效性。外部影响分包括国际贸易中一个主权货币的使用情况、一国外部流动性、对外偿债能力、国际收支等等。财政政策分考察财政政策灵活度和结果、长期的趋势和意愿、负债水平成本及结构、或有负债等。至于货币政策，衡量指标包括使用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有效性和决策制定过程的机制和效率等。 （三）Fitch评价模式简述 惠誉采用互动合作性的评价方法，即对目标评级主体的相关官员发放标准化的问卷，问卷侧重考查对经济政治环境可能造成异常的政府因素，从而在采访过程中逐渐建立对于目标主体的债务结构和偿债能力的框架。接下来对政策的评价，包括财政货币政策适应性和一致性，对政策的冲击因素和政策制定机制等。还有对国际贸易领域的分析，如国际市场的占有额、市场的分布多样化和经济的开放程度等。再来还通过考察一国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来看目标主体对于抵御外来经济冲击的抗击力，对例如政变等政治风险的考察等等②。 这一系列的分析之后最终会形成一个详细的报告提交主权信用评级委员会（Sovereign rating committee），经各金融机构和企业联盟的专家委员讨论修订后公布出来。 三、针对三大机构主权信用评级的研究 （一） 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主权信用评级的研究以国外居多，且集中于分析影响评级的因素的显著性分析，以实证分析居多， 基本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代表是Cantor和Packer在1996年发表的“Determinants and Impact of Sovereign Credit Ratings”中取的1995年间49个国家的样本，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影响三大机构评级结果的8个解释变量，解释力超过90%。 相类似的还有其他一些模型分析（如Logi，Probit，Tobit模型）。Cosset and Roy （1991）研究样本选取了1987年71个国家的数据，采用Logit模型用9个变量进行回归，来分析决定信用评级结果的显著变量[1]。Oral et al.（1992）选了1982—1987年70个国家的数据，挑了9个解释变量，建立了一个数学规划模型来估计相关评级模型的参数，并尽量减少由于高估或低估参数带来的误差[2]。Antonio Afonso（2003）选取了81个国家宏观数据，根据标普和穆迪2001发布的评级的结果，采用线性、非线性和指数变换的方法，检验出了6个对评级结果最为显著的解释变量[3]。通过上述研究文献发现，最为显著的解释变量集中于： 1.人均GDP。三大机构认为这代表了一国政府还债能力的基础——税基越大，还债能力越大，很大程度上能作为衡量一国政策稳定性和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指标。 2.GDP的实际增长率。一个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预示着随着时间推移一国越有能力偿还现有的债务。 3.通胀率。高的通胀率往往预示着一国政府金融存在结构性问题，当一国政府不愿或者不能通过税收或者债务保险偿债时，就会诉诸于通胀性的货币政策。 4.财政收支平衡。庞大的政府赤字吸收了私人的储蓄并且表明一国政府缺少将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当期费用和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 5.国际收支平衡。较大的经常账户赤字预示着公共和私人部门对外有很强的依赖性，这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 6.国家发达及开放程度。许多文献研究中将是否发达国家和经济开放度设为虚拟变量或进行赋值，这就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开放度高的往往有较高的评级。 7.违约历史。同理，这里也是采取的虚拟变量的转换，将有违约史的国家默认为1，无违约史的国家默认为0，违约历史相当于一国政府过去的信用状况。 （二）对三大机构评级的争议 争议主要是围绕评级机构结果对前后几次金融危机的失败预测展开的。债务危机通常表现为一国对其主权债务发生违约，理论上分析，反映一国主权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主权信用等级应当是研究者或市场参与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主权信用等级可视为一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集中体现，而这些宏观基本面因素影响着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 但事实情况是三大机构的评级往往不能提前预测债务危机的爆发。Ferri et al.（1999）认为穆迪和标普不能够成功预测亚洲金融危机，甚至大规模的下调评级使得危机进一步扩大[4]。Amadou（2003）考察在1994—2002年这一动荡时期，认为主权债务评级并不能预测货币危机， 只是货币危机的一个事后反应。刘莉亚（2006）以1990—2004年间18个新型市场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困境发生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t概率回归模型、有序probit概率估计等方法得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不存在必然联系[5]。Ashok Vir Bhatia（2002）总结了1997—2002年间三大机构评级失误（在12个月内升降超过三级）的次数和原因[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评级机构先后下调对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评级，也引起了相关研究的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被降级”之后，称评级机构测算的现金流有误，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称三大机构助长了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谴责三大机构是寡头垄断。不少欧债危机受害国均指责正是三大评级机构轮番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发了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此后，每逢欧盟和欧元区有望出台缓和危机措施时，评级机构几乎都会成为这些措施的阻止者，而在危机前，各家评级机构却是一路高歌，从未唱衰危机国，让人们觉得其扮演危机前的帮凶和危机中的落井下石者。 四、大公国际主权信用评级简述 2010年，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首次公布对50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信用评级机构向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挑战。 根据大公国际《构建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和《大公国家信用评级方法》，可以看出该体系与三大机构的以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以及人均GDP等为主要衡量指标不同，其对影响国家信用评级要素的分析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一国的综合体制实力；二是一国主权政府的财政状况。 由此，大公国际确立了国家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和外汇实力五个关键性评级要素。国家管理能力分析包括国家发展战略、政府治理水平、安全状况和国际关系；经济实力分析由经济规模和体系、经济稳定性、经济增长潜力构成；对金融实力的分析是从效率和风险两个方面，集中于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和金融体系稳健性的考察；财政实力包括财政收支平衡状况、政府债务状况及政府收入增长潜力三点；最后外汇实力表现为货币汇兑能力、外汇充裕度和外汇融资能力。 比较大公国际与三大机构同期结果发现，大公国际与三大机构结果差异较大，而三大机构之间的差异不明显（见图1、图2）。 大公国际与其存在差异的有27个国家，集中在对于政治稳定、经济表现优秀及前景良好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评级高于三大机构，而对一些经济发展缓慢、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的发达国家的评级则明显低于三大机构。这就反映了大公评级和三大机构评级理念的根本差异：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作为划分标准，注重一国经济前景发展，乐于接受新经济形势的转换。 五、分歧焦点及原因 （一）经济政治动因 1.经济方面。三大机构评级体系中人均GDP占很高比重，认为这样代表整个国家偿债意愿较高。同时把经济的开放度、贸易的自由度看成重要衡量指标。大公国际则把国家信用评级回归原始债务债权人原理，认为一国的还债能力取决于一国新的财富创造能力，认为储蓄总量、经济规模、前景以及财政收入等是重要衡量指标。 2.政策组合方面。三大机构重视央行与政府的独立性，认为央行拥有独立货币发行权和通行的国际货币是财政货币政策有效的保证，以此为政策组合的主要检验标准。而大公国际认为本币币值的稳定是重要衡量指标，防止一国政府通过货币贬值来减轻自身债务，属于违约行为，因此应当区分名义偿债力和实际偿债力。 3.政治方面。三大机构评级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偏向西方三权分立、政治透明度高的政体。大公国际却强调一国中央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能力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反对那种按照某种政治体制给某个主权经济体贴上标签，认为不同的经济体的发展都可以有适应其自身的政治体制想匹配。 （二）三大机构自身因素制约 除了上述的三大机构与大公国际存在分歧的政治经济动因，其评级方法还受到自身以下因素制约： 1.信息风险。大多数的宏观数据是直接从被评级主权国搜集，还有其他的交叉途径如IMF和BIS，但这些数据由于受制于官方，因而其质量和时效性取决于政府的统计和行政力，因而其客观准确性受到质疑。 2.分析限制。由于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性，必然会考虑成本收益问题，这就免不了会出现一些“搭便车”的现象，有时评级任务比较重时，评级机构可能会出现直接采用其他机构的一些数据和结果，影响其公正独立性的判别。 3.商业因素干涉。三大评级机构为了获得收入和扩大市场占有额，可能会出于吸引新的客户或利益刺激等情况而对评级过程有失公正。 4.其他动因。在主权信用评级过程中，三大评级机构还可能面临着处理好目标主体客户和投资者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问题，当中可能涉及政治因素，同时机构之间的利益纠葛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六、研究展望 对于三大机构和大公国际的不同模式，不能简单说哪一种更好，但可以确信的是三大机构的评级很大程度是站在发达国家立场，所沿用的评级方法过于陈旧，在信用评级市场的垄断地位应被破除。 （责任编辑：张恩娟） 参考文献： [1]Cosset， J， J. Roy. The Determinants of Country Risk Rating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1（6）. [2]Oral，M， O. Kettani， J.Cosset，M. Daouas. An Estimation and Model for Country Risk Rat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1992（2）. [3]Antonio Afonso.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Sovereign Debt Ratings： Evidence for the Two Leading Agencies[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ance， 2003（2）. [4]Ferri， Giovanni， Li-Gang Liu， Joseph Stiglitz. The Procyclical Role of Rating Agencies： Evidence from the East Asian Crisis[J]. Economic Notes， 1999（28）. [5]刘莉亚.主权评级、债务困境与货币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6（12）. [6]Ashok Vir Bhatia.Sovereign Credit Rating Methodology： An Evaluation[R]. IMF working paper， 2002.
摘 要：本文研究包括主权信用评级历史、三大机构和大公国际评级基本思想、影响因素、争议及动因。研究发现：分歧源于两个体系指导思想的不同，从而带来核心指标的差异，三大机构评级体系以一国经济形态、开放度和人均GDP为主要参考标准，而大公国际则回归债权债务人最原始定义，重点考虑一国的财富新创造能力，摒除过多制度考量。 关键词：主权信用评级；三大机构；大公国际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10-0054-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10.15 国际债券市场上一国信用评级高低直接决定借贷成本，加之很强的市场暗示作用，各国对主权信用评级一直十分敏感。长期以来，标普、穆迪、惠誉三大评级机构对主权信用评级占据主导地位，对其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伴随着这次金融危机后的阵痛，人们又一次掀起对于评级机构主权信用评级科学性的讨论，如何构建更加科学的主权信用评级体系又一次被摆到了人们面前。 一、主权信用评级的概念及历史 主权信用评级（Sovereign risk rating ），顾名思义是对政府作为偿债人对所负债务进行偿还的意愿和能力的主权风险的一种信用测评（IMF 2002）。主权风险最早可追溯到1990年Moody’s发布的 “Manual Of Industrial and Miscellaneous Securities”，当中列出一系列主权债券和相关金融数据，但未给出评级。1920—1930年，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穆迪和其他一些评级机构如Poor’s publishing和Standard statistics（S&P的前身）为越来越多的主权债券进行评级。1930年经济大萧条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违约事件集中爆发，不少国家的债券经历了评级下调。1963年美国发布了利息均衡税（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对除加拿大以外的外国债券投资者征收15%的税，此举大大抑制了跨境金融活动，使得标普不得不暂停了对除加拿大和美国之外的主权评级。直到1974年IET被收回，现代意义上的主权信用评级才真正建立起来。 二、三大评级机构主权信用评级模式简述 （一） Moody’s的评价模式简述 穆迪对政府债券的评级采用定量与定性方法相结合，评级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对一国经济弹性的考察集中分析两大因素——基于人均GDP指标的一国经济力量的分析和基于政府效率、透明度、私有权利的一国机构的力量。第二步是对政府金融的稳健度考察，包含政府收支平衡和突发事件敏感度的衡量。第三步是结合各方面因素进而确定最终的评级等级。具体操作时每步都对各个影响因素设置“非常强”到“非常弱”五档，再把每步得出的区间值进行整合，转化为相应的级别。 （二）S&P评级模式简述 标准普尔的评级体系通过五大块的分值来反映：机构有效性及政治风险反映在政治分上（political score），经济结构和增长前景反映在经济分中（economic score），外部分（external score）包含外部流动性和国际投资的地点，财政政策效果和灵活性构成为财政分（fiscal score），最后货币政策灵活性包含在货币分中（monetary score）①。 第一步是基于一系列的定量因素和定性因素分别对五大核心因素进行1（最强）～6（最弱）的评分，政治分考察主权决策机构的有效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机构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以及信息的可靠性，政府支出文化，外部安全风险，潜在影响的外部组织的策略设置等。经济分考察收入水平、增长前景、经济多样性和有效性。外部影响分包括国际贸易中一个主权货币的使用情况、一国外部流动性、对外偿债能力、国际收支等等。财政政策分考察财政政策灵活度和结果、长期的趋势和意愿、负债水平成本及结构、或有负债等。至于货币政策，衡量指标包括使用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有效性和决策制定过程的机制和效率等。 （三）Fitch评价模式简述 惠誉采用互动合作性的评价方法，即对目标评级主体的相关官员发放标准化的问卷，问卷侧重考查对经济政治环境可能造成异常的政府因素，从而在采访过程中逐渐建立对于目标主体的债务结构和偿债能力的框架。接下来对政策的评价，包括财政货币政策适应性和一致性，对政策的冲击因素和政策制定机制等。还有对国际贸易领域的分析，如国际市场的占有额、市场的分布多样化和经济的开放程度等。再来还通过考察一国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来看目标主体对于抵御外来经济冲击的抗击力，对例如政变等政治风险的考察等等②。 这一系列的分析之后最终会形成一个详细的报告提交主权信用评级委员会（Sovereign rating committee），经各金融机构和企业联盟的专家委员讨论修订后公布出来。 三、针对三大机构主权信用评级的研究 （一） 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主权信用评级的研究以国外居多，且集中于分析影响评级的因素的显著性分析，以实证分析居多， 基本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Multiple Regression），代表是Cantor和Packer在1996年发表的“Determinants and Impact of Sovereign Credit Ratings”中取的1995年间49个国家的样本，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得出影响三大机构评级结果的8个解释变量，解释力超过90%。 相类似的还有其他一些模型分析（如Logi，Probit，Tobit模型）。Cosset and Roy （1991）研究样本选取了1987年71个国家的数据，采用Logit模型用9个变量进行回归，来分析决定信用评级结果的显著变量[1]。Oral et al.（1992）选了1982—1987年70个国家的数据，挑了9个解释变量，建立了一个数学规划模型来估计相关评级模型的参数，并尽量减少由于高估或低估参数带来的误差[2]。Antonio Afonso（2003）选取了81个国家宏观数据，根据标普和穆迪2001发布的评级的结果，采用线性、非线性和指数变换的方法，检验出了6个对评级结果最为显著的解释变量[3]。通过上述研究文献发现，最为显著的解释变量集中于： 1.人均GDP。三大机构认为这代表了一国政府还债能力的基础——税基越大，还债能力越大，很大程度上能作为衡量一国政策稳定性和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指标。 2.GDP的实际增长率。一个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预示着随着时间推移一国越有能力偿还现有的债务。 3.通胀率。高的通胀率往往预示着一国政府金融存在结构性问题，当一国政府不愿或者不能通过税收或者债务保险偿债时，就会诉诸于通胀性的货币政策。 4.财政收支平衡。庞大的政府赤字吸收了私人的储蓄并且表明一国政府缺少将财政收入用于支付当期费用和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 5.国际收支平衡。较大的经常账户赤字预示着公共和私人部门对外有很强的依赖性，这在长期内是不可持续的。 6.国家发达及开放程度。许多文献研究中将是否发达国家和经济开放度设为虚拟变量或进行赋值，这就导致发达国家、经济开放度高的往往有较高的评级。 7.违约历史。同理，这里也是采取的虚拟变量的转换，将有违约史的国家默认为1，无违约史的国家默认为0，违约历史相当于一国政府过去的信用状况。 （二）对三大机构评级的争议 争议主要是围绕评级机构结果对前后几次金融危机的失败预测展开的。债务危机通常表现为一国对其主权债务发生违约，理论上分析，反映一国主权债务违约可能性的主权信用等级应当是研究者或市场参与者关注的一个焦点。主权信用等级可视为一组宏观经济基本面信息的集中体现，而这些宏观基本面因素影响着主权债务的违约概率。 但事实情况是三大机构的评级往往不能提前预测债务危机的爆发。Ferri et al.（1999）认为穆迪和标普不能够成功预测亚洲金融危机，甚至大规模的下调评级使得危机进一步扩大[4]。Amadou（2003）考察在1994—2002年这一动荡时期，认为主权债务评级并不能预测货币危机， 只是货币危机的一个事后反应。刘莉亚（2006）以1990—2004年间18个新型市场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困境发生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t概率回归模型、有序probit概率估计等方法得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不存在必然联系[5]。Ashok Vir Bhatia（2002）总结了1997—2002年间三大机构评级失误（在12个月内升降超过三级）的次数和原因[6]。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评级机构先后下调对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的评级，也引起了相关研究的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被降级”之后，称评级机构测算的现金流有误，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称三大机构助长了金融市场的投机行为，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谴责三大机构是寡头垄断。不少欧债危机受害国均指责正是三大评级机构轮番下调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引发了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此后，每逢欧盟和欧元区有望出台缓和危机措施时，评级机构几乎都会成为这些措施的阻止者，而在危机前，各家评级机构却是一路高歌，从未唱衰危机国，让人们觉得其扮演危机前的帮凶和危机中的落井下石者。 四、大公国际主权信用评级简述 2010年，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公国际）首次公布对50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作为新兴市场经济体国家的信用评级机构向国际三大评级机构挑战。 根据大公国际《构建新型国家信用评级标准》和《大公国家信用评级方法》，可以看出该体系与三大机构的以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以及人均GDP等为主要衡量指标不同，其对影响国家信用评级要素的分析从两个层面入手：一是一国的综合体制实力；二是一国主权政府的财政状况。 由此，大公国际确立了国家管理能力、经济实力、金融实力、财政实力和外汇实力五个关键性评级要素。国家管理能力分析包括国家发展战略、政府治理水平、安全状况和国际关系；经济实力分析由经济规模和体系、经济稳定性、经济增长潜力构成；对金融实力的分析是从效率和风险两个方面，集中于金融体系的发展水平和金融体系稳健性的考察；财政实力包括财政收支平衡状况、政府债务状况及政府收入增长潜力三点；最后外汇实力表现为货币汇兑能力、外汇充裕度和外汇融资能力。 比较大公国际与三大机构同期结果发现，大公国际与三大机构结果差异较大，而三大机构之间的差异不明显（见图1、图2）。 大公国际与其存在差异的有27个国家，集中在对于政治稳定、经济表现优秀及前景良好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评级高于三大机构，而对一些经济发展缓慢、债务负担日益沉重的发达国家的评级则明显低于三大机构。这就反映了大公评级和三大机构评级理念的根本差异：不以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体制作为划分标准，注重一国经济前景发展，乐于接受新经济形势的转换。 五、分歧焦点及原因 （一）经济政治动因 1.经济方面。三大机构评级体系中人均GDP占很高比重，认为这样代表整个国家偿债意愿较高。同时把经济的开放度、贸易的自由度看成重要衡量指标。大公国际则把国家信用评级回归原始债务债权人原理，认为一国的还债能力取决于一国新的财富创造能力，认为储蓄总量、经济规模、前景以及财政收入等是重要衡量指标。 2.政策组合方面。三大机构重视央行与政府的独立性，认为央行拥有独立货币发行权和通行的国际货币是财政货币政策有效的保证，以此为政策组合的主要检验标准。而大公国际认为本币币值的稳定是重要衡量指标，防止一国政府通过货币贬值来减轻自身债务，属于违约行为，因此应当区分名义偿债力和实际偿债力。 3.政治方面。三大机构评级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偏向西方三权分立、政治透明度高的政体。大公国际却强调一国中央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能力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反对那种按照某种政治体制给某个主权经济体贴上标签，认为不同的经济体的发展都可以有适应其自身的政治体制想匹配。 （二）三大机构自身因素制约 除了上述的三大机构与大公国际存在分歧的政治经济动因，其评级方法还受到自身以下因素制约： 1.信息风险。大多数的宏观数据是直接从被评级主权国搜集，还有其他的交叉途径如IMF和BIS，但这些数据由于受制于官方，因而其质量和时效性取决于政府的统计和行政力，因而其客观准确性受到质疑。 2.分析限制。由于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盈利性，必然会考虑成本收益问题，这就免不了会出现一些“搭便车”的现象，有时评级任务比较重时，评级机构可能会出现直接采用其他机构的一些数据和结果，影响其公正独立性的判别。 3.商业因素干涉。三大评级机构为了获得收入和扩大市场占有额，可能会出于吸引新的客户或利益刺激等情况而对评级过程有失公正。 4.其他动因。在主权信用评级过程中，三大评级机构还可能面临着处理好目标主体客户和投资者以及其他方面的关系问题，当中可能涉及政治因素，同时机构之间的利益纠葛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六、研究展望 对于三大机构和大公国际的不同模式，不能简单说哪一种更好，但可以确信的是三大机构的评级很大程度是站在发达国家立场，所沿用的评级方法过于陈旧，在信用评级市场的垄断地位应被破除。 （责任编辑：张恩娟） 参考文献： [1]Cosset， J， J. Roy. The Determinants of Country Risk Rating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1991（6）. [2]Oral，M， O. Kettani， J.Cosset，M. Daouas. An Estimation and Model for Country Risk Rating[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1992（2）. [3]Antonio Afonso.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Sovereign Debt Ratings： Evidence for the Two Leading Agencies[J].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ance， 2003（2）. [4]Ferri， Giovanni， Li-Gang Liu， Joseph Stiglitz. The Procyclical Role of Rating Agencies： Evidence from the East Asian Crisis[J]. Economic Notes， 1999（28）. [5]刘莉亚.主权评级、债务困境与货币危机：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6（12）. [6]Ashok Vir Bhatia.Sovereign Credit Rating Methodology： An Evaluation[R]. IMF working paper，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