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包括日本在内的49个国家签订了一份“对日和平条约”，史称《旧金山和约》。该条约旨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的战后地位问题与厘清战争责任所衍生的国际法律问题，但实际上却是美国为了扶持日本成为其在亚太地区对抗苏联，确立亚洲“冷战”格局而策划的单方面媾和条约。受邀出席会议但被排除在和约条款谈判过程之外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艰苦抗战八年、蒙受最大战争损失的中国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从一开始就被美国排除在和约之外。 这一切要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说起。德国战败投降后，美国与苏联都开始谋求更多的势力范围和更大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矛盾。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议上，在有关德国的军事分区占领和战后欧洲和平安排等一系列问题上，尽管三方最终达成协议，但美苏之间的矛盾和猜疑加深。苏联提出，不仅要美国履行雅尔塔会议上有关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外，还要参与对日本本土的军事占领和管制，美国却寸步不让。杜鲁门总统一再强调：“坚持对日本和太平洋的完全控制，是美国对日本和远东的基本方针”，“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最后《波茨坦宣言》含糊规定，战后日本由“盟国”实行军事占领和管制。 8月11日，即接到日本政府的第一次乞降照会的次日，美国将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消息通报给苏联。此时苏联宣布对日作战仅仅两天，只能不情愿地接受了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既成事实。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自此，美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把日本纳入了其亚太总体战略的轨道中。 从1946到1947年，丘吉尔与杜鲁门相继发表铁幕反共演说和所谓“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国情咨文，美苏战时同盟完全破裂。由美国牵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相继成立，“冷战”格局正式形成。为了适应“冷战”的新形势，美国整体的亚洲战略和对日政策进入了调整和转变的状态中，对日媾和问题开始被提上议程。1950年4月6日，杜勒斯被任命为美国国务院最高顾问，接管国务院远东事务及对日媾和问题。4月25日，日本首相吉田茂派藏相池田勇人作为首相特使访问美国，也传达了其希望早日实现对日媾和的愿望。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在欧洲“冷战”加剧，中国局势发生急剧转变的背景之下，早日发起对日媾和可令美国掌握主动权，否则苏联将归咎美国故意推迟媾和，抢先对日提出条件。国防部则认为，日本是构成美国在太平洋防卫阵线的关键一环，此时结束占领会削弱美国在日本的特权。即使出于政治考虑有必要缔结和约，也要有先决条件，即日本有限度地重新武装，美国在日本驻军并建立基地，保证日本的亲西方倾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勒斯更确信应及早缔结对日和约。一方面，他紧急致电吉田茂说：“朝鲜战争，不仅给了我一个教训，而且也给了美国一个教训。这就是说，仅仅把日本作为反共的政治上的防线是不够的，一定要使它成为反共的军事基地。”吉田茂随即表态愿把日本变成美国打朝鲜战争的军事、经济、技术供应基地，并答应“充实并增强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由治安省之类的机关予以统辖”。另一方面，杜勒斯答应了美国国防部要在日驻军与建立基地等所有要求，起草了国务院与国防部联合备忘录，并于1950年9月8日由杜鲁门签字通过，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0/1号文件。这份文件是美国对日媾和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之后杜勒斯拟定的对日和约草案也遵循了该文件的基本精神。 1951年3月29日，美国将对日和约草案提交给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讨论，遭到苏联和中国的强烈谴责与反对。苏联提出，对日和约准备工作应由美、英、苏、中四国外长会议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限制日本所能保持的武装力量，外国军队不得在日本领土上驻留或设置军事基地等。但美国并没有予以理会，只对英国的意见表示了重视。英国一直认为在亚太地区潜在的主要敌人是日本而不是苏联，尽管这一判断为朝鲜战争所改变，但它仍倾向于严惩和限制日本，并主张在对日媾和问题上与新中国合作，因为英国当时已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放弃战争赔偿、取消对日本经济限制的做法已引起亚太国家的普遍抗议，美国不愿意再失去英国及其背后的英联邦成员国的支持。杜勒斯为此特意出访伦敦。经互相让步和妥协后，6月19日，英美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草案，对双方有争议的三个重点问题做了如下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民党政权都不参加对日和约的签署，由日本在和约签署后自行选择同哪方缔约；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但和约本身将不决定这些岛屿的归属；同意日本以劳务赔偿的方式进行战争赔偿。7月12日，英美联合和约草案在伦敦和华盛顿同时公布。最后由美国在7月20日通知有关国家于9月4日召开旧金山和会。 1951年8月13日，接到关于对日媾和的英美联合和约草案文本的当天，苏联政府正式照会美国政府，表示苏联接受出席9月4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大会的邀请。这让美国政府大感意外。它曾设想，因苏联政府对和约草案所提出的建议最后均未被采纳，苏联可能会因此抵制参加旧金山和会。美国担心，如果苏联的反对意见在会上引起共鸣，美国筹谋已久的对日和约可能会流产。华盛顿紧急授意东京，让吉田茂政府向一些坚决索要战争赔偿的国家主动表示，虽和约草案原则上放弃战争赔偿，但日方愿在和约签订后马上进行赔偿的谈判等。当然，华盛顿的另一道指示是，不要与任何国家讨论具体赔偿数额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为了给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吃下定心丸，还赶在旧金山和会召开前几日，分别与其签订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美澳新条约》。 9月5日，旧金山和会的正式会议开始后，尽管苏联代表多次尝试提出和约修正案，都被大会主席、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以不合会议程序为由而否决。大会议程按照美国的设想进行，最终于9月8日举行了《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就在《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完毕的傍晚，日美两国代表又举行了《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仪式。自此，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和美国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由充满漏洞的《旧金山和约》所确立的旧金山体制，也就在东亚地区埋下了领土争端冲突的伏笔。
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包括日本在内的49个国家签订了一份“对日和平条约”，史称《旧金山和约》。该条约旨在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日本的战后地位问题与厘清战争责任所衍生的国际法律问题，但实际上却是美国为了扶持日本成为其在亚太地区对抗苏联，确立亚洲“冷战”格局而策划的单方面媾和条约。受邀出席会议但被排除在和约条款谈判过程之外的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三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艰苦抗战八年、蒙受最大战争损失的中国合法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则从一开始就被美国排除在和约之外。 这一切要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说起。德国战败投降后，美国与苏联都开始谋求更多的势力范围和更大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进一步加深了这种矛盾。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在德国波茨坦举行的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议上，在有关德国的军事分区占领和战后欧洲和平安排等一系列问题上，尽管三方最终达成协议，但美苏之间的矛盾和猜疑加深。苏联提出，不仅要美国履行雅尔塔会议上有关苏军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外，还要参与对日本本土的军事占领和管制，美国却寸步不让。杜鲁门总统一再强调：“坚持对日本和太平洋的完全控制，是美国对日本和远东的基本方针”，“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最后《波茨坦宣言》含糊规定，战后日本由“盟国”实行军事占领和管制。 8月11日，即接到日本政府的第一次乞降照会的次日，美国将任命麦克阿瑟为盟军最高司令官的消息通报给苏联。此时苏联宣布对日作战仅仅两天，只能不情愿地接受了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既成事实。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自此，美国也就顺理成章地把日本纳入了其亚太总体战略的轨道中。 从1946到1947年，丘吉尔与杜鲁门相继发表铁幕反共演说和所谓“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国情咨文，美苏战时同盟完全破裂。由美国牵头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组织相继成立，“冷战”格局正式形成。为了适应“冷战”的新形势，美国整体的亚洲战略和对日政策进入了调整和转变的状态中，对日媾和问题开始被提上议程。1950年4月6日，杜勒斯被任命为美国国务院最高顾问，接管国务院远东事务及对日媾和问题。4月25日，日本首相吉田茂派藏相池田勇人作为首相特使访问美国，也传达了其希望早日实现对日媾和的愿望。当时，美国国务院认为，在欧洲“冷战”加剧，中国局势发生急剧转变的背景之下，早日发起对日媾和可令美国掌握主动权，否则苏联将归咎美国故意推迟媾和，抢先对日提出条件。国防部则认为，日本是构成美国在太平洋防卫阵线的关键一环，此时结束占领会削弱美国在日本的特权。即使出于政治考虑有必要缔结和约，也要有先决条件，即日本有限度地重新武装，美国在日本驻军并建立基地，保证日本的亲西方倾向。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杜勒斯更确信应及早缔结对日和约。一方面，他紧急致电吉田茂说：“朝鲜战争，不仅给了我一个教训，而且也给了美国一个教训。这就是说，仅仅把日本作为反共的政治上的防线是不够的，一定要使它成为反共的军事基地。”吉田茂随即表态愿把日本变成美国打朝鲜战争的军事、经济、技术供应基地，并答应“充实并增强警察预备队和海上保安队，由治安省之类的机关予以统辖”。另一方面，杜勒斯答应了美国国防部要在日驻军与建立基地等所有要求，起草了国务院与国防部联合备忘录，并于1950年9月8日由杜鲁门签字通过，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NSC60/1号文件。这份文件是美国对日媾和政策的纲领性文件，之后杜勒斯拟定的对日和约草案也遵循了该文件的基本精神。 1951年3月29日，美国将对日和约草案提交给远东委员会各成员国讨论，遭到苏联和中国的强烈谴责与反对。苏联提出，对日和约准备工作应由美、英、苏、中四国外长会议承担，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参加对日和约的准备工作，限制日本所能保持的武装力量，外国军队不得在日本领土上驻留或设置军事基地等。但美国并没有予以理会，只对英国的意见表示了重视。英国一直认为在亚太地区潜在的主要敌人是日本而不是苏联，尽管这一判断为朝鲜战争所改变，但它仍倾向于严惩和限制日本，并主张在对日媾和问题上与新中国合作，因为英国当时已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美国重新武装日本、放弃战争赔偿、取消对日本经济限制的做法已引起亚太国家的普遍抗议，美国不愿意再失去英国及其背后的英联邦成员国的支持。杜勒斯为此特意出访伦敦。经互相让步和妥协后，6月19日，英美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草案，对双方有争议的三个重点问题做了如下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民党政权都不参加对日和约的签署，由日本在和约签署后自行选择同哪方缔约；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主权，但和约本身将不决定这些岛屿的归属；同意日本以劳务赔偿的方式进行战争赔偿。7月12日，英美联合和约草案在伦敦和华盛顿同时公布。最后由美国在7月20日通知有关国家于9月4日召开旧金山和会。 1951年8月13日，接到关于对日媾和的英美联合和约草案文本的当天，苏联政府正式照会美国政府，表示苏联接受出席9月4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大会的邀请。这让美国政府大感意外。它曾设想，因苏联政府对和约草案所提出的建议最后均未被采纳，苏联可能会因此抵制参加旧金山和会。美国担心，如果苏联的反对意见在会上引起共鸣，美国筹谋已久的对日和约可能会流产。华盛顿紧急授意东京，让吉田茂政府向一些坚决索要战争赔偿的国家主动表示，虽和约草案原则上放弃战争赔偿，但日方愿在和约签订后马上进行赔偿的谈判等。当然，华盛顿的另一道指示是，不要与任何国家讨论具体赔偿数额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为了给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菲律宾吃下定心丸，还赶在旧金山和会召开前几日，分别与其签订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美澳新条约》。 9月5日，旧金山和会的正式会议开始后，尽管苏联代表多次尝试提出和约修正案，都被大会主席、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以不合会议程序为由而否决。大会议程按照美国的设想进行，最终于9月8日举行了《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就在《旧金山和约》签字仪式完毕的傍晚，日美两国代表又举行了《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仪式。自此，日本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和美国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由充满漏洞的《旧金山和约》所确立的旧金山体制，也就在东亚地区埋下了领土争端冲突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