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1903年8月出版的《江苏》第5期发表了《国民新灵魂》一文，首先指出：“吾中国之民族，伟大之民族也；……今者世暗奴欺，时衰鬼弄，真魂失性，灵性改常。”文章认为，在外族入侵下，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丑恶的灵魂：“外族入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文章抨击上述六种丑恶灵魂，主张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兼采他国之粹，铸成五种新魂：“一曰山海魂。……夫气吞云梦，口吸西江，指现须弥，胸蟠五岳，山海魂之谓也。吾欲以此铸我国民之魂，……二曰军人魂。……一切社会之组织，皆当以军人之法律布置之；一切国防之机关，皆当以军人之眼光建设之；一切普通历史风俗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贯注之，是故铁血者神圣之所歆，剑铳者国民第二之衣食住。……其三曰游侠魂。……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其四曰社会魂。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爱，终不可行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其五曰魔鬼魂。……夫吾国民而不真欲驱逐异族实行革命则已，苟欲之，则一切政府重要之地，兵卫森严之域，关津出入之途，军火制造之厂，皆必有我同志之足迹也。……吾国民具此五灵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
上文所抨击的六种丑恶灵魂和倡导的五大新魂，反映了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孙中山创导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对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认识。这六种必须摒弃的丑恶灵魂，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下的社会恶果，是中华民族受侵略、受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和精神创伤，其思想核心乃是奴性，对侵略者、压迫者不敢反抗斗争，受尽欺侮，沦入奴隶、仆妾、囚虏、饿殍、犬马般的思想境地。他们倡导的五大新魂，具有时代精神，其思想核心乃是革命精神，要以气吞山海之势，军人铁血神圣之威，游侠豪杰之气，寄希望于社会平民，驱除异族实行革命。他们还对中国传统的“儒者”精神进行批判，认为“儒者有死容”、“尚空言”、“计祸福”、“蹈故常”，因而该文的作者呼吁：“吾先溲儒冠、裂儒服，以为国民倡，国民其肯从我游哉！”
1904年《江苏》杂志第七、八期发表的《民族精神论》认为，中国民族自治力薄弱，公德心缺乏，共同
心短少，宗教心冷淡，“此数者皆吾祖国近来腐败之横观历史也。以上数者，有一于此，不足以立国，而况乎处此生存竞争之世界，乃兼此种种亡国之劣根性，安得托迹于一方以自大而终古乎！”该文指出，民族的盛衰，皆其精神之强弱为之也，因此，必须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早谋自立之方。
《浙江潮》在《国魂篇》中明确指出：“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抉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族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之力臌胀也，乃能转施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16）］
《国民日日报》在《中国魂》这篇社论中，一方面指出，中国缺少欧美各国所具有的那种“贸易魂”、“宗教魂”、“平民魂”，因而国力不盛。另一方面指出，对中国魂不应全盘否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吾国民之特质，吾历史之骨干”，应予珍惜和发扬。中国近代史的事实说明，《国民日日报》关于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是正确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举世瞩目的戊戌维新运动被以那拉氏为首的满洲贵族封建顽固派扼杀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能够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政纲只有孙中山创导的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政纲中，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影响和作用最大，民族主义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中作用最大的核心和动力。其故有三。
其一，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最先揭橥的战斗旗帜。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民主爱国的立场出发，力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政权，把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列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作为民权主义——“创立民国”和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重要前提，这一革命纲领切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
其二，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广泛团结中华民族大众，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伟大胜利的最有号召力的政纲和口号。民族主义是为了解决民族压迫问题，代表了除封建顽固派以外的中华民族大众的利益，能够广泛地团结一切反对满洲封建贵族专制统治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参与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促使清王朝迅速覆亡。
其三，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是当时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潮的表现，是动员鼓舞中华民族团结反帝的精神力量。孙中山通过革命实践和失败教训，在革命
后期使民族主义中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思想内涵日益明确，成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进步因素。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有其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孙中山能够适时地赋予其新的因素，使其成为指导当时革命实践和政局发展的思想理论武器，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核心和动力。
一、“振兴中华，维持国体”——集志士以兴中，挽救中华民族危机。1894年11月，在孙中山领导下，兴中会在檀香山正式成立，次年初设总部于香港，其成员主要是华侨资产阶级。《兴中会章程》宣告，其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大声疾呼：“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17）］兴中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有了一个组织领导核心，并以此为核心，“联络中华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护国体”。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振兴中华”的口号影响日益深远，成为经久不衰的、极富感召精神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以满洲贵族为主的清朝封建统治，解决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1894年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和政纲。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和政纲。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驱除鞑虏”——“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18）］民族主义这些目标和任务，十分切合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近代的中华民族身受双重民族压迫，即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内受满洲封建贵族的统治和压迫，满洲封建贵族已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拯救斯民于水火，必须首先推翻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朝政府，解决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民族主义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政纲和精神武器。民族主义成为能够最广泛地团聚国内外一切反对满洲封建贵族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纲和口号。孙中
山于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指出：“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19）］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广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纲，大造革命舆论，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论战，批判改良思想，肃清改良思想在国内群众和海外华侨中的恶劣影响。“《民报》出现，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渐浸盈于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故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为梁启超一人所作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20）］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从“保皇＝爱国”的政治思想误区中逐步摆脱出来，转而拥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排满”主张，赞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同情、拥护、支持、参加推翻清朝统治斗争的中华儿女中，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赞成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赞成“三民主义”者最次，赞成“二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者其次，赞成“一民主义”——民族主义者最多。辛亥革命迅速在全国取得胜利，民族主义政纲的作用甚大。辛亥武昌首义后，各省纷起响应，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很多省的旧官僚、旧将领和立宪派也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革命迅猛发展，终于推翻了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王朝260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孙中山于1912年在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的演说中所说：“十余年来，各团体群趋于革命，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乃遂有今日。”［（21）］
三、“民族统一”、“五族共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原则。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执掌国家政权，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五个统一”的施政纲领，其中第一项就是“民族之统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在他主持制订和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他主张“五族共和”，“南北统一，五族一家。”［（22）］这些贯穿着民族平等思想的原则和政纲，是孙中山
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和进步，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重要原则。
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指出：“大抵革命之举，不外种族、政治两种，而其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他进而认为：“我国去年革命，影响及于全部，而仅以数月之短时期，大功告成。成功之速可云天幸。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之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23）］
从上文可见，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的种族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的问题均已解决，但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评价。随着孙中山被迫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和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继位，孙中山缔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民族统一”、“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原则也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中国陷入了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四、“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实行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孙中山为了挽救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但都未能成功，他的思想处在矛盾、困惑之中。在此时期，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出现了一些混乱，既有进步因素，亦有消极内容。他否定“五族共和”的正确原则，主张“民族同化”，亦主张实行“民族自决”。他认为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是：“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一个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24）］
孙中山有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他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25）］他要把中华民族造成一个“很文明的民族”的目的是正确的、可贵的。但他主张以汉族为中心实行民族同化，实乃大汉族主义的表现，不利于
中华民族的团结，这正是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的反映。
五、“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民族团结反帝的新纲领。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1月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发展到新阶段。
关于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26）］第一方面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力侵略、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第二方面的目的，是解决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联合，“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
孙中山认为，近代中国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处境十分危险，要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需要“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27）］他一方面指出了民族凝聚力、团结的重要性，又进而指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持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是需要有“很好的道德”，二是要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智能”，三是实行“济弱扶倾”的好政策，“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植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28）］
孙中山主张反帝和实行民族平等的正确主张，在国共合作进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中国工农群众奋起，“打倒列强除军阀！”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高潮。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未能完全正确地解决中国的反帝和国内民族问题。但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起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动力的作用，团聚和激励中华民族进行反封建反帝斗争，居功甚伟，应予充分肯定。
注
（1）《中国精神》一书题词。
（2）梁廷楠：《夷氛闻纪》卷3。
（3）《广州乡民于十三行口晓谕英夷示》，《鸦片战争》第4册，第16页。
（4）张维屏：《三元里》。
（5）（7）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6）洪秀全：《原道觉世训》。
（8）《商战》上，《盛世危言》卷3。
（9）（11）《西学东渐记·代跋》，第7页、第15页。
（10）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第44页。
（12）《清季筹藏奏牍·升泰奏牍》卷2，第6—8页。
（13）《西藏地方史料选辑》，第159页。
（14）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中法战争》第3册，第530页。
（15）Co 129／226，第5502号，鲍恩致德贝函第89号（1885年2月23日）第281页。
（16）《浙江潮》第1、3、7期连载。
（17）（18）（1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1、297、282页。
（20）《民报》第5号，第140—141页。
（21）（22）（2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2、317、438—439页。
（24）（2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186页。
（26）（27）（28）《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242、253页。 转
.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1903年8月出版的《江苏》第5期发表了《国民新灵魂》一文，首先指出：“吾中国之民族，伟大之民族也；……今者世暗奴欺，时衰鬼弄，真魂失性，灵性改常。”文章认为，在外族入侵下，近代中国存在着几种丑恶的灵魂：“外族入之，铁鞭一击，无敢抗者，乃为奴隶魂，为仆妾魂，为囚虏魂，为倡优魂，为饿殍待毙一息之魂，为犬马豢养摇尾乞食之魂。”文章抨击上述六种丑恶灵魂，主张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兼采他国之粹，铸成五种新魂：“一曰山海魂。……夫气吞云梦，口吸西江，指现须弥，胸蟠五岳，山海魂之谓也。吾欲以此铸我国民之魂，……二曰军人魂。……一切社会之组织，皆当以军人之法律布置之；一切国防之机关，皆当以军人之眼光建设之；一切普通历史风俗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贯注之，是故铁血者神圣之所歆，剑铳者国民第二之衣食住。……其三曰游侠魂。……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其四曰社会魂。社会者何也？乃平民之代表词也。吾欲鼓吹革命主义于名为上等社会之人，而使之翕爱，终不可行矣；吾乃转眼而望诸平民。……其五曰魔鬼魂。……夫吾国民而不真欲驱逐异族实行革命则已，苟欲之，则一切政府重要之地，兵卫森严之域，关津出入之途，军火制造之厂，皆必有我同志之足迹也。……吾国民具此五灵魂，而后可以革命，可以流血，可以破坏，可以建设，可以殖民，可以共产，可以结党，可以暗杀恐怖，可以光复汉土驱除异族！”
上文所抨击的六种丑恶灵魂和倡导的五大新魂，反映了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在孙中山创导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对近代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认识。这六种必须摒弃的丑恶灵魂，是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封建统治下的社会恶果，是中华民族受侵略、受压迫、受奴役的悲惨命运和精神创伤，其思想核心乃是奴性，对侵略者、压迫者不敢反抗斗争，受尽欺侮，沦入奴隶、仆妾、囚虏、饿殍、犬马般的思想境地。他们倡导的五大新魂，具有时代精神，其思想核心乃是革命精神，要以气吞山海之势，军人铁血神圣之威，游侠豪杰之气，寄希望于社会平民，驱除异族实行革命。他们还对中国传统的“儒者”精神进行批判，认为“儒者有死容”、“尚空言”、“计祸福”、“蹈故常”，因而该文的作者呼吁：“吾先溲儒冠、裂儒服，以为国民倡，国民其肯从我游哉！”
1904年《江苏》杂志第七、八期发表的《民族精神论》认为，中国民族自治力薄弱，公德心缺乏，共同
心短少，宗教心冷淡，“此数者皆吾祖国近来腐败之横观历史也。以上数者，有一于此，不足以立国，而况乎处此生存竞争之世界，乃兼此种种亡国之劣根性，安得托迹于一方以自大而终古乎！”该文指出，民族的盛衰，皆其精神之强弱为之也，因此，必须引起国人的高度重视，早谋自立之方。
《浙江潮》在《国魂篇》中明确指出：“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以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抉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族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之力臌胀也，乃能转施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16）］
《国民日日报》在《中国魂》这篇社论中，一方面指出，中国缺少欧美各国所具有的那种“贸易魂”、“宗教魂”、“平民魂”，因而国力不盛。另一方面指出，对中国魂不应全盘否定，中国的民族主义乃是“吾国民之特质，吾历史之骨干”，应予珍惜和发扬。中国近代史的事实说明，《国民日日报》关于民族主义的历史作用的评价是正确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举世瞩目的戊戌维新运动被以那拉氏为首的满洲贵族封建顽固派扼杀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能够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政纲只有孙中山创导的三民主义。在三民主义政纲中，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影响和作用最大，民族主义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凝聚力中作用最大的核心和动力。其故有三。
其一，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最先揭橥的战斗旗帜。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民主爱国的立场出发，力主用革命的暴力推翻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政权，把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列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作为民权主义——“创立民国”和民生主义——“平均地权”的重要前提，这一革命纲领切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
其二，民族主义是孙中山广泛团结中华民族大众，领导辛亥革命取得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伟大胜利的最有号召力的政纲和口号。民族主义是为了解决民族压迫问题，代表了除封建顽固派以外的中华民族大众的利益，能够广泛地团结一切反对满洲封建贵族专制统治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共同参与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促使清王朝迅速覆亡。
其三，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是当时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潮的表现，是动员鼓舞中华民族团结反帝的精神力量。孙中山通过革命实践和失败教训，在革命
后期使民族主义中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的思想内涵日益明确，成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进步因素。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有其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孙中山能够适时地赋予其新的因素，使其成为指导当时革命实践和政局发展的思想理论武器，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核心和动力。
一、“振兴中华，维持国体”——集志士以兴中，挽救中华民族危机。1894年11月，在孙中山领导下，兴中会在檀香山正式成立，次年初设总部于香港，其成员主要是华侨资产阶级。《兴中会章程》宣告，其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大声疾呼：“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17）］兴中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有了一个组织领导核心，并以此为核心，“联络中华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护国体”。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振兴中华”的口号影响日益深远，成为经久不衰的、极富感召精神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以满洲贵族为主的清朝封建统治，解决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1894年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和政纲。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和政纲。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驱除鞑虏”——“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18）］民族主义这些目标和任务，十分切合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近代的中华民族身受双重民族压迫，即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内受满洲封建贵族的统治和压迫，满洲封建贵族已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拯救斯民于水火，必须首先推翻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朝政府，解决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民族主义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政纲和精神武器。民族主义成为能够最广泛地团聚国内外一切反对满洲封建贵族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纲和口号。孙中
山于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指出：“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19）］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广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纲，大造革命舆论，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论战，批判改良思想，肃清改良思想在国内群众和海外华侨中的恶劣影响。“《民报》出现，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渐浸盈于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故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为梁启超一人所作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20）］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从“保皇＝爱国”的政治思想误区中逐步摆脱出来，转而拥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排满”主张，赞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同情、拥护、支持、参加推翻清朝统治斗争的中华儿女中，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赞成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赞成“三民主义”者最次，赞成“二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者其次，赞成“一民主义”——民族主义者最多。辛亥革命迅速在全国取得胜利，民族主义政纲的作用甚大。辛亥武昌首义后，各省纷起响应，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很多省的旧官僚、旧将领和立宪派也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革命迅猛发展，终于推翻了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王朝260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孙中山于1912年在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的演说中所说：“十余年来，各团体群趋于革命，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乃遂有今日。”［（21）］
三、“民族统一”、“五族共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原则。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执掌国家政权，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五个统一”的施政纲领，其中第一项就是“民族之统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在他主持制订和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他主张“五族共和”，“南北统一，五族一家。”［（22）］这些贯穿着民族平等思想的原则和政纲，是孙中山
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和进步，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重要原则。
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指出：“大抵革命之举，不外种族、政治两种，而其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他进而认为：“我国去年革命，影响及于全部，而仅以数月之短时期，大功告成。成功之速可云天幸。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之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23）］
从上文可见，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的种族不平等和政治不平等的问题均已解决，但这是一种脱离实际的评价。随着孙中山被迫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和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继位，孙中山缔造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民族统一”、“五族共和”的民族平等原则也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中国陷入了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
四、“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实行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孙中山为了挽救资产阶级革命，相继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但都未能成功，他的思想处在矛盾、困惑之中。在此时期，孙中山对于民族主义的解释出现了一些混乱，既有进步因素，亦有消极内容。他否定“五族共和”的正确原则，主张“民族同化”，亦主张实行“民族自决”。他认为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不过只达到民族主义之一消极目的而已。民族主义的积极目的是：“应该把我们中国所有各民族融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且要把中华民族造成一个很文明的民族，然后民族主义乃为完了。”［（24）］
孙中山有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他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25）］他要把中华民族造成一个“很文明的民族”的目的是正确的、可贵的。但他主张以汉族为中心实行民族同化，实乃大汉族主义的表现，不利于
中华民族的团结，这正是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的局限性的反映。
五、“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华民族团结反帝的新纲领。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1月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以革命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发展到新阶段。
关于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26）］第一方面的目的，是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力侵略、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第二方面的目的，是解决民族问题，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自由联合，“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
孙中山认为，近代中国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处境十分危险，要恢复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就需要“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27）］他一方面指出了民族凝聚力、团结的重要性，又进而指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持民族、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是需要有“很好的道德”，二是要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智能”，三是实行“济弱扶倾”的好政策，“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植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如果全国人民都立定这个志愿，中国民族才可以发达。”［（28）］
孙中山主张反帝和实行民族平等的正确主张，在国共合作进行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中国工农群众奋起，“打倒列强除军阀！”掀起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次高潮。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并未能完全正确地解决中国的反帝和国内民族问题。但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中，起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动力的作用，团聚和激励中华民族进行反封建反帝斗争，居功甚伟，应予充分肯定。
注
（1）《中国精神》一书题词。
（2）梁廷楠：《夷氛闻纪》卷3。
（3）《广州乡民于十三行口晓谕英夷示》，《鸦片战争》第4册，第16页。
（4）张维屏：《三元里》。
（5）（7）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6）洪秀全：《原道觉世训》。
（8）《商战》上，《盛世危言》卷3。
（9）（11）《西学东渐记·代跋》，第7页、第15页。
（10）
《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第44页。
（12）《清季筹藏奏牍·升泰奏牍》卷2，第6—8页。
（13）《西藏地方史料选辑》，第159页。
（14）加尔新：《在侵略东京时期》，《中法战争》第3册，第530页。
（15）Co 129／226，第5502号，鲍恩致德贝函第89号（1885年2月23日）第281页。
（16）《浙江潮》第1、3、7期连载。
（17）（18）（19）《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21、297、282页。
（20）《民报》第5号，第140—141页。
（21）（22）（23）《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2、317、438—439页。
（24）（25）《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186页。
（26）（27）（28）《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242、253页。 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