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幅画满伤疤的油画。 蓝绿底色，伤疤像巨大的裂缝，又像闪耀的星光，还有人说，像舞动的人影。 画者李丹与被画者唐仪君，都是4年前在汶川地震中致残的年轻人。当时，他们都还只是高二的学生。他们所在的东汽中学共有师生249人遇难，其中超过200名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是震区破坏最惨重的学校之一。 幸存的孩子的命运因此改变。在医院里度过最初的几个月后，未来如何？没人能告诉他们，也没人能为他们决定。 然而4年后，他们却坐在华新职业技术学院三楼的画室里，正在画最新一幅作品。对于在震前从没摸过画笔的这些孩子来说，这个转变无异于某种奇迹。 如果不是遇到五彩基金，他们说，有关明天，甚至无法成为他们心头的命题。 他们长大后怎么办？ 创办五彩基金的人，是成都籍画家周春芽。 成就他这一想法的，还缘于地震前的一次义卖。2008年1月，四川当地有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小女孩，需要做手术，但没有钱。当地媒体找到周春芽，说一些网友为这个小姑娘画了些画，能否帮忙把这些画卖掉帮她付些医疗费？ 周春芽看了画，觉得卖不了多少钱，不如发动成都地区一些年轻艺术家搞个义卖。这个活动最后发动了成都、南宁地区的100多名艺术家，义卖款项达100万。小姑娘用这笔钱做了手术，活了下来。 周春芽有些惊讶：艺术本身，居然还可以如此直接、具体地参与社会，他此前从未想过，也没有经历过。 4个月后，汶川地震发生。 周春芽觉得自己无力去前方支援，于是便每天去医院，带着文具和画册，期望能为在地震中受伤的孩子们带去安慰。但是，他自己却无法感到安慰。 “很多孩子都是双下肢截肢，他们长大后怎么办？” 周春芽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为这些孩子提供些具体的帮助，不仅帮助他们熬过伤痛，还能帮助他们积极地度过一生。 身为画家，他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很多孩子失去了双腿，但他们的手是健全的，可不可以教他们画画？这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门手艺，能帮助他们克服身体上的困难，将来谋得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 一天，他去医院去看望当时被媒体称为“可乐男孩”的薛枭，薛枭跟他提起，他的一位女同学李丹非常喜欢画画。周春芽于是去看望李丹。李丹当时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但当周春芽跟她提起画画的事情，他看到李丹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周春芽还记得在医院看到的另一个小女孩儿，面色苍白。她被从废墟中救出来后，胸部以下高位截瘫。很长时间，她只是安静地躺在床上，不愿意与任何人说话。 周春芽看到后，轻轻问她：你想不想学画画？他看到小孩子的眼睛亮了一下，便接着说：你的双手是好的，可以学画画。你看，这本画册就是墨西哥一位残疾女画家弗里达画的…… 周春芽后来解释说，他特地带这些画册过去，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榜样，让他们了解，残疾人也一样可以学习艺术。 孩子们的反馈同样给了他信心。2009年3月，“五彩基金艺术助残计划”正式启动。 如今，孩子们亲切地称周春芽为“周叔叔”。这个已成立三年的中国第一个以画家为主导的公益基金，已经默默帮扶了100多名残疾孩子，他们当中，有13人已考进了大学。 艰难的起步 由于五彩基金艺术学校的学生都身有残疾，因此，它是一所流动的学校，不是学生们到学校里来，而是老师们流动到各个学生那里去。 五彩基金的孩子们分散在都江堰、德阳、绵竹等地，五彩基金的志愿老师们，按时到各地去给孩子上课，有的在学校，有的在家里。孩子们大多在受伤前从未接触过美术，老师们从颜色和线条教起，启发他们，如何用色彩和线条来表达内心的想法。 但无论以哪种方式起步，这条崭新的道路对于老师和孩子们都是不容易的。 对于失去右手的李丹来说，学习绘画要先从练字开始。在医院康复时，仅存的左手尚未恢复知觉，她就让妈妈帮忙抬着手臂，用水彩笔练习如何将字写得横平竖直。可等到开始学画时，握着铅笔依然不习惯，于是老师给她换成碳素笔，让她不至于太过沮丧，能尽快地掌握相关的技巧。 失去右臂，意味生活都要翻转，很多事情，必须依靠别人的帮助，比如洗画板。她比别人下了更大的努力，努力适应使用左手，最初每天苦练十几个小时，有时画着画着，会着急地哭起来。 但五彩基金的老师耿波依然严厉地要求她。耿波说，教学的过程不刻意地照顾和煽情，其实是希望孩子们从最初就能树立这种意识——我可以和健全人一样交流，不需要同情和怜悯。 耿波已经教了这些孩子两年多。回忆起最初见到他们时，他还记得，那时孩子们还都在板房里，他也担心自己哪句话说重了，伤着了他们。然而随着相处时间的延长，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他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师生，更近于朋友。 对于唐仪君这样失去下肢的孩子来说，画画也是艰苦的，坐在轮椅上，要保持身体前倾，才能够着画架和画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非常不容易。 五彩基金的学员中，伤情最重的，是一个名叫魏玲的高位截瘫女孩子。 魏玲在废墟下被埋了50个小时，救援花费了12个小时，仅大手术，就做了17次，尚不包括一些小规模的手术。有一年半的时间，她都住在医院的ICU里。 周春芽曾去医院看了魏玲三次，三次她都处于昏迷状态中。她的妈妈不识字，但有许多医院文件需要签字，于是，妈妈只能拿着文件等待女儿醒来后再签字。 五彩基金将她列为艺术助残学员后，老师常常去病房给她上课。然而，魏玲心情不好，常常躺在床上半眯着眼睛，对老师爱理不理，还常常和医生吵架。有好几次，基金会的年轻老师有些受不了，嚷着说，再也不要给她上课了。 值得庆幸的，老师没有放弃，魏玲也没有放弃。 考虑到魏玲的伤情很严重，很容易被感染，基金会没有安排她像其他孩子那样，从铅笔素描学起，而是直接用钢笔画速写。她从身边画起，有护士们用的推车，上面的每一件用品，都被细细线条逼真地描绘，有床边的日历本，黑白的日历台，卡纸的纹路一条条都画得清清楚楚，只有一个日子用红笔圈上，这个日子对她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还有一张妈妈的速写，头很小，身体很大，慈祥地笑着，招着手，老师解释说，这可能是魏玲潜意识里妈妈的形象，妈妈是可靠的，如果不是妈妈一直在身边悉心照料，她无法撑过如此多的手术…… 每当沉浸在绘画中时，她会安静下来，渐渐地，脾气小了，线条也越来越成熟。 2009年年底，19岁生日时，五彩基金为她在医院里办了一次小型的画展，从厚厚的三大本速写中，选出40幅在医院里展出，这给予了魏玲巨大的信心。 如今，魏玲依然在德阳残疾人康复中心接受康复治疗，但她已经可以做些稍远的旅行。今年3月，她和五彩基金的学员们一起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画展，并在那里意外地邂逅当年救她的部队。 《中国新闻周刊》见到魏玲这一天，她有些兴奋，这天下午要来为她装左腿假肢，此前，她已经安装了右小腿的假肢。 她做了一个工艺品，一个大南瓜，长出细长纠缠的藤枝，上面又结满了金黄色的花生，取名：《生》。这阵子因为治疗，她没有画画，但做了很多编制工艺品，她想着将来或许能单独开个网店，只卖自己的这些作品，言谈间，已有个精明生意人的模样。 从释放，到接纳 在五彩基金成立两周年时，基金会以这几名原东汽中学的学生为主线，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时间》。这时，离地震发生已过去三年，孩子们互相扶助，重回他们当年的学校。校园还保存着地震后的残状，孩子们试图寻找自己的教室，或者从存留的物品，判断归属者是谁，他们是否认识。
孩子们最初还是说说笑笑，但最终，一个女孩子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她讲述她和当年的好友，她们上午刚刚吵过架，中午才和好，下午就发生了地震。她活了下来，好友却没那么幸运，因为没有找到尸体，甚至连坟也没有，连凭吊之处，都无法寻到。 释放，是五彩基金最初想为孩子们做的事情。 事实上，孩子们最初的画作也确实多与自身的处境相关。 唐仪君的许多装置作品，都与他被截肢有关。比如，一副叠加起来好几米高的拐杖，还有一个，与真人等高的假人，唐仪君起名为“站起来”。 同样在震后被截肢的女生寇娟，画的第一幅画名为《face to face》，画面上是一面镶着金边的圆镜子，镜子里隐约间有一张女生的脸，头发挡住半只眼睛，调子灰灰的，很暗。很多人看了说，很惊悚。但寇娟自己喜欢。一段时间里，她的画作都是这样灰灰的，即使当空有一轮照耀的太阳，也隐没在一层阴霾之中。“无所事事，迷茫，不知所措。”寇娟说。 另一位外号是“猴子”的男生宋林林，在画第一幅画之前，酝酿了很久。他说，每时每刻都在想，要画什么。突然在一天晚上，他突然想到，我要画一幅海。这幅画很大，辽阔的海面、干净的沙滩，一切都显得安逸舒适。画完后，他才发现，这种意境就是他向往的生活。 艺术可以帮助他们什么？ 周春芽和五彩基金的老师们都说，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一切都是潜移默化的，只能依靠孩子们自己的力量去消耗。“但毫无疑问的是，艺术可以使一个人的内心更加丰富，使他更了解自己的内心和向往，帮助他们接受自己，也帮助他们拥有发现更美好的事物的能力。”周春芽说，“在画布上，把自己全部放进去，琢磨哪一种颜色更恰当，哪一种构图更精巧，然后尽全力完成它，这种成就感，精神上的抚慰，是任何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 这一点，耿波的感受最深。他也教过健全孩子，大多是画一会儿就走神，或者跑到别处玩一会儿，但这些孩子却都是画起来就停不下，好像在跟自己较劲。“他们其实清楚，生活对于他们，选择不多，他们知道画画能带给他们什么，都试图好好把握。” 画面反差最大的，是一个名叫杨柳的女孩子。 她的经历更加残酷。地震发生时，她本能地往楼下跑，跑到2楼，楼塌了，她跟着断裂的楼板一直向下掉去。在废墟里，身边没有任何人，她只能抬头看到一线天空。近70个小时后，终于被人发现，无奈双腿被楼板层层压住，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被现场截肢，保住了性命。 在五彩基金的老师们看来，她是个不爱说话的女生，有些能和别的学员开的玩笑，与她却不能说。 然而最初学油画，她画了幅自画像，她站在淡绿色的背景前，穿着一身鲜艳的红衣服，留着天蓝色的短发，化了一点淡妆，大大的眼睛上，涂着粉红色的眼影，整个人看起来仿佛置身于绿色海洋里，汪洋肆意。 没人想到，她会画这样一幅画。但这幅画似乎释放了她内心的某种渴望，她那样向往如此奔放的生活，现实中她无法做到，然而在画中，她达成了。 走出去 对于周春芽和五彩基金来说，教孩子会画画之后，需要做的是能帮助他们走出去。 走出去的第一步，是不断举办慈善晚宴，或者学员画作的小型展览。周春芽的想法是，必须采取一种能帮助孩子们提升自信的方式，让他们走出病房，走到人群里。 每次慈善晚宴，李丹都会登台唱歌，她的拿手曲目是《隐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但在五彩基金成立一年多以后，周春芽将这个目标拟定得更加具体了：让第一批学员考上大学。这其中，有李丹、唐仪君和其他9位同学。 为了备战艺术考试，耿波干脆与孩子们住在一个大宿舍里。 刚过完年的冬天，他们每天从早起6点一直画到晚上10点半，有时，孩子们还会自愿“拖堂”。 耿波将自己的作用看得很淡，他印象最深的却是孩子相互之间的友情。李丹只有一个手臂，其他人就轮流帮忙削铅笔，至今她还用一个小盒子收藏起那些铅笔头，视为宝贝；熬夜练习画画，有夜宵都平均分着吃，有一次很夸张，只有一个苹果，就拿刀像切西瓜那样，切出很多份，每人只吃一小薄片，他看着，感到很温暖；遇到电梯坏了，腿脚好的人，就背着腿部截肢的同学，慢慢爬到5楼的教室去…… 最后进考场时，背着孩子们的人变成了耿波。 耿波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他说，教这些孩子的过程，也是自我提高的过程，要看很多书，很多画册，了解和研究不同类型的艺术家的风格，指出孩子们的不足，以及不足的原因。 但进入高校，对于这些残疾学生来说，仍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没有哪所高校明确说明拒绝接受残疾学生，但残疾学生的照顾、生活的管理、教学的安排，都是中国高校从未面临过的问题，尤其是，当突然有一批残障学生同时入学时。 “中国城市的无障碍设施配备还差得很远。”周春芽说，“现在中国有7500万的残疾人，但在生活中很少能见到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出来不方便，所以他们就不出门。虽然一些新建筑是增加了无障碍通道，但从一个建筑到另一个建筑的通道，大多数还是有障碍的。” 最后，周春芽亲自出面，与四川华新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商谈，使得孩子们顺利入学。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学习和生活，五彩基金出资7万元，帮助学校完成了全面的无障碍设施改造。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当天，这些曾共同经历痛苦的同学们聚在三楼的画室里，开心地聊天。他们将在明年毕业，大多数人有了自己明确的职业选择。唐仪君读的是广告设计，“猴子”宋林林想做一名园林设计师，李丹的愿望则是能去深圳做一名网页设计师。 为什么要画伤疤？李丹笑笑回答：“这些伤疤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最开始觉得伤疤很难看，但后来对它们有了某种感情，就想画。但是唐仪君的伤疤，比我的好看，所以我画他的。” 这幅画，李丹最初命名为《绽放》，“周叔叔看到画后，说，不如直接叫‘唐仪君的伤疤’。” “他们需要更直接地面对地震留下的一切。”周春芽说，“我们不可能管他们一辈子。他们年轻，学了手艺，自己以后会升值，接纳自己，是建立信心的第一步。他们没有随着废墟死去，而是在艺术里重生，他们对生活依旧饱含希望，这就是我们所能给予他们的。”
这是一幅画满伤疤的油画。 蓝绿底色，伤疤像巨大的裂缝，又像闪耀的星光，还有人说，像舞动的人影。 画者李丹与被画者唐仪君，都是4年前在汶川地震中致残的年轻人。当时，他们都还只是高二的学生。他们所在的东汽中学共有师生249人遇难，其中超过200名是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是震区破坏最惨重的学校之一。 幸存的孩子的命运因此改变。在医院里度过最初的几个月后，未来如何？没人能告诉他们，也没人能为他们决定。 然而4年后，他们却坐在华新职业技术学院三楼的画室里，正在画最新一幅作品。对于在震前从没摸过画笔的这些孩子来说，这个转变无异于某种奇迹。 如果不是遇到五彩基金，他们说，有关明天，甚至无法成为他们心头的命题。 他们长大后怎么办？ 创办五彩基金的人，是成都籍画家周春芽。 成就他这一想法的，还缘于地震前的一次义卖。2008年1月，四川当地有一个得了白血病的小女孩，需要做手术，但没有钱。当地媒体找到周春芽，说一些网友为这个小姑娘画了些画，能否帮忙把这些画卖掉帮她付些医疗费？ 周春芽看了画，觉得卖不了多少钱，不如发动成都地区一些年轻艺术家搞个义卖。这个活动最后发动了成都、南宁地区的100多名艺术家，义卖款项达100万。小姑娘用这笔钱做了手术，活了下来。 周春芽有些惊讶：艺术本身，居然还可以如此直接、具体地参与社会，他此前从未想过，也没有经历过。 4个月后，汶川地震发生。 周春芽觉得自己无力去前方支援，于是便每天去医院，带着文具和画册，期望能为在地震中受伤的孩子们带去安慰。但是，他自己却无法感到安慰。 “很多孩子都是双下肢截肢，他们长大后怎么办？” 周春芽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为这些孩子提供些具体的帮助，不仅帮助他们熬过伤痛，还能帮助他们积极地度过一生。 身为画家，他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很多孩子失去了双腿，但他们的手是健全的，可不可以教他们画画？这既是一种艺术，又是一门手艺，能帮助他们克服身体上的困难，将来谋得一份自食其力的工作。 一天，他去医院去看望当时被媒体称为“可乐男孩”的薛枭，薛枭跟他提起，他的一位女同学李丹非常喜欢画画。周春芽于是去看望李丹。李丹当时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但当周春芽跟她提起画画的事情，他看到李丹的眼神发生了变化。 周春芽还记得在医院看到的另一个小女孩儿，面色苍白。她被从废墟中救出来后，胸部以下高位截瘫。很长时间，她只是安静地躺在床上，不愿意与任何人说话。 周春芽看到后，轻轻问她：你想不想学画画？他看到小孩子的眼睛亮了一下，便接着说：你的双手是好的，可以学画画。你看，这本画册就是墨西哥一位残疾女画家弗里达画的…… 周春芽后来解释说，他特地带这些画册过去，就是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榜样，让他们了解，残疾人也一样可以学习艺术。 孩子们的反馈同样给了他信心。2009年3月，“五彩基金艺术助残计划”正式启动。 如今，孩子们亲切地称周春芽为“周叔叔”。这个已成立三年的中国第一个以画家为主导的公益基金，已经默默帮扶了100多名残疾孩子，他们当中，有13人已考进了大学。 艰难的起步 由于五彩基金艺术学校的学生都身有残疾，因此，它是一所流动的学校，不是学生们到学校里来，而是老师们流动到各个学生那里去。 五彩基金的孩子们分散在都江堰、德阳、绵竹等地，五彩基金的志愿老师们，按时到各地去给孩子上课，有的在学校，有的在家里。孩子们大多在受伤前从未接触过美术，老师们从颜色和线条教起，启发他们，如何用色彩和线条来表达内心的想法。 但无论以哪种方式起步，这条崭新的道路对于老师和孩子们都是不容易的。 对于失去右手的李丹来说，学习绘画要先从练字开始。在医院康复时，仅存的左手尚未恢复知觉，她就让妈妈帮忙抬着手臂，用水彩笔练习如何将字写得横平竖直。可等到开始学画时，握着铅笔依然不习惯，于是老师给她换成碳素笔，让她不至于太过沮丧，能尽快地掌握相关的技巧。 失去右臂，意味生活都要翻转，很多事情，必须依靠别人的帮助，比如洗画板。她比别人下了更大的努力，努力适应使用左手，最初每天苦练十几个小时，有时画着画着，会着急地哭起来。 但五彩基金的老师耿波依然严厉地要求她。耿波说，教学的过程不刻意地照顾和煽情，其实是希望孩子们从最初就能树立这种意识——我可以和健全人一样交流，不需要同情和怜悯。 耿波已经教了这些孩子两年多。回忆起最初见到他们时，他还记得，那时孩子们还都在板房里，他也担心自己哪句话说重了，伤着了他们。然而随着相处时间的延长，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深，他与孩子们之间的关系，超越了师生，更近于朋友。 对于唐仪君这样失去下肢的孩子来说，画画也是艰苦的，坐在轮椅上，要保持身体前倾，才能够着画架和画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非常不容易。 五彩基金的学员中，伤情最重的，是一个名叫魏玲的高位截瘫女孩子。 魏玲在废墟下被埋了50个小时，救援花费了12个小时，仅大手术，就做了17次，尚不包括一些小规模的手术。有一年半的时间，她都住在医院的ICU里。 周春芽曾去医院看了魏玲三次，三次她都处于昏迷状态中。她的妈妈不识字，但有许多医院文件需要签字，于是，妈妈只能拿着文件等待女儿醒来后再签字。 五彩基金将她列为艺术助残学员后，老师常常去病房给她上课。然而，魏玲心情不好，常常躺在床上半眯着眼睛，对老师爱理不理，还常常和医生吵架。有好几次，基金会的年轻老师有些受不了，嚷着说，再也不要给她上课了。 值得庆幸的，老师没有放弃，魏玲也没有放弃。 考虑到魏玲的伤情很严重，很容易被感染，基金会没有安排她像其他孩子那样，从铅笔素描学起，而是直接用钢笔画速写。她从身边画起，有护士们用的推车，上面的每一件用品，都被细细线条逼真地描绘，有床边的日历本，黑白的日历台，卡纸的纹路一条条都画得清清楚楚，只有一个日子用红笔圈上，这个日子对她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还有一张妈妈的速写，头很小，身体很大，慈祥地笑着，招着手，老师解释说，这可能是魏玲潜意识里妈妈的形象，妈妈是可靠的，如果不是妈妈一直在身边悉心照料，她无法撑过如此多的手术…… 每当沉浸在绘画中时，她会安静下来，渐渐地，脾气小了，线条也越来越成熟。 2009年年底，19岁生日时，五彩基金为她在医院里办了一次小型的画展，从厚厚的三大本速写中，选出40幅在医院里展出，这给予了魏玲巨大的信心。 如今，魏玲依然在德阳残疾人康复中心接受康复治疗，但她已经可以做些稍远的旅行。今年3月，她和五彩基金的学员们一起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画展，并在那里意外地邂逅当年救她的部队。 《中国新闻周刊》见到魏玲这一天，她有些兴奋，这天下午要来为她装左腿假肢，此前，她已经安装了右小腿的假肢。 她做了一个工艺品，一个大南瓜，长出细长纠缠的藤枝，上面又结满了金黄色的花生，取名：《生》。这阵子因为治疗，她没有画画，但做了很多编制工艺品，她想着将来或许能单独开个网店，只卖自己的这些作品，言谈间，已有个精明生意人的模样。 从释放，到接纳 在五彩基金成立两周年时，基金会以这几名原东汽中学的学生为主线，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时间》。这时，离地震发生已过去三年，孩子们互相扶助，重回他们当年的学校。校园还保存着地震后的残状，孩子们试图寻找自己的教室，或者从存留的物品，判断归属者是谁，他们是否认识。
孩子们最初还是说说笑笑，但最终，一个女孩子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她讲述她和当年的好友，她们上午刚刚吵过架，中午才和好，下午就发生了地震。她活了下来，好友却没那么幸运，因为没有找到尸体，甚至连坟也没有，连凭吊之处，都无法寻到。 释放，是五彩基金最初想为孩子们做的事情。 事实上，孩子们最初的画作也确实多与自身的处境相关。 唐仪君的许多装置作品，都与他被截肢有关。比如，一副叠加起来好几米高的拐杖，还有一个，与真人等高的假人，唐仪君起名为“站起来”。 同样在震后被截肢的女生寇娟，画的第一幅画名为《face to face》，画面上是一面镶着金边的圆镜子，镜子里隐约间有一张女生的脸，头发挡住半只眼睛，调子灰灰的，很暗。很多人看了说，很惊悚。但寇娟自己喜欢。一段时间里，她的画作都是这样灰灰的，即使当空有一轮照耀的太阳，也隐没在一层阴霾之中。“无所事事，迷茫，不知所措。”寇娟说。 另一位外号是“猴子”的男生宋林林，在画第一幅画之前，酝酿了很久。他说，每时每刻都在想，要画什么。突然在一天晚上，他突然想到，我要画一幅海。这幅画很大，辽阔的海面、干净的沙滩，一切都显得安逸舒适。画完后，他才发现，这种意境就是他向往的生活。 艺术可以帮助他们什么？ 周春芽和五彩基金的老师们都说，很难给出确定的答案，一切都是潜移默化的，只能依靠孩子们自己的力量去消耗。“但毫无疑问的是，艺术可以使一个人的内心更加丰富，使他更了解自己的内心和向往，帮助他们接受自己，也帮助他们拥有发现更美好的事物的能力。”周春芽说，“在画布上，把自己全部放进去，琢磨哪一种颜色更恰当，哪一种构图更精巧，然后尽全力完成它，这种成就感，精神上的抚慰，是任何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 这一点，耿波的感受最深。他也教过健全孩子，大多是画一会儿就走神，或者跑到别处玩一会儿，但这些孩子却都是画起来就停不下，好像在跟自己较劲。“他们其实清楚，生活对于他们，选择不多，他们知道画画能带给他们什么，都试图好好把握。” 画面反差最大的，是一个名叫杨柳的女孩子。 她的经历更加残酷。地震发生时，她本能地往楼下跑，跑到2楼，楼塌了，她跟着断裂的楼板一直向下掉去。在废墟里，身边没有任何人，她只能抬头看到一线天空。近70个小时后，终于被人发现，无奈双腿被楼板层层压住，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被现场截肢，保住了性命。 在五彩基金的老师们看来，她是个不爱说话的女生，有些能和别的学员开的玩笑，与她却不能说。 然而最初学油画，她画了幅自画像，她站在淡绿色的背景前，穿着一身鲜艳的红衣服，留着天蓝色的短发，化了一点淡妆，大大的眼睛上，涂着粉红色的眼影，整个人看起来仿佛置身于绿色海洋里，汪洋肆意。 没人想到，她会画这样一幅画。但这幅画似乎释放了她内心的某种渴望，她那样向往如此奔放的生活，现实中她无法做到，然而在画中，她达成了。 走出去 对于周春芽和五彩基金来说，教孩子会画画之后，需要做的是能帮助他们走出去。 走出去的第一步，是不断举办慈善晚宴，或者学员画作的小型展览。周春芽的想法是，必须采取一种能帮助孩子们提升自信的方式，让他们走出病房，走到人群里。 每次慈善晚宴，李丹都会登台唱歌，她的拿手曲目是《隐形的翅膀》：“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但在五彩基金成立一年多以后，周春芽将这个目标拟定得更加具体了：让第一批学员考上大学。这其中，有李丹、唐仪君和其他9位同学。 为了备战艺术考试，耿波干脆与孩子们住在一个大宿舍里。 刚过完年的冬天，他们每天从早起6点一直画到晚上10点半，有时，孩子们还会自愿“拖堂”。 耿波将自己的作用看得很淡，他印象最深的却是孩子相互之间的友情。李丹只有一个手臂，其他人就轮流帮忙削铅笔，至今她还用一个小盒子收藏起那些铅笔头，视为宝贝；熬夜练习画画，有夜宵都平均分着吃，有一次很夸张，只有一个苹果，就拿刀像切西瓜那样，切出很多份，每人只吃一小薄片，他看着，感到很温暖；遇到电梯坏了，腿脚好的人，就背着腿部截肢的同学，慢慢爬到5楼的教室去…… 最后进考场时，背着孩子们的人变成了耿波。 耿波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他说，教这些孩子的过程，也是自我提高的过程，要看很多书，很多画册，了解和研究不同类型的艺术家的风格，指出孩子们的不足，以及不足的原因。 但进入高校，对于这些残疾学生来说，仍不是件容易的事，虽然没有哪所高校明确说明拒绝接受残疾学生，但残疾学生的照顾、生活的管理、教学的安排，都是中国高校从未面临过的问题，尤其是，当突然有一批残障学生同时入学时。 “中国城市的无障碍设施配备还差得很远。”周春芽说，“现在中国有7500万的残疾人，但在生活中很少能见到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出来不方便，所以他们就不出门。虽然一些新建筑是增加了无障碍通道，但从一个建筑到另一个建筑的通道，大多数还是有障碍的。” 最后，周春芽亲自出面，与四川华新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商谈，使得孩子们顺利入学。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学习和生活，五彩基金出资7万元，帮助学校完成了全面的无障碍设施改造。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当天，这些曾共同经历痛苦的同学们聚在三楼的画室里，开心地聊天。他们将在明年毕业，大多数人有了自己明确的职业选择。唐仪君读的是广告设计，“猴子”宋林林想做一名园林设计师，李丹的愿望则是能去深圳做一名网页设计师。 为什么要画伤疤？李丹笑笑回答：“这些伤疤会一直伴随着我们。最开始觉得伤疤很难看，但后来对它们有了某种感情，就想画。但是唐仪君的伤疤，比我的好看，所以我画他的。” 这幅画，李丹最初命名为《绽放》，“周叔叔看到画后，说，不如直接叫‘唐仪君的伤疤’。” “他们需要更直接地面对地震留下的一切。”周春芽说，“我们不可能管他们一辈子。他们年轻，学了手艺，自己以后会升值，接纳自己，是建立信心的第一步。他们没有随着废墟死去，而是在艺术里重生，他们对生活依旧饱含希望，这就是我们所能给予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