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清世宗励精图治，高宗继位后国运承平，朝野才俊迭出，其时有两位江南名士以鉴古名噪一时。毕沅（1730-1797），字�v蘅（湘蘅）、秋帆，自号灵岩山人，雍正八年（1 730）四月出生于江苏省太仓州镇洋县。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同年十一月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府丹徒县。两人皆长于江南，同龄，同榜进士，又同在翰林院数年后各奔前程。毕沅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奔走中原，官至湖广总督，一生戎马倥偬，喜好诗词、戏曲、棋琴，酷爱金石书画，是乾隆后期知名的收藏家。王文治宦意淡泊，短期出任云南临安府知府后绝意仕途，优游江南数十年，毕生寄情诗文、音律、书画、鉴古，成为负有盛名的书法家和鉴定家。两人宦途各异，但都经历了乾隆整朝的荣辱沧桑，至嘉庆初年相继撒手人寰。 毕沅和王文治自京师科场订交，此后鱼雁往来，友谊保持近四十载。王文治曾数次楚游并拜访毕沅于幕府中，又在苏州经训堂参与刻帖，其间的诗文唱和与题跋鉴定，至今仍可在两人文集和部分藏品中窥见一二。毕、王之缘是乾隆后期艺林交往的典型写照，它不仅为了解两人仕宦游踪时的翰墨点滴提供参考，也可管窥名流雅士如何通过唱和、挥毫、雅集、鉴赏等活动，推动了18世纪晚期书画鉴定和艺术收藏的发展。 一、京师及第（1760年夏）高楼听雨十年前，早结多生翰墨缘 乾隆二十五年（1760）四月初二，北京贡院的官廨内，庚辰科会试阅卷刚毕，担任是科会试正总裁的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蒋溥在拟定夺魁名单后，作了一幅画，图为一枝盆中老株结出硕大香橼，边款题诗并识道：“自将铁网撷珊瑚，颔下明珠探得无，闲写春元添绮语，一时香国入冰壶。庚辰会试蒙恩充正考官，四月初二日，拟元甫定，写《抡元图》，并系以诗。”此图至今还在，曾出现于2007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从这幅立轴可见，蒋溥作画题诗后，该科副考官介福等人亦作同韵诗题于图中，此图上方还有蒋溥所写《聚奎堂用法司马和明人韵四首》。聚奎堂在北京贡院内，因壁问有明末取士诗七律一章，历来主乡会试者多取原韵赠答，是清朝士林风气。蒋溥在诗中以“一世功名皆理数，暂时得失听升沉”告诫士子对仕途荣辱要有心理准备，最后以“从今不薄邀天语，振古为昭式艺林”叮嘱，寓怜才厚望之意。此图裱边则有会元王中孚和其他贡士的题诗，其中会试第二名的毕沅就聚奎堂原韵唱和，有“瓣香此日归纶阁，嘉话他年播艺林”之句，第四名的王文治在长诗中以“春光一展感愧兼，愿效米颠袍笏拜”作结。此《抡元图》保存了宫廷画家蒋溥晚年的丹青墨迹，以及毕沅和王文治等庚辰翰林的早年书迹，同时也见证了乾隆中期运际重熙、振拔士林的太平气象，诗书画却并传于世，足堪珍贵。 随后，紫禁城太和殿内举行殿试，高宗钦定一甲三名，对毕沅之策问嘉奖再三，擢至状元，又定王文治为探花。五月初升殿传胪唱名，在东长安门外张挂黄榜，顺天府以华盖仪仗护送状元，随后数日进士们按例在宫内受领赐宴奖赏，又至午门谢恩、诣孔庙行礼，备极荣耀。北京图书馆藏有《庚辰进士题名碑》拓本，据载，此碑在北京东城国子监，从拓本所见，乃立于是年五月，碑中首列制诰一道，毕、王名列一甲，赐进士及第。先抡元魁，后赐进士，两人的仕途起点和翰墨之缘，正从科场展开。 中进士前，毕沅已于乾隆十七年（1752）奉母命自娄东来游京师，翌年应顺天乡试中举，又得到直隶总督方观承和少司寇裘日修嘉许，入军机处补授内阁中书，至状元及第时，可谓仕途顺畅（毕沅生平可参考史善长编《彝山毕公年谱》，下同）。就在毕沅抵京翌年，王文治亦自丹徒以选贡入京，虽无亲友显宦提携，但以性灵才艺在京城广结良缘，不仅诗文书法堪称能手，更精通音律和佛禅，绘于孟夏四月的《梦楼宗台抚琴图》正是文治探花题名前，图中物事和题识中的“先生放达人，耽此琴三尺”，渲染出主人抚琴微吟、性情风雅的名士形象。 翰林院是培养馆阁公器之所，进士于科场题名后进入其中，毕沅授修撰，王文治授编修。两人当时虽未成莫逆，但时常互访，或谈诗论书，或共忆江南。乾隆二十九年（1764）晚春，毕沅前往宣武门外的珠巢街探访王文治寓所“丁香馆”，因天气甚佳，两人再邀约数人至城南陶然亭游览并拈题分韵：“群公有清兴，列坐依水木。逍遥撰良辰，觞咏联芳躅。”毕沅则作长诗《晚春访王梦楼，遇梁副宪阶平前辈，邀同人小集陶然亭，分韵得足字》（文中所引毕沅诗句，均出自《灵岩山人诗集》，下同）畅叙同人雅集之景，更自剖心曲道：“仆本淡荡人，竹石素所欲。”竹石是淡泊避尘之喻，此时的毕沅尚未踏入军旅，但已多次流露出世之想。他在京时有《倚竹图》一幅，友人多为题咏，王文治《丁香馆下集》收有《题毕秋帆同年倚竹图》（文中所引王文治诗句，均出自梦楼诗集》，下同），开句“人生岂合居无竹，滚滚红埃使人俗”即言出世脱俗，又以“看君玉貌宜公卿，结实会应巢凤族”预祝对方入世功成，颇契毕沅儒道兼修之心。此诗王文治后来重书，文字有所出入。 陶然雅集后不久，同年初夏，王文治被选任为云南临安知府。离京前友人设宴话别，文治对“朋侪况燕好，旦暮展亲爱”的数年琴酒生涯不胜留恋。毕沅作《送王梦楼同年出守临安》四首，以“兰交风谊重”称述同年知交，并谓梦楼别后，从此词社颜色凋零，欢场管弦寂寞，分襟后令人惆怅，末句以“奉佛生前慧，工书海外闻，花前及酒后，事事总思君”倍言惺惺惜别。整首诗道尽四年同学情谊，所提及的词社、管弦、佛禅、书法、花前、酒后，不仅是翰林士子的日常活动，也是两人今后时时分享的共同话题。 京师冠盖如云，翰林院更是人文荟萃，士林们在修文纂史之余时有雅集，不仅留下大量翰墨，也为未来交游打下基础。十年后毕、王两人在西安重遇时，一已显宦一已解甲，王文治在赠诗中忆及京师前缘：“高楼听雨十年前，早结多生翰墨缘，树记玉堂曾共植，诗来铃阁得重联。”（听雨楼是毕沅在宣武门外的寓所，1764年十月自宣武门内石虎街移入。）科场同年的情谊成为翰墨之缘的起点，城南觞咏和高斋互访为两人交契奠定了基调。 二、西安叙旧（1775年春）休猜子美依严武，仍是襄阳伴辋川 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月，高宗将时任翰林院侍讲的毕沅擢拔用军，特旨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毕沅开始从军用世的官旅生涯。而此时的王文治恰在临安知府的第三年任上，因失察降级而索性休官归里。毕沅作《寄怀王梦楼同年时官临安》致意友人，感慨“一枕游仙同入梦，双萍泛海各殊途”，复以“归田成约誓非诬”相订，流露出归园田居的向往。王文治则作《自滇南归闻毕秋帆同年授秦巩观察》报以欣悦：“故人三载惜分襟，忽见除书得好音”，并回忆“登瀛门外春游日，听雨楼头夜话心”。可见京师别后，两人仍以翰墨往来时通问讯，交谊不减当年。 随后王文治在杭州崇文书院担任山长，往来杭州、丹徒间，毕沅则历任甘肃安肃道、陕西按察使、布政使，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补授陕西巡抚，官运亨通。传世有无锡画家姚仔作于甲午（1774）仲秋的《毕尚书荣归图》长卷，其时毕沅还未任尚书，画上题名是后来道光进士梁国瑚所加，画中毕沅身穿官服端坐舟中，四周吏民相迎，颇具气派，所绘内容虽然并非卷后题跋所谓的毕沅归隐，亦足“藉以记当时吏治之修明，黎庭爱戴之情况”。毕沅的陕署位于西安，署名静寄园，包括终南仙馆、环香堂、海棠坞、镜舫、纸窗竹屋、绚云阁、石供轩、贮月廊、退思斋、小方壶、澄观台、雪涛峰等处。他常在署内欣赏书画拓本，如作于1773年的《环香吟阁遣怀》有“潇湘北苑虚中景，笠屐东坡幻里身”句，即提及署中自藏的《董源潇湘图》和《陈洪绶绘苏东坡画像》；作于同年的另一诗中，则以“若遇环香访仙迹，焚香浣手读黄庭”，描绘了在环香吟阁赏鉴所藏《杨义和书黄素黄庭真迹》的情景。 毕沅就任陕西巡抚的前一年，清廷刚开四库馆，各地督抚学政身负广搜书画图籍之责，典学稽古、延揽幕客成为一时风尚。毕沅也开始广招名流故交入幕，并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幕宾、亲友、清客等。严长明在《秦云撷英谱》中叙及乾隆四十年（1775）左右，毕沅幕中的情况：“余税驾周南，留滞中丞节署时，王梦楼太守、庄虚�明经、毕竹屿部郎、竹涛郡丞、杜防如、朱秋岩、王丹鲞、张止原诸上合成在焉。”文中提到的梦楼太守，即王文治，正于是年春作关中之游。此时他已辞去山长之职，先到河南商邱探望嫁给陈濂之子的三女儿，随后到西安稍作逗留以访毕沅。时值二月上旬，毕沅见后喜而掀须笑吟，赞叹故人辞官逍遥云外，令人生羡。王文治作《赠毕秋帆中丞》七古一首，忆叙京城别后所历，又描绘毕沅接待的场景：“曰余休官卧菰蒲，渔舟泛泛似野凫……连宵召我倒玉壶，追叙往事为欢娱。怜我落拓污泥涂，竞欲以口相煦濡。”最后一句透露出毕沅似有挽留之意。王文治并未接受，但对毕沅的古谊之风表示谢意。 两人诗酒流连之外，还共同欣赏了书画。二月九日，王文治为毕沅所藏的明董其昌《书白居易琵琶行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作了观款。而王文治也将藏品与友人分享，他此行携带了《唐人写律藏第四分第六卷》，是来关中前刚在杭州购入，珍为秘宝。二月春分前二日，他在署中出示此卷，毕沅同时拿出所藏唐人二帖以供赏鉴，时严长明亦在座，遂题于王文治所藏卷后：“今岁中春，与梦楼同客长安，于抚署中出以见示……洵希世珍也。是日，秋帆前辈并出所藏唐临右军《瞻近》、《蜀人》二帖以观，座中欢喜赞叹，譬之元奘（按：即玄奘，避讳也）入五印度，获睹薄伽梵金光明相，一时悲喜，殆不自持，谨书数语，以识欣遇云。”数年后王文治将此卷对半割赠陈淮时作一长跋，跋中写出当时毕、王各出所藏唐人法书，“曾持与此书反复比较，味其品韵”的情景。两跋互证，反映出西安幕中出示所藏比较品评，座中欢喜赞叹的热闹情况。文治所藏唐人写律藏卷包括《淫戒》、《盗戒》两部分，是了解唐宋书法转变的重要参考实物，为世所珍。中国嘉德2010秋拍的古籍善本专场中估价超过人民币千万元的《唐贤写经――律藏第四分卷第六》，即与毕、王共同欣赏之卷相关。 当日同观法书的江宁人严长明，字东有，号道甫，与毕、王年纪相若，他早年已与毕沅相识，在军机处任职多年后归乡隐居，至毕沅抚陕时便入幕辅佐军务，为定奏辞，又代为纂修《西安府志》，成为毕沅初到西安时的得力幕宾。王文治和严长明早年同在扬州和京师，可谓旧雨，故此行多相过从，在跋中称誉严氏考据精博。王文治也在幕中见到毕沅之弟毕泷，泷字涧飞，号竹痴（又号竹屿），室名广堪斋，于半年前随侍母亲张藻来到陕西抚署小住，时在西安。毕泷无意功名，长期乡居里第醉心书画古物，与兄长同为娄东著名藏家。二月花朝，毕泷在署内出示所藏《宋拓岳麓寺碑》，王文治观后作跋：“顷游关中，于抚署内获观竹屿主人此本，神采完足，与时揭迥别。竹屿博古善鉴，多所收蓄，此特吉光片羽，然已名贵若此。叹服叹服。”此拓曾经毕氏昆仲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面的多则题跋，可令人一窥当时主宾挥毫题咏、赏拓鉴古的情形。 王文治随即前往兰州看望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友人王��望，至次年（1776）三月返程再度途经西安，又与毕沅偕游骊山和大雁塔。时清廷平定大小金川叛乱，毕沅即将出发署理陕甘总督，文治遂作《西安旅次送毕秋帆同年权甘肃总制二首》道贺，诗中以“休猜子美依严武，仍是襄阳伴辋川，若到金城劳见忆，留题多在五泉边”之句婉拒依附故交，而是以朋友身分联袂清吟，共续墨缘。王文治随即摇棹返里。 三、长沙论诗（1789年冬）沅湘曾记旧年游，两岸泉声咽不流 毕沅抚陕十三年间颇有政绩，他致力于治赈垦荒，灌溉民田，又修缮名迹，更重要的是，他因为及时督运粮草和调运骡马兵员，协助邻省成功镇压四川少数民族骚乱、甘肃回民起义，建有军功而屡为高宗赞赏，故此时军旅生涯颇为惬意。虽然挽留王文治不成，但毕沅陆续招揽到不少名士学人入幕，著名的有孙星衍、钱坫、洪亮吉等，众人搜罗金石书画，诗文雅集和修书纂史并而有之，艺术风气极为浓厚。如《乐游联唱集》和《苏文忠公生日设祀诗》大量记录了署中活动，其中《集终南仙馆观董北苑潇湘图卷联句》和《周�鞫α�句》是围绕毕沅藏品而作，《同人集环香吟阁分赋联句四首》则是幕府同人就秦镜、汉瓦、隋塔、唐钟四物鉴赏联吟。乾隆五十年（1785）始，毕沅任河南巡抚三年半，主持治理黄河和淮河，督放赈济，其时河南连年灾荒又河工事繁，但雅集、著述和赏古之乐亦时有之，赵怀玉作于1788年的《嵩阳吟馆观清明上河图真迹》一诗，所言正是在开封抚署内同观毕沅所藏《清明上河图》和董源《潇湘图》的情形。 乾隆五十三年（1788），毕沅得高宗擢拔为湖广总督，署第驻湖北武昌。翌年（1789）秋冬之交，王文治偕女孙玳梁（玉燕）和镇江画家潘恭寿同行游楚，此行是为了探视在湖北武汉担任汉口镇巡检司的三弟文明。十一月冬至后二日，毕沅招王文治在长沙同访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游览名胜访碑叙旧。归后，毕沅作长律二首记叙此行，罗典随后将毕沅手迹镌石刻碑，嵌于岳麓书院讲堂后壁。因毕沅当时兼署湖南巡抚，身在长沙，两人有遥和多首，如毕沅作《岳阳楼玩月偶弹水仙操题壁即寄梦楼》，王氏即答次酬。王文治也在长沙过了60岁寿辰。 期间两人或论弹琴，或评书画，或言学仙，并同与年长十岁的画家王宸结下诗画之缘。王宸字子凝，号蓬心，自号潇湘翁，他不仅是毕沅的太仓同乡，也是王原祁曾孙，家学渊源而工于诗文书画，被称为“小四王”之一。毕沅因巡阅公事，与时任永州太守的王宸在长沙行馆相晤数日，随后同舟共游永州浯溪。此行与毕沅所藏的董源《潇湘图》相关。五代南唐的画家董源，以平淡天真的江南山水画，被尊为南方画派的开山宗师，存世作品寥寥无几，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是其代表作之一，所绘正是潇水和湘水之景，二水在湖南永州汇合。此图曾经晚明大藏家董其昌收藏，董氏珍为秘宝，曾携此图舟游湘江印以真境。不知是否有意追随董其昌，毕沅也携此卷和《吴仲圭渔父图》、《倪王合作卷》等藏品泛舟，并在舟中与王宸同观论画，途中毕沅共作九首唱和诗。归后，王文洽作《秋帆制府归自浯溪，见示与莲心太守唱和诗，次韵二首，一呈制府，一赠蓬心》，三人不胜唱酬之欢。现藏上海博物馆的《王宸仿董源潇湘图》卷后有王文治长跋：“己酉（1789）冬，余与莲心于秋帆尚书长沙行署中同观《北苑潇湘图》真迹，以目前所历之境持校此图，毫发不爽。”（此跋亦收入《快雨堂题跋》卷八）道出三人同观名迹印证真境的风雅之事。在另一为王宸作的画跋中，王文治指出：“北苑为画中星凤，近时染翰之家谁见真迹，己酉（1789）岁蓬心与余在长沙署中，灵岩尚书出《潇湘图》，令其日夕临仿，遂尔胎息相承。”（《快雨堂题跋》卷八）王宸不久便解郡退任，进入毕沅幕府数载，期间曾多次观摹此图，加以对临和背临，画格日进，并为毕沅、王文治、徐坚、吴翌凤等临写多幅《潇湘图》相赠，期间墨缘并见于诗书画中。 这段长沙论诗的因缘也延续到了武昌。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二月卸任湖南巡抚事后，毕沅于翌年（1790）正月回到武昌，因该年八月是高宗的八旬万寿盛典，毕沅可能忙于治堤禁盗和祝寿准备。而王文治于春正月“访山人于武昌督署”（《灵岩山人诗集・序》），并探访了湖北巡抚惠龄、湖北布政使陈淮和刘锡嘏观察等，其中不少时间在江夏与陈淮游处。陈淮字望之，号药洲，自幼与文治交厚，又因其兄陈濂是文治亲家，故有姻亲之谊。陈淮是陈维崧的曾孙，家藏大量名迹，与毕沅共称好古精鉴，朱方增在嘉庆年间编纂《石渠宝笈三编》时写道，嘉庆的内府书画除大学士和�|籍没之物外，“其他精品半属湖广总督毕沅、江西巡抚陈淮所藏”，足见两人收藏之富。 毕沅和陈淮在佐理公务之暇时常品评书画，并引出一段收藏佳话。时值二月，王文治在武昌为陈淮作一长诗画跋，题目即点出毕沅画赠陈淮的事由：《为望之亲家题董文敏仿米敷文潇湘奇境图，图为秋帆尚书所藏，观跋语知是陈氏故物，遂以遗望之，俾珠还剑合焉》（诗见《后楚游草》），诗末写出两人书画之缘：“君佐尚书镇楚疆，尚书倚君为柱梁。公余品跋到书画，孰是渊源孰流派。曲遘知音调始道，痒逢纤爪爬方快。香光妙墨重连城，上有君家处士名。尚书割爱持相赠，画录千秋佳话成。”在文集中，此诗未写日期，现藏德国柏林东亚博物馆的明董其昌《仿米友仁潇湘奇境图卷》卷后也有王文治此诗，款署二月，诗句相同，但最后一句改为“谩道交情重投赠，尽录千秋益谈柄”，可能即是毕沅赠陈淮之卷。无独有偶，中国嘉德2010春拍上的《行书诗卷》中，前半卷正是文治此诗，款署“庚戌（1790）春二月花朝前二日”，自言是“先录请宗工绳削，庶敢书之卷尾”。后半卷是王文治抄录的跋《苏文忠天际乌云帖》诗九首，苏轼此帖当时为毕沅所藏，真伪不乏争议，如翁方纲曾在文集中对照苏斋藏本，从纸质、行文、笔法三方面指出毕本是临摹伪作。但文治甚为推重此帖，跋中称此帖为“真迹”，并就帖中内容作九首唱和诗，以“缪次其韵，兼呈制府”。此诗续古人风雅，才情并茂，亦见于《后楚游草》中。王文治与毕、陈交契，他曾向袁枚说：“当今公卿大夫，精鉴古玩者，惟秋帆尚书与药洲中丞，而中丞鉴别尤严。”两诗正记录了三人的鉴赏交往。 同年（1790）四月十六日，王文治为《灵岩山人诗集》作序道：“山人之以诗称，及余与山人交，皆三十年以前事，迄于今年，皆六十余矣，始能徐徐，然尽出所为诗，以相质证。”表达以诗文论交的慎重。春余临别，文治以素心蕙草一枝赠毕沅，其女孙玳梁以画兰便面相赠。毕沅作《梦楼女孙玉燕以画兰便面见贻即题一绝》：“沅湘曾记旧年游，两岸泉声咽不流，染翰欲题香草句，幽情遥寄一江秋。”王氏亦次韵以谢。五月六日，王文治自楚旋里，数月后潘恭寿绘成《王玉燕写兰像轴》，文治即将关于玉燕画兰的唱和诗抄录图上，纪念沅湘泛舟赏画之行，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待续）
18世纪，清世宗励精图治，高宗继位后国运承平，朝野才俊迭出，其时有两位江南名士以鉴古名噪一时。毕沅（1730-1797），字�v蘅（湘蘅）、秋帆，自号灵岩山人，雍正八年（1 730）四月出生于江苏省太仓州镇洋县。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同年十一月出生于江苏省镇江府丹徒县。两人皆长于江南，同龄，同榜进士，又同在翰林院数年后各奔前程。毕沅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奔走中原，官至湖广总督，一生戎马倥偬，喜好诗词、戏曲、棋琴，酷爱金石书画，是乾隆后期知名的收藏家。王文治宦意淡泊，短期出任云南临安府知府后绝意仕途，优游江南数十年，毕生寄情诗文、音律、书画、鉴古，成为负有盛名的书法家和鉴定家。两人宦途各异，但都经历了乾隆整朝的荣辱沧桑，至嘉庆初年相继撒手人寰。 毕沅和王文治自京师科场订交，此后鱼雁往来，友谊保持近四十载。王文治曾数次楚游并拜访毕沅于幕府中，又在苏州经训堂参与刻帖，其间的诗文唱和与题跋鉴定，至今仍可在两人文集和部分藏品中窥见一二。毕、王之缘是乾隆后期艺林交往的典型写照，它不仅为了解两人仕宦游踪时的翰墨点滴提供参考，也可管窥名流雅士如何通过唱和、挥毫、雅集、鉴赏等活动，推动了18世纪晚期书画鉴定和艺术收藏的发展。 一、京师及第（1760年夏）高楼听雨十年前，早结多生翰墨缘 乾隆二十五年（1760）四月初二，北京贡院的官廨内，庚辰科会试阅卷刚毕，担任是科会试正总裁的户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蒋溥在拟定夺魁名单后，作了一幅画，图为一枝盆中老株结出硕大香橼，边款题诗并识道：“自将铁网撷珊瑚，颔下明珠探得无，闲写春元添绮语，一时香国入冰壶。庚辰会试蒙恩充正考官，四月初二日，拟元甫定，写《抡元图》，并系以诗。”此图至今还在，曾出现于2007年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从这幅立轴可见，蒋溥作画题诗后，该科副考官介福等人亦作同韵诗题于图中，此图上方还有蒋溥所写《聚奎堂用法司马和明人韵四首》。聚奎堂在北京贡院内，因壁问有明末取士诗七律一章，历来主乡会试者多取原韵赠答，是清朝士林风气。蒋溥在诗中以“一世功名皆理数，暂时得失听升沉”告诫士子对仕途荣辱要有心理准备，最后以“从今不薄邀天语，振古为昭式艺林”叮嘱，寓怜才厚望之意。此图裱边则有会元王中孚和其他贡士的题诗，其中会试第二名的毕沅就聚奎堂原韵唱和，有“瓣香此日归纶阁，嘉话他年播艺林”之句，第四名的王文治在长诗中以“春光一展感愧兼，愿效米颠袍笏拜”作结。此《抡元图》保存了宫廷画家蒋溥晚年的丹青墨迹，以及毕沅和王文治等庚辰翰林的早年书迹，同时也见证了乾隆中期运际重熙、振拔士林的太平气象，诗书画却并传于世，足堪珍贵。 随后，紫禁城太和殿内举行殿试，高宗钦定一甲三名，对毕沅之策问嘉奖再三，擢至状元，又定王文治为探花。五月初升殿传胪唱名，在东长安门外张挂黄榜，顺天府以华盖仪仗护送状元，随后数日进士们按例在宫内受领赐宴奖赏，又至午门谢恩、诣孔庙行礼，备极荣耀。北京图书馆藏有《庚辰进士题名碑》拓本，据载，此碑在北京东城国子监，从拓本所见，乃立于是年五月，碑中首列制诰一道，毕、王名列一甲，赐进士及第。先抡元魁，后赐进士，两人的仕途起点和翰墨之缘，正从科场展开。 中进士前，毕沅已于乾隆十七年（1752）奉母命自娄东来游京师，翌年应顺天乡试中举，又得到直隶总督方观承和少司寇裘日修嘉许，入军机处补授内阁中书，至状元及第时，可谓仕途顺畅（毕沅生平可参考史善长编《彝山毕公年谱》，下同）。就在毕沅抵京翌年，王文治亦自丹徒以选贡入京，虽无亲友显宦提携，但以性灵才艺在京城广结良缘，不仅诗文书法堪称能手，更精通音律和佛禅，绘于孟夏四月的《梦楼宗台抚琴图》正是文治探花题名前，图中物事和题识中的“先生放达人，耽此琴三尺”，渲染出主人抚琴微吟、性情风雅的名士形象。 翰林院是培养馆阁公器之所，进士于科场题名后进入其中，毕沅授修撰，王文治授编修。两人当时虽未成莫逆，但时常互访，或谈诗论书，或共忆江南。乾隆二十九年（1764）晚春，毕沅前往宣武门外的珠巢街探访王文治寓所“丁香馆”，因天气甚佳，两人再邀约数人至城南陶然亭游览并拈题分韵：“群公有清兴，列坐依水木。逍遥撰良辰，觞咏联芳躅。”毕沅则作长诗《晚春访王梦楼，遇梁副宪阶平前辈，邀同人小集陶然亭，分韵得足字》（文中所引毕沅诗句，均出自《灵岩山人诗集》，下同）畅叙同人雅集之景，更自剖心曲道：“仆本淡荡人，竹石素所欲。”竹石是淡泊避尘之喻，此时的毕沅尚未踏入军旅，但已多次流露出世之想。他在京时有《倚竹图》一幅，友人多为题咏，王文治《丁香馆下集》收有《题毕秋帆同年倚竹图》（文中所引王文治诗句，均出自梦楼诗集》，下同），开句“人生岂合居无竹，滚滚红埃使人俗”即言出世脱俗，又以“看君玉貌宜公卿，结实会应巢凤族”预祝对方入世功成，颇契毕沅儒道兼修之心。此诗王文治后来重书，文字有所出入。 陶然雅集后不久，同年初夏，王文治被选任为云南临安知府。离京前友人设宴话别，文治对“朋侪况燕好，旦暮展亲爱”的数年琴酒生涯不胜留恋。毕沅作《送王梦楼同年出守临安》四首，以“兰交风谊重”称述同年知交，并谓梦楼别后，从此词社颜色凋零，欢场管弦寂寞，分襟后令人惆怅，末句以“奉佛生前慧，工书海外闻，花前及酒后，事事总思君”倍言惺惺惜别。整首诗道尽四年同学情谊，所提及的词社、管弦、佛禅、书法、花前、酒后，不仅是翰林士子的日常活动，也是两人今后时时分享的共同话题。 京师冠盖如云，翰林院更是人文荟萃，士林们在修文纂史之余时有雅集，不仅留下大量翰墨，也为未来交游打下基础。十年后毕、王两人在西安重遇时，一已显宦一已解甲，王文治在赠诗中忆及京师前缘：“高楼听雨十年前，早结多生翰墨缘，树记玉堂曾共植，诗来铃阁得重联。”（听雨楼是毕沅在宣武门外的寓所，1764年十月自宣武门内石虎街移入。）科场同年的情谊成为翰墨之缘的起点，城南觞咏和高斋互访为两人交契奠定了基调。 二、西安叙旧（1775年春）休猜子美依严武，仍是襄阳伴辋川 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月，高宗将时任翰林院侍讲的毕沅擢拔用军，特旨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毕沅开始从军用世的官旅生涯。而此时的王文治恰在临安知府的第三年任上，因失察降级而索性休官归里。毕沅作《寄怀王梦楼同年时官临安》致意友人，感慨“一枕游仙同入梦，双萍泛海各殊途”，复以“归田成约誓非诬”相订，流露出归园田居的向往。王文治则作《自滇南归闻毕秋帆同年授秦巩观察》报以欣悦：“故人三载惜分襟，忽见除书得好音”，并回忆“登瀛门外春游日，听雨楼头夜话心”。可见京师别后，两人仍以翰墨往来时通问讯，交谊不减当年。 随后王文治在杭州崇文书院担任山长，往来杭州、丹徒间，毕沅则历任甘肃安肃道、陕西按察使、布政使，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补授陕西巡抚，官运亨通。传世有无锡画家姚仔作于甲午（1774）仲秋的《毕尚书荣归图》长卷，其时毕沅还未任尚书，画上题名是后来道光进士梁国瑚所加，画中毕沅身穿官服端坐舟中，四周吏民相迎，颇具气派，所绘内容虽然并非卷后题跋所谓的毕沅归隐，亦足“藉以记当时吏治之修明，黎庭爱戴之情况”。毕沅的陕署位于西安，署名静寄园，包括终南仙馆、环香堂、海棠坞、镜舫、纸窗竹屋、绚云阁、石供轩、贮月廊、退思斋、小方壶、澄观台、雪涛峰等处。他常在署内欣赏书画拓本，如作于1773年的《环香吟阁遣怀》有“潇湘北苑虚中景，笠屐东坡幻里身”句，即提及署中自藏的《董源潇湘图》和《陈洪绶绘苏东坡画像》；作于同年的另一诗中，则以“若遇环香访仙迹，焚香浣手读黄庭”，描绘了在环香吟阁赏鉴所藏《杨义和书黄素黄庭真迹》的情景。 毕沅就任陕西巡抚的前一年，清廷刚开四库馆，各地督抚学政身负广搜书画图籍之责，典学稽古、延揽幕客成为一时风尚。毕沅也开始广招名流故交入幕，并在身边聚集了一批幕宾、亲友、清客等。严长明在《秦云撷英谱》中叙及乾隆四十年（1775）左右，毕沅幕中的情况：“余税驾周南，留滞中丞节署时，王梦楼太守、庄虚�明经、毕竹屿部郎、竹涛郡丞、杜防如、朱秋岩、王丹鲞、张止原诸上合成在焉。”文中提到的梦楼太守，即王文治，正于是年春作关中之游。此时他已辞去山长之职，先到河南商邱探望嫁给陈濂之子的三女儿，随后到西安稍作逗留以访毕沅。时值二月上旬，毕沅见后喜而掀须笑吟，赞叹故人辞官逍遥云外，令人生羡。王文治作《赠毕秋帆中丞》七古一首，忆叙京城别后所历，又描绘毕沅接待的场景：“曰余休官卧菰蒲，渔舟泛泛似野凫……连宵召我倒玉壶，追叙往事为欢娱。怜我落拓污泥涂，竞欲以口相煦濡。”最后一句透露出毕沅似有挽留之意。王文治并未接受，但对毕沅的古谊之风表示谢意。 两人诗酒流连之外，还共同欣赏了书画。二月九日，王文治为毕沅所藏的明董其昌《书白居易琵琶行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作了观款。而王文治也将藏品与友人分享，他此行携带了《唐人写律藏第四分第六卷》，是来关中前刚在杭州购入，珍为秘宝。二月春分前二日，他在署中出示此卷，毕沅同时拿出所藏唐人二帖以供赏鉴，时严长明亦在座，遂题于王文治所藏卷后：“今岁中春，与梦楼同客长安，于抚署中出以见示……洵希世珍也。是日，秋帆前辈并出所藏唐临右军《瞻近》、《蜀人》二帖以观，座中欢喜赞叹，譬之元奘（按：即玄奘，避讳也）入五印度，获睹薄伽梵金光明相，一时悲喜，殆不自持，谨书数语，以识欣遇云。”数年后王文治将此卷对半割赠陈淮时作一长跋，跋中写出当时毕、王各出所藏唐人法书，“曾持与此书反复比较，味其品韵”的情景。两跋互证，反映出西安幕中出示所藏比较品评，座中欢喜赞叹的热闹情况。文治所藏唐人写律藏卷包括《淫戒》、《盗戒》两部分，是了解唐宋书法转变的重要参考实物，为世所珍。中国嘉德2010秋拍的古籍善本专场中估价超过人民币千万元的《唐贤写经――律藏第四分卷第六》，即与毕、王共同欣赏之卷相关。 当日同观法书的江宁人严长明，字东有，号道甫，与毕、王年纪相若，他早年已与毕沅相识，在军机处任职多年后归乡隐居，至毕沅抚陕时便入幕辅佐军务，为定奏辞，又代为纂修《西安府志》，成为毕沅初到西安时的得力幕宾。王文治和严长明早年同在扬州和京师，可谓旧雨，故此行多相过从，在跋中称誉严氏考据精博。王文治也在幕中见到毕沅之弟毕泷，泷字涧飞，号竹痴（又号竹屿），室名广堪斋，于半年前随侍母亲张藻来到陕西抚署小住，时在西安。毕泷无意功名，长期乡居里第醉心书画古物，与兄长同为娄东著名藏家。二月花朝，毕泷在署内出示所藏《宋拓岳麓寺碑》，王文治观后作跋：“顷游关中，于抚署内获观竹屿主人此本，神采完足，与时揭迥别。竹屿博古善鉴，多所收蓄，此特吉光片羽，然已名贵若此。叹服叹服。”此拓曾经毕氏昆仲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上面的多则题跋，可令人一窥当时主宾挥毫题咏、赏拓鉴古的情形。 王文治随即前往兰州看望时任甘肃布政使的友人王��望，至次年（1776）三月返程再度途经西安，又与毕沅偕游骊山和大雁塔。时清廷平定大小金川叛乱，毕沅即将出发署理陕甘总督，文治遂作《西安旅次送毕秋帆同年权甘肃总制二首》道贺，诗中以“休猜子美依严武，仍是襄阳伴辋川，若到金城劳见忆，留题多在五泉边”之句婉拒依附故交，而是以朋友身分联袂清吟，共续墨缘。王文治随即摇棹返里。 三、长沙论诗（1789年冬）沅湘曾记旧年游，两岸泉声咽不流 毕沅抚陕十三年间颇有政绩，他致力于治赈垦荒，灌溉民田，又修缮名迹，更重要的是，他因为及时督运粮草和调运骡马兵员，协助邻省成功镇压四川少数民族骚乱、甘肃回民起义，建有军功而屡为高宗赞赏，故此时军旅生涯颇为惬意。虽然挽留王文治不成，但毕沅陆续招揽到不少名士学人入幕，著名的有孙星衍、钱坫、洪亮吉等，众人搜罗金石书画，诗文雅集和修书纂史并而有之，艺术风气极为浓厚。如《乐游联唱集》和《苏文忠公生日设祀诗》大量记录了署中活动，其中《集终南仙馆观董北苑潇湘图卷联句》和《周�鞫α�句》是围绕毕沅藏品而作，《同人集环香吟阁分赋联句四首》则是幕府同人就秦镜、汉瓦、隋塔、唐钟四物鉴赏联吟。乾隆五十年（1785）始，毕沅任河南巡抚三年半，主持治理黄河和淮河，督放赈济，其时河南连年灾荒又河工事繁，但雅集、著述和赏古之乐亦时有之，赵怀玉作于1788年的《嵩阳吟馆观清明上河图真迹》一诗，所言正是在开封抚署内同观毕沅所藏《清明上河图》和董源《潇湘图》的情形。 乾隆五十三年（1788），毕沅得高宗擢拔为湖广总督，署第驻湖北武昌。翌年（1789）秋冬之交，王文治偕女孙玳梁（玉燕）和镇江画家潘恭寿同行游楚，此行是为了探视在湖北武汉担任汉口镇巡检司的三弟文明。十一月冬至后二日，毕沅招王文治在长沙同访岳麓书院山长罗典，游览名胜访碑叙旧。归后，毕沅作长律二首记叙此行，罗典随后将毕沅手迹镌石刻碑，嵌于岳麓书院讲堂后壁。因毕沅当时兼署湖南巡抚，身在长沙，两人有遥和多首，如毕沅作《岳阳楼玩月偶弹水仙操题壁即寄梦楼》，王氏即答次酬。王文治也在长沙过了60岁寿辰。 期间两人或论弹琴，或评书画，或言学仙，并同与年长十岁的画家王宸结下诗画之缘。王宸字子凝，号蓬心，自号潇湘翁，他不仅是毕沅的太仓同乡，也是王原祁曾孙，家学渊源而工于诗文书画，被称为“小四王”之一。毕沅因巡阅公事，与时任永州太守的王宸在长沙行馆相晤数日，随后同舟共游永州浯溪。此行与毕沅所藏的董源《潇湘图》相关。五代南唐的画家董源，以平淡天真的江南山水画，被尊为南方画派的开山宗师，存世作品寥寥无几，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是其代表作之一，所绘正是潇水和湘水之景，二水在湖南永州汇合。此图曾经晚明大藏家董其昌收藏，董氏珍为秘宝，曾携此图舟游湘江印以真境。不知是否有意追随董其昌，毕沅也携此卷和《吴仲圭渔父图》、《倪王合作卷》等藏品泛舟，并在舟中与王宸同观论画，途中毕沅共作九首唱和诗。归后，王文洽作《秋帆制府归自浯溪，见示与莲心太守唱和诗，次韵二首，一呈制府，一赠蓬心》，三人不胜唱酬之欢。现藏上海博物馆的《王宸仿董源潇湘图》卷后有王文治长跋：“己酉（1789）冬，余与莲心于秋帆尚书长沙行署中同观《北苑潇湘图》真迹，以目前所历之境持校此图，毫发不爽。”（此跋亦收入《快雨堂题跋》卷八）道出三人同观名迹印证真境的风雅之事。在另一为王宸作的画跋中，王文治指出：“北苑为画中星凤，近时染翰之家谁见真迹，己酉（1789）岁蓬心与余在长沙署中，灵岩尚书出《潇湘图》，令其日夕临仿，遂尔胎息相承。”（《快雨堂题跋》卷八）王宸不久便解郡退任，进入毕沅幕府数载，期间曾多次观摹此图，加以对临和背临，画格日进，并为毕沅、王文治、徐坚、吴翌凤等临写多幅《潇湘图》相赠，期间墨缘并见于诗书画中。 这段长沙论诗的因缘也延续到了武昌。乾隆五十四年（1789）十二月卸任湖南巡抚事后，毕沅于翌年（1790）正月回到武昌，因该年八月是高宗的八旬万寿盛典，毕沅可能忙于治堤禁盗和祝寿准备。而王文治于春正月“访山人于武昌督署”（《灵岩山人诗集・序》），并探访了湖北巡抚惠龄、湖北布政使陈淮和刘锡嘏观察等，其中不少时间在江夏与陈淮游处。陈淮字望之，号药洲，自幼与文治交厚，又因其兄陈濂是文治亲家，故有姻亲之谊。陈淮是陈维崧的曾孙，家藏大量名迹，与毕沅共称好古精鉴，朱方增在嘉庆年间编纂《石渠宝笈三编》时写道，嘉庆的内府书画除大学士和�|籍没之物外，“其他精品半属湖广总督毕沅、江西巡抚陈淮所藏”，足见两人收藏之富。 毕沅和陈淮在佐理公务之暇时常品评书画，并引出一段收藏佳话。时值二月，王文治在武昌为陈淮作一长诗画跋，题目即点出毕沅画赠陈淮的事由：《为望之亲家题董文敏仿米敷文潇湘奇境图，图为秋帆尚书所藏，观跋语知是陈氏故物，遂以遗望之，俾珠还剑合焉》（诗见《后楚游草》），诗末写出两人书画之缘：“君佐尚书镇楚疆，尚书倚君为柱梁。公余品跋到书画，孰是渊源孰流派。曲遘知音调始道，痒逢纤爪爬方快。香光妙墨重连城，上有君家处士名。尚书割爱持相赠，画录千秋佳话成。”在文集中，此诗未写日期，现藏德国柏林东亚博物馆的明董其昌《仿米友仁潇湘奇境图卷》卷后也有王文治此诗，款署二月，诗句相同，但最后一句改为“谩道交情重投赠，尽录千秋益谈柄”，可能即是毕沅赠陈淮之卷。无独有偶，中国嘉德2010春拍上的《行书诗卷》中，前半卷正是文治此诗，款署“庚戌（1790）春二月花朝前二日”，自言是“先录请宗工绳削，庶敢书之卷尾”。后半卷是王文治抄录的跋《苏文忠天际乌云帖》诗九首，苏轼此帖当时为毕沅所藏，真伪不乏争议，如翁方纲曾在文集中对照苏斋藏本，从纸质、行文、笔法三方面指出毕本是临摹伪作。但文治甚为推重此帖，跋中称此帖为“真迹”，并就帖中内容作九首唱和诗，以“缪次其韵，兼呈制府”。此诗续古人风雅，才情并茂，亦见于《后楚游草》中。王文治与毕、陈交契，他曾向袁枚说：“当今公卿大夫，精鉴古玩者，惟秋帆尚书与药洲中丞，而中丞鉴别尤严。”两诗正记录了三人的鉴赏交往。 同年（1790）四月十六日，王文治为《灵岩山人诗集》作序道：“山人之以诗称，及余与山人交，皆三十年以前事，迄于今年，皆六十余矣，始能徐徐，然尽出所为诗，以相质证。”表达以诗文论交的慎重。春余临别，文治以素心蕙草一枝赠毕沅，其女孙玳梁以画兰便面相赠。毕沅作《梦楼女孙玉燕以画兰便面见贻即题一绝》：“沅湘曾记旧年游，两岸泉声咽不流，染翰欲题香草句，幽情遥寄一江秋。”王氏亦次韵以谢。五月六日，王文治自楚旋里，数月后潘恭寿绘成《王玉燕写兰像轴》，文治即将关于玉燕画兰的唱和诗抄录图上，纪念沅湘泛舟赏画之行，此图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