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学文
光明日报 2000年04期
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认识功能，这是人们都乐于承认的。但世界“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教育功能，确也不能在文学创作的视野与职能范围之外。古往今来，哪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不是以其倾向的进步和艺术的卓越鼓舞与教育着人们奋发向上、追求光明而留在文学的史册上呢？
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今天强调它，并不是要排斥和降低其他功能，相反，正是为了通过文学情感与形象的力量，给人们提供一种更加适合人类生存、享受、成长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创造一个使人能够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精神氛围和人文环境。文学教育功能，其使命是合理的、崇高的。这一功能，从根本上说，是那种能够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伦理观念、精神品格和人生境界的力量，是那种能够净化人们灵魂、激励人们意志、陶冶人们情操、培养人们素质，从而实行改造世界、重铸自我的功能。因为文学不仅告诉人们生活是“什么样子”，而且它实际上也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做人”。文学通过艺术地赞美、歌颂、鞭挞、谴责、揭露、遮蔽、自厉、自慰、陶醉、叙述、呼吁等形式，客观地起着处世“指南”和人生“教科书”的作用。
有种意见认为，文学只要强调它的审美和娱乐消遣功能就足够了，不必去强调它的教育功能。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曲解和误解。理由很简单：娱乐和审美本身就不能脱离本质上带有教育因素的成分和内容。人类文艺思想史上，“寓教于乐”的道理已经讲了两千年，至今恐怕也不会根本改变。就说“审美”吧，它是以培养和提高人的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引导人们去追求高尚的审美理想，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塑造完美的人格气质作为自己的旨趣的。美育说到底是一种情感教育的利器。谁都知道，“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可见，审美的实施乃是广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人要想找到一种不含任何教育因素的娱乐，找到一种纯粹“轻松”、纯粹“消遣”、纯粹“快感”、纯粹“休息”、纯粹“宣泄”、纯粹“自恋”、纯粹“本我”、纯粹“个人”、纯粹“自闭性”、纯粹“躯体语言”式的审美，显然是困难的。只重审美而无视现实，只重抽象的“人文关怀”而无视“关怀”中的价值意义，只重“人性的深度开掘”而无视“开掘”中潜在的历史情境，只重偏执的“自我演练”而无视大众真实的阅读渴望，这只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新困顿，造成精神视域的绝对化，造成作品与读者的大脱节。无数创作实践证明，文学远离广阔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现象，远离积极的人生操守和价值立场，单纯坚守“个人化”的超迈性，这不仅会陷入审美的误区，而且也是审美的神话。例如，杂乱随意地、嗜痂成癖地将“性”、“隐私”、“本能”、“自虐”、“反叛”、“焦虑”、“物化世界”作为文学的主题，作为所谓“个人生命延伸”的唯一“存在方式”，那么，这种“审美痴狂”就不过是当下经济与文化负面混合状态中的一种赤裸裸“自我”展示和“自我功利性”的暴露而已。这种对世界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本体性认定，不管在文体形式、叙述策略和语言规则上有什么突破与创新，也不管如何津津乐道地申论其“写作快感”或“阅读快感”，由于它离开了文学立足的土壤，离开了艺术良知、文化品位和社会理性，离开了推动文学发展和进步的普遍期待和共同心声，那么，它在倾向和效果上必定是反审美的，它所得到的公众回应和交流必然是否定性的，它将产生的是一种消极的浸染与教育功能。
文学创作注意个人经验的写作视角，注意对人的个体性的关注，这无疑是一个进步的征候。作家注意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转化为人生智慧，注意寻求个体的话语方式和话语权力，也是符合文学演变递进的内在规律和内在关系的。但是，这种“注意”，有必要置入现实的情境中去发挥、去实现，有必要注入时代的要素和历史的营养，有必要与人民群众——最广大的读者——建立联系与沟通，有必要选择有益的价值含蕴。这是作家“个人经验”取得积极转化的条件。如果注意“个人经验”变成消解价值中心和社会主流意识的工具和手段，如果过分“个人化”的写作缺乏社会文化认定和大众需求基础的有力支撑，如果作家“自顾自”的个体生存经验演练变成“躯体的个人表演”，如果宣称文学创作不承担些许社会义务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拼搏、奋斗、苦难、痛痒无动于衷、无所感知，那么，人们疏远这种文学、这种作家，这种创作走上自身萎顿之路，将是不可避免的。
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九有《文须有益于天下》一文，其中曰：“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还说过：“如果心灵缺少神圣感，那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则认为，一切艺术的“共同目标”，就是“帮助法律引导我们爱道德恨罪恶”。这些见解尽管有各自的角度，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严格意义上说是在其综合的性能中体现的，但它们都强调了文学潜移默化影响人的特点，强调了文学通过形象描绘和情感交流打动人、感染人的威力，强调了文学“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贺拉斯）的规律，这对今日的文学创作依然是有启迪作用的。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界说，为何极易为人们所接受，其道理也在这里。
从现实的文学创作状况看，许多作品正努力实现着审美功能与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的互动和统一。受窘、徘徊、片面、误导的“迷失期”已经成为过去。创作的“生态环境”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但是，确也存在着把文学的教育功能同其他功能对立起来的现象，存在着把强调文学教育功能看作是令文学生硬萧条、有失水准的根源的模糊看法。有的意见，甚至把文学为老百姓说话，为人民群众写作，看作是应该死亡而没有死亡的民粹主义的遗风流韵。这就把文学事实上存在的教育功能和主观、客观的社会使命感彻底抹杀掉了。不难设问，不为老百姓说话、不为群众写作的文学，怎么能赢得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呢？这样的文学，遭到人民的冷落、疏远和摒弃，是自作自受，又能去责备谁呢？伟大艺术家列·托尔斯泰显然是不了解并想避开十九世纪后三十几年的俄国革命的，但他却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列宁说得好：“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这样才使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并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托尔斯泰晚年在一封信中讲道：“我在整个这次革命中都处于为一亿农民辩护的律师的身分，这是我自觉自愿承担的。”1901年他还在一封信中宣称：“我是代表一亿人从下面看问题的”。这些话恰好印证了列宁的见解。我们从老托尔斯泰的身上，不是可以受到许多启示吗？面对这位文学天才，那种拒斥替老百姓说话的绝对“幽闭症”式写作态度，不论用怎样时髦的缘由包装，用何种“历史语境”辩解，不是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站住脚的学理根据吗？
呼唤文学的教育功能，当然不是重复曾经有过的十分令人反感的“思想”对“审美”的侵袭和霸占。观念和倾向应当是在隐蔽中从情节和场面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说教化”的东西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有市场的。成功的作品多半是思想深度、历史意蕴、丰赡内容、独特形式和精彩语言的有机融合。这是没有疑义的。我在这里所以强调教育功能，是有感于当前文学的社会需求，表明着人们在获得审美愉悦和娱乐快感的同时，还有获得思想触动和心灵提升的愿望和必要。目前，不少作品，不是缺少技巧，而是缺少思想。一些作者，不是缺少才华，而是缺少境界。在“商品化”的挤压下，崇高暗淡了，英雄破碎了；美丑颠倒了，是非混淆了；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材少有人问津，而表现“纯个人”意绪、心态、纠葛、本能、金钱奴役的“情结”却有膨胀趋势。一些作品，一味地自我欣赏，自我抚摩，拒绝社会，拒绝社会承担。这种终会导致创作力疲软的现象，是理当引起警觉和克服的。
文学在感情和观念的教育领域永远不会“真空”，永远不会“独身”。它不是承载着这样的“生活和意识形态负荷”，就是承载着那样的“生活和意识形态负荷”；不是跟这种“社会功利和功能”“结婚”，就是跟那种“社会功利和功能”“结婚”。纯然“摆脱”和“超越”一切功利，丝毫不起教育作用的文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价值中立”的标榜，也是难以兑现的谎话。正因如此，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坚持文学在审美前提下的教育功能，杜绝和防止那种伪善的贬斥文学教育功能的言论蔓延开来。并清醒地看到，新的历史时期，追求文学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发挥文学最佳的鼓舞教育作用，始终是文学价值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
作者：董学文
光明日报 2000年04期
文学作品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认识功能，这是人们都乐于承认的。但世界“应当如何”的价值目标——教育功能，确也不能在文学创作的视野与职能范围之外。古往今来，哪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不是以其倾向的进步和艺术的卓越鼓舞与教育着人们奋发向上、追求光明而留在文学的史册上呢？
文学作品的教育功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今天强调它，并不是要排斥和降低其他功能，相反，正是为了通过文学情感与形象的力量，给人们提供一种更加适合人类生存、享受、成长和发展的价值取向，创造一个使人能够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精神氛围和人文环境。文学教育功能，其使命是合理的、崇高的。这一功能，从根本上说，是那种能够影响人的思想感情、伦理观念、精神品格和人生境界的力量，是那种能够净化人们灵魂、激励人们意志、陶冶人们情操、培养人们素质，从而实行改造世界、重铸自我的功能。因为文学不仅告诉人们生活是“什么样子”，而且它实际上也在告诉人们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做人”。文学通过艺术地赞美、歌颂、鞭挞、谴责、揭露、遮蔽、自厉、自慰、陶醉、叙述、呼吁等形式，客观地起着处世“指南”和人生“教科书”的作用。
有种意见认为，文学只要强调它的审美和娱乐消遣功能就足够了，不必去强调它的教育功能。这是一种理论上的曲解和误解。理由很简单：娱乐和审美本身就不能脱离本质上带有教育因素的成分和内容。人类文艺思想史上，“寓教于乐”的道理已经讲了两千年，至今恐怕也不会根本改变。就说“审美”吧，它是以培养和提高人的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引导人们去追求高尚的审美理想，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塑造完美的人格气质作为自己的旨趣的。美育说到底是一种情感教育的利器。谁都知道，“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可见，审美的实施乃是广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人要想找到一种不含任何教育因素的娱乐，找到一种纯粹“轻松”、纯粹“消遣”、纯粹“快感”、纯粹“休息”、纯粹“宣泄”、纯粹“自恋”、纯粹“本我”、纯粹“个人”、纯粹“自闭性”、纯粹“躯体语言”式的审美，显然是困难的。只重审美而无视现实，只重抽象的“人文关怀”而无视“关怀”中的价值意义，只重“人性的深度开掘”而无视“开掘”中潜在的历史情境，只重偏执的“自我演练”而无视大众真实的阅读渴望，这只能造成文学创作的新困顿，造成精神视域的绝对化，造成作品与读者的大脱节。无数创作实践证明，文学远离广阔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现象，远离积极的人生操守和价值立场，单纯坚守“个人化”的超迈性，这不仅会陷入审美的误区，而且也是审美的神话。例如，杂乱随意地、嗜痂成癖地将“性”、“隐私”、“本能”、“自虐”、“反叛”、“焦虑”、“物化世界”作为文学的主题，作为所谓“个人生命延伸”的唯一“存在方式”，那么，这种“审美痴狂”就不过是当下经济与文化负面混合状态中的一种赤裸裸“自我”展示和“自我功利性”的暴露而已。这种对世界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本体性认定，不管在文体形式、叙述策略和语言规则上有什么突破与创新，也不管如何津津乐道地申论其“写作快感”或“阅读快感”，由于它离开了文学立足的土壤，离开了艺术良知、文化品位和社会理性，离开了推动文学发展和进步的普遍期待和共同心声，那么，它在倾向和效果上必定是反审美的，它所得到的公众回应和交流必然是否定性的，它将产生的是一种消极的浸染与教育功能。
文学创作注意个人经验的写作视角，注意对人的个体性的关注，这无疑是一个进步的征候。作家注意将自己的人生经验转化为人生智慧，注意寻求个体的话语方式和话语权力，也是符合文学演变递进的内在规律和内在关系的。但是，这种“注意”，有必要置入现实的情境中去发挥、去实现，有必要注入时代的要素和历史的营养，有必要与人民群众——最广大的读者——建立联系与沟通，有必要选择有益的价值含蕴。这是作家“个人经验”取得积极转化的条件。如果注意“个人经验”变成消解价值中心和社会主流意识的工具和手段，如果过分“个人化”的写作缺乏社会文化认定和大众需求基础的有力支撑，如果作家“自顾自”的个体生存经验演练变成“躯体的个人表演”，如果宣称文学创作不承担些许社会义务而对现实生活中的拼搏、奋斗、苦难、痛痒无动于衷、无所感知，那么，人们疏远这种文学、这种作家，这种创作走上自身萎顿之路，将是不可避免的。
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九有《文须有益于天下》一文，其中曰：“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还说过：“如果心灵缺少神圣感，那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则认为，一切艺术的“共同目标”，就是“帮助法律引导我们爱道德恨罪恶”。这些见解尽管有各自的角度，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严格意义上说是在其综合的性能中体现的，但它们都强调了文学潜移默化影响人的特点，强调了文学通过形象描绘和情感交流打动人、感染人的威力，强调了文学“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贺拉斯）的规律，这对今日的文学创作依然是有启迪作用的。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界说，为何极易为人们所接受，其道理也在这里。
从现实的文学创作状况看，许多作品正努力实现着审美功能与认识功能、教育功能与娱乐功能的互动和统一。受窘、徘徊、片面、误导的“迷失期”已经成为过去。创作的“生态环境”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但是，确也存在着把文学的教育功能同其他功能对立起来的现象，存在着把强调文学教育功能看作是令文学生硬萧条、有失水准的根源的模糊看法。有的意见，甚至把文学为老百姓说话，为人民群众写作，看作是应该死亡而没有死亡的民粹主义的遗风流韵。这就把文学事实上存在的教育功能和主观、客观的社会使命感彻底抹杀掉了。不难设问，不为老百姓说话、不为群众写作的文学，怎么能赢得人民的欢迎和喜爱呢？这样的文学，遭到人民的冷落、疏远和摒弃，是自作自受，又能去责备谁呢？伟大艺术家列·托尔斯泰显然是不了解并想避开十九世纪后三十几年的俄国革命的，但他却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列宁说得好：“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托尔斯泰的学说反映了一直到最深的底层都在汹涌激荡的伟大的人民的海洋，既反映了它的一切弱点，也反映了它的一切有力的方面”，这样才使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使他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占第一流的地位”，并成为“全人类艺术发展中向前跨进的一步”。托尔斯泰晚年在一封信中讲道：“我在整个这次革命中都处于为一亿农民辩护的律师的身分，这是我自觉自愿承担的。”1901年他还在一封信中宣称：“我是代表一亿人从下面看问题的”。这些话恰好印证了列宁的见解。我们从老托尔斯泰的身上，不是可以受到许多启示吗？面对这位文学天才，那种拒斥替老百姓说话的绝对“幽闭症”式写作态度，不论用怎样时髦的缘由包装，用何种“历史语境”辩解，不是都显得苍白无力、缺乏站住脚的学理根据吗？
呼唤文学的教育功能，当然不是重复曾经有过的十分令人反感的“思想”对“审美”的侵袭和霸占。观念和倾向应当是在隐蔽中从情节和场面里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说教化”的东西任何时候都是不会有市场的。成功的作品多半是思想深度、历史意蕴、丰赡内容、独特形式和精彩语言的有机融合。这是没有疑义的。我在这里所以强调教育功能，是有感于当前文学的社会需求，表明着人们在获得审美愉悦和娱乐快感的同时，还有获得思想触动和心灵提升的愿望和必要。目前，不少作品，不是缺少技巧，而是缺少思想。一些作者，不是缺少才华，而是缺少境界。在“商品化”的挤压下，崇高暗淡了，英雄破碎了；美丑颠倒了，是非混淆了；真正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材少有人问津，而表现“纯个人”意绪、心态、纠葛、本能、金钱奴役的“情结”却有膨胀趋势。一些作品，一味地自我欣赏，自我抚摩，拒绝社会，拒绝社会承担。这种终会导致创作力疲软的现象，是理当引起警觉和克服的。
文学在感情和观念的教育领域永远不会“真空”，永远不会“独身”。它不是承载着这样的“生活和意识形态负荷”，就是承载着那样的“生活和意识形态负荷”；不是跟这种“社会功利和功能”“结婚”，就是跟那种“社会功利和功能”“结婚”。纯然“摆脱”和“超越”一切功利，丝毫不起教育作用的文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价值中立”的标榜，也是难以兑现的谎话。正因如此，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坚持文学在审美前提下的教育功能，杜绝和防止那种伪善的贬斥文学教育功能的言论蔓延开来。并清醒地看到，新的历史时期，追求文学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发挥文学最佳的鼓舞教育作用，始终是文学价值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