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卷第5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
西藏民院2004级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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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搜神记》是我国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国古小说①形成、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部作品,本文从研究《搜神记》的故事题材及叙述手法入手,探求它与巫文化及史传文学的关系,由此探讨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一、干宝及《搜神记》
(一)干宝其人
[1](P15-30)据李剑国先生《干宝考》及其他相关资料
可知:首先,干宝为东晋史官,且有“良史”之称;其次,在后世相关史书传记中对于干宝的记载,大都提到了干宝作《搜神记》一书之事,并对其创作缘由大肆渲染,足见《搜神记》在干宝著述中的重要地位;第三,干宝性好阴阳术数,对于此书,干宝是本着史家的严谨、崇实态度进行写作的,并因此被人“鬼之董狐”,足见其浓厚的史传痕迹。同时,本称为
书“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的写作目的,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二)《搜神记》其书
《搜神记》凡三十卷。原书传至宋代亡干宝所著
佚。今天所见二十卷本乃明人胡应麟从历代类书、引文、注释中辑录而成,目前学术界通行的《搜神记》版本是中华书局1979年汪绍楹校注本。本文在进行文本分析及例证引用时,尽量选择汪校本中较为可靠的篇目作为论证材料。
(三)《搜神记》的内容
李剑国先生《唐前志怪小说史》将干宝《搜神记》作为杂记体志怪小说成熟阶段的代表。一个
《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等“杂”字,便是对这部作品内容方面最恰当的概括。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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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神记》研究
———巫史文化与《搜神记》
张瑞芳
(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今见本中神仙方术和史传文学所占比重较大。本文试图从巫文化与史传文学对《搜神记》的影响方面做一些探究。
二、巫史文化与志怪小说
(一)由巫到史
巫术的出现早于巫师,而早期巫师大都是身兼数职的人才,拥有较大的权力;初期的史官多为巫一类的人物,司马迁也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
[2](P2732)
之功,文史星历近乎人祝之间”;其后,巫和巫
术逐渐褪去神秘色彩,从官方主流文化中淡出,与民间的鬼神信仰相结合,在社会下层人民中间继续着它的影响。而脱胎于巫的史官,在由巫到史的转变中,对巫及原始宗教迷信的扬弃不被容忽视的。
(二)巫史文化与古小说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它只是《汉书・艺文志・词语运用上的一次偶然连用。班固
诸子略》中,提出了小说和小说家的概念,其所列作品虽已亡佚,但从后人的疏证及相关书籍的引文中约略探知,巫和巫术演化而来的方术,在古小说真正形成之前,就已是其内容的主要方面之一了。
中国是史学大国,史职设置系统而严密。史官的主要任务是记言记事,但其影响却不容低估。其一,史传文学对促成小说形成的子书、神话传说等影响巨大。其二,史传文学自身的发展与成熟对小说的成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三)志怪小说的分类
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从・九流绪论下》中,第一次对我国古代小说进行了科学的分类;鲁
张瑞芳:《搜神记》研究———巫史文化与《搜神记》
小说史著中,最终确定了“志怪小说”的文体含义。
作为小说的一个分支,受史传文学影响而具有的虚构手法、叙事技巧等也为这类“怪”、“异”之事增添了神秘色彩;同时,由于受到巫、巫术、史传文学的影响,志怪小说较之其他小说种类更早地出现在文学史上,并在巫风大畅的汉魏六朝时期大放异彩,成为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站在第三作者与叙述者合二为一的史官式的、人立场上的叙述方式,成为“史之余”的古小说产生之后,在叙述者层次上的一种必然。《搜神记》亦可视为这种史官式叙述者的代表。
首先,史官式叙述者在对整个事件的叙述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其“全知”才能,删繁就简,合理选择重点。
其次,这种无所不知赋予叙述者更大的叙述自由,进而达到一种“全能”,直言其事,直叙其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史官式的权威,并使得叙述者与读者、故事主人公拉开了距离,在“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创作意图下,更加神秘,留下了想像与虚构空间,为后世小说实现脱离史传、注意虚构等方面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第三,虽然叙述者具有“全知全能”的能力,但对于所叙述的事件或人物却不作个人的主观评判,叙述者本身并不明显的阻碍或干涉叙事。
承于史传文学的叙事时间处理方式2、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创作,只是一种袭自史家的纪传模式,在叙事时间的处理方式上,并没有走出史传模式,其最常用的手法便是省略,又运用概述与场景交替的手法,使得故事的叙述更加紧凑。
对于插叙和预叙的使用3、
由史传文学传承而来的插叙/倒叙到了志怪小说家笔下,在发挥其原有的解释原因的作用的同时,插入怪异现象或事件,进而“发明神道之不诬”,为插叙/倒叙在发挥其独特的叙事功能方面积累了经验;而从史传文学那里传承而来的简单预叙,在《搜神记》中则借助了巫术形式,又在补叙的帮助“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创作主旨,来完成下紧紧围绕
三、巫文化与《搜神记》
(一)巫文化在《搜神记》中的表现
巫文化在秦汉时期,以道教为依托,继续发挥着巨大影响。《搜神记》中,巫文化便是以道教为依托,发挥其巨大影响的。
《搜神记》中描写了大量具有超凡本领的神仙、异士和许多巫术,主要包括神行巫术、求雨巫术、姓落头巫术、变化巫术、施蛊巫术、招魂巫术名巫术、
等。巫祝在其中的的作用也表现为沟通神人、行医治病、厌鬼降魔、占卜预言等。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相关记载,如衣服形制变化的“巫”化、对于“梦”的预示性记载、对于巫俗的记载等。
(二)巫文化对《搜神记》创作的影响
首先,巫文化为《搜神记》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巫术成为小说表现最为突出的部分;其次,巫文化及其思维,拓展了小说家的想像空间,活跃了小说家的创作思维,时间、空间在巫文化系统下没有了限制,也使小说家妙笔生花成为可能,为小说创作脱离实录积累了创作经验;
的任务,足见史家出身的干宝在编撰此书时的第三,巫术及其相关内容,如巫术灵物、灵丹妙药、“预”
信物等,在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及转折方面具有一苦心经营。定的关联作用。
整部《搜神记》其实就是一部披着神道外衣,记载巫风、巫俗、巫事的书,对于诸多不可理解的怪异现象,也多附会到预兆、警示等“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之下,成为巫风延伸的表现之一。面对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奇幻的事件,史官干宝是如何操笔来“发明神道之不诬”的?
(二)史传文学,在题材内容上对《搜神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搜神记》在内容上与史书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书中对于巫师、道士的著录,对于怪异现象的汇集,对于传说故事的编撰整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为相关人物作史立传。编撰体例上,《搜神记》虽不是如今所见版本的卷册分章,但也并非杂乱无有例可循的。同时,《搜神记》中章,而是有体可遵、
大量关于灾异事件的记载多与史书保持一致,大部分内容都见于史书,以《晋书・五行志》、《宋书・五行
(一)具有明显史官模式的叙述方式
史官以秉笔直书为基本原则,而古小说取法于史官,必须言之凿凿的思想认识,具有明显的史官模式。
“史官式”的叙述者1、
志》为最。
其次,《搜神记》中还有许多与史料十分接近的内容,如第41、域外336、374条分别反映市井生活、民族交流、考古发现资料,可信度上虽然无法与史书相比,但它受史书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四、史传文学与《搜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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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再次,《搜神记》中也包含了大量历史人物的身影,使得小说本身作为“稗官野史”的性质被强化了,既是作为志怪小说的《搜神记》对史书中历史人物的进一步利用发掘,也体现了史家兼小说家的作者们借史传事的高明之处。
另外,《搜神记》中还吸收了一些类似始祖传说式的故事,作为史官的干宝能在继承史传传统的同时又突破其规范,既与当时巫风大畅的时代风气有关,也预示着小说虚构、想像空间的扩大。
第四,在《搜神记》的一些故事中引录了篇幅不弦歌,与史书中对作品、书信的记录较为等的诗歌、
接近,我们将其一并作为史传对小说的影响方面之一来论证。
(三)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受史传影响,有史书遗风
史传文学在为人立传方面为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史传文学善用简笔勾勒人物、借助书信塑借助人物语言突出人物形象的手法在造人物形象、
《搜神记》中都有体现。尽管就全书内容而言,这几叙事平直、人物形象单薄等问题,这也正是古小说在起步阶段尚未摆脱史官记录模式,尚未开始注意在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着力的幼稚之处,而这些不足,也成为唐传奇等后世小说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改进、
另外,在典型事例的选择上,不同于史书为人物立传、有许多事件可供史官选择来让人物形象鲜活生动,《搜神记》的起点就是“搜”,书中所记之事,
看似芜杂,但无一不是能够“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典型事例,条条都是为神异作补充、注释,处处都在暗示读者,要相信这种神秘力量,整部《搜神记》其实就是若干典型事例的汇集。
结语
《搜神记》是巫史文化共同影响、互相碰撞的产物,在我国古小说发展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成为我国古小说由“史之余”而逐步脱离史传、开始独立发展的一部重要作品,为其后的唐传奇进入“始有意为”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因此,《搜神记》不仅是我国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更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其前的小说多承于史、以史传人物为中心,而其后,这种现象渐渐淡化,虚构的主人公开始登场,小说创作也随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①关于古小说和古体小说之称,此处从李剑国先生观点,
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页。
“古小说”。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点并不十分明显,书中更多的故事存在情节简单、将唐以前的小说称为
[参考文献]
(2).[1]李剑国.干宝考[J].文学遗产,2001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原文45000字,指导老师为池万兴教授)
[校对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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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卷第5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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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搜神记》是我国魏晋时期志怪小说的杰出代表,也是我国古小说①形成、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部作品,本文从研究《搜神记》的故事题材及叙述手法入手,探求它与巫文化及史传文学的关系,由此探讨它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一、干宝及《搜神记》
(一)干宝其人
[1](P15-30)据李剑国先生《干宝考》及其他相关资料
可知:首先,干宝为东晋史官,且有“良史”之称;其次,在后世相关史书传记中对于干宝的记载,大都提到了干宝作《搜神记》一书之事,并对其创作缘由大肆渲染,足见《搜神记》在干宝著述中的重要地位;第三,干宝性好阴阳术数,对于此书,干宝是本着史家的严谨、崇实态度进行写作的,并因此被人“鬼之董狐”,足见其浓厚的史传痕迹。同时,本称为
书“发明神道之不诬也”的写作目的,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二)《搜神记》其书
《搜神记》凡三十卷。原书传至宋代亡干宝所著
佚。今天所见二十卷本乃明人胡应麟从历代类书、引文、注释中辑录而成,目前学术界通行的《搜神记》版本是中华书局1979年汪绍楹校注本。本文在进行文本分析及例证引用时,尽量选择汪校本中较为可靠的篇目作为论证材料。
(三)《搜神记》的内容
李剑国先生《唐前志怪小说史》将干宝《搜神记》作为杂记体志怪小说成熟阶段的代表。一个
《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等“杂”字,便是对这部作品内容方面最恰当的概括。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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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神记》研究
———巫史文化与《搜神记》
张瑞芳
(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今见本中神仙方术和史传文学所占比重较大。本文试图从巫文化与史传文学对《搜神记》的影响方面做一些探究。
二、巫史文化与志怪小说
(一)由巫到史
巫术的出现早于巫师,而早期巫师大都是身兼数职的人才,拥有较大的权力;初期的史官多为巫一类的人物,司马迁也说“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
[2](P2732)
之功,文史星历近乎人祝之间”;其后,巫和巫
术逐渐褪去神秘色彩,从官方主流文化中淡出,与民间的鬼神信仰相结合,在社会下层人民中间继续着它的影响。而脱胎于巫的史官,在由巫到史的转变中,对巫及原始宗教迷信的扬弃不被容忽视的。
(二)巫史文化与古小说
“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它只是《汉书・艺文志・词语运用上的一次偶然连用。班固
诸子略》中,提出了小说和小说家的概念,其所列作品虽已亡佚,但从后人的疏证及相关书籍的引文中约略探知,巫和巫术演化而来的方术,在古小说真正形成之前,就已是其内容的主要方面之一了。
中国是史学大国,史职设置系统而严密。史官的主要任务是记言记事,但其影响却不容低估。其一,史传文学对促成小说形成的子书、神话传说等影响巨大。其二,史传文学自身的发展与成熟对小说的成长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三)志怪小说的分类
明人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从・九流绪论下》中,第一次对我国古代小说进行了科学的分类;鲁
张瑞芳:《搜神记》研究———巫史文化与《搜神记》
小说史著中,最终确定了“志怪小说”的文体含义。
作为小说的一个分支,受史传文学影响而具有的虚构手法、叙事技巧等也为这类“怪”、“异”之事增添了神秘色彩;同时,由于受到巫、巫术、史传文学的影响,志怪小说较之其他小说种类更早地出现在文学史上,并在巫风大畅的汉魏六朝时期大放异彩,成为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站在第三作者与叙述者合二为一的史官式的、人立场上的叙述方式,成为“史之余”的古小说产生之后,在叙述者层次上的一种必然。《搜神记》亦可视为这种史官式叙述者的代表。
首先,史官式叙述者在对整个事件的叙述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其“全知”才能,删繁就简,合理选择重点。
其次,这种无所不知赋予叙述者更大的叙述自由,进而达到一种“全能”,直言其事,直叙其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史官式的权威,并使得叙述者与读者、故事主人公拉开了距离,在“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创作意图下,更加神秘,留下了想像与虚构空间,为后世小说实现脱离史传、注意虚构等方面的突破奠定了基础。
第三,虽然叙述者具有“全知全能”的能力,但对于所叙述的事件或人物却不作个人的主观评判,叙述者本身并不明显的阻碍或干涉叙事。
承于史传文学的叙事时间处理方式2、
魏晋南北朝的小说创作,只是一种袭自史家的纪传模式,在叙事时间的处理方式上,并没有走出史传模式,其最常用的手法便是省略,又运用概述与场景交替的手法,使得故事的叙述更加紧凑。
对于插叙和预叙的使用3、
由史传文学传承而来的插叙/倒叙到了志怪小说家笔下,在发挥其原有的解释原因的作用的同时,插入怪异现象或事件,进而“发明神道之不诬”,为插叙/倒叙在发挥其独特的叙事功能方面积累了经验;而从史传文学那里传承而来的简单预叙,在《搜神记》中则借助了巫术形式,又在补叙的帮助“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创作主旨,来完成下紧紧围绕
三、巫文化与《搜神记》
(一)巫文化在《搜神记》中的表现
巫文化在秦汉时期,以道教为依托,继续发挥着巨大影响。《搜神记》中,巫文化便是以道教为依托,发挥其巨大影响的。
《搜神记》中描写了大量具有超凡本领的神仙、异士和许多巫术,主要包括神行巫术、求雨巫术、姓落头巫术、变化巫术、施蛊巫术、招魂巫术名巫术、
等。巫祝在其中的的作用也表现为沟通神人、行医治病、厌鬼降魔、占卜预言等。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相关记载,如衣服形制变化的“巫”化、对于“梦”的预示性记载、对于巫俗的记载等。
(二)巫文化对《搜神记》创作的影响
首先,巫文化为《搜神记》提供了丰富的写作题材,种类繁多、形式多样的巫术成为小说表现最为突出的部分;其次,巫文化及其思维,拓展了小说家的想像空间,活跃了小说家的创作思维,时间、空间在巫文化系统下没有了限制,也使小说家妙笔生花成为可能,为小说创作脱离实录积累了创作经验;
的任务,足见史家出身的干宝在编撰此书时的第三,巫术及其相关内容,如巫术灵物、灵丹妙药、“预”
信物等,在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及转折方面具有一苦心经营。定的关联作用。
整部《搜神记》其实就是一部披着神道外衣,记载巫风、巫俗、巫事的书,对于诸多不可理解的怪异现象,也多附会到预兆、警示等“天人感应”的思想体系之下,成为巫风延伸的表现之一。面对如此丰富的内容和奇幻的事件,史官干宝是如何操笔来“发明神道之不诬”的?
(二)史传文学,在题材内容上对《搜神记》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搜神记》在内容上与史书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书中对于巫师、道士的著录,对于怪异现象的汇集,对于传说故事的编撰整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在为相关人物作史立传。编撰体例上,《搜神记》虽不是如今所见版本的卷册分章,但也并非杂乱无有例可循的。同时,《搜神记》中章,而是有体可遵、
大量关于灾异事件的记载多与史书保持一致,大部分内容都见于史书,以《晋书・五行志》、《宋书・五行
(一)具有明显史官模式的叙述方式
史官以秉笔直书为基本原则,而古小说取法于史官,必须言之凿凿的思想认识,具有明显的史官模式。
“史官式”的叙述者1、
志》为最。
其次,《搜神记》中还有许多与史料十分接近的内容,如第41、域外336、374条分别反映市井生活、民族交流、考古发现资料,可信度上虽然无法与史书相比,但它受史书的影响也可见一斑。
四、史传文学与《搜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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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再次,《搜神记》中也包含了大量历史人物的身影,使得小说本身作为“稗官野史”的性质被强化了,既是作为志怪小说的《搜神记》对史书中历史人物的进一步利用发掘,也体现了史家兼小说家的作者们借史传事的高明之处。
另外,《搜神记》中还吸收了一些类似始祖传说式的故事,作为史官的干宝能在继承史传传统的同时又突破其规范,既与当时巫风大畅的时代风气有关,也预示着小说虚构、想像空间的扩大。
第四,在《搜神记》的一些故事中引录了篇幅不弦歌,与史书中对作品、书信的记录较为等的诗歌、
接近,我们将其一并作为史传对小说的影响方面之一来论证。
(三)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受史传影响,有史书遗风
史传文学在为人立传方面为小说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史传文学善用简笔勾勒人物、借助书信塑借助人物语言突出人物形象的手法在造人物形象、
《搜神记》中都有体现。尽管就全书内容而言,这几叙事平直、人物形象单薄等问题,这也正是古小说在起步阶段尚未摆脱史官记录模式,尚未开始注意在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着力的幼稚之处,而这些不足,也成为唐传奇等后世小说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改进、
另外,在典型事例的选择上,不同于史书为人物立传、有许多事件可供史官选择来让人物形象鲜活生动,《搜神记》的起点就是“搜”,书中所记之事,
看似芜杂,但无一不是能够“发明神道之不诬”的典型事例,条条都是为神异作补充、注释,处处都在暗示读者,要相信这种神秘力量,整部《搜神记》其实就是若干典型事例的汇集。
结语
《搜神记》是巫史文化共同影响、互相碰撞的产物,在我国古小说发展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成为我国古小说由“史之余”而逐步脱离史传、开始独立发展的一部重要作品,为其后的唐传奇进入“始有意为”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因此,《搜神记》不仅是我国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更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其前的小说多承于史、以史传人物为中心,而其后,这种现象渐渐淡化,虚构的主人公开始登场,小说创作也随之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①关于古小说和古体小说之称,此处从李剑国先生观点,
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页。
“古小说”。见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点并不十分明显,书中更多的故事存在情节简单、将唐以前的小说称为
[参考文献]
(2).[1]李剑国.干宝考[J].文学遗产,2001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原文45000字,指导老师为池万兴教授)
[校对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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