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雪梅《 人民日报 》（ 2010年09月03日 17 版）
2010年7月英国爱丁堡，英格兰历史文化资源主管彼得·约曼展示一件有45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期雕像。
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距今约3500年前）碳化小麦遗存。
早在5000年前，中国起源并独立培育的小米到达了欧洲，西亚起源的小麦到了中国。“听着各国考古学家就共同的话题侃侃而谈，每个人都仿佛打开了一扇不同方向的窗，让你窥到无数的可能性。”
“我们难以想象为什么会是在公元前3000年发生这一切。在中国起源并独立培育的小米到达了欧洲，在西亚起源的小麦到了中国。伴随而来的还有绵羊、马、马车以及青铜冶金等技术。这样强大的传播其实就是世界文明的交流，远远早于我们所知道的丝绸之路。”1979年出生的北京男孩儿刘歆益是刚刚闭幕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北方草原通道”国际考古学术研讨会的全程翻译，他说，“听着各国考古学家就共同的话题侃侃而谈，每个人都仿佛打开了一扇不同方向的窗，让你窥到无数的可能性。”
作为中国科技大学2002级的硕士，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歆益进入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学习，后来又在剑桥大学考古系攻读博士。毕业后他幸运地留在了剑桥大学的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目前正在和考古系的教授、自己的导师马丁·琼斯一起完成一个欧盟支持的为期五年的项目——史前农作物的传播，而中国既是这一传播线路上的重要驿站，也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五谷丰登”是史前世界交流的结果
2009年，刘歆益以第二作者的身份与导师马丁·琼斯在英国的《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东亚农业起源》的论文，指出在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遗址上发现的碳化谷粒表明，早在8000年前当地已经种植小米了。此后1000年间，小米逐渐出现在欧洲。从黑海西岸到东欧和中欧的20多个不同地点，都发现了小米的遗迹。
这篇论文中所指的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遗址就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的兴隆沟遗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刘国祥是最初的发现者。通过对遗址内的植物遗存进行浮选，发现了人工栽培的距今7600年前的糜子，就是现在蒙古族常吃的“炒米”。糜子具有生长期短、可以适应处女地生长两个特点，导致其被不断迁徙的人群使用，并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在距今7000年左右传入欧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赵志军，是中国从事植物考古的第一人，正是在他不遗余力的推动下，浮选法才在中国得以推广。“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代表了农业的兴旺，这其实就是史前世界交流的结果。五谷中既包括中国自己起源的稻子，也包括了起源于西亚的小麦。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碳化小麦遗存表明，小麦在大约距今4500年前传入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分布广泛的遗存显示它的传播至少包括了三条路线，即主体为北线的欧亚草原大通道，中线为河西走廊绿洲通道，南线则是沿着南亚和东南亚海岸线的古代海路。”
在大约一万年前，世界出现了四大农业文明起源中心区，包括我们说的两河流域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南美洲和非洲农业起源中心区。西亚独立起源的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大麦和豆类，驯化出的动物包括山羊、绵羊和牛；在中国起源的农作物包括水稻、谷子和糜子两种小米、大豆、荞麦等，驯化出狗、猪、鸡等动物。“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多年前就发表论文，证明中国的农业是独立起源的。琼斯和刘歆益的研究再次表明，中国人自己独立地发明了稻谷类作物，大米和小米的培育也没有受到任何来自西方的影响。中国对于世界农业作出的贡献不应低估，但小麦的东传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赵志军的分析不无道理。
青铜之路带来“六畜兴旺”
事实上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着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青铜之路上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还包括动物的迁徙，比如牛、马、羊。正如马丁所说，食物全球交流发生在距今4000—5000年前，然后在4000—3000年前，金属制品和其他的物品开始迁徙，还有动物。到了3000—2000年前，更为精致的东西开始传播，这就是中国丝绸之路的开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袁靖研究员曾经在他的论文《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按照出土动物骨骼资料，排列出中国主要家养动物出现的时间顺序，依次为距今10000年左右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的狗，距今9000年左右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猪，距今5000多年甘肃天水师造村和青海民和核桃庄遗址的绵羊，距今4000多年河南柘城山台寺和淮阳平粮台遗址的黄牛，距今3700年左右甘肃永靖大何庄和秦魏家遗址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马和山羊，距今3600年左右内蒙古赤峰大甸子遗址发现的鸡。
“六畜兴旺也是史前文明交流的结果。直到夏、商、周三代，六畜才逐渐齐备。中国的六畜可以分为两组：猪、狗、鸡和马、牛、羊。猪、狗、鸡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相关；马、牛、羊多见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易华系统考察了六畜渊源之后，认为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农业文化的象征，而马是游牧文化的标志，猪和马重要性的变化意味着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消长。
所谓欧亚草原通道是指以欧亚大陆草原为主线的一条东西向的古代通道，东起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穿过中亚至西亚乃至东欧。这条草原通道的东段经过蒙古高原，向南沿着河谷地带，如黄河、桑干河、永定河等，可以直接通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条通道被认为是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干线。鄂尔多斯就曾经是这条干线上的一个中心点。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是如此独特，曾被中外考古学家命名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而现在它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北方系青铜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梅建军也是剑桥大学博士，还是德国考古研究院的通讯院院士，他对于北方青铜器的研究一向引人关注。他在发言中曲尽其妙地回顾了中国青铜器研究史，谨慎地指出“北方系青铜器”可以归入“欧亚草原冶金传统”。
从全球范围看，西亚是冶金术最早出现的地区，最早的铜制品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000年左右。在此后的数千年间，随着西亚文化的扩散，冶金术随之外传，进入东南欧的多瑙河中游、高加索和中亚的广大地区，乃至欧亚交界的乌拉尔一带，并继续东渐，进入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带。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早期铜器很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进来的，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在仰韶和龙山时代，西北地区的文化大大落后于中原，但其冶金术的发展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进步。
赵志军偏爱“文化包裹”这个词汇，他说，“青铜器、绵羊和小麦，这三类物品最早都发现于西亚，在早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它们很有可能是捆绑在一起向外传播的。这个捆绑在一起的文化包裹由西亚传入中亚后，在欧亚草原经过诸多文化的对接作用，由西向东逐渐传播，最终到达蒙古高原地区，然后，在长城沿线北方文化区的作用下，由北向南最终传播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区域。”
农作物和器物传播只是人类迁徙的副产品
“近几年，史前世界交流突然成为一个热点，中国的考古成果为这个话题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料。当然与绘制各种植物动物的传播线路相比，大家更关心人类自身的交流故事。”
刘歆益的想法在许多人那里得到了印证。比如，马丁教授就比较关心人们在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主食系统后，为什么还会接受外来的主食？背后是不是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除了政治、经济、环境之外的因素。
著名的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的角度也很巧妙，他关心的是小麦被引进后的本土化问题。他注意到小麦引进中国后的一千多年里，在北方的发展似乎并不迅速，产量和播种面积并不大，原因可能在于它的食用方法并没有随之传入中国。直到汉代中国人将小麦磨成面粉后蒸食成馒头等，形成了不同于域外面包传统的饼食传统，它的面积与产量才大大提高。
刘国祥说，一提到几千年前的史前社会，人们会觉得非常野蛮、非常落后，不可能进行这种远距离的交流。实际上目前考古发现的或者提供的资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告诉人们，远古时期的状况可能比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所了解的要精妙得多、复杂得多。
“一条通道之所以成为一条通道，必然是对外部世界持开放的态度并具有较强的文化兼容性，其实农作物的传播和家畜的扩散只是人类迁徙的副产品，青铜冶铸及其他技术亦不能脱离人类而独自发展。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背后的人类的迁徙与融合也许更有趣，研究史前全球化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开掘人类自身的故事。”易华说。
本报记者 杨雪梅《 人民日报 》（ 2010年09月03日 17 版）
2010年7月英国爱丁堡，英格兰历史文化资源主管彼得·约曼展示一件有45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期雕像。
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距今约3500年前）碳化小麦遗存。
早在5000年前，中国起源并独立培育的小米到达了欧洲，西亚起源的小麦到了中国。“听着各国考古学家就共同的话题侃侃而谈，每个人都仿佛打开了一扇不同方向的窗，让你窥到无数的可能性。”
“我们难以想象为什么会是在公元前3000年发生这一切。在中国起源并独立培育的小米到达了欧洲，在西亚起源的小麦到了中国。伴随而来的还有绵羊、马、马车以及青铜冶金等技术。这样强大的传播其实就是世界文明的交流，远远早于我们所知道的丝绸之路。”1979年出生的北京男孩儿刘歆益是刚刚闭幕的“鄂尔多斯青铜器与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北方草原通道”国际考古学术研讨会的全程翻译，他说，“听着各国考古学家就共同的话题侃侃而谈，每个人都仿佛打开了一扇不同方向的窗，让你窥到无数的可能性。”
作为中国科技大学2002级的硕士，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刘歆益进入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学习，后来又在剑桥大学考古系攻读博士。毕业后他幸运地留在了剑桥大学的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目前正在和考古系的教授、自己的导师马丁·琼斯一起完成一个欧盟支持的为期五年的项目——史前农作物的传播，而中国既是这一传播线路上的重要驿站，也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五谷丰登”是史前世界交流的结果
2009年，刘歆益以第二作者的身份与导师马丁·琼斯在英国的《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东亚农业起源》的论文，指出在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遗址上发现的碳化谷粒表明，早在8000年前当地已经种植小米了。此后1000年间，小米逐渐出现在欧洲。从黑海西岸到东欧和中欧的20多个不同地点，都发现了小米的遗迹。
这篇论文中所指的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遗址就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的兴隆沟遗址，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刘国祥是最初的发现者。通过对遗址内的植物遗存进行浮选，发现了人工栽培的距今7600年前的糜子，就是现在蒙古族常吃的“炒米”。糜子具有生长期短、可以适应处女地生长两个特点，导致其被不断迁徙的人群使用，并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在距今7000年左右传入欧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赵志军，是中国从事植物考古的第一人，正是在他不遗余力的推动下，浮选法才在中国得以推广。“我们常说五谷丰登，这代表了农业的兴旺，这其实就是史前世界交流的结果。五谷中既包括中国自己起源的稻子，也包括了起源于西亚的小麦。目前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碳化小麦遗存表明，小麦在大约距今4500年前传入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而分布广泛的遗存显示它的传播至少包括了三条路线，即主体为北线的欧亚草原大通道，中线为河西走廊绿洲通道，南线则是沿着南亚和东南亚海岸线的古代海路。”
在大约一万年前，世界出现了四大农业文明起源中心区，包括我们说的两河流域西亚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国农业起源中心区、中南美洲和非洲农业起源中心区。西亚独立起源的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大麦和豆类，驯化出的动物包括山羊、绵羊和牛；在中国起源的农作物包括水稻、谷子和糜子两种小米、大豆、荞麦等，驯化出狗、猪、鸡等动物。“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多年前就发表论文，证明中国的农业是独立起源的。琼斯和刘歆益的研究再次表明，中国人自己独立地发明了稻谷类作物，大米和小米的培育也没有受到任何来自西方的影响。中国对于世界农业作出的贡献不应低估，但小麦的东传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赵志军的分析不无道理。
青铜之路带来“六畜兴旺”
事实上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西亚、中亚、东亚之间存在着一条西东文化交流的青铜之路。青铜之路上传播的不止是青铜技术和青铜器，还包括动物的迁徙，比如牛、马、羊。正如马丁所说，食物全球交流发生在距今4000—5000年前，然后在4000—3000年前，金属制品和其他的物品开始迁徙，还有动物。到了3000—2000年前，更为精致的东西开始传播，这就是中国丝绸之路的开端。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的袁靖研究员曾经在他的论文《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按照出土动物骨骼资料，排列出中国主要家养动物出现的时间顺序，依次为距今10000年左右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的狗，距今9000年左右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猪，距今5000多年甘肃天水师造村和青海民和核桃庄遗址的绵羊，距今4000多年河南柘城山台寺和淮阳平粮台遗址的黄牛，距今3700年左右甘肃永靖大何庄和秦魏家遗址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马和山羊，距今3600年左右内蒙古赤峰大甸子遗址发现的鸡。
“六畜兴旺也是史前文明交流的结果。直到夏、商、周三代，六畜才逐渐齐备。中国的六畜可以分为两组：猪、狗、鸡和马、牛、羊。猪、狗、鸡常见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与定居农业生产方式相关；马、牛、羊多见于青铜时代文化遗址，与游牧生活方式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易华系统考察了六畜渊源之后，认为猪是东亚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家畜，是定居农业文化的象征，而马是游牧文化的标志，猪和马重要性的变化意味着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的消长。
所谓欧亚草原通道是指以欧亚大陆草原为主线的一条东西向的古代通道，东起南西伯利亚和蒙古高原，穿过中亚至西亚乃至东欧。这条草原通道的东段经过蒙古高原，向南沿着河谷地带，如黄河、桑干河、永定河等，可以直接通达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地带黄河中下游地区。这条通道被认为是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主要干线。鄂尔多斯就曾经是这条干线上的一个中心点。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是如此独特，曾被中外考古学家命名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而现在它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体系中——“北方系青铜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梅建军也是剑桥大学博士，还是德国考古研究院的通讯院院士，他对于北方青铜器的研究一向引人关注。他在发言中曲尽其妙地回顾了中国青铜器研究史，谨慎地指出“北方系青铜器”可以归入“欧亚草原冶金传统”。
从全球范围看，西亚是冶金术最早出现的地区，最早的铜制品可以上溯到公元前7000年左右。在此后的数千年间，随着西亚文化的扩散，冶金术随之外传，进入东南欧的多瑙河中游、高加索和中亚的广大地区，乃至欧亚交界的乌拉尔一带，并继续东渐，进入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带。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早期铜器很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进来的，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在仰韶和龙山时代，西北地区的文化大大落后于中原，但其冶金术的发展却表现出超乎寻常的进步。
赵志军偏爱“文化包裹”这个词汇，他说，“青铜器、绵羊和小麦，这三类物品最早都发现于西亚，在早期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它们很有可能是捆绑在一起向外传播的。这个捆绑在一起的文化包裹由西亚传入中亚后，在欧亚草原经过诸多文化的对接作用，由西向东逐渐传播，最终到达蒙古高原地区，然后，在长城沿线北方文化区的作用下，由北向南最终传播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区域。”
农作物和器物传播只是人类迁徙的副产品
“近几年，史前世界交流突然成为一个热点，中国的考古成果为这个话题提供了最丰富的资料。当然与绘制各种植物动物的传播线路相比，大家更关心人类自身的交流故事。”
刘歆益的想法在许多人那里得到了印证。比如，马丁教授就比较关心人们在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主食系统后，为什么还会接受外来的主食？背后是不是有着我们所不知道的除了政治、经济、环境之外的因素。
著名的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的角度也很巧妙，他关心的是小麦被引进后的本土化问题。他注意到小麦引进中国后的一千多年里，在北方的发展似乎并不迅速，产量和播种面积并不大，原因可能在于它的食用方法并没有随之传入中国。直到汉代中国人将小麦磨成面粉后蒸食成馒头等，形成了不同于域外面包传统的饼食传统，它的面积与产量才大大提高。
刘国祥说，一提到几千年前的史前社会，人们会觉得非常野蛮、非常落后，不可能进行这种远距离的交流。实际上目前考古发现的或者提供的资料可以非常清晰地告诉人们，远古时期的状况可能比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所了解的要精妙得多、复杂得多。
“一条通道之所以成为一条通道，必然是对外部世界持开放的态度并具有较强的文化兼容性，其实农作物的传播和家畜的扩散只是人类迁徙的副产品，青铜冶铸及其他技术亦不能脱离人类而独自发展。五谷丰登和六畜兴旺背后的人类的迁徙与融合也许更有趣，研究史前全球化的真正意义还在于开掘人类自身的故事。”易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