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原因初
探
学生姓名：陆劲斌
学号：11031043
专业：工商管理
[ 摘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西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
套政治制度，中西方政治制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从经济发
展、法律传统、文化传统以及地缘因素、血缘因素这几个方面
对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发展做比较分析，不仅可以对中西方的
政治制度有所掌握, 并且可以融会贯通, 汲取必要的精华，有利
于我们自身的发展，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关键词] 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法律传统；文化传统；差异性
[ 中图分类号] D521
所谓政治制度, 是指在特定社会中, 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
其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 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看, 政治制度是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政治实体遵行的各类准则或规范。政治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 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 维持
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 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中西方政治制度在原始社会时期是相似的，都实行原始民主制，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却产生了差异，在往后的发展中这种差异更是进一步扩大和加深，最终，西方从原始民主制过渡到作为国家制度的政治民主制，而中国的原始民主制则彻底消失并被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制取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呢，详见下文。
一、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差异
商品交换的发展状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古希腊的许多城邦都只能生产单一产品, 这就决定了城邦之间在经济上必须交换沟通, 市民阶层发达。而且市民阶层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因为国家对商品交换的介入方式是提供法律和秩序, 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 西方国家对商品交换的介入方式使得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能够出现在西方, 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这是民主制存在下去的重要条件。
相比之下，中国没有迫切的商品交换需求, 商业不发达, 市民阶层本身力量弱小。古代中国的法律主要是维护王权的, 不是维护商人的, 国家没有为商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安全保障, 维持商业秩序大量依靠私人,
这极大地提高了商业成本。加上中国国家权力介入商业活动不仅不为商品交换提供法律支持, 而且要限制商业发展。古代普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商业不能限制权力, 权力反而完全控制了商业。这样, 市民阶层不仅难以出现, 即使出现，也难以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 成为一种限制国家权力的力量。所以相比西方，民主制的发展根本就缺乏阶级基础。
其次，中西方不同的生产方式也是政治制度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普遍的奴隶制是劳动奴隶制，他们生产的方式一般是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奴隶制有两个特点：一是分工协作。据史料表明，奴隶的集体劳动不仅应用于手工工场，而且应用于农业、商业等所有的主要经济部门。这种奴隶制的最大优点是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奴隶人数众多。数量庞大的奴隶为城邦创造了财富。雅典时代的伯里克利之所以能够给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以津贴，是与奴隶劳动创造财富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奴隶老动提供足够的社会产品，作为奴隶主阶级的全体雅典公民享用，那么雅典城邦的民主制一天也不能存在。
中国的奴隶制是家庭奴隶制，即一个家庭作为奴隶为奴隶主服务，因此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在这种家庭奴隶制下，劳动几乎没有什么分工，生产效率无疑要低一些。可以说，由于中西方奴隶制的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方奴隶制下的不同社会经济状况。雅典经济的繁荣支撑起了民主制，而中国商周经济的相对落后则抑制了民主制的发展。
二、法律传统差异与政治制度差异
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哈罗德·J ·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于11
世纪末至13 世纪末，教皇革命以及西欧社会所特有的政教分离二元结构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西欧中世纪，教会具备了近代国家的大部分特征：在经济上，它拥有面积广大的土地，有独立的税收权（如什一税、初生税等）；在政治上，它有着完备的机制，行使着广泛的管辖权；教会还行使着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教皇势力的扩张与适应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王权的加强，导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有时甚至异常激烈。为了不至于双方在冲突中同归于尽，教皇与王权不得不谋求一定的妥协。最终的解决方案在德国、法国、英格兰和其他地方都是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的，而在这种谈判中，所有各方都放弃了他们最激进的要求，平衡最终由法律确立起来。教权与王权的妥协使得双方在社会中，都不能取得绝对的压倒一切的权威。这无疑为法律取得权威性地位创造了契机。
而在思想家泰格的视野中，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商人阶级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其扩展活动领域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他们创办了工厂、银行和市镇，由此触动了封建领主的政治经济势力，双方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冲突的结果是最终达成妥协，并出现法律协调。与此同时，基于商业贸易对契约法则的内在需要，商人阶级也自立法律。总之，在西欧，随着商人阶级为最早代表的中间层的崛起，法律体系应运而生。其实，伯尔曼与泰格所描述的分别是权力制衡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的表现，，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则又表现为不同国家政权机关的冲突与妥协；这一制衡机制最终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正是权力制衡造就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权力制衡提供了法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制度架构。
而与西方的法律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权大于法、重刑轻民等等则是中国法律传统的典型特征，中国法律传统称之为人治型的法律传统。从西方法律传统的角度来反观中国，我们可以说，权力制衡的缺乏是形成中国人治型传统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形成足以与皇权抗衡的力量，教权与皇权的对抗几乎从不存在。中国历史过于强大的中央专制集权的存在与强调分权的现代型法制也无法并存。另一方面，传统中国也不存在西欧意义上的对抗。无法出现的权力制衡造成了中国形成以人治为基础的法律传统。
西方社会在古希腊出现了民主制，经过古希腊和雅典的大范围实践以后，最终成为了西方的普遍性政治制度相对于西方的实践，中国自商周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君主制，从没有出现过民主制的萌芽，更不用说民主实践了。君主制二千年一贯制的实行和与之配套的各种设施的设立，大大地巩固和强化了君主制。正因为中西方法律传统上的差异才造成了中西方在政治实践中的区别。
三、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差异
从文化角度来看，中西方的文化游着明显的差异，首先西方思想家一直都很注重探讨执政者的权力来源问题。古希腊民主制的政治设施已经表明他们信奉民主，即政治权力来自于公民的授予，而且有任期限制。到了中世纪神学笼罩一切的情况下，人们还要探讨权力来自何处。典型的认识是政治权力同教会权力一样来自上帝。尽管是一种神学形式，但仍不失为一种权力来源学说。到了近代，对政治权力来源问题的探讨更加盛行。自从启蒙运动后，普遍的认识是：国家出现以前，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中，
由于自然状态有很多缺陷，人们便以契约形式规定出一个国家来。在这种社会契约论中，执政者是人民的仆人，民众是主权者，可随时收回委托给政府的权力。
西方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人性论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趋乐避害，自私自利。如霍布斯，他就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生命的保持和延续，这是人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人的本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爱尔维修则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肉体的感受性，趋乐避苦是支配行动的唯一准则，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费尔巴哈认为，人的自然欲望是人的本质，人是一个感性存在着，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命必然要逃避一切危害生命引起痛苦的东西，而去获得有利于生命的东西。在后来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生产与生活的流动性也决定了社会只有依靠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意志才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调节。因此，西方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王在法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衡量一切的准绳。
而中国的君主权力来源跟西方是大大的不同的，在商代和周初就有君权天授思想，即政治权力是上天给予君主的。例如，周公从商周朝代更迭的政治变动中看到了“天命不常”，即统治者的权力来自天命，而天命不会永远驻在一人或一族身上，上天会根据执政者的“德”来不断地转移天命。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也认为君权天授，即“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因而，执政者无需对人民负责，只对上天负责就可以了。事实上，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思想家根本不去探讨权力来源这个问题，总是有意
无意的跳过这个问题，直接讲君主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即治国之道。可见，在他们看来，君主是无需讨论的，是不言而喻的前提。
中国传统文化相信人性是善的，认为人自身有自我觉悟的可能，从而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化和感化加以规范和矫正，人的行为规范和调节主要应该通过伦理道德而非法律制裁来实现。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即德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就有“内圣外王”之说，孔子的“内圣外王”政治思想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儒家无不讲道德，也无不谈政治，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是霸道和暴政，这样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政治治理主要凭借君主和官僚阶层成员个人的道德品质，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官员个人内在道德的修炼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业。德治的实质就是人治，在人治的政治体制之下，最高统治者既是道德楷模也是法律制定者。人们希望求得一个贤君来为民服务，而不是让民来作为主人行使政治权力。所以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制度。
四、中西政治制度差异的其他原因
第一，地缘因素是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的一个基本原因。西方没有“大一统”的条件，而中国有“大一统”的条件。比如，古希腊多山、多岛屿、海洋环绕的地理环境为多元化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因为这种地理环境形成的城邦国家都是比较小的政治共同体，很难有一个城邦能够完全征服其他城邦，专制王权很难出现。与古希腊相反，中国是广阔的平原，很容易产生彼此的兼并和征服现象，因此在中国，王权从一开始就很强大。
第二, 血缘因素是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的基因。任何社会从氏族社
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 都会保留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氏族民主制。但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 西方社会以地域关系和财产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成为国家的结构基础。在西方, 血缘关系的破坏有两重原因：第一点：政治改革破坏了血缘关系。例如雅典, 通过提修斯改革、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最终打破了血缘关系；第二点：希腊向小亚细亚和地中海的殖民活动对血缘关系也是一个破坏，因为外出开辟殖民地的人每次过海都把血缘关系留在了国内，所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成为了国家的基础。
但是中国就不同了，中国早期的国家也是由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与西方不同的是，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氏族制的血缘关系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反而是通过依靠和加强血亲关系扼杀了原始民主传统，从而建立了以家长统治为核心结构的王权专制制度。
参考文献：
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原因初
探
学生姓名：陆劲斌
学号：11031043
专业：工商管理
[ 摘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西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
套政治制度，中西方政治制度存在明显的差异。本文从经济发
展、法律传统、文化传统以及地缘因素、血缘因素这几个方面
对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发展做比较分析，不仅可以对中西方的
政治制度有所掌握, 并且可以融会贯通, 汲取必要的精华，有利
于我们自身的发展，是一种积极的探索。[ 关键词] 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法律传统；文化传统；差异性
[ 中图分类号] D521
所谓政治制度, 是指在特定社会中, 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
其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 从更为宽泛的角度看, 政治制度是指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政治实体遵行的各类准则或规范。政治制度是随着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出现而产生的, 是人类出于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和利益, 维持
一定的公共秩序和分配方式的目的, 对各种政治关系所做的一系列规定。中西方政治制度在原始社会时期是相似的，都实行原始民主制，到了原始社会末期却产生了差异，在往后的发展中这种差异更是进一步扩大和加深，最终，西方从原始民主制过渡到作为国家制度的政治民主制，而中国的原始民主制则彻底消失并被两千多年的专制君主制取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呢，详见下文。
一、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差异
商品交换的发展状况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古希腊的许多城邦都只能生产单一产品, 这就决定了城邦之间在经济上必须交换沟通, 市民阶层发达。而且市民阶层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因为国家对商品交换的介入方式是提供法律和秩序, 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 西方国家对商品交换的介入方式使得一个独立的市民社会能够出现在西方, 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这是民主制存在下去的重要条件。
相比之下，中国没有迫切的商品交换需求, 商业不发达, 市民阶层本身力量弱小。古代中国的法律主要是维护王权的, 不是维护商人的, 国家没有为商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安全保障, 维持商业秩序大量依靠私人,
这极大地提高了商业成本。加上中国国家权力介入商业活动不仅不为商品交换提供法律支持, 而且要限制商业发展。古代普遍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商业不能限制权力, 权力反而完全控制了商业。这样, 市民阶层不仅难以出现, 即使出现，也难以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 成为一种限制国家权力的力量。所以相比西方，民主制的发展根本就缺乏阶级基础。
其次，中西方不同的生产方式也是政治制度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普遍的奴隶制是劳动奴隶制，他们生产的方式一般是集体劳动，这种劳动奴隶制有两个特点：一是分工协作。据史料表明，奴隶的集体劳动不仅应用于手工工场，而且应用于农业、商业等所有的主要经济部门。这种奴隶制的最大优点是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二是奴隶人数众多。数量庞大的奴隶为城邦创造了财富。雅典时代的伯里克利之所以能够给参加政治活动的公民以津贴，是与奴隶劳动创造财富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奴隶老动提供足够的社会产品，作为奴隶主阶级的全体雅典公民享用，那么雅典城邦的民主制一天也不能存在。
中国的奴隶制是家庭奴隶制，即一个家庭作为奴隶为奴隶主服务，因此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在这种家庭奴隶制下，劳动几乎没有什么分工，生产效率无疑要低一些。可以说，由于中西方奴隶制的不同特点，造成了中西方奴隶制下的不同社会经济状况。雅典经济的繁荣支撑起了民主制，而中国商周经济的相对落后则抑制了民主制的发展。
二、法律传统差异与政治制度差异
美国著名的法学家哈罗德·J ·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于11
世纪末至13 世纪末，教皇革命以及西欧社会所特有的政教分离二元结构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西欧中世纪，教会具备了近代国家的大部分特征：在经济上，它拥有面积广大的土地，有独立的税收权（如什一税、初生税等）；在政治上，它有着完备的机制，行使着广泛的管辖权；教会还行使着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教皇势力的扩张与适应民族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王权的加强，导致两者的冲突不可避免，有时甚至异常激烈。为了不至于双方在冲突中同归于尽，教皇与王权不得不谋求一定的妥协。最终的解决方案在德国、法国、英格兰和其他地方都是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的，而在这种谈判中，所有各方都放弃了他们最激进的要求，平衡最终由法律确立起来。教权与王权的妥协使得双方在社会中，都不能取得绝对的压倒一切的权威。这无疑为法律取得权威性地位创造了契机。
而在思想家泰格的视野中，西方法律传统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商人阶级随着实力的不断壮大，其扩展活动领域的要求也日益强烈。他们创办了工厂、银行和市镇，由此触动了封建领主的政治经济势力，双方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冲突的结果是最终达成妥协，并出现法律协调。与此同时，基于商业贸易对契约法则的内在需要，商人阶级也自立法律。总之，在西欧，随着商人阶级为最早代表的中间层的崛起，法律体系应运而生。其实，伯尔曼与泰格所描述的分别是权力制衡在不同历史阶段下的表现，，不同阶级之间的对抗则又表现为不同国家政权机关的冲突与妥协；这一制衡机制最终发展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正是权力制衡造就了西方的法律传统，权力制衡提供了法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制度架构。
而与西方的法律传统形成鲜明的对照，权大于法、重刑轻民等等则是中国法律传统的典型特征，中国法律传统称之为人治型的法律传统。从西方法律传统的角度来反观中国，我们可以说，权力制衡的缺乏是形成中国人治型传统的重要因素。在中国，宗教从来没有形成足以与皇权抗衡的力量，教权与皇权的对抗几乎从不存在。中国历史过于强大的中央专制集权的存在与强调分权的现代型法制也无法并存。另一方面，传统中国也不存在西欧意义上的对抗。无法出现的权力制衡造成了中国形成以人治为基础的法律传统。
西方社会在古希腊出现了民主制，经过古希腊和雅典的大范围实践以后，最终成为了西方的普遍性政治制度相对于西方的实践，中国自商周以来，一直实行的是君主制，从没有出现过民主制的萌芽，更不用说民主实践了。君主制二千年一贯制的实行和与之配套的各种设施的设立，大大地巩固和强化了君主制。正因为中西方法律传统上的差异才造成了中西方在政治实践中的区别。
三、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差异
从文化角度来看，中西方的文化游着明显的差异，首先西方思想家一直都很注重探讨执政者的权力来源问题。古希腊民主制的政治设施已经表明他们信奉民主，即政治权力来自于公民的授予，而且有任期限制。到了中世纪神学笼罩一切的情况下，人们还要探讨权力来自何处。典型的认识是政治权力同教会权力一样来自上帝。尽管是一种神学形式，但仍不失为一种权力来源学说。到了近代，对政治权力来源问题的探讨更加盛行。自从启蒙运动后，普遍的认识是：国家出现以前，人们生活在自然状态中，
由于自然状态有很多缺陷，人们便以契约形式规定出一个国家来。在这种社会契约论中，执政者是人民的仆人，民众是主权者，可随时收回委托给政府的权力。
西方思想界占主流地位的人性论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趋乐避害，自私自利。如霍布斯，他就认为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生命的保持和延续，这是人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人的本性中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爱尔维修则把人的一切活动都归结为肉体的感受性，趋乐避苦是支配行动的唯一准则，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国家，人们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爱自己甚于爱别人的。费尔巴哈认为，人的自然欲望是人的本质，人是一个感性存在着，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命必然要逃避一切危害生命引起痛苦的东西，而去获得有利于生命的东西。在后来长期的市场经济实践中，生产与生活的流动性也决定了社会只有依靠一种普遍有效的客观意志才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调节。因此，西方社会必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面，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王在法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是衡量一切的准绳。
而中国的君主权力来源跟西方是大大的不同的，在商代和周初就有君权天授思想，即政治权力是上天给予君主的。例如，周公从商周朝代更迭的政治变动中看到了“天命不常”，即统治者的权力来自天命，而天命不会永远驻在一人或一族身上，上天会根据执政者的“德”来不断地转移天命。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也认为君权天授，即“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因而，执政者无需对人民负责，只对上天负责就可以了。事实上，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思想家根本不去探讨权力来源这个问题，总是有意
无意的跳过这个问题，直接讲君主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即治国之道。可见，在他们看来，君主是无需讨论的，是不言而喻的前提。
中国传统文化相信人性是善的，认为人自身有自我觉悟的可能，从而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化和感化加以规范和矫正，人的行为规范和调节主要应该通过伦理道德而非法律制裁来实现。因此，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即德治。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就有“内圣外王”之说，孔子的“内圣外王”政治思想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儒家无不讲道德，也无不谈政治，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是霸道和暴政，这样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政治治理主要凭借君主和官僚阶层成员个人的道德品质，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通过官员个人内在道德的修炼可以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业。德治的实质就是人治，在人治的政治体制之下，最高统治者既是道德楷模也是法律制定者。人们希望求得一个贤君来为民服务，而不是让民来作为主人行使政治权力。所以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制度。
四、中西政治制度差异的其他原因
第一，地缘因素是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的一个基本原因。西方没有“大一统”的条件，而中国有“大一统”的条件。比如，古希腊多山、多岛屿、海洋环绕的地理环境为多元化的政治体制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因为这种地理环境形成的城邦国家都是比较小的政治共同体，很难有一个城邦能够完全征服其他城邦，专制王权很难出现。与古希腊相反，中国是广阔的平原，很容易产生彼此的兼并和征服现象，因此在中国，王权从一开始就很强大。
第二, 血缘因素是中西方政治制度差异的基因。任何社会从氏族社
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 都会保留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氏族民主制。但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 西方社会以地域关系和财产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成为国家的结构基础。在西方, 血缘关系的破坏有两重原因：第一点：政治改革破坏了血缘关系。例如雅典, 通过提修斯改革、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最终打破了血缘关系；第二点：希腊向小亚细亚和地中海的殖民活动对血缘关系也是一个破坏，因为外出开辟殖民地的人每次过海都把血缘关系留在了国内，所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代替了血缘关系成为了国家的基础。
但是中国就不同了，中国早期的国家也是由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与西方不同的是，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氏族制的血缘关系没有受到大的破坏，反而是通过依靠和加强血亲关系扼杀了原始民主传统，从而建立了以家长统治为核心结构的王权专制制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