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１３卷第１期
Ｖ０１．１３
Ｎｏ．１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ＡＮＧＨ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ｎＹ
２０１１年１月
Ｊａｎ．２０１１
・中原文化研究・
“澶渊之盟＂平议
杨国宜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澶渊之盟”是宋辽史上一重大事件。对它的评价，学界历来存在很大分歧。然而，从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历史的
眼界看问题，尽管存其消极的一面，但其符合民心、顺应潮流的积极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关键词：宋辽战争；澶渊之盟；影响；意义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５４２４（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１８－０４
“澶渊之盟”是宋辽两个兄弟民族政权之间经过长期战争较量之后签订的和平条约。对它的评价，历来存在很大的分歧。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奇耻大辱的“城下之盟”，一派是“世修欢契”的友好文书；不仅两派之间用词的激烈程度有所不同，而且每派内部关注的重点也常有差异。由于过去人们看问题的立场偏颇，结论自然难于统一，因而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本文
其次从宋朝方面看，也经历了三个皇帝三种态度和做法的演变：宋太祖建立宋朝后，积极筹划北伐，企图收复燕云故地，完成大统一，然而来不及实施便去世了；太宗时期的两次北伐，或者仓促草率，或者盲目无知，遭遇失败后，放弃北伐，重点转向国内，守内虚外，对辽政策由战略进攻转入防守妥协；真宗即位以后，朝廷中退让妥协的主张占了主导地位。
双方战略形势既已演变到如此程度，就为双方的议和具备了可能性。当然，进一步究竟如何发展，还要看具体战役形势的发展，以及双方决策人最后的决心如何。毕竟和约的签订和实施是由他们根据战场上的态势决定的。因此，还应当看到下面这个事实。
拟从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历史的眼界看问题，不囿于
偏见，承认历史的事实，就“澶渊之盟”的影响及意义，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和约产生的背景和内容
人们对“澶渊之盟”的看法之所以出现分歧，笔者认为可能是对宋辽战争的历史背景和签约的过程没有弄得很清楚，诸如“澶渊之盟”的原因为何？是否单方面的强迫行为？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有签约的必要吗？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从某一方面的感情出发，只能用历史的事实来说话。
（二）议和的直接原因——双方战役态势呈现对
峙局面的必然结果
公元１００４年闰九月，辽军大举南下，宋军被迫迎战，双方对峙于澶渊。辽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宋能否击退辽的进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经济实力方面看，有人认为北宋是先进的农业国，实力强，而辽国的经济发展滞后，实力不强，宋朝当然可能打败辽国。其实不然，辽国从耶律阿保机建国到这时，历经四代皇帝的“经营”，已在东北和燕云地区建立起稳固的政权，加之依靠汉族大臣推进封建化的改革，以及多次发布诏书，奖励扶助农业生产、减免租赋、禁止妨碍农事等，使其农业经济普及到统治下的各个地区和民族中间。例如，在公元９９７年，诏令“（西北部的）品部旷地令民耕种”［２ｊ卷１３；其汉族大
（一）议和的历史背景——双方战略形势演变的必然发展
首先从辽国方面看，其对宋的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辽太祖、太宗、世宗时期（公元９０７年一９５１年）是积极南下扩张；辽穆宗、景宗时期（公元９５１年一９８３年）是退守保国；到辽圣宗即位（公元９８３年），已转为以战促和。当时掌握实权的萧太后“老，亦厌兵”…卷７，虽每年冬季几乎都要发兵攻宋，但其目的无非是以攻为守，即为了阻止宋人收复燕云地区，便以
臣高勋建议“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２瑚５，从
而使燕京地区的农田水利人为改善，“蔬菜、果实，稻
收复关南地为借口，其实最多掠夺一些财富而已。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８—３０
作者简介：杨国宜（１９３０一），男，四川南部人，教授，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专家。
万方数据
杨国宜：“澶渊之盟”平议
１９
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成为拥有三十余万人口的“膏腴之地”［３ｊ卷２２。同时，政府还通过征收赋税、屯田、义仓及宫卫收入等途径，掌握了大量粮食，史称“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余”［２］卷６０。
反观北宋，经过长期对内对外战争的拖累，生产发展
缓慢；加之政府采取“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４］卷２５的政策，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社会环
境也不十分安定，“积贫积弱”的病态很难应付辽国的
强势恫吓。
从军事态势方面看，有人认为辽军兵多、主动、先发制人，骑兵占据地理优势；而宋军兵少、被动，步兵应接不暇，大片领土被占。换句话说，就是敌强我弱，双方态势十分明显。其实不然，有关史料记载说，这次辽国所出的兵力是二十万或三十万，说法不一；而宋真宗时的禁军也有四十多万。辽军虽然主动南下，凭其优势的骑兵，在河北平原地区攻下了不少城市，但孤军深入犯了兵家的大忌；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固
然存在不少问题，但也并非完全不能打仗，在大敌当
前时，还是能够同仇敌忾，足以应付的。因而，对峙的形成，就带有必然性。这从战局的实际发展也得以证明：辽军的进攻并不顺利，初攻威虏顺安军时，遭到宋军的抵御，损失惨重；转攻北平寨，再被击退；东趋保州，仍攻城不克，只在攻遂城时取得胜利，方得合兵攻定州，然又被宋军拒阵于唐河之外。后虽由于宋军接到“诏书按兵不出战，敌势益炽”，辽军才得以继续南进；但其后，宋军即在草城川、朔州、瀛州、杨流渡等地挫败辽军的攻势，稳定了战场的局势。同时，前线的消息传来，“自辽师南下，河朔皆城守”，远在北方的冀臣的督促下决定北巡。壬申，辽军进抵澶州，统帅萧皆呼万岁，气势百倍”［５］卷５８。
从以上事实看来，宋、辽的兵力相当，各自占据有利的态势，双方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谁也没有消灭对方的信心与力量。长久对峙，议和就成为形势发展的唯一可能的结果。
其实，详察史料可知，双方对议和都是早已有所的把握，因此设立“封桩库”，作了战、和两手准备。宋万方数据
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同盟继好，弥战息民，亦策之得也”［５Ｊ物。所以，真宗即位后，即有和戎之意。辽国方面，经过多年战争的较量未能取胜，掌握实权的萧太后年已老迈，也有厌兵之意，其所以用兵不过是以战促和；加之她所信任的王继忠原为宋真宗的旧臣，看出了她的意图，便利用机会极力游说“和好之利”。因此，双方在这次战役进行的过程中，一方面是紧锣密鼓地攻击对抗，另一方面也暗中存在着连绵不断的信使往还，可谓是宋辽关系极其微妙。
关于议和的过程，现存各种史料在时间先后和措辞方面略有出入。为避免烦琐考证，综合起来大致的亲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为事”，知道真宗不愿打仗，
“亦自激昂，事必尽力”，积极为这方面的“事”出力。辽军南下的同时，即派人到莫州请部署石普转呈真宗密奏一封，言“北朝饮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闻。”继忠请宋先遣使命，真宗摆出不肯屈服的姿态，从以上几方面的事实来看，“澶渊之盟”的形成，（三）和约的主要内容
“澶渊之盟”的性质如何？是人们议论最多的又让我们先看看“澶渊之盟”的内容究竟如何？
情况可能是：王继忠因与真宗关系密切，“昔岁面辞，
希望和平，所以到辽国得到萧太后和圣宗的信任后，他“乘间言和好之利。时，契丹母老，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亦纳继忠说”。于是，在公元１００４年闰九月，从愚瞽”；真宗以“手诏”回答说：“朕抚育群民，尝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今览封疏，深加恳诚。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奏未许。十月，王继忠得到真宗“手诏”后再次密奏：“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关南乃其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真宗考虑后认为“先遣使，固亦无损”，乃派曹利用为使往议。曹到达大雄军后，当地官员疑辽方“不诚”被留下。这时，辽军“既数失利，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继忠再奏说：“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真宗乃赐“手诏”促利用前往，并让辽方派人到大雄来接。双方谈判得以进行，后又经过多次往复，讨价还价，最后在十二月初达成了协议。
确实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必然产物。
一个焦点。批评者说，它是屈辱的城下之盟，是妥协投降、失地卖国的条约；肯定者则说，它是明智妥协、不失原则、公平合理、和平友好的范例。究竟如何看待，笔者认为，还是要看历史事实。
州报告说“若寇至，必至邀击，愿勿以一郡为忧”，形势并不十分严重。因此，十一月庚午，真宗在寇准等大挞览被宋军射死。丙子，宋真宗到达澶州北城，“诸军准备的。宋太祖时，虽欲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无必胜太宗在准备不充分的时候北伐，张齐贤就上疏“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宰相宋琪也认为“兵为凶器，圣
《长编》卷５８和《契丹国志》卷２０载有宋辽双方交换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基本一致的《誓书》原文：“（宋）以风土之宜，助军旅
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运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骚扰。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永久。自此保安黎献，谨守封陲，质于大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有逾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从《誓书》原文来看，约有三事。一是宋朝每岁要付三十万银绢给辽国，似乎不平等，有点吃亏；二是“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也就是说，承认历史形成的事实，按战前两国的“现状”，划定以白沟河为界，宋朝不再提收回燕云，辽国也不再提收回关南；三是“各守疆界，不得交侵”，即不再纠缠历史问题而挑起新的兵端，熄灭多年的战火，维持和平，安定边境。
如果单从宋方付给辽方“岁币”的事实看，难怪批评者说它是投降卖国的条约。因为在战场形势辽军不利的情况下签约，让步似乎过多。但是，对肯定者而言，和约的签订也并非一无所得。毕竟辽军既已深入宋境腹地，宋军要想把它赶出去，恐怕不太容易；签约不仅使辽军从距离东京不远的黄河岸边退出宋境，解除了“眼皮下”的威胁，收复了被占领的城市，而且辽军也作了不少的让步，“不敢劫掠”，退出占领地区，放弃关南地区，以及承认宋辽边界的法律地位等。因此，可以说宋辽双方都有得有失，得失相当，总的说来是比较公平的。
二、和约的历史影响
“澶渊之腽”的历史意义如何，后人的评价也颇有不同：或说缔结了友好关系的新篇章，创造了长期和好的范例；或说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导致了统治阶级的苟安。我们也试以平静之心，浅为论之。
（一）盟约的积极后果
盟约签订后，时人虽对此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大家都应该承认的客观事实，即《和约》固然对双方各有得失，但宋辽长期的战争结束了，开始了和平交往的新时代。这当然是符合民心、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好事，应予肯定。
据史料记载，北宋大多认为签约是好事。据说，真宗曾为此即兴赋诗，“我为忧民切，戍车暂省方。旌旗明夏Ｅｌ，利器莹秋霜。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重助顺，回旗跃龙骧”【６］卷１０，可见其喜悦之情。
万方数据
对此，真宗还命大臣寇准将赋书写后刻之于石；而寇
准也“颇自矜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显而易见，肯定的意见占据当时舆论的主流。当然，也难免有人有“岁币”过多的看法。对此，毕士安解释说：“不如此，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７】卷勰１就是说，为了和平安定，此议可谓最好选择。
从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看，誓约签订后两国边境地区，陆续设立了许多榷场，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宋朝在价格上采取优惠政策，真宗曾下诏“契丹请榷场市易者，优其直与之”；仁宗则指令雄州官员“先朝置互市以通有无，非以计利”，即不要考虑多收税；而辽国每遇水旱灾荒，向宋请求救济支持，亦多得到积极应允。双方聘使往来，更是络绎不绝。
事实上，和议后，“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为一，省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诏缘边毋出境掠夺，得契丹牛马，悉纵还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广储蓄。由是河北民得安业”［８］卷３，西夏也跟着“款塞内附”，于是“二方既定，中外略
安”＂Ｊ翩１。史称“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
户口蕃庶，田野Ｅｌ辟”，社会经济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卷１７３。契丹族人的仰慕华风，更形成了时尚，民族融合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些都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二）盟约的负面影响
“澶渊之盟”是解决宋辽停战的条约，有好的一面，但也存在若干遗留问题。说它是民族关系的“和好范例”，带来了“百年和平”，也不太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此，有必要全方位地考查历史，多角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让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真相。
“岁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然有其必然性，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但对宋朝来说毕竟是不光彩的，对辽国来说也不能说是光荣。因为它不仅无端加重了宋朝百姓的负担，而且辽围统治者得到这些不义之财，也没有用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反而成了“腐蚀剂”。例如，史载辽圣宗“不预朝政，纵心弋猎”ｐ擂７；辽兴宗“四时游猎，避暑钓鱼，各各定制，而狼心虺性，茫无堤岸之所”，都与“宋朝岁币山增而阜积”是有关系的∞ｊ都。因此，关于“岁币”的影响，无
论从哪方面看，都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意义。
再者，盟约虽然换得了暂时和平的局面，但大大滋长了宋朝统治阶层中妥协苟安的情绪，并造成一系列的危机出现。仁宗时，名臣富弼清楚地指出：“澶渊
杨国宜：“澶渊之盟”平议２１
之盟，未为失策”，“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熄，恬然自处，都不为忧。”［９］卷８５正是这种苟安妥协的坏思想、坏风气，诱发了辽国统治者的更大贪欲。公元１０４２年，辽趁宋与西夏关系紧张的机会进行敲诈勒索，兴兵南侵，发生了“索地”和“增币”的争议；而宋廷不惜再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把纠纷抹平，每年又增献银绢二十万两匹。可是，不能正确吸取历史教训，不振作起来发愤图强，只图暂时苟安的所谓“和平”又能维持多久呢？公元１０７５年，“辽人复来议疆事”，尽管有人看出“契丹自与中国通好，安于豢养，吏士骄惰，实不用兵”，但宋神宗还是以“庆历讲和之后，中国不为善后之备，今欲修辑为应兵”作理由，派人到河东割地，“凡东西失地七百里”【８Ｊ巷３，这怎么能说是“和好范例”？
此外，对边境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如何，我们也可从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诗中得到旁证。欧阳修的《边户》诗说：“自从澶请盟，南北结欢娱，虽云免战斗，两地供租赋。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王安石的《河北民》说：“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天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悲愁白Ｅｔ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这些都形象地反映了“澶渊
Ｒｅｍａｒｋ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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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盟”以后，北方边境地区人民生活的实际情景，值得发人深思。
三、结语
对“澶渊之盟”的评价，历来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主要原因是某些人的历史偏见，未能多角度、全方位地看问题。今天，如果我们能从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历史的眼界看问题，心平气和地评价历史，就会发现，和约既是双方战略形势演变的必然发展，又是双方战役态势呈现对峙局面的必然结果。尽管双方都有得有失，但总的说来是比较公平的。由于宋辽两个兄弟民族签订了和平条约，开始了和平交往的新局面，从而使两个民族能在安定的大环境中和平同处、协同发展，这不仅是符合民心、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好事，同时，也为以后正确处理民族纠纷树立了典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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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叶隆礼．契丹国志【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４］赵翼．二十二史札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
［５］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６］正德．大名府志［Ｍ］．
［７］脱脱．宋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８］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９］佚名．宋史全文［Ｍ］．文海书局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
ｔｈｅ“ＯａｔｈｓａｔｔｈｅＰｌａｃｅｏｆＣｈａｎｙｕａｎ”
ＹＡＮＧＧｕｏ—ｙ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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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陶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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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卷第１期
Ｖ０１．１３
Ｎｏ．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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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１月
Ｊａｎ．２０１１
・中原文化研究・
“澶渊之盟＂平议
杨国宜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安徽芜湖２４１０００）
摘
要：“澶渊之盟”是宋辽史上一重大事件。对它的评价，学界历来存在很大分歧。然而，从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历史的
眼界看问题，尽管存其消极的一面，但其符合民心、顺应潮流的积极作用应给予充分肯定。
关键词：宋辽战争；澶渊之盟；影响；意义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０５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５４２４（２０１１）０１－００１８－０４
“澶渊之盟”是宋辽两个兄弟民族政权之间经过长期战争较量之后签订的和平条约。对它的评价，历来存在很大的分歧。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奇耻大辱的“城下之盟”，一派是“世修欢契”的友好文书；不仅两派之间用词的激烈程度有所不同，而且每派内部关注的重点也常有差异。由于过去人们看问题的立场偏颇，结论自然难于统一，因而时间虽然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仍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本文
其次从宋朝方面看，也经历了三个皇帝三种态度和做法的演变：宋太祖建立宋朝后，积极筹划北伐，企图收复燕云故地，完成大统一，然而来不及实施便去世了；太宗时期的两次北伐，或者仓促草率，或者盲目无知，遭遇失败后，放弃北伐，重点转向国内，守内虚外，对辽政策由战略进攻转入防守妥协；真宗即位以后，朝廷中退让妥协的主张占了主导地位。
双方战略形势既已演变到如此程度，就为双方的议和具备了可能性。当然，进一步究竟如何发展，还要看具体战役形势的发展，以及双方决策人最后的决心如何。毕竟和约的签订和实施是由他们根据战场上的态势决定的。因此，还应当看到下面这个事实。
拟从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历史的眼界看问题，不囿于
偏见，承认历史的事实，就“澶渊之盟”的影响及意义，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和约产生的背景和内容
人们对“澶渊之盟”的看法之所以出现分歧，笔者认为可能是对宋辽战争的历史背景和签约的过程没有弄得很清楚，诸如“澶渊之盟”的原因为何？是否单方面的强迫行为？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有签约的必要吗？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从某一方面的感情出发，只能用历史的事实来说话。
（二）议和的直接原因——双方战役态势呈现对
峙局面的必然结果
公元１００４年闰九月，辽军大举南下，宋军被迫迎战，双方对峙于澶渊。辽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宋能否击退辽的进攻，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经济实力方面看，有人认为北宋是先进的农业国，实力强，而辽国的经济发展滞后，实力不强，宋朝当然可能打败辽国。其实不然，辽国从耶律阿保机建国到这时，历经四代皇帝的“经营”，已在东北和燕云地区建立起稳固的政权，加之依靠汉族大臣推进封建化的改革，以及多次发布诏书，奖励扶助农业生产、减免租赋、禁止妨碍农事等，使其农业经济普及到统治下的各个地区和民族中间。例如，在公元９９７年，诏令“（西北部的）品部旷地令民耕种”［２ｊ卷１３；其汉族大
（一）议和的历史背景——双方战略形势演变的必然发展
首先从辽国方面看，其对宋的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辽太祖、太宗、世宗时期（公元９０７年一９５１年）是积极南下扩张；辽穆宗、景宗时期（公元９５１年一９８３年）是退守保国；到辽圣宗即位（公元９８３年），已转为以战促和。当时掌握实权的萧太后“老，亦厌兵”…卷７，虽每年冬季几乎都要发兵攻宋，但其目的无非是以攻为守，即为了阻止宋人收复燕云地区，便以
臣高勋建议“南京郊内多隙地，请疏畦种稻”［２瑚５，从
而使燕京地区的农田水利人为改善，“蔬菜、果实，稻
收复关南地为借口，其实最多掠夺一些财富而已。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０８—３０
作者简介：杨国宜（１９３０一），男，四川南部人，教授，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级专家。
万方数据
杨国宜：“澶渊之盟”平议
１９
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水甘土厚，人多技艺”，成为拥有三十余万人口的“膏腴之地”［３ｊ卷２２。同时，政府还通过征收赋税、屯田、义仓及宫卫收入等途径，掌握了大量粮食，史称“农谷充羡，振饥恤难，用不少靳，旁及邻国，沛然有余”［２］卷６０。
反观北宋，经过长期对内对外战争的拖累，生产发展
缓慢；加之政府采取“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４］卷２５的政策，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社会环
境也不十分安定，“积贫积弱”的病态很难应付辽国的
强势恫吓。
从军事态势方面看，有人认为辽军兵多、主动、先发制人，骑兵占据地理优势；而宋军兵少、被动，步兵应接不暇，大片领土被占。换句话说，就是敌强我弱，双方态势十分明显。其实不然，有关史料记载说，这次辽国所出的兵力是二十万或三十万，说法不一；而宋真宗时的禁军也有四十多万。辽军虽然主动南下，凭其优势的骑兵，在河北平原地区攻下了不少城市，但孤军深入犯了兵家的大忌；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固
然存在不少问题，但也并非完全不能打仗，在大敌当
前时，还是能够同仇敌忾，足以应付的。因而，对峙的形成，就带有必然性。这从战局的实际发展也得以证明：辽军的进攻并不顺利，初攻威虏顺安军时，遭到宋军的抵御，损失惨重；转攻北平寨，再被击退；东趋保州，仍攻城不克，只在攻遂城时取得胜利，方得合兵攻定州，然又被宋军拒阵于唐河之外。后虽由于宋军接到“诏书按兵不出战，敌势益炽”，辽军才得以继续南进；但其后，宋军即在草城川、朔州、瀛州、杨流渡等地挫败辽军的攻势，稳定了战场的局势。同时，前线的消息传来，“自辽师南下，河朔皆城守”，远在北方的冀臣的督促下决定北巡。壬申，辽军进抵澶州，统帅萧皆呼万岁，气势百倍”［５］卷５８。
从以上事实看来，宋、辽的兵力相当，各自占据有利的态势，双方是势均力敌、旗鼓相当，谁也没有消灭对方的信心与力量。长久对峙，议和就成为形势发展的唯一可能的结果。
其实，详察史料可知，双方对议和都是早已有所的把握，因此设立“封桩库”，作了战、和两手准备。宋万方数据
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选使臣，不辱君命，同盟继好，弥战息民，亦策之得也”［５Ｊ物。所以，真宗即位后，即有和戎之意。辽国方面，经过多年战争的较量未能取胜，掌握实权的萧太后年已老迈，也有厌兵之意，其所以用兵不过是以战促和；加之她所信任的王继忠原为宋真宗的旧臣，看出了她的意图，便利用机会极力游说“和好之利”。因此，双方在这次战役进行的过程中，一方面是紧锣密鼓地攻击对抗，另一方面也暗中存在着连绵不断的信使往还，可谓是宋辽关系极其微妙。
关于议和的过程，现存各种史料在时间先后和措辞方面略有出入。为避免烦琐考证，综合起来大致的亲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为事”，知道真宗不愿打仗，
“亦自激昂，事必尽力”，积极为这方面的“事”出力。辽军南下的同时，即派人到莫州请部署石普转呈真宗密奏一封，言“北朝饮闻圣德，愿修旧好，必冀睿慈，俯闻。”继忠请宋先遣使命，真宗摆出不肯屈服的姿态，从以上几方面的事实来看，“澶渊之盟”的形成，（三）和约的主要内容
“澶渊之盟”的性质如何？是人们议论最多的又让我们先看看“澶渊之盟”的内容究竟如何？
情况可能是：王继忠因与真宗关系密切，“昔岁面辞，
希望和平，所以到辽国得到萧太后和圣宗的信任后，他“乘间言和好之利。时，契丹母老，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亦纳继忠说”。于是，在公元１００４年闰九月，从愚瞽”；真宗以“手诏”回答说：“朕抚育群民，尝思息战以安人，岂欲穷兵而黩武，今览封疏，深加恳诚。诏到日，卿可密达兹意，果有审实之言，即附边臣奏未许。十月，王继忠得到真宗“手诏”后再次密奏：“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关南乃其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真宗考虑后认为“先遣使，固亦无损”，乃派曹利用为使往议。曹到达大雄军后，当地官员疑辽方“不诚”被留下。这时，辽军“既数失利，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继忠再奏说：“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真宗乃赐“手诏”促利用前往，并让辽方派人到大雄来接。双方谈判得以进行，后又经过多次往复，讨价还价，最后在十二月初达成了协议。
确实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必然产物。
一个焦点。批评者说，它是屈辱的城下之盟，是妥协投降、失地卖国的条约；肯定者则说，它是明智妥协、不失原则、公平合理、和平友好的范例。究竟如何看待，笔者认为，还是要看历史事实。
州报告说“若寇至，必至邀击，愿勿以一郡为忧”，形势并不十分严重。因此，十一月庚午，真宗在寇准等大挞览被宋军射死。丙子，宋真宗到达澶州北城，“诸军准备的。宋太祖时，虽欲收复燕云十六州，但无必胜太宗在准备不充分的时候北伐，张齐贤就上疏“契丹不足吞，燕蓟不足取”，宰相宋琪也认为“兵为凶器，圣
《长编》卷５８和《契丹国志》卷２０载有宋辽双方交换
黄河科技大学学报
基本一致的《誓书》原文：“（宋）以风土之宜，助军旅
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运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骚扰。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掘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永久。自此保安黎献，谨守封陲，质于大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有逾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从《誓书》原文来看，约有三事。一是宋朝每岁要付三十万银绢给辽国，似乎不平等，有点吃亏；二是“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也就是说，承认历史形成的事实，按战前两国的“现状”，划定以白沟河为界，宋朝不再提收回燕云，辽国也不再提收回关南；三是“各守疆界，不得交侵”，即不再纠缠历史问题而挑起新的兵端，熄灭多年的战火，维持和平，安定边境。
如果单从宋方付给辽方“岁币”的事实看，难怪批评者说它是投降卖国的条约。因为在战场形势辽军不利的情况下签约，让步似乎过多。但是，对肯定者而言，和约的签订也并非一无所得。毕竟辽军既已深入宋境腹地，宋军要想把它赶出去，恐怕不太容易；签约不仅使辽军从距离东京不远的黄河岸边退出宋境，解除了“眼皮下”的威胁，收复了被占领的城市，而且辽军也作了不少的让步，“不敢劫掠”，退出占领地区，放弃关南地区，以及承认宋辽边界的法律地位等。因此，可以说宋辽双方都有得有失，得失相当，总的说来是比较公平的。
二、和约的历史影响
“澶渊之腽”的历史意义如何，后人的评价也颇有不同：或说缔结了友好关系的新篇章，创造了长期和好的范例；或说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导致了统治阶级的苟安。我们也试以平静之心，浅为论之。
（一）盟约的积极后果
盟约签订后，时人虽对此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是大家都应该承认的客观事实，即《和约》固然对双方各有得失，但宋辽长期的战争结束了，开始了和平交往的新时代。这当然是符合民心、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好事，应予肯定。
据史料记载，北宋大多认为签约是好事。据说，真宗曾为此即兴赋诗，“我为忧民切，戍车暂省方。旌旗明夏Ｅｌ，利器莹秋霜。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上天重助顺，回旗跃龙骧”【６］卷１０，可见其喜悦之情。
万方数据
对此，真宗还命大臣寇准将赋书写后刻之于石；而寇
准也“颇自矜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显而易见，肯定的意见占据当时舆论的主流。当然，也难免有人有“岁币”过多的看法。对此，毕士安解释说：“不如此，契丹所顾不重，和事恐不能久。”［７】卷勰１就是说，为了和平安定，此议可谓最好选择。
从经济文化交流方面看，誓约签订后两国边境地区，陆续设立了许多榷场，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宋朝在价格上采取优惠政策，真宗曾下诏“契丹请榷场市易者，优其直与之”；仁宗则指令雄州官员“先朝置互市以通有无，非以计利”，即不要考虑多收税；而辽国每遇水旱灾荒，向宋请求救济支持，亦多得到积极应允。双方聘使往来，更是络绎不绝。
事实上，和议后，“放河北诸州强壮归农。罢诸路行营，合镇、定两路为一，省北面部署钤辖都监使臣二百九十余员、河北戍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诏缘边毋出境掠夺，得契丹牛马，悉纵还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广储蓄。由是河北民得安业”［８］卷３，西夏也跟着“款塞内附”，于是“二方既定，中外略
安”＂Ｊ翩１。史称“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
户口蕃庶，田野Ｅｌ辟”，社会经济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卷１７３。契丹族人的仰慕华风，更形成了时尚，民族融合成了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些都是很有历史意义的。
（二）盟约的负面影响
“澶渊之盟”是解决宋辽停战的条约，有好的一面，但也存在若干遗留问题。说它是民族关系的“和好范例”，带来了“百年和平”，也不太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此，有必要全方位地考查历史，多角度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让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真相。
“岁币”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然有其必然性，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但对宋朝来说毕竟是不光彩的，对辽国来说也不能说是光荣。因为它不仅无端加重了宋朝百姓的负担，而且辽围统治者得到这些不义之财，也没有用来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反而成了“腐蚀剂”。例如，史载辽圣宗“不预朝政，纵心弋猎”ｐ擂７；辽兴宗“四时游猎，避暑钓鱼，各各定制，而狼心虺性，茫无堤岸之所”，都与“宋朝岁币山增而阜积”是有关系的∞ｊ都。因此，关于“岁币”的影响，无
论从哪方面看，都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意义。
再者，盟约虽然换得了暂时和平的局面，但大大滋长了宋朝统治阶层中妥协苟安的情绪，并造成一系列的危机出现。仁宗时，名臣富弼清楚地指出：“澶渊
杨国宜：“澶渊之盟”平议２１
之盟，未为失策”，“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而所可痛者，当国大臣论和之后，武备皆废。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以缙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大率忌人谈兵，幸时无事，谓敌不敢背约，谓边不必预防，谓世常安，谓兵永熄，恬然自处，都不为忧。”［９］卷８５正是这种苟安妥协的坏思想、坏风气，诱发了辽国统治者的更大贪欲。公元１０４２年，辽趁宋与西夏关系紧张的机会进行敲诈勒索，兴兵南侵，发生了“索地”和“增币”的争议；而宋廷不惜再用老百姓的血汗钱来把纠纷抹平，每年又增献银绢二十万两匹。可是，不能正确吸取历史教训，不振作起来发愤图强，只图暂时苟安的所谓“和平”又能维持多久呢？公元１０７５年，“辽人复来议疆事”，尽管有人看出“契丹自与中国通好，安于豢养，吏士骄惰，实不用兵”，但宋神宗还是以“庆历讲和之后，中国不为善后之备，今欲修辑为应兵”作理由，派人到河东割地，“凡东西失地七百里”【８Ｊ巷３，这怎么能说是“和好范例”？
此外，对边境地区人民的生活状况如何，我们也可从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诗中得到旁证。欧阳修的《边户》诗说：“自从澶请盟，南北结欢娱，虽云免战斗，两地供租赋。将吏戒生事，庙堂为远图。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渔。”王安石的《河北民》说：“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天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悲愁白Ｅｔ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这些都形象地反映了“澶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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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盟”以后，北方边境地区人民生活的实际情景，值得发人深思。
三、结语
对“澶渊之盟”的评价，历来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主要原因是某些人的历史偏见，未能多角度、全方位地看问题。今天，如果我们能从多民族国家共同创造历史的眼界看问题，心平气和地评价历史，就会发现，和约既是双方战略形势演变的必然发展，又是双方战役态势呈现对峙局面的必然结果。尽管双方都有得有失，但总的说来是比较公平的。由于宋辽两个兄弟民族签订了和平条约，开始了和平交往的新局面，从而使两个民族能在安定的大环境中和平同处、协同发展，这不仅是符合民心、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好事，同时，也为以后正确处理民族纠纷树立了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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