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篇”是乐府诗中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详细介绍了“篇”诗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存世“本文对乐府诗中“歌辞性诗题”之一的“篇”进行定义,并依照定义对“篇”诗进行检索,确定唐及唐以前现有“篇”诗的数量。并以此为依据对唐及唐以前的“篇”诗进行研究,确定“篇”诗发展的基本阶段结合“篇”诗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结出魏晋时期“篇”诗在命题方式、内容以及歌行化上的特点。 摘 要:“篇”是乐府诗中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详细介绍了“篇”诗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存世“本文对乐府诗中“歌辞性诗题”之一的“篇”进行定义,并依照定义对“篇”诗进行检索,确定唐及唐以前现有“篇”诗的数量。并以此为依据对唐及唐以前的“篇”诗进行研究,确定“篇”诗发展的基本阶段结合“篇”诗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结出魏晋时期“篇”诗在命题方式、内容以及歌行化上的特点。 关键词:魏晋;乐府;“篇”诗 关键词:魏晋;乐府;“篇”诗 “篇”诗就是乐府诗中以“篇”命名的诗歌,是指题目为“某某篇”形式的诗歌,包括由这种形式衍生的“某某篇赠某某”、“某某篇答某某”、“与某某某某篇”等题目。“篇”诗起源于乐府。乐府诗的命题方式有两种:一是单纯的主题词,如《上邪》等,二是主题词后缀以“歌辞性字样”,如《长歌行》等,如胡震亨所说:“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唐音癸鉴・体凡》)后一种命题方式也就是“歌辞性诗题” [1],因而我们可以说,“篇”诗像“行”诗、“歌”诗以及其他冠有歌辞性字样的诗歌一样,是乐府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歌辞性诗题”的一种。然而两种命题方式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如《上邪》也可以加上一个“篇”字成为《上邪篇》。“篇”这一“歌辞性诗题”的形成有三种方式,也就是说“篇”诗的产生有三种方式: “篇”诗就是乐府诗中以“篇”命名的诗歌,是指题目为“某某篇”形式的诗歌,包括由这种形式衍生的“某某篇赠某某”、“某某篇答某某”、“与某某某某篇”等题目。“篇”诗起源于乐府。乐府诗的命题方式有两种:一是单纯的主题词,如《上邪》等,二是主题词后缀以“歌辞性字样”,如《长歌行》等,如胡震亨所说:“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唐音癸鉴・体凡》)后一种命题方式也就是“歌辞性诗题” [1],因而我们可以说,“篇”诗像“行”诗、“歌”诗以及其他冠有歌辞性字样的诗歌一样,是乐府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歌辞性诗题”的一种。然而两种命题方式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如《上邪》也可以加上一个“篇”字成为《上邪篇》。“篇”这一“歌辞性诗题”的形成有三种方式,也就是说“篇”诗的产生有三种方式: 其一,由乐府诗发展演化而成。曹植有《鼙鼓歌五首》,分别以“篇”为名,“曰《圣皇篇》、《灵芝篇》、《大魏篇》、《精微篇》、《孟冬篇》,前有小序,曰:‘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2] 傅玄有《苦相篇》、《有女篇》、《历九秋篇》,《乐府诗集》分别作《豫章行苦相篇》、《艳歌行有女篇》、《怨歌行朝时篇》、《董逃行历九秋篇》,由此可知 “篇”是依“歌”或“行”的曲调所填的词[3]。 其一,由乐府诗发展演化而成。曹植有《鼙鼓歌五首》,分别以“篇”为名,“曰《圣皇篇》、《灵芝篇》、《大魏篇》、《精微篇》、《孟冬篇》,前有小序,曰:‘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2] 傅玄有《苦相篇》、《有女篇》、《历九秋篇》,《乐府诗集》分别作《豫章行苦相篇》、《艳歌行有女篇》、《怨歌行朝时篇》、《董逃行历九秋篇》,由此可知 “篇”是依“歌”或“行”的曲调所填的词[3]。 其二,由乐府古题加一个“篇”字而构成新的题目。乐府诗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为历代诗人所共同吟咏,然而它的题目却是固定的,这就是所谓的乐府古题。后世的诗人按照古题写乐府诗,内容是时事却仍然用古题,作者在古题后加一个“篇”字以示区别,晋宋之际诗人何承天的《鼓吹铙歌十五首》基本如此,如汉乐府中的《战城南》诗人写做《战城南篇》,汉乐府中的《巫山高》诗人写做《巫山高篇》,汉乐府中的《将进酒》诗人写做《将进酒篇》,汉乐府中的《有所思》诗人写做《有所思篇》,汉乐府《上邪》诗人写做《上邪篇》,在《乐府诗集》中这些乐府古题还保留着,我们可以从这些现存的汉乐府古题比较两者的差别。如汉乐府中的《上邪》本是指男女相恋永不分别的情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4]。而何承天的《上邪篇》: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音和响必清,端影缘直表。大化扬仁风,齐人犹偃草。圣王既已没,谁能弘至道。开春湛柔露,代终肃严霜。承平贵孔、孟,政弊侯申、商。孝公明赏罚,六世犹克昌。李斯肆滥刑,秦民所以亡。汉宣隆中兴,魏祖宁三方。譬彼针与石,效疾而称良。《行苇》非不厚,悠悠何讵央。琴瑟时未调,改弦当更张。矧乃治天下,此要安可忘[5]。则为讽谏统治者听取民意的一首怨刺诗,同时诗人在句法上也进行了改造,因而作者加上一个“篇”字以示区别。�渡闲啊肥�诵醋觥渡闲捌��在《乐府诗集》中这些乐府古题还保留着,我们可以从这些现存的汉乐府古题比较两者的差别。如汉乐府中的《上邪》本是指男女相恋永不分别的情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4]。而何承天的《上邪篇》: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音和响必清,端影缘直表。大化扬仁风,齐人犹偃草。圣王既已没,谁能弘至道。开春湛柔露,代终肃严霜。承平贵孔、孟,政弊侯申、商。孝公明赏罚,六世犹克昌。李斯肆滥刑,秦民所以亡。汉宣隆中兴,魏祖宁三方。譬彼针与石,效疾而称良。《行苇》非不厚,悠悠何讵央。琴瑟时未调,改弦当更张。矧乃治天下,此要安可忘[5]。则为讽谏统治者听取民意的一首怨刺诗,同时诗人在句法上也进行了改造,因而作者加上一个“篇”字以示区别。 其三,由诗人按照所写诗歌的内容加上题目,亦即“本其命篇之意曰篇”(《文体明辨序说・乐府》)。在“篇”诗写作之初,诗人只是直接的以诗歌的前两个字来给“篇”诗命名,如曹植的《美女篇》、《仙人篇》都是这样命名的,后来诗人们对“篇”诗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开始概括诗的内容命名,如《宝剑篇》、《古镜篇》等。随着后世“篇”诗写作的增多和用途的扩大,出现了“某某篇答某某”、“某某篇赠某某”或“与某某某某篇”等诗题,来说明诗歌酬赠的对象,这些都是这一类诗题的衍生物。要探讨“篇”诗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究竟有多少“篇”诗。现存的“篇”诗见收于《乐府诗集》、《文苑英华》以及《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中(唐及唐以前)。因此现存的“篇”诗应是《文苑英华》、《乐府诗集》与《全唐诗》之和,共有218首,除去重复部分38首,共有180首。 其三,由诗人按照所写诗歌的内容加上题目,亦即“本其命篇之意曰篇”(《文体明辨序说・乐府》)。在“篇”诗写作之初,诗人只是直接的以诗歌的前两个字来给“篇”诗命名,如曹植的《美女篇》、《仙人篇》都是这样命名的,后来诗人们对“篇”诗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开始概括诗的内容命名,如《宝剑篇》、《古镜篇》等。随着后世“篇”诗写作的增多和用途的扩大,出现了“某某篇答某某”、“某某篇赠某某”或“与某某某某篇”等诗题,来说明诗歌酬赠的对象,这些都是这一类诗题的衍生物。要探讨“篇”诗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究竟有多少“篇”诗。现存的“篇”诗见收于《乐府诗集》、《文苑英华》以及《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中(唐及唐以前)。因此现存的“篇”诗应是《文苑英华》、《乐府诗集》与《全唐诗》之和,共有218首,除去重复部分38首,共有180首。 “篇”诗的起源应追溯到魏晋时期,这时的“篇”诗处于草创阶段,写作“篇”诗的诗人不多,只有曹植、傅玄、张华三人。曹植是“篇”这一“歌辞性诗题”的首创者,后世“篇”诗的内容及写法基本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而张华的抒情“篇”诗为后世《畴昔篇》等抒情大“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大力写作“篇”诗的诗人是曹植,传世的“篇”诗有12首。曹植的“篇”诗大概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篇”诗主要用于描写诗人个人情感,着重抒发得不到重用的不平幽愤之情,这类的诗歌有《美女篇》、《种葛篇》、《吁嗟篇》;另一类则是抒发人类的“普遍情感”,感叹人生倏忽,岁月蹉跎,这类诗歌有《仙人篇》、《飞龙篇》、《驱车篇》,作者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寿同金石;最后一类则是描写作者作为王公贵族所见的都邑盛况,如《名都篇》。曹植以他的创作,为后人留下了规范,后世的“篇”诗内容大体都是按照曹植留下来的范式继续发展。在表现形式上,曹植写作的“篇”诗大都为五言体,而且曹植的五言诗大都采用铺叙的手法描摹物态,曲折的表达作者的心情,这一手法也多为后世作家所仿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曹植是“篇”诗的鼻祖。曹植虽然首创了以“篇”命名的方式,但所作“篇”诗都是以首句的前两个字来命名,与此类似的还有《仙人篇》、《美女篇》、《远游篇》、《种葛篇》、《盘石篇》、《��篇》、《驱车篇》。 “篇”诗的起源应追溯到魏晋时期,这时的“篇”诗处于草创阶段,写作“篇”诗的诗人不多,只有曹植、傅玄、张华三人。曹植是“篇”这一“歌辞性诗题”的首创者,后世“篇”诗的内容及写法基本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而张华的抒情“篇”诗为后世《畴昔篇》等抒情大“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大力写作“篇”诗的诗人是曹植,传世的“篇”诗有12首。曹植的“篇”诗大概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篇”诗主要用于描写诗人个人情感,着重抒发得不到重用的不平幽愤之情,这类的诗歌有《美女篇》、《种葛篇》、《吁嗟篇》;另一类则是抒发人类的“普遍情感”,感叹人生倏忽,岁月蹉跎,这类诗歌有《仙人篇》、《飞龙篇》、《驱车篇》,作者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寿同金石;最后一类则是描写作者作为王公贵族所见的都邑盛况,如《名都篇》。曹植以他的创作,为后人留下了规范,后世的“篇”诗内容大体都是按照曹植留下来的范式继续发展。在表现形式上,曹植写作的“篇”诗大都为五言体,而且曹植的五言诗大都采用铺叙的手法描摹物态,曲折的表达作者的心情,这一手法也多为后世作家所仿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曹植是“篇”诗的鼻祖。曹植虽然首创了以“篇”命名的方式,但所作“篇”诗都是以首句的前两个字来命名,与此类似的还有《仙人篇》、《美女篇》、《远游篇》、《种葛篇》、《盘石篇》、《��篇》、《驱车篇》。 晋代继曹植之后大力写作“篇”诗的还有傅玄和张华。张华有3首“篇”诗:《游侠篇》、《轻薄篇》及《游猎篇》,张华的命题方式不同于曹植,《轻薄篇》只是以首句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字“轻薄”为题,而《游侠篇》与《游猎篇》都是概括全诗大意命名,《轻薄篇》就很能代表张华的诗风,诗中对公子王孙们轻薄行为的铺写,词藻华丽丰瞻,无论是物质的奢侈,还是宴饮场面的放荡,都写得有声有色,可语气却温和平稳,如果说多少还有讽谏意味的话,那就绝不是愤怒的鞭挞,也不是含泪的批判,而只是微笑的批评罢了。 晋代继曹植之后大力写作“篇”诗的还有傅玄和张华。张华有3首“篇”诗:《游侠篇》、《轻薄篇》及《游猎篇》,张华的命题方式不同于曹植,《轻薄篇》只是以首句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字“轻薄”为题,而《游侠篇》与《游猎篇》都是概括全诗大意命名,《轻薄篇》就很能代表张华的诗风,诗中对公子王孙们轻薄行为的铺写,词藻华丽丰瞻,无论是物质的奢侈,还是宴饮场面的放荡,都写得有声有色,可语气却温和平稳,如果说多少还有讽谏意味的话,那就绝不是愤怒的鞭挞,也不是含泪的批判,而只是微笑的批评罢了。 傅玄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据史书记载幼年勤学善文,他的诗歌呈现出新温婉丽、善言儿女的特点,傅玄有“篇”诗11首传世,《豫章行苦相篇》是傅玄“篇”诗的代表作,这首诗对女子的神态、动作的刻画并不着意雕琢或渲染夸张,却能生动传神,《苦相篇》主要是用客观的陈述来表达主题思想和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色彩蕴含在哀怨动人的叙述、描写中,不直接抒发或评议。 傅玄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据史书记载幼年勤学善文,他的诗歌呈现出新温婉丽、善言儿女的特点,傅玄有“篇”诗11首传世,《豫章行苦相篇》是傅玄“篇”诗的代表作,这首诗对女子的神态、动作的刻画并不着意雕琢或渲染夸张,却能生动传神,《苦相篇》主要是用客观的陈述来表达主题思想和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色彩蕴含在哀怨动人的叙述、描写中,不直接抒发或评议。 魏晋时期是乐府“篇”诗的产生时期,这时的五言“篇”诗占据了主要地位,相比之下三言及杂言的“篇”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写作“篇”诗的作家也很少只有曹植、张华、傅玄等三人,作品相对集中,这说明这一时期“篇”诗尚处于萌芽阶段,“篇”诗的内容主要是曹植创造的。咏物抒情、泛抒情以及描写都邑盛况三大内容。“篇”诗的内容基本确立了,后世“篇”诗在内容上有所增加,但主要内容无外乎这三种,因而曹植的首创之功是不容忽视的。这一时期的“篇”诗从总体上来讲处于草创阶段,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言,“意者当时乐府之模拟,只求合于旧曲之韵逗曲折,不必如后世之按字填词,故能于一调之中,而适用各种诗体。……魏世作者,不独不受古题之牢笼,抑亦不受声调之桎梏,此其所以能各随其才性而尽其所长也欤?”[6]这时的乐府“篇”诗是诗人摆脱乐府古题羁绊的一种创举,诗人在写作过程中摆脱了古题的限制。因为自制的新题没有曲调依附,从而也就摆脱了声调对诗歌的限制,成为脱离了音乐的“纯”诗。至于后来“篇”诗的发展中又重新开始讲究格律与押韵,那是沈约将“声律论”应用到“篇”诗之后的事。总体而言,“篇”诗是在乐府诗与音乐分离的过程中产生的。 魏晋时期是乐府“篇”诗的产生时期,这时的五言“篇”诗占据了主要地位,相比之下三言及杂言的“篇”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写作“篇”诗的作家也很少只有曹植、张华、傅玄等三人,作品相对集中,这说明这一时期“篇”诗尚处于萌芽阶段,“篇”诗的内容主要是曹植创造的。咏物抒情、泛抒情以及描写都邑盛况三大内容。“篇”诗的内容基本确立了,后世“篇”诗在内容上有所增加,但主要内容无外乎这三种,因而曹植的首创之功是不容忽视的。这一时期的“篇”诗从总体上来讲处于草创阶段,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言,“意者当时乐府之模拟,只求合于旧曲之韵逗曲折,不必如后世之按字填词,故能于一调之中,而适用各种诗体。……魏世作者,不独不受古题之牢笼,抑亦不受声调之桎梏,此其所以能各随其才性而尽其所长也欤?”[6]这时的乐府“篇”诗是诗人摆脱乐府古题羁绊的一种创举,诗人在写作过程中摆脱了古题的限制。因为自制的新题没有曲调依附,从而也就摆脱了声调对诗歌的限制,成为脱离了音乐的“纯”诗。至于后来“篇”诗的发展中又重新开始讲究格律与押韵,那是沈约将“声律论”应用到“篇”诗之后的事。总体而言,“篇”诗是在乐府诗与音乐分离的过程中产生的。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日)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年。 [1](日)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年。 [2]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79 年,776 页。 [2]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79 年,776 页。 [3]葛晓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文学遗产》，1997 年第五期。 [3]葛晓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文学遗产》，1997 年第五期。 [4]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 年,250 页。 [4]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 年,250 页。 [5]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九,中华书局,1979 年,289 页。 [5]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九,中华书局,1979 年,289 页。 [6]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 [6]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 （作者单位：１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2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作者单位：１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2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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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篇”是乐府诗中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详细介绍了“篇”诗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存世“本文对乐府诗中“歌辞性诗题”之一的“篇”进行定义,并依照定义对“篇”诗进行检索,确定唐及唐以前现有“篇”诗的数量。并以此为依据对唐及唐以前的“篇”诗进行研究,确定“篇”诗发展的基本阶段结合“篇”诗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结出魏晋时期“篇”诗在命题方式、内容以及歌行化上的特点。 摘 要:“篇”是乐府诗中重要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详细介绍了“篇”诗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了存世“本文对乐府诗中“歌辞性诗题”之一的“篇”进行定义,并依照定义对“篇”诗进行检索,确定唐及唐以前现有“篇”诗的数量。并以此为依据对唐及唐以前的“篇”诗进行研究,确定“篇”诗发展的基本阶段结合“篇”诗的发展演变过程,总结出魏晋时期“篇”诗在命题方式、内容以及歌行化上的特点。 关键词:魏晋;乐府;“篇”诗 关键词:魏晋;乐府;“篇”诗 “篇”诗就是乐府诗中以“篇”命名的诗歌,是指题目为“某某篇”形式的诗歌,包括由这种形式衍生的“某某篇赠某某”、“某某篇答某某”、“与某某某某篇”等题目。“篇”诗起源于乐府。乐府诗的命题方式有两种:一是单纯的主题词,如《上邪》等,二是主题词后缀以“歌辞性字样”,如《长歌行》等,如胡震亨所说:“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唐音癸鉴・体凡》)后一种命题方式也就是“歌辞性诗题” [1],因而我们可以说,“篇”诗像“行”诗、“歌”诗以及其他冠有歌辞性字样的诗歌一样,是乐府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歌辞性诗题”的一种。然而两种命题方式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如《上邪》也可以加上一个“篇”字成为《上邪篇》。“篇”这一“歌辞性诗题”的形成有三种方式,也就是说“篇”诗的产生有三种方式: “篇”诗就是乐府诗中以“篇”命名的诗歌,是指题目为“某某篇”形式的诗歌,包括由这种形式衍生的“某某篇赠某某”、“某某篇答某某”、“与某某某某篇”等题目。“篇”诗起源于乐府。乐府诗的命题方式有两种:一是单纯的主题词,如《上邪》等,二是主题词后缀以“歌辞性字样”,如《长歌行》等,如胡震亨所说:“其题或名歌,亦或名行,或兼名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者,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唐音癸鉴・体凡》)后一种命题方式也就是“歌辞性诗题” [1],因而我们可以说,“篇”诗像“行”诗、“歌”诗以及其他冠有歌辞性字样的诗歌一样,是乐府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歌辞性诗题”的一种。然而两种命题方式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如《上邪》也可以加上一个“篇”字成为《上邪篇》。“篇”这一“歌辞性诗题”的形成有三种方式,也就是说“篇”诗的产生有三种方式: 其一,由乐府诗发展演化而成。曹植有《鼙鼓歌五首》,分别以“篇”为名,“曰《圣皇篇》、《灵芝篇》、《大魏篇》、《精微篇》、《孟冬篇》,前有小序,曰:‘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2] 傅玄有《苦相篇》、《有女篇》、《历九秋篇》,《乐府诗集》分别作《豫章行苦相篇》、《艳歌行有女篇》、《怨歌行朝时篇》、《董逃行历九秋篇》,由此可知 “篇”是依“歌”或“行”的曲调所填的词[3]。 其一,由乐府诗发展演化而成。曹植有《鼙鼓歌五首》,分别以“篇”为名,“曰《圣皇篇》、《灵芝篇》、《大魏篇》、《精微篇》、《孟冬篇》,前有小序,曰:‘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2] 傅玄有《苦相篇》、《有女篇》、《历九秋篇》,《乐府诗集》分别作《豫章行苦相篇》、《艳歌行有女篇》、《怨歌行朝时篇》、《董逃行历九秋篇》,由此可知 “篇”是依“歌”或“行”的曲调所填的词[3]。 其二,由乐府古题加一个“篇”字而构成新的题目。乐府诗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为历代诗人所共同吟咏,然而它的题目却是固定的,这就是所谓的乐府古题。后世的诗人按照古题写乐府诗,内容是时事却仍然用古题,作者在古题后加一个“篇”字以示区别,晋宋之际诗人何承天的《鼓吹铙歌十五首》基本如此,如汉乐府中的《战城南》诗人写做《战城南篇》,汉乐府中的《巫山高》诗人写做《巫山高篇》,汉乐府中的《将进酒》诗人写做《将进酒篇》,汉乐府中的《有所思》诗人写做《有所思篇》,汉乐府《上邪》诗人写做《上邪篇》,在《乐府诗集》中这些乐府古题还保留着,我们可以从这些现存的汉乐府古题比较两者的差别。如汉乐府中的《上邪》本是指男女相恋永不分别的情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4]。而何承天的《上邪篇》: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音和响必清,端影缘直表。大化扬仁风,齐人犹偃草。圣王既已没,谁能弘至道。开春湛柔露,代终肃严霜。承平贵孔、孟,政弊侯申、商。孝公明赏罚,六世犹克昌。李斯肆滥刑,秦民所以亡。汉宣隆中兴,魏祖宁三方。譬彼针与石,效疾而称良。《行苇》非不厚,悠悠何讵央。琴瑟时未调,改弦当更张。矧乃治天下,此要安可忘[5]。则为讽谏统治者听取民意的一首怨刺诗,同时诗人在句法上也进行了改造,因而作者加上一个“篇”字以示区别。�渡闲啊肥�诵醋觥渡闲捌��在《乐府诗集》中这些乐府古题还保留着,我们可以从这些现存的汉乐府古题比较两者的差别。如汉乐府中的《上邪》本是指男女相恋永不分别的情歌: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4]。而何承天的《上邪篇》:上邪下难正,众枉不可矫。音和响必清,端影缘直表。大化扬仁风,齐人犹偃草。圣王既已没,谁能弘至道。开春湛柔露,代终肃严霜。承平贵孔、孟,政弊侯申、商。孝公明赏罚,六世犹克昌。李斯肆滥刑,秦民所以亡。汉宣隆中兴,魏祖宁三方。譬彼针与石,效疾而称良。《行苇》非不厚,悠悠何讵央。琴瑟时未调,改弦当更张。矧乃治天下,此要安可忘[5]。则为讽谏统治者听取民意的一首怨刺诗,同时诗人在句法上也进行了改造,因而作者加上一个“篇”字以示区别。 其三,由诗人按照所写诗歌的内容加上题目,亦即“本其命篇之意曰篇”(《文体明辨序说・乐府》)。在“篇”诗写作之初,诗人只是直接的以诗歌的前两个字来给“篇”诗命名,如曹植的《美女篇》、《仙人篇》都是这样命名的,后来诗人们对“篇”诗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开始概括诗的内容命名,如《宝剑篇》、《古镜篇》等。随着后世“篇”诗写作的增多和用途的扩大,出现了“某某篇答某某”、“某某篇赠某某”或“与某某某某篇”等诗题,来说明诗歌酬赠的对象,这些都是这一类诗题的衍生物。要探讨“篇”诗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究竟有多少“篇”诗。现存的“篇”诗见收于《乐府诗集》、《文苑英华》以及《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中(唐及唐以前)。因此现存的“篇”诗应是《文苑英华》、《乐府诗集》与《全唐诗》之和,共有218首,除去重复部分38首,共有180首。 其三,由诗人按照所写诗歌的内容加上题目,亦即“本其命篇之意曰篇”(《文体明辨序说・乐府》)。在“篇”诗写作之初,诗人只是直接的以诗歌的前两个字来给“篇”诗命名,如曹植的《美女篇》、《仙人篇》都是这样命名的,后来诗人们对“篇”诗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开始概括诗的内容命名,如《宝剑篇》、《古镜篇》等。随着后世“篇”诗写作的增多和用途的扩大,出现了“某某篇答某某”、“某某篇赠某某”或“与某某某某篇”等诗题,来说明诗歌酬赠的对象,这些都是这一类诗题的衍生物。要探讨“篇”诗的问题,首先要搞清楚究竟有多少“篇”诗。现存的“篇”诗见收于《乐府诗集》、《文苑英华》以及《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中(唐及唐以前)。因此现存的“篇”诗应是《文苑英华》、《乐府诗集》与《全唐诗》之和,共有218首,除去重复部分38首,共有180首。 “篇”诗的起源应追溯到魏晋时期,这时的“篇”诗处于草创阶段,写作“篇”诗的诗人不多,只有曹植、傅玄、张华三人。曹植是“篇”这一“歌辞性诗题”的首创者,后世“篇”诗的内容及写法基本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而张华的抒情“篇”诗为后世《畴昔篇》等抒情大“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大力写作“篇”诗的诗人是曹植,传世的“篇”诗有12首。曹植的“篇”诗大概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篇”诗主要用于描写诗人个人情感,着重抒发得不到重用的不平幽愤之情,这类的诗歌有《美女篇》、《种葛篇》、《吁嗟篇》;另一类则是抒发人类的“普遍情感”,感叹人生倏忽,岁月蹉跎,这类诗歌有《仙人篇》、《飞龙篇》、《驱车篇》,作者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寿同金石;最后一类则是描写作者作为王公贵族所见的都邑盛况,如《名都篇》。曹植以他的创作,为后人留下了规范,后世的“篇”诗内容大体都是按照曹植留下来的范式继续发展。在表现形式上,曹植写作的“篇”诗大都为五言体,而且曹植的五言诗大都采用铺叙的手法描摹物态,曲折的表达作者的心情,这一手法也多为后世作家所仿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曹植是“篇”诗的鼻祖。曹植虽然首创了以“篇”命名的方式,但所作“篇”诗都是以首句的前两个字来命名,与此类似的还有《仙人篇》、《美女篇》、《远游篇》、《种葛篇》、《盘石篇》、《��篇》、《驱车篇》。 “篇”诗的起源应追溯到魏晋时期,这时的“篇”诗处于草创阶段,写作“篇”诗的诗人不多,只有曹植、傅玄、张华三人。曹植是“篇”这一“歌辞性诗题”的首创者,后世“篇”诗的内容及写法基本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而张华的抒情“篇”诗为后世《畴昔篇》等抒情大“篇”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大力写作“篇”诗的诗人是曹植,传世的“篇”诗有12首。曹植的“篇”诗大概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篇”诗主要用于描写诗人个人情感,着重抒发得不到重用的不平幽愤之情,这类的诗歌有《美女篇》、《种葛篇》、《吁嗟篇》;另一类则是抒发人类的“普遍情感”,感叹人生倏忽,岁月蹉跎,这类诗歌有《仙人篇》、《飞龙篇》、《驱车篇》,作者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寿同金石;最后一类则是描写作者作为王公贵族所见的都邑盛况,如《名都篇》。曹植以他的创作,为后人留下了规范,后世的“篇”诗内容大体都是按照曹植留下来的范式继续发展。在表现形式上,曹植写作的“篇”诗大都为五言体,而且曹植的五言诗大都采用铺叙的手法描摹物态,曲折的表达作者的心情,这一手法也多为后世作家所仿效。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说曹植是“篇”诗的鼻祖。曹植虽然首创了以“篇”命名的方式,但所作“篇”诗都是以首句的前两个字来命名,与此类似的还有《仙人篇》、《美女篇》、《远游篇》、《种葛篇》、《盘石篇》、《��篇》、《驱车篇》。 晋代继曹植之后大力写作“篇”诗的还有傅玄和张华。张华有3首“篇”诗:《游侠篇》、《轻薄篇》及《游猎篇》,张华的命题方式不同于曹植,《轻薄篇》只是以首句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字“轻薄”为题,而《游侠篇》与《游猎篇》都是概括全诗大意命名,《轻薄篇》就很能代表张华的诗风,诗中对公子王孙们轻薄行为的铺写,词藻华丽丰瞻,无论是物质的奢侈,还是宴饮场面的放荡,都写得有声有色,可语气却温和平稳,如果说多少还有讽谏意味的话,那就绝不是愤怒的鞭挞,也不是含泪的批判,而只是微笑的批评罢了。 晋代继曹植之后大力写作“篇”诗的还有傅玄和张华。张华有3首“篇”诗:《游侠篇》、《轻薄篇》及《游猎篇》,张华的命题方式不同于曹植,《轻薄篇》只是以首句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字“轻薄”为题,而《游侠篇》与《游猎篇》都是概括全诗大意命名,《轻薄篇》就很能代表张华的诗风,诗中对公子王孙们轻薄行为的铺写,词藻华丽丰瞻,无论是物质的奢侈,还是宴饮场面的放荡,都写得有声有色,可语气却温和平稳,如果说多少还有讽谏意味的话,那就绝不是愤怒的鞭挞,也不是含泪的批判,而只是微笑的批评罢了。 傅玄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据史书记载幼年勤学善文,他的诗歌呈现出新温婉丽、善言儿女的特点,傅玄有“篇”诗11首传世,《豫章行苦相篇》是傅玄“篇”诗的代表作,这首诗对女子的神态、动作的刻画并不着意雕琢或渲染夸张,却能生动传神,《苦相篇》主要是用客观的陈述来表达主题思想和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色彩蕴含在哀怨动人的叙述、描写中,不直接抒发或评议。 傅玄是西晋著名的文学家,据史书记载幼年勤学善文,他的诗歌呈现出新温婉丽、善言儿女的特点,傅玄有“篇”诗11首传世,《豫章行苦相篇》是傅玄“篇”诗的代表作,这首诗对女子的神态、动作的刻画并不着意雕琢或渲染夸张,却能生动传神,《苦相篇》主要是用客观的陈述来表达主题思想和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色彩蕴含在哀怨动人的叙述、描写中,不直接抒发或评议。 魏晋时期是乐府“篇”诗的产生时期,这时的五言“篇”诗占据了主要地位,相比之下三言及杂言的“篇”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写作“篇”诗的作家也很少只有曹植、张华、傅玄等三人,作品相对集中,这说明这一时期“篇”诗尚处于萌芽阶段,“篇”诗的内容主要是曹植创造的。咏物抒情、泛抒情以及描写都邑盛况三大内容。“篇”诗的内容基本确立了,后世“篇”诗在内容上有所增加,但主要内容无外乎这三种,因而曹植的首创之功是不容忽视的。这一时期的“篇”诗从总体上来讲处于草创阶段,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言,“意者当时乐府之模拟,只求合于旧曲之韵逗曲折,不必如后世之按字填词,故能于一调之中,而适用各种诗体。……魏世作者,不独不受古题之牢笼,抑亦不受声调之桎梏,此其所以能各随其才性而尽其所长也欤?”[6]这时的乐府“篇”诗是诗人摆脱乐府古题羁绊的一种创举,诗人在写作过程中摆脱了古题的限制。因为自制的新题没有曲调依附,从而也就摆脱了声调对诗歌的限制,成为脱离了音乐的“纯”诗。至于后来“篇”诗的发展中又重新开始讲究格律与押韵,那是沈约将“声律论”应用到“篇”诗之后的事。总体而言,“篇”诗是在乐府诗与音乐分离的过程中产生的。 魏晋时期是乐府“篇”诗的产生时期,这时的五言“篇”诗占据了主要地位,相比之下三言及杂言的“篇”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写作“篇”诗的作家也很少只有曹植、张华、傅玄等三人,作品相对集中,这说明这一时期“篇”诗尚处于萌芽阶段,“篇”诗的内容主要是曹植创造的。咏物抒情、泛抒情以及描写都邑盛况三大内容。“篇”诗的内容基本确立了,后世“篇”诗在内容上有所增加,但主要内容无外乎这三种,因而曹植的首创之功是不容忽视的。这一时期的“篇”诗从总体上来讲处于草创阶段,正如萧涤非先生所言,“意者当时乐府之模拟,只求合于旧曲之韵逗曲折,不必如后世之按字填词,故能于一调之中,而适用各种诗体。……魏世作者,不独不受古题之牢笼,抑亦不受声调之桎梏,此其所以能各随其才性而尽其所长也欤?”[6]这时的乐府“篇”诗是诗人摆脱乐府古题羁绊的一种创举,诗人在写作过程中摆脱了古题的限制。因为自制的新题没有曲调依附,从而也就摆脱了声调对诗歌的限制,成为脱离了音乐的“纯”诗。至于后来“篇”诗的发展中又重新开始讲究格律与押韵,那是沈约将“声律论”应用到“篇”诗之后的事。总体而言,“篇”诗是在乐府诗与音乐分离的过程中产生的。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日)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年。 [1](日)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年。 [2]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79 年,776 页。 [2]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五十三,中华书局,1979 年,776 页。 [3]葛晓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文学遗产》，1997 年第五期。 [3]葛晓音.《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文学遗产》，1997 年第五期。 [4]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 年,250 页。 [4]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六,中华书局,1979 年,250 页。 [5]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九,中华书局,1979 年,289 页。 [5]宋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十九,中华书局,1979 年,289 页。 [6]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 [6]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年。 （作者单位：１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2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作者单位：１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2新疆医科大学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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