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08月15日04:40
“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年届六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的一纸道歉，开启了这个夏天“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一场接力。《中国青年报》报道，刘伯勤在杂志登道歉函之后，河北邯郸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分别登报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
时过境迁，还提那些陈年旧事做什么？对此话题的讨论，不仅涉及道歉的内容本身，还攸关对此时忏悔的必要性审视。没错，历史已经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国家与时代都在发展，发展到甚至后来者已经对那段过往的记忆足够模糊的地步。于浩劫的亲历者而言，记忆渐渐成了煎熬，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那些印有时间刻度的画面，尽管变得斑驳，但画面中所显现出的对文明的破坏、对人性的扭曲以及全民道德的失守，只因为从未真正直面并表达忏悔，时间越久，负累会越大。
翻看垂暮老者写下的忏悔与反省，以及由此得以重新审视的个中片段，牵出的是对人伦、人性的惊诧与慨叹。安徽的张红兵在“文革”中，和父亲一起向军代表检举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被枪毙；山东的刘伯勤等多位老人，向曾经批斗的师长道歉。很难想象，个人被时代裹挟、蛊惑所铸就的罪错，会有如此大的杀伤力，这些由行为及至记忆的元素，所留给当事双方的痛楚，永难愈合。
人面对历史的态度，可能会有很多种，直面或许是最难的选择。面对曾经的“文革”灾难，具体个案的施虐者，痛切的受害者，甚至默默的围观者，往往同样缺乏回首的勇气，原因则可能会很多元。于施虐者而言，比如浩劫初结束时所担心的追责，比如无法面对亲人、师友的愧疚，当然，也可能至今不认为个人有罪错；于受害者来说，却可能是不愿、也不忍再想起自己曾遭遇的凌辱；至于围观者，或许在于对那些苦难、惨剧的无能为力，以及最终“选择闭上眼”的不堪。
更何况，表面看来，那些历史的伤口，可能早已结痂，重提还有什么确切的意义？但是，一开始就曾试图模糊以待，或推给时代的说辞，虽然曾竭尽全力去抵抗，在历史面前，终究会被证明靠不住。揭开伤疤不是为了撒盐，而是在于试图实现民族心理的最终愈合。正如巴金老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时所言，“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学者徐友渔认为，人与其他动物对记忆的区别，不仅在于记忆的强度和持久性，而且在于记忆的集体性、社会性、民族性，对有些事件的记忆，属于全人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接受采访时曾坦承“参加过对自己老师的批斗”，@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刊发评论认为，在历史的动荡和巨变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或施害者。现代化过程中，认识人性局限、清除自身“毒素”、忏悔甚至承认“罪责”，对重塑社会伦理、避免道德失范至关重要。必须要说，选择在垂暮之年勇敢地站出来直面曾经的罪错，那些老人是在为整个社会、国家与民族清除毒素，值得致敬，应该得到更多的响应。因为这不仅是个体心灵应有的救赎，更是集体记忆所必须的疗伤与反省，这一阶段，掐不断，跳不过。
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其作为国家总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意味深长地说，“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这就不仅需要亲历者勇敢地站出来发出警示与反省的声音，更需要后来者对历史的铭记，抑或争论、辩驳，进而构筑起对权力、暴虐的制度性防御。“对历史过错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对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纷扰、苦痛与不堪，需要足够的勇气去直面，进而才会产生足够深刻、清醒的认知，才真正谈得上“永不再犯”。以真相换和解，为这种深入的讨论与反省尽可能地创造更宽松的社会氛围，是国家与国民共担的责任，义不容辞。
2013年08月15日04:40
“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年届六十的山东老人刘伯勤的一纸道歉，开启了这个夏天“将道歉公之于众”的一场接力。《中国青年报》报道，刘伯勤在杂志登道歉函之后，河北邯郸退休宣传干部宋继超、湖南的温庆福、山东的卢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分别登报向“文革”中伤害过的人道歉。
时过境迁，还提那些陈年旧事做什么？对此话题的讨论，不仅涉及道歉的内容本身，还攸关对此时忏悔的必要性审视。没错，历史已经翻过了那沉重的一页，国家与时代都在发展，发展到甚至后来者已经对那段过往的记忆足够模糊的地步。于浩劫的亲历者而言，记忆渐渐成了煎熬，成了挥之不去的梦魇，那些印有时间刻度的画面，尽管变得斑驳，但画面中所显现出的对文明的破坏、对人性的扭曲以及全民道德的失守，只因为从未真正直面并表达忏悔，时间越久，负累会越大。
翻看垂暮老者写下的忏悔与反省，以及由此得以重新审视的个中片段，牵出的是对人伦、人性的惊诧与慨叹。安徽的张红兵在“文革”中，和父亲一起向军代表检举母亲的“反动言论”，导致母亲被枪毙；山东的刘伯勤等多位老人，向曾经批斗的师长道歉。很难想象，个人被时代裹挟、蛊惑所铸就的罪错，会有如此大的杀伤力，这些由行为及至记忆的元素，所留给当事双方的痛楚，永难愈合。
人面对历史的态度，可能会有很多种，直面或许是最难的选择。面对曾经的“文革”灾难，具体个案的施虐者，痛切的受害者，甚至默默的围观者，往往同样缺乏回首的勇气，原因则可能会很多元。于施虐者而言，比如浩劫初结束时所担心的追责，比如无法面对亲人、师友的愧疚，当然，也可能至今不认为个人有罪错；于受害者来说，却可能是不愿、也不忍再想起自己曾遭遇的凌辱；至于围观者，或许在于对那些苦难、惨剧的无能为力，以及最终“选择闭上眼”的不堪。
更何况，表面看来，那些历史的伤口，可能早已结痂，重提还有什么确切的意义？但是，一开始就曾试图模糊以待，或推给时代的说辞，虽然曾竭尽全力去抵抗，在历史面前，终究会被证明靠不住。揭开伤疤不是为了撒盐，而是在于试图实现民族心理的最终愈合。正如巴金老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时所言，“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学者徐友渔认为，人与其他动物对记忆的区别，不仅在于记忆的强度和持久性，而且在于记忆的集体性、社会性、民族性，对有些事件的记忆，属于全人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在接受采访时曾坦承“参加过对自己老师的批斗”，@新华社中国网事为此刊发评论认为，在历史的动荡和巨变中，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或施害者。现代化过程中，认识人性局限、清除自身“毒素”、忏悔甚至承认“罪责”，对重塑社会伦理、避免道德失范至关重要。必须要说，选择在垂暮之年勇敢地站出来直面曾经的罪错，那些老人是在为整个社会、国家与民族清除毒素，值得致敬，应该得到更多的响应。因为这不仅是个体心灵应有的救赎，更是集体记忆所必须的疗伤与反省，这一阶段，掐不断，跳不过。
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其作为国家总理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意味深长地说，“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这就不仅需要亲历者勇敢地站出来发出警示与反省的声音，更需要后来者对历史的铭记，抑或争论、辩驳，进而构筑起对权力、暴虐的制度性防御。“对历史过错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责任，而是以全社会的名义承诺，永远不再犯以前的过错”，对这个国家曾经经历的纷扰、苦痛与不堪，需要足够的勇气去直面，进而才会产生足够深刻、清醒的认知，才真正谈得上“永不再犯”。以真相换和解，为这种深入的讨论与反省尽可能地创造更宽松的社会氛围，是国家与国民共担的责任，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