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历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入党申请书,又称入党申请报告,是要求入党的人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提出的一种书面材料。入党申请书标志着申请人经过了郑重思考,向党组织表明自己有入党的志愿和要求,使党组织了解申请人的政治信仰和追求,便于党组织对申请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教育、考察,同时也是党组织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的重要依据。每一位要求入党的同志,都应该认真写好入党申请书。
以下是本站入党申请书频道为大家整理的党的历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供大家参考。更多阅读请查看本站入党申请书频道。

1927年7月15日,党的五大闭幕两个月,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

  这时的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在如何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六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到莫斯科去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
  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所以,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这是党的历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会前,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莫斯科后,开始进行紧张的大会筹备工作。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党的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
  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亲自予以指导,多次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革命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党的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座旧式贵族庄园
  关于党的六大会址,国内一般只含糊地说在莫斯科近郊一座旧式贵族庄园,而具体到村镇名称则有“兹维尼果罗德镇”(位于莫斯科西北部)和“五一村”(位于莫斯科南部)两种说法。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参加六大的许多当事人,如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飞等,在回忆六大时,只简单地说在莫斯科召开,或者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而没有说明详细地名。
  就是记述较为详细的张国焘,也只说了大概。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记不得六大会址的名字了,“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兹维尼果罗德镇”说
  关于“兹维尼果罗德镇”说,最早出自盛岳所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这本书是1971年在美国出版的,1980年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翻译出版发行。盛岳在“中山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章中专门谈到六大会址。书中写道:
  “一个出席党的六大的东方共大学生回忆说,大会会址是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这座乡间别墅原来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财产,它的名字的意思是‘银色别墅’,因其白墙在阳光下光耀夺目而得此名。”
  盛岳于1926年至1930年由中共北京市委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34年,他在上海被捕后叛变,全国解放前夕逃往海外。《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是近40年后写的。他在书中也称,不得不大部分依靠他的记忆,“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的记忆也靠不住”。
  据盛岳称,其妻秦曼云“对关于党的六大那一章所作的贡献尤为可贵”,因秦当时是从中山大学调去参加党的六大准备工作的学生之一。但秦自己则说,她连六大会址附近火车站的名称都记不得,“毕竟已事隔40年”。由此,国内众多著述在介绍党的六大会址时,大多借用盛岳书中的说法,甚至对会址及其周边场景的描述都完全相同或相似。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瞿秋白传》,写的是“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银色别墅”;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年版《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写的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个叫做列布若耶(银光)别墅的前贵族庄园召开”。还有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中央党史研究室拍摄的历史文献片《从一大到十五大》等。
  “五一村”说
  当然,也有一部分著作采用“五一村”的说法,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就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那罗福明斯克城附近的波乌麦斯基村举行”(“波乌麦斯基”即是“五一”的俄语音译——引者注)。
  1999年9月,笔者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汉学家舍维廖夫教授(已去世)带领下,参观过五一村党的六大会址。清楚记得,当时的路牌上标的就是“五一村”。在俄罗斯网站上查找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资料,也说党的六大在五一村召开。
  同时,盛岳书中对党的六大会址及其周边环境的描述,符合我们参观的五一村党的六大会址特征,而具体地名不符,估计是那位“出席党的六大的东方共大学生”搞错了,或者是由于年代久远,盛岳本人或是其妻记错了。
  虽然两种说法所称的地点名称不同,但所用的图片却是相同的,五一村工厂日志中记载的有关六大的内容(现存五一村文化宫图书馆),事实上都是五一村党的六大会址的三层楼。因此,关于党的六大会址的争议,应当说可以释疑了。
  后经努力,终于找到了三份能够明确证明党的六大在五一村召开的原始档案文献:《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28年6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28年7月19日)。这三份档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时间是六大召开期间。这三份关键性文件现收录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
  今日五一村
  六大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当地居民知道中国人在开会,后来才知道是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么一件大事发生在自己所在的村庄,村民们感到很自豪。他们还说,五一村曾是苏联克格勃的保密区,外人根本无法进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很好,这恐怕也是党的六大选择在这里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六大会址庄园大门的两根柱子残迹仍在。在岁月长河的侵蚀中,这个曾经辉煌的俄罗斯旧式贵族庄园,日渐破败和衰落,到处杂草丛生。
  会址的楼房墙体已经出现损坏,三层高的楼房类似我们国内所称的“筒子楼”,走廊两侧的墙壁斑驳陆离,走廊尽头堆放着废酒瓶子等杂物垃圾。
  楼内原住着十几户人家,一次火灾之后,现已全部搬离。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是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代会。图为位于莫斯科南部五一村的六大会议旧址。
  (李颖)

★入党申请书,又称入党申请报告,是要求入党的人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提出的一种书面材料。入党申请书标志着申请人经过了郑重思考,向党组织表明自己有入党的志愿和要求,使党组织了解申请人的政治信仰和追求,便于党组织对申请人有针对性地进行培养、教育、考察,同时也是党组织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的重要依据。每一位要求入党的同志,都应该认真写好入党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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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15日,党的五大闭幕两个月,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三年多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后失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原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南部一片腥风血雨。

  这时的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武装暴动计划,使“左”倾盲动错误在全党取得支配地位。在如何认识当时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六大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到莫斯科去
  党的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时间的酝酿和准备。
  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不久,当中共中央得知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分别于1928年春天和夏天在莫斯科召开、少共国际也将在莫斯科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考虑到届时中国共产党将派代表出席这几个大会,而且中共中央也迫切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及时指导。所以,经报请共产国际同意,遂决定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这是党的历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会前,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领导人到莫斯科后,开始进行紧张的大会筹备工作。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十分重视党的六大的准备工作,给予许多帮助。
  苏联和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布哈林亲自予以指导,多次会见中共中央领导人,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时革命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们的谈话,对澄清中共党内在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对党的六大的召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座旧式贵族庄园
  关于党的六大会址,国内一般只含糊地说在莫斯科近郊一座旧式贵族庄园,而具体到村镇名称则有“兹维尼果罗德镇”(位于莫斯科西北部)和“五一村”(位于莫斯科南部)两种说法。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参加六大的许多当事人,如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蔡和森、王若飞等,在回忆六大时,只简单地说在莫斯科召开,或者说在莫斯科近郊召开,而没有说明详细地名。
  就是记述较为详细的张国焘,也只说了大概。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记不得六大会址的名字了,“这所过去属于贵族地主的庄园,虽已陈旧,但还可以看出一些富丽堂皇的痕迹,附近还有一个国营农场和一些零零落落的农舍,阡陌葱绿,呈现着莫斯科郊外的初夏景色。”
  “兹维尼果罗德镇”说
  关于“兹维尼果罗德镇”说,最早出自盛岳所著《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这本书是1971年在美国出版的,1980年中国现代史料编刊社内部翻译出版发行。盛岳在“中山大学和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一章中专门谈到六大会址。书中写道:
  “一个出席党的六大的东方共大学生回忆说,大会会址是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这座乡间别墅原来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财产,它的名字的意思是‘银色别墅’,因其白墙在阳光下光耀夺目而得此名。”
  盛岳于1926年至1930年由中共北京市委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工作。1934年,他在上海被捕后叛变,全国解放前夕逃往海外。《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是近40年后写的。他在书中也称,不得不大部分依靠他的记忆,“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的记忆也靠不住”。
  据盛岳称,其妻秦曼云“对关于党的六大那一章所作的贡献尤为可贵”,因秦当时是从中山大学调去参加党的六大准备工作的学生之一。但秦自己则说,她连六大会址附近火车站的名称都记不得,“毕竟已事隔40年”。由此,国内众多著述在介绍党的六大会址时,大多借用盛岳书中的说法,甚至对会址及其周边场景的描述都完全相同或相似。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瞿秋白传》,写的是“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附近的一座乡间银色别墅”;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

年版《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写的是“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罗德镇的一个叫做列布若耶(银光)别墅的前贵族庄园召开”。还有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十五大》,中央党史研究室拍摄的历史文献片《从一大到十五大》等。
  “五一村”说
  当然,也有一部分著作采用“五一村”的说法,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就认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那罗福明斯克城附近的波乌麦斯基村举行”(“波乌麦斯基”即是“五一”的俄语音译——引者注)。
  1999年9月,笔者在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汉学家舍维廖夫教授(已去世)带领下,参观过五一村党的六大会址。清楚记得,当时的路牌上标的就是“五一村”。在俄罗斯网站上查找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资料,也说党的六大在五一村召开。
  同时,盛岳书中对党的六大会址及其周边环境的描述,符合我们参观的五一村党的六大会址特征,而具体地名不符,估计是那位“出席党的六大的东方共大学生”搞错了,或者是由于年代久远,盛岳本人或是其妻记错了。
  虽然两种说法所称的地点名称不同,但所用的图片却是相同的,五一村工厂日志中记载的有关六大的内容(现存五一村文化宫图书馆),事实上都是五一村党的六大会址的三层楼。因此,关于党的六大会址的争议,应当说可以释疑了。
  后经努力,终于找到了三份能够明确证明党的六大在五一村召开的原始档案文献:《米夫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6月19日)、《周恩来在党的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28年6月27日)、《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28年7月19日)。这三份档案落款都是“莫斯科州纳罗法明斯克地区五一村”,时间是六大召开期间。这三份关键性文件现收录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翻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
  今日五一村
  六大是在秘密情况下召开的,当时,当地居民知道中国人在开会,后来才知道是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么一件大事发生在自己所在的村庄,村民们感到很自豪。他们还说,五一村曾是苏联克格勃的保密区,外人根本无法进入,安全性和保密性都很好,这恐怕也是党的六大选择在这里召开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六大会址庄园大门的两根柱子残迹仍在。在岁月长河的侵蚀中,这个曾经辉煌的俄罗斯旧式贵族庄园,日渐破败和衰落,到处杂草丛生。
  会址的楼房墙体已经出现损坏,三层高的楼房类似我们国内所称的“筒子楼”,走廊两侧的墙壁斑驳陆离,走廊尽头堆放着废酒瓶子等杂物垃圾。
  楼内原住着十几户人家,一次火灾之后,现已全部搬离。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是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代会。图为位于莫斯科南部五一村的六大会议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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